电影节工作思路

① 26届上海电视节对上海建设全球影视有哪些积极作用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自从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举办之后，全球电影节或者取消或者延迟。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霞日前表示，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宣布举办，成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办的首个重大影视类国际文化活动。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将倒逼影视节在举办形式等方面做出创新转型。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大环境中，本届电视节迎难而上，积极配合新冠疫情的防控，展现出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云论坛、云市场、露天展映，目的就是为大家带来一次难忘又安全的电视节。

此外，每年的上海电视节放映环节，今年将全部以露天放映的形式展现。今年第一次将“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纳入白玉兰奖评选，这一创新的举动是为了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同时顺应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整体形势和需要。而且，为切实保障疫情防控需要，白玉兰奖的评选也是首次采用中国评委集中在上海、国际评委在线上参与互动的方式进行。本次颁奖典礼还将通过东方卫视、纪实人文频道以及部分视频平台进行播出。

② 有什么好看的爱情电影

推荐你一部日本电影《爱情是什么》。

2019年4月19日(这日子也很有梗了)在日本上映，之前提名过东京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片子里面提到一个中国皇帝的故事，或许对我们理解爱情有一个思路：无法忤逆皇帝的臣子，接受了皇帝全部的无理要求，然后皇帝越来越过分，最后都分不清这些要求是否残忍了，我一直以为残忍的是皇帝，但其实是顺从皇帝的臣子更残忍吧。

