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新电影

1.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都有哪些影片获得了奖项

《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摘得最佳影片奖荣誉；《摆动》摄影师西尔万·希尔曼获得最佳摄影奖；《真正的家人》导演法比安·古尔吉特获得最佳导演奖；

2. 芬兰电影《无名战士》，这个电影主题讲的是什么洛卡最后是活下来了

洛卡最后活着。

这是一部芬兰的史诗级电影，喜欢战争片的朋友，强烈推荐、不容错过，强烈推荐亲自看看，除了刚才我说“洛卡最后活着”，来回答题主问题以外，以下不会剧透。

电影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二次苏芬战争。背景是苏联在第一次苏芬战争也就是冬季战争中，付出了20万人的代价，才勉强击败全国动员起来才12万军队的芬兰。芬兰趁着德国闪击苏联，主动发起第二次战争，主要目的是拿回被占领土。

雪夜伏击

苏芬战争结束后，芬兰维持中立外交政策，尽量在东西方对立的冷战中维持中立，再也不想卷入战争了。

3. 求北欧文艺片

文艺片；芬兰电影《我的母亲》 第29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执导的《我的母亲》赢得最佳影片奖“金金字塔奖”，这也是电影节的最高奖。 芬兰导演克劳斯·哈罗因此赢得了最佳导演奖，该片女主角玛丽娅·伦德奎斯特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介绍： 电影《我的母亲》改编自芬兰作家赫基·希耶塔梅斯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二战期间被寄养在邻国瑞典的芬兰小男孩埃罗的故事。据芬兰史料记载，二次大战期间，曾有7万多名芬兰儿童被送往中立的邻国瑞典，以躲避战祸。战后，这些孩子大部分陆续回到芬兰，但有近1.5万留在了瑞典，继续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电影里的小主人公是9岁的埃罗，他父亲不幸阵亡，母亲基尔斯蒂几乎被悲痛击垮，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选择了将儿子送去瑞典，寄养在一个陌生家庭里。对于小埃罗来说，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听着陌生的语言，接受一对陌生的“父母”是痛苦的事情。他内心深处一直盼望返回芬兰的家，回到母亲的怀抱。可有一天，基尔斯蒂来信却说要和新认识的男友移居德国，希望埃罗留在瑞典。“失去”亲生母亲的小埃罗在伤心的日子里渐渐与瑞典妈妈西格娜接近，也逐渐融入瑞典家庭。就在小埃罗找到新的归宿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所有被送到瑞典的芬兰儿童必须回到芬兰。小埃罗又要离开养母，再度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

