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唱段成为最早的电影音乐

❶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在此我要以中国电影为例来说明当今世界电影形势的变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跨国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生产、销售、消费这一系列机制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电影业的变化发展不仅使人们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而且使电影话语中"国家性"（nationhood）

的建构复杂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国电影史概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史总体发展趋势的一项个案和范例来阅读。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电影的研究于是成为跨国的电影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民族电影与现代民族国家

电影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可能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短剧。

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2].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难料想，好莱坞电影是风头十足。

1905年，任景丰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馆里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他拍摄的是著名演员谭鑫培所表演的京剧。郑正秋于1913年拍摄的家庭短剧《难夫难妻》，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故事片。不过，它是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中国的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

同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布拉斯基后来又把这部片子带到美国，因此它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跨国资本的产物。

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民族电影是在引进的西方的电影技术、意识形态、艺术手段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壮大的[3].程季华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这本代表官方观点的著作中，中国的左翼进步电影的发展是在与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霸权的斗争中成长的[4].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所作的生死搏斗与作为20世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困境息息相关。现代性、民族建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以及新的性别认同都是此类民族电影的中心主题。中国的民族电影已成为锻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软性"娱乐电影（罗曼司、蝴蝶派小说、武打片、鬼怪片、古装剧）

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左翼电影工作者充分利用电影这一新的视觉技术的政治与革命潜力，试图把它发展成为自觉的社会批评的大众艺术[5].正如其他民族电影一样，中国电影也是"国家神话的鼓动者和国家的神话"[6].通过创造一套连贯的形象与意义、叙述集体历史、以及上演普通民众生活的悲喜剧，电影给有可能呈现为异质的实体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统一体："现代中国".

中国音乐发展史：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管弦乐《欢庆舞曲》。记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国庆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焰火晚会,各界群众将组成110个舞圈跳集体舞,国庆办公室正在征集舞曲,希望你能参加应征。由于“文革”时期把三拍子的圆舞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轻歌曼舞”成为忌讳,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在焰火晚会上能产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欢的圆舞曲。几天后我交出了小样,再几天后通知我写总谱,再十天之后,这位年轻人到我家取走了总谱,中央乐团很快录了音。国庆节的当晚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十几万人伴随着《欢庆舞曲》翩翩起舞,兴高采烈,有如奔涌着的欢乐海洋。之后《欢庆舞曲》出唱片,出总谱,还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段时间内一个栏目的开始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1978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后因那次晚会没有举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

就我个人来说,1977至1979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继两首管弦乐曲之后,又为武汉军区描写陈毅元帅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写了7首陈毅诗词歌曲,紧接着又为叶剑英元帅诗词《八十书怀》、周恩来总理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作曲,并于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剧院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周年献礼的歌剧《记住啊请记住》作曲,紧接着又接受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献礼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与此同时,我还担负着八一厂的故事片《雪山泪》,峨嵋厂的故事片《挺进中原》,珠江厂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务。两部歌剧、三部电影同时进行,偶尔还穿插一两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时间非常紧张。《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构思像开水龙头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我写出来之后交我同学沪邑同志修改,然后再交由歌剧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团一位同志和沪邑三人进行配器,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中国歌剧院急等着排练。此剧演出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各界观众络绎不绝,非常踊跃。

这次音乐高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1983年至1985年汇聚众多文艺界人士、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以及后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的“精品工程”奖、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众多的评奖比赛,也都对新的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到纪念建党80周年是第二次音乐高潮

2001年“5·23”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活动,从此创设了我国的第一个音乐大奖,吸引了全国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第一届金钟奖设立了创作奖,分声乐和器乐;表演奖,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特别为年届80高龄、从事音乐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乐家设立了终身成就奖,这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首开先河,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共鸣。结果121部交响乐应征,评出了金银铜奖21部;应征歌曲256首,评出金银铜奖36首;参赛歌手81名,评出金银铜奖18名,老音乐家的终身成就奖评出了27位,颁奖晚会和庆祝酒会盛况空前,热烈非凡,一些与会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纪念建党80周年音乐会,推出的新作品有辽宁的《阳光》,山东的《祖国》,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响音乐会,产生了交响组曲《阳光下的祖国》,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交响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类体裁的新歌。同一时期产生的歌剧《苍原》、《党的女儿》也受到普遍好评,这都为庆祝建党80周年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力地推动了音乐创作和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再到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形成了第三次音乐高潮