③ 微电影设计思路怎么写

微电影的写作方法 现在该来谈谈更大一些的工程十五至二十五页的微型剧本的写作。尽管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但只要想让制片厂或电视网买下你的作品, 那你就只能寄希望于你的故事有个出人意料的发展过程。潜在的买主首先希望读到故事简述之类的东西, 有人称它为“ 想法” , 或“ 提要” 。如果这笔买卖能谈成, 创作者在落笔写这个剧本之前, 将会应买方要求拟一个故事梗概。不管是为自己进行故事构思的需要, 还是为了在形式上与专业要求相统一, 提要和故事梗概都需要准备。 关于上层结构 这里强调的是同样一种戏剧性结构既适用于单个场景也适用于整部剧本。场景和剧本都必须树立人物并设计冲突, 渐进到某个危机点, 最终达到高潮和结局。故事就由所有这些场景来体现, 再被一个浓缩的空间所包容, 整个用电影剧本来讲述的故事又把这类场景置于相同结构都能适用的更大范围内。 这么说来, 同样一种戏剧性结构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的各个场景中无处不在的戏剧性结构。整部剧本的戏剧性结构反过来又由场景构成。情节就是这类场景发展成为你所讲述的故事的戏剧性结构。我们还要强调的, 是结构的说法并不抽象, 它是连贯的故事情节的特殊反映错综复杂的是场景还会引发意料之外的问题, 进而促使你的主人公有所行动。说到剧本, 你现在就要考虑步骤的问题。我们通过亲身参与下列程序熟悉每一幕所反映的连贯故事情节开始是交代人物并孕育冲突, 中间要加强人物塑造并激化冲突, 最后是高潮和结局。让我们探讨一下具体的步骤。 第一幕开始交代人物并孕育冲突 典型的做法是在第一幕中介绍你的人物, 他们的基本处境, 什么是可能打乱他们生活步调的问题, 以及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的初步努力。由于这种努力是有负作用的, 所以对反面人物及其阻力也要有所交代, 而且冲突还要进一步升级。主人公虽然会想方设法去解决矛盾, 但起码在最初的阶段仍看不到希望。 《克莱默夫妇》就是以乔安娜弃特德而去作为开端的。但第一幕并没有就此打住, 而是让特德和比利组成新的家庭结构为生存而斗争, 以此作为第一幕的延续。特德和比利成功了, 他们一同成长并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然后乔安娜重新出现, 想把比利要回去。这个家庭受到的威胁, 以新的更严重的形式出现。特德决定抗争。我们看到特德在餐馆里与乔安娜会面后大发雷霆, 那才是第一幕的结束。 主人公为缓解冲突所做的努力必须在第一幕结束时有个结果, 具体到特德身上, 那就是他必须在监护权的诉讼中获胜。在《心田》中, 那位妻子则必须把棉花种上并有所收获。换一种说法, 冲突的类型男人与男人, 乔安娜与特德, 克莱默与克莱默应该与摆在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保护由特德和比利组成的这个新的家庭单位紧密相联。 第二幕中段塑造人物并激化矛盾渐至危机点 第二幕要将主人公在第一幕结束时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推进到他或她的努力似乎即将归于失败的危机时刻。在《克莱默夫妇》中,第二幕的中心内容是围绕生动的法庭斗争展开的, 当特德败诉时,矛盾到达危机点。在《在江边又译《码头风云中, 特里在他哥哥被杀以前, 一直试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第二幕要比第一幕用时更少, 因为第二幕的重头都以情节为主。第二幕中会有许多曲折和反复, 但总起来讲, 一切都要同现在已经转而注重情节的主人公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环环相扣。但事情到了危机时刻往往会引发出更令人瞩目的焦点, 因为第二幕结束时, 主人公要找到阻碍他们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特德面对的是要失去比利特里则意识到他不得不独自面对约翰尼· 弗兰德利。 第三幕结尾处理高潮和结局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成功作品中的戏剧性障碍是经常变换的, 无论是在《毕业生》中罗宾逊太太对本的巧妙控制, 还是在《芳妮与亚历山大》中爱德华主教对亚历山大的道德恐吓。障碍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幕的结尾, 但它最后发生作用却是在第三幕中。 特里为反抗约翰尼· 弗兰德利而闹罢工。特德强迫自己和比利接受法庭的判决。在《宝贝儿》中, 迈克尔“ 毁灭” 了多萝西。在《教父》中, 迈克尔在唐· 科利昂死后开始暗杀他所有的敌人。就像危机和高潮导致某个场景的揭示和了结一样, 对一部电影剧本来说, 情况也是如此。特里以仁厚之心接受痛失比利的挑战最终障碍, 同时乔安娜却发现已无法将比利从特德身边带走揭示和了结。特里发现, 揭露约翰尼· 弗兰德利的证据还不充分最终障碍, 他只好自己去寻找, 然后独自面对并压倒约翰尼揭示和了结。 写电影剧本时步骤不能乱, 因为它是你在进行剧情构思时必须有连贯性的一个方面, 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戏剧情节是为克服缓解冲突而无法回避的那些困难所必需的。然而, 在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时, 步骤往往是需要被打乱的。如果你承担的微型电影剧本有可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话, 那么应该记住在实际播映中需要的段落间隔。但这不能被观众察觉。这样的间隔完全是由商业利益所决定的。你必须预先将这些因素充分估计到播映时很可能被分成一小时四节或半小时两节。所以, 要设法让人物在恰当的场景说出最后一句台词。 有很重要的两点要切记在心。 首先, 每个场景尽管都是靠戏来支撑, 但每场戏的份量却并不都是一样的。有些场景会比另外一些 更富于变化。比如说《在江边》中特里为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时与艾迪发生了争执再比如更早些时候约翰尼· 弗兰德利派查利去劝戒特里。亚历山大与爱德华· 维尔格鲁斯主教之间的那场戏就是整个故事矛盾冲突的重心之一, 和《在江边》中特里和查利在驾驶室里的那场戏一样重要。长度和重要性并不总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特里得知法庭判决结果后与弗兰德利之间的那场戏并不长。 其次要记住的是摄影机以地点的转换、气氛的营造和信息的传递来提供最大限度的流动感和秩序感。利用特殊的镜头和小规模的画面来传递信息、营造气氛, 并由此将彼此孤立的事件联系起来加以展现。《克莱默夫妇》的开头就是乔安娜和特德分别在家中和在班上的镜头交替出现。而《在江边》中我们看到的镜头却简单得多查利乘出租车去那间位于河岸边上的仓库, 格里· 正在那里等着他。《宝贝儿》则是精炼的画面被迈克尔的剪贴簿的插入镜头所切割。某事件发生在一个场景中, 而另外一些则多有变动, 比如《在江边》的高潮戏就是如此。在《宝贝儿》中, 即便是由迈克尔装扮的多萝西与莱斯之间的戏, 反复使用的也只是餐厅的餐桌与舞场的舞池之类的简单画面。

④ 中国珠海电影节的创办过程

要做一个涵盖两岸三地的电影节，最主要的公关对象当然是港台的电影界。为了电影节，李焕池曾经两次经过特批，飞赴台湾。而往来港澳的次数更是难以计算。香港方面，珠海主要联系吴思远。吴时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曾连续5年出任了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而台湾方面，则主攻时任台湾金马奖执委会主席的李行。再由吴、李二人，联络当地的电影人。
电影节得到影视界和两岸明星（成龙、方芳芳等）的大力支持，在此后将近半年的筹备时间里，三地的电影人更是通力合作，为珠海这座从未举办过电影节的城市，搭建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框架。参照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内地的长春电影节，珠海电影节安排了影片比赛、影片展映、影片学术研讨及升旗式、开幕式、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一系列盛大活动。电影奖评定设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摄影奖等奖项，分别颁发奖杯和奖金。
奖杯有一段掌故。珠海电影节设“飞龙奖”，其实最早名字不是这个。“本来我们想沿袭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的思路，做一个‘金龙奖’。”李焕池说，“后来想了一下，还是区别一下吧，叫‘飞龙奖’，寓意中华民族电影文化事业的腾飞，把三地都统到一起来。”