4. 北京国际电影节2022入围名单

北京国际电影节2022入围名单：

土耳其/波兰/德国/丹麦合拍影片《安纳托利亚豹》

美国影片《珍妮热线》

泰国影片《速度与爱情》

法国影片《全职》

中国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

印度影片《杰伊·比姆》

中国扮销影片《回西藏》

中国影片《追月》

印度影片《印度刺客》

中国影片《妈妈!》

芬兰影片《一个不愿观看<泰毁伍坦尼克号>的盲人》

德国/伊拉克/卡塔尔合拍影片《入学考试》

法国影片《真正的家人》

西班牙影片《好老板》

瑞士影片《摆动》

玻利维亚/乌拉圭/法国合拍影片《我们的家园》

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

天坛奖最佳影片：《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芬兰）

最佳导演奖：法比安·古尔吉特《真正的家人》（法国）

最佳编剧：泰穆·尼基《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芬兰）

最佳男主角：佩特里·波科莱宁《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芬兰）

最佳女主角：吴彦姝《妈妈！》

最佳男配角：桑托斯·肖克《我们的家园》

最佳女配角：西格妮·韦弗《珍妮热线》

最佳艺术贡献奖：《摆动厅余游》（瑞士）

最佳摄影：西尔万·希尔曼《摆动》（瑞士）

最佳音乐：伊蕾娜·德雷泽尔《全职》（法国）

5.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又哪些

其中9月份大虞海棠就要出第2季了，他肯定会入这个国际电影节入围的，因为大鱼海棠之间出现过一次就是打刀国家动漫的巅峰。

6. 芬兰电影《希望的另一面》观后感

     《希望的另一面》是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又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这位芬兰电影大师将镜头聚焦在难民题材上，用两条故事线讲述了叙利亚难民偷渡到芬兰后与当地人结识的故事。影片再续黑色幽默的喜剧方式，用极简美学的电影语言带领观众进入难民与芬兰本地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导演对个体的悲悯之心以及对芬兰法律和当地政府的深沉反思与哀愁。在冷峻疏离的影像中，人文关怀不再仅是一句空洞乏力的口号，而是邻里慷慨伸出的援手，是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的情感力量。

底层难民：生存窘境与人文关怀

       种族和移民一直以来都是欧洲电影导演所关心的问题，很多电影以此为中心建构叙事，考里斯马基在这部影片所呈现的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和问题背后的社会矛盾。

        影片的开头里从煤堆里爬出来的叙利亚难民哈立德，他的目光空洞而又呆滞，穿过黑夜中寂静的港口，无人知晓也无人在乎他的存在。叙利亚还没发生战争时，他有份体面的工作。当战火烧到哈立德家乡时，他和相依为命的妹妹不得不开始流亡的生活。在流亡的日子里，两人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在匈牙利边境逃亡被边防军发现，一阵骚乱之后他和妹妹走丢了。哈立德跑遍了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寻找妹妹都没有找到。之后他偶然上了一艘开往芬兰的运煤船来到了芬兰。哈立德忙着寻求芬兰的庇护，以难民身份安定下来后再寻找自己的妹妹。而芬兰本地人中有一部分对于难民是很不友好的，在哈立德完成移民审查后，独自一人等公交车时遭到了芬兰人的挑衅，三人对哈立德充满恶意，对他进行嘲讽并准备殴打他。甚至在哈立德跑上公交车的时候，他们仍然把酒瓶扔向哈立德。而哈立德环视四周，所有人都在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自己。在难民收容所播出的国际新闻中，叙利亚发生大规模的袭击，当地的儿童医院瞬间被夷为平地。但就算有这样的新闻，芬兰政府还是以不存在军事袭击为由，拒绝了哈立德的庇护申请。这一事实极其残忍，隐喻了芬兰假意欢迎难民却不能给予难民保障的虚伪。就是在这种不安和紧张的日子里，哈立德的心态慢慢地变了。在被当地人无休止的羞辱和政府无情的拒绝后，哈立德变得不再彬彬有礼，也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也许是他觉得或许自己做出怎样的努力都不能逃离生存的窘境，他邋遢地出现在垃圾桶旁边，当维克斯特伦要求他离开时，他张口就说是否要打架。哈立德的戾气被这个世界完全地激发了出来，但他往往只能继续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卑微地生存下去。

       对哈立德来说家人的离世、无止的逃亡和生存的焦虑都是生活带给他的不幸，可当他认识了热心助人的伊拉克难民和维克斯特伦等人，他们让他看到生活的希望。希望的另一面并非绝望，而是灰暗中隐约透出的希冀。面对流浪的哈立德，维克斯特伦先是让他填饱肚子，接着为他提供一份餐厅的工作和仓库的住处。餐厅检查后大叔还自掏腰包找人帮他做了一个假证件，甚至哈立德与妹妹的重逢，也是大叔利用自己的人脉将妹妹安全地偷渡到芬兰。而当哈立德被判决遣返后，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拖住押送的警察，帮助哈立德逃走；走在芬兰街上，哈立德被排外的新纳粹组织欺凌，一群流浪汉站出来驱赶他们；餐馆的其他伙伴也对他很好，默默地帮助他。哈立德慢慢融入芬兰这个大群体中，他告诉伊拉克好友自己已经开始喜欢芬兰这个地方了。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尽管国家虚伪无情，但是个体却是黑暗社会中的闪光点，给人以希望和温暖。部分芬兰人对难民的恶意与个体的温情形成对照，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善与恶的双重性由此表现出来。