2005年中国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此,中宣部有关领导专门主持召开音乐创作动员会议。中宣部拨出专款推动这项工作,中国音协积极投入,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声交响音乐会”在广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听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中宣部文艺局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同一时期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举办了“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河北举办了《英雄河北》、湖北举办了《三峡回响》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纪念音乐会,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国音协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隆重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有关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当晚由中国音协组织举行的冼星海作品音乐会极其成功,当《黄河大合唱》演唱结束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从2003年至2007年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响乐2008》,交响诗《红星颂》,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交响乐《圣火2008》,交响合唱《金陵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木雕的传说》,舞剧《红梅赞》、《闪闪的红星》、《红河谷》、《一把酸枣》、《风中少林》、《南京1937》、《西游记》以及近期出现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交响乐《巍巍昆仑》、《江山多娇》等。交响乐创作思想、创作道路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央领导同志对儿童歌曲十分重视,指示中国音协要下决心抓好儿童歌曲创作,并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组织。中国音协坚决贯彻中央领导指示,召开词曲作者座谈会,广泛征集作品并与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儿童歌曲电视大赛。经过三年努力,儿童歌曲匮乏的局面有所好转,产生了《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读唐诗》、《司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悯农》等一批优秀儿歌。电视剧音乐也出现了《誓言无声》、《江山》、《沙场点兵》、《陈赓大将》、《乔家大院》、《红顶子商人胡雪岩》、《井冈山》、《戈壁母亲》等好作品。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评出了《吉祥三宝》、《盖楼的哥们》、《望月》等20首优秀奖歌曲,《永恒的彩霞》等20首入选奖歌曲。民族管弦乐也产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东为广东音乐作了新的编配,《国乐飘香》音乐会获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国音协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总政宣传部共同推出的纪念建军80周年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当兵的历史——印青作品音乐会》、《长城长——孟庆云作品音乐会》、《相聚在军旗下——老文艺工作者音乐会》以及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武警共八场音乐会在首都掀起了音乐热潮。这不仅展示了军旅音乐作品的精华,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作曲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受到人民的爱戴,绝不能以“小众”自诩,盲目陶醉在狭小的圈子里。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后举行的,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战略目标前提下举行的,在总赛区广州之外,增设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增设了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理论评论等奖项的评选,扩大了评比面、受众面、影响面,是对金钟奖的重要改革,推动了金钟奖做强做大,使金钟奖迈入了新阶段。

今年还将举行交响乐百年回顾展。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特色交响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雅俗共赏,二是现代技法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技法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和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我国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大,音乐的影响力、渗透力、震撼力与日俱增,在人民群众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会活动中出现了空前的音乐热。从城市到乡村,在公园、在广场、在社区,到处充满音乐之声,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歌唱,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歌声激扬着音乐的新时代

❷ 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

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

1930年12月3日，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闲花》上映，该片以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配制了一首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电影歌曲《寻兄词》，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电影插曲。

这首插曲共4段，由影片的主演阮玲玉和金焰两人合唱。虽然当时有声电影还没有在中国问世，但许多影院为放映外国有声片已有了相关的设备。这首歌被事先灌录成蜡盘唱片，在影片放映时配合画面现场放出，由此便成为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这首插曲在影片中出现两次，且与故事情节紧密相联，增加了影片的感染力，再加上两位明星的演唱，很快便传遍学校和街头。

第一首银幕插曲的成功无疑鼓舞了电影歌曲的创作。随着有声电影问世，中国银幕上诞生了许多为后世传唱不衰的电影插曲，其中最可让中国电影人引以自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诞生在电影的银幕上，这就是在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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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兄词》

作词：孙瑜

作曲：孙成壁

演唱：阮玲玉和金焰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

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春草，我的妹，流落他方！

兄嘉利，妹名丽芳；

十年前，同住玉藕塘；妹孤零，家又破散；寻我兄，流落他乡！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

夜色冷，寒鸦觅巢归。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

雪花飞，梅花片片；

妹寻兄，千山万水间，别十年，兄妹重相见，喜流泪，共谢苍天！

❸ 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

《乳娘曲》
上世纪的1926年12月22日，由包天笑、卜万苍编剧、导演，由杨耐梅、龚稼农主演的故事影片《良心的复活》在上海中央大戏院举行了首映式。影片获得好评自不必说，单单优美动听的《
乳娘曲》，就令人们反复赞叹。然而，当时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此曲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它”即是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

故事影片《良心的复活》是著名作家包天笑根据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保持了原著的故事结构，但情节和人物、地点等完全中国化了。当年的男主角龚稼农在其《龚稼农从影回忆录》讲述了这首歌曲产生的大致经过：“《良心的复活》……如《少奶奶的扇子》一样，更中国化一些。默片时期的插曲，观众自然是听不到剧中人的曼妙歌声，只能借字幕的介绍了解剧中人张动的嘴唱些什么。《乳娘曲》的作词是谁，已记不清，作曲则是民国初年红遍江南的平剧青衣冯子和。此时这位冯先生已双目失明，生活极为潦倒。所谓作曲，是由卜万苍把歌词逐句、逐段念给他听，由他根据词意轻轻哼出，由我和汤杰用简谱记下来。至于卜万苍为何不请教当时的作曲家，而去请这位冯先生，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支曲子倒是相当悦耳动听的。为了练这支《乳娘曲》耐梅很下了一点功夫的。卜万苍更邀汤杰、朱飞、王吉厅、萧英和我临时组了一只小型国乐队伴奏，每天晚上去冯子和家练习。另一方面，他们还特制了一堂与片中唱《乳娘曲》完全相同的布景，搭在中央戏院的银幕后面。正式登台时，耐梅的化妆完全与片中一样，等到电影放映到耐梅坐在客厅里唱歌时，银幕升起，舞台灯光渐亮，我们的小型国乐队便在布景后面演奏起来，耐梅