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时期三大派别

A. 左翼电影的时代背景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B. 中国电影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有哪些代表作

早期中国电影（1931年以前）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中国人尝试拍摄了电影，主持人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由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师，拍摄了由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左翼电影运动（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
新中国电影事业（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C. 左翼电影流派

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 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 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艺术特点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

D.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点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

E. 左翼电影运动 名词解释

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各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为了摆脱困境，吸引观众，同时也由于广大电影工作者抗日爱国要求的影响，纷纷开始了“向左转”的趋向。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又称“新兴电影运动”

F. 什么是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分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G. “左翼电影”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

H. “左翼作家联盟”的历史

1928至1937这十年间，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大成功。但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清党，使共产党作家从此努力在文学方面夺取领导地位。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左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虹口窦乐安路201弄1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冯乃超、华汉、郁达夫、田汉、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钱杏邨、鲁迅、蒋光慈、柔石、林伯渠等50余人与会。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作为战略任务。”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发表总结性讲话：“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镇压革命力量。

我们要加强队伍的团结……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帮助党在那里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

成立大会专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阐释，并且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1932年，为反击“文化围剿”，阳翰笙与田汉等“文总”各团体负责人共同筹划，抽调金山、赵丹等“剧协”成员，聂耳、吕骥、贺绿汀等音乐人开辟电影战线，拍摄进步电影，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

阳翰笙代表“文总”党团组织着力培养聂耳、王莹、陈波儿等青年艺术工作者入党，成为进步电影骨干。左翼电影战线逐步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天一等电影公司。

1935年2月，上海文委领导成员遭到大逮捕，2月19日晨，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被国民党抓捕，同田汉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左联与文委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接到了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信，在内山书店将这封信转交给鲁迅；鲁迅将信通过左联行政书记胡风、左联组织部长及党团成员王尧山，辗转交给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

1935年12月17日，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春，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通过萧三指示解散左联；鲁迅和茅盾曾对左联的解散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示弱和溃散，并由此加大了对左联实际掌控人、左联中共书记周扬的不满，

由此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其实是“鲁迅派系”借机以更“左”的面目、表示对周扬在左联内架空鲁迅“主帅”地位的不满）。

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次采访内容随后在《改造》期刊公开发表。

鲁迅拒绝加入1936年6月7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另外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写信称“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8)左翼电影时期三大派别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此一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

左联是1930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团体成员，先后参加“文总”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盟”）、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以及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音乐小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及中共电影小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同盟（世界语小组）等8个团体。阳翰笙任“文总”党团书记。

I. 左翼电影运动的主要内容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正式通过，并在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它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始。
1932年5月，以夏衍为组长，由钱杏村、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人参加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左翼电影作者另组建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摄制了《同仇》、《女儿经》、《船家女》、《渔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余部优秀影片。其中《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1936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由左翼电影运动进入国防电影的新阶段。
《铁板红泪录》导演：洪深
主演：王莹
《船家女》 编导：沈西苓
主演：徐来
《女儿经》编剧：夏衍等
主演：胡蝶
《渔光曲》剧照 《女性的呐喊》编导：沈西苓
主演：王莹
《女性的呐喊》编导：沈西苓
主演：王莹

J. 新浪潮电影流派

法国电影“新浪潮”与“左岸派”
来源：http://ent.cn.tom.com 作者： 2004-03-22 16:48:54

1958年，当克罗德·夏布洛尔的影片《漂亮的塞尔其》和让·鲁什的影片《我这个黑人》等，一批较新颖的影片纷纷出现在法国银幕上的时候，法国《快报》周刊的专栏支记者法朗索瓦兹·吉鲁，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潮”这个名词来谈论当时的法国电影。这些由不知名的年轻人制作的影片，打破了以导演资历为基础的制片方法，带给法国电影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时几乎所有第一次参加拍片的人都被戴上了“新浪潮”的帽子。就连阿仑·雷及拍摄的《广岛之恋》也被算作了“新浪潮”的影片。1959年，特吕弗拍摄的《胡作非为》获得了虽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从此确立了新人的地位。从1958年一1962年的5年间，大约有200多新人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真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汹涌潮流冲击面来，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它创造了法国电影史、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同时，不仅改变了法国电影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电影的面貌 ．1962年《电影手册》杂志，在特刊上正式使用了“新浪潮”这一名词“新浪潮”作为一次电影运动(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三次电影运动)被载人史册。