       影片最后，哈立德还是逃不过新纳粹分子的袭击，而妹妹也和以前的哈立德一样，试图在警局寻求难民庇护。被捅伤的哈立德躺在树下，前方并非一路坦荡，但的确也看到了希望在召唤。最终的结局到底如何，导演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正如妹妹所说，每个人都只是想活在这人世间。种种设置背后，体现的是导演对善良大众怀有的信心以及对政府人道冷漠的高度谴责，而真正能用善意拥抱每个人的时代，任重而道远。

极简美学：独特音乐建构叙事

       独树一帜的音乐也是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的另一个特色。对于电影里一贯的木讷沉默的角色来说，音乐才是他们的内心独白。音乐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既成为一种表意手段，也承载着具体的表意内容，成为其电影美学中不可分割与极为独特的部分。

       音乐可以用来解释人物的内心，使镜头获得足够的情绪强度，观众能够更好理解主人公的情感。影片开头里一个叙利亚难民和一个芬兰本地人在斑马线上相遇，他们二人在同一个夜晚失去了家庭的庇护。此时伴随着音乐“即将在这冰冷死寂的地下长眠”暗示两人一起走进了无边的孤寂和黑暗。而在当知道自己被判决遣返的那个夜晚，哈立德拿起乐器独奏一曲，镜头扫向收容所里每一个难民的脸，他们处在失望与悲伤的情绪之中，每个人都在等待最终的结果，可能被庇护或者被遣返。这些难民来自不同的战乱国家，但此刻大家的心境是一样的。作为现实主义影片，这样的代入感更强，观众和演员都处在对位的音乐情感之中。

       除了帮助烘托影片氛围，音乐的直观表意的叙事性在其电影中被运用得非常巧妙。影片中的音乐大多有迹可循，声源就在画面里，比如乐队的现场演唱或者唱片机等，并在表现上具有足够的时间持续性。如此强调音乐属于情节内部而不是外部，强化了音乐在其电影中的叙事性意义。哈立德与伊拉克好友在酒吧望向远方时，两位芬兰老人拿着吉他弹起当地民谣“男人在内心悄悄祈愿，希望作物保收无恙”。作为男人，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带着壁炉的温暖的家，人们可以通过劳作获得粮食，养活一家老小。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对难民来说却遥不可及，他们难以立足，即使找到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钱把仍在战火中的家人接过来。此外，维克斯特伦盘下生意惨淡的餐厅后，营业当天唱片机响起音乐“没有翅膀的生灵，注定停留在灰冷的土地上”，镜头给予服务员与厨师的特写，展现餐厅工作人员对萧条生意的无奈，担心自身工资无法按时发放，也为后面维克斯特伦数次更改餐厅的经营策略埋下了伏笔。

       音乐除了衬托主人公的心情，渲染气氛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反讽。当哈立德结束移民局的审问，独自在酒吧喝酒时，镜头将他与门口吹口琴的老汉并置在一起。虽然此时故事情节悲伤忧郁，哈立德不知他该何去何从，但音乐却很滑稽搞笑，如歌词“我们彻夜欢愉，黎明已消失不见”。导演在这里没有设置一句对白，音乐效果因为对白的缺乏反而更强烈，这种转换方式在哈立德悲剧性命运的叙述中制造出了喜剧因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情节的沉重性，观众不由自主地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和哀叹。

结语

       希望的另一面，是不为人知的心酸和渺小。两位主人公都承受着制度或命运的摧残，可是他们都不愿放弃，而是向命运挣扎，向明天迸发。导演考里斯马基运用极简的电影元素把看似冷酷无情的现实包裹在希望的乌托邦中，间接隐喻出看似平静的芬兰社会背后的社会问题，展现出导演对于底层难民人生的同情与怜悯。考里斯马基在电影中不断探寻着人的主题，寄希望于正义与善良的回归，给出了对人性价值的人文关怀与思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