⑤ 中国电影历史

在中国电影世纪史上，新时期电影占有突出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占了五分之一，在各个时期中时间最张；而且因为它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显得最为丰富多彩！
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矛盾徘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电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罪行这一中心内容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恢复被“四人帮”定为“毒草”、大张挞伐的建国后“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组织写以同“四人帮”斗争题材为重点的影片创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复映片受到了观众如饥似渴的欢迎；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也取得了相应的精神解放。同时出品了近50余部故事片，特别是“十七年”间已有成就的导演如成荫、谢铁骊、谢晋等的重新拍片，显现了某些创作上的生机。但总的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解放，在创作上、思考问题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一时期的开端，人民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意气昂扬。它带来科学文化的春天，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电影的春天。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中国电影艺术同其他文学艺术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并不笔直、平坦，然而却是发展向上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这是任何一个处于大变动的社会都在所难免的。但经过党、政府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影界思想空前活跃，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以总结建国后电影的历史经验、解放思想为突破口，人们不断开拓电影创造和理论的新思路。电影和搞电影创作的人，都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既然这样，那么作为社会的人的电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矛盾、分歧和斗争。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重申：“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同时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以及祝词中的其他内容，有利于统一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电影工作的健康发展。那以后，电影艺术创作和学术理论上，都开始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在学术理论上，从1979年春《人民日报》开展“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以及随后《电影艺术》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起，在以后数年里。电影艺术思想空前活跃，大体是畅所欲言的。关于电影与戏剧、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关于电影美学、电影本性的讨论，关于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关于电影创新的讨论，记实性美学的被张扬，以及对西方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如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文本分析、原型批评，以及其他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被译介和引进，还有对中国传统电影理论及美学的讨论，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国后从来所没有过的蔚为大观的学术现象。他们程度不同地、或显或隐地影响了创作，特别是促进了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理论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重视。加以各种影展、回顾展的举办，各种评奖活动、电影节参赛，还有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走出去、请进来，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电影交流，拓宽了电影工作者的眼界。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各外国影片的引进放映，及与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鉴的机会。这一切艺术现象和相关条件，构成了新时期电影的一大特色。有学术气氛的电影发展和没有学术氛围的电影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应当指出，在这些电影艺术讨论和争鸣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科学判断。因为这还需要历史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益于中国电影的进步和电影学术自身的发展；比较好地做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造就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新时期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建树，他们的论文、专著和结集，把中国电影学术园地装点得一派生机。
同学术理论的空前活跃同步，是创作的繁荣兴盛。1979年，改革开发的头一年，电影创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年共生产故事片（含舞台艺术片、下同不赘）63部。“《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枪声〉、〈生活的颤音〉、〈樱〉、〈傲蕾∙一兰〉、〈苦难的心〉、〈海外赤子〉、〈神圣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导〉、〈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这个长张的多达22部的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名单，足已印证这一成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名单稍加分析，不难进一步发现，这里不仅有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如历史和革命历史、揭露“四人帮”罪行、“四化”建设、少年儿童、华侨故事、中外友谊、民间艺人命运，而且有着样式形态的多样化，如正剧、悲剧、喜剧、传记、惊险等。从主创人员的层面考察，这里既有建国后“十七年”已经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创作经验的编导艺术家。在前一类被人们已经习惯地称之为“第三代”导演的创作中，他们在追寻现实主义回归的意向里，力求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内容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并力求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来。同样是历史人物题材的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写的缓急、凝重，而《吉鸿昌》则奔放、激越；〈啊！摇篮〉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枪声〉的悬念性，〈泪痕〉的严谨，〈苦难的心〉的深沉，〈归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的清喜剧风味，都使这一代导演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一致的前提下，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从这个名单中看，“文革”前电影学院毕业而这时才有机会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的作品，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樱〉、〈小花〉、〈苦恼人的笑〉。他们同样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方法及形式的处理上，力图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樱〉的记实性手法和记录片式的摄影处理，〈生活的颤音〉把影片的故事结构同音乐的曲式结构叠套一起，〈小花〉中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交替并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区分开来，〈苦恼人的笑〉把幻境、梦境和现实交叉组接，以人物心理构成统一的线索；这一切都标志着创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用心。尽管这些影片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从而程度不同地显出这样或那样的稚嫩痕迹，但他们的创新勇气极为可嘉，其作品也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国电影创作生产丰富的一年”，“涌现了一批题材、样式丰富多彩、内容、样式有所创新，有一定艺术质量的好影片”，“有了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十分可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