然而，由这么多积极热心的人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肯定会形成一种混杂的创新，即相异的追求，不同风格的创新。既然汇合成一股“浪潮”，就必须有其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一致地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优质电影”。这种“优质电影”实际上是一种被大众兴趣所左右的，按照陈规俗套制作的商业影片。面对这一时期的电影新人们则是要以一种艺术趣味来替代商业趣味。他们声势浩大的奋起推翻和打碎旧存的制片秩序。这一次运动对商业电影的确形成了极强烈的冲击。所谓“新浪潮”，可贵之处关键在于“浪潮”二个宇。综观世界电影史，从未见过有像这样一次，有这么多的人共同参与到一场电影革新运动中来。然而，有着共同的敌人并不能说明有着共同的美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因此，这里大致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是，作者电影，即“新浪潮”；二是，作家电影，即“左岸派”。
“新浪潮”与“左岸派”的大致比较

1．从他们各自的成分看：“新浪潮”的制作者大都是巴赞创办的《电影手册》杂志的评论员，他们是些影迷，由到电影俱乐部中看影片、在杂志上写评论文章中逐步走上影坛的，如“新浪潮”的主要的干将们：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里维特、卡斯特等人都是如此。而“左岸派”的制作者们则是聚集在塞纳河左岸“门阶出版社”这一左翼作家团体的周围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杜拉、罗伯—格里叶等；有戏剧家雷乃、亨利·高尔比；有记者阿尔芒·卡蒂；有摄影师阿涅斯·瓦尔达等。而真正搞电影的只有克里斯，马克一人。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化水平。一般地讲，“左岸派”导演的文化修养要比“新浪潮”导演高。

2，从时间上看：‘‘新浪潮”运动始于50年代末期，以1958年为诞生的日期。而“左岸派”电影导演的探索要比“新浪潮”导演早。雷乃在1948年就开始拍摄影片了，瓦尔达也于1954年就开始拍摄影片了。

3．在年龄上着：1958年“新浪潮”的几个代表人物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特吕弗和路易，马勒是26岁，戈达尔和夏布洛尔是28岁。而“左岸派”的导演们在1958年大多数已经都是中年人了：雷乃和格里叶是36岁，高尔比和马克是37岁，杜拉是44岁。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有的当过游击队员，有的被捕过、流放过，死里逃生。仅这一条，便可以看出“左岸派”导演的经历与阅历比“新浪潮”导演要丰富、复杂，他们对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和理解。

4．从影片主题和手法上看：“新浪潮”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而“左岸派”的作家电影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人类性质的主题；作者电影较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而作家电影则较多采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甚至混乱地采用人称来叙事；作者电影有一种真实诚恳的风格。而作家电影却有着强烈的文学、戏剧色彩，艺术的假定性也远远超过了“新浪潮”电影。

5．从拍摄地点的选择上看；由于“新浪潮”电影从来不去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具有社会性主题和政治性主题。因此，所选择的外景地一般都局限在巴黎，故事活动范围总在这个大城市中进行；同样基于影片主题的不同，“左岸派”导演们拍摄的地点也极为广泛，足迹遍及苏联、日本、朝鲜及欧洲各地。他们是些跨越国界的人，他们的目标不是巴黎，而是全世界。

6．从美学追求上看：“新浪潮”追求的是向生活靠拢，向真实深入；而“左岸派”电影感兴趣的则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在头脑中创造的生活远远比生活本身要丰富。他们向内心生活靠拢，向着一种新的真实深入。

7．从制作周期上看：“新浪潮”导演们以一种潦草的、半即兴方式拍摄电影，因此制作周期短，一年有时能够拍摄好几部影片；而“左岸派”导演却是以仔细琢磨的方式拍摄电影，因此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常常是好几年才拍摄完成一部影片。

8．从影片通过检查方面看：“新浪潮”电影由于内容简单，不涉及政治，因此一般都能顺利地通过放映(除戈达尔的《小兵士》之外)，而“左岸派”电影由于背景比较复杂，所以一般都要遇到麻烦。比如：雷乃和马克拍摄的《雕像也会死去》(1952年)就被禁演了长达12年之久。雷乃《广岛之恋》原定参加戛纳电影节正式比赛，结果中途被撤下来，只获得一个评论奖。马克拍摄的《假如古巴……》(1961年)遭到禁演。他的另一部描写罢工的影片《希望早相见》(1967年)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艺术家采取鲜明的立场直接干预生活，把赤裸裸的社会现状搬上银幕，触发观众的情感与选择，这在“左岸派”之前的法国电影中尚不多见。“左岸派”电影是对商业电影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岸派”导演的作家电影是法国五、六十年代“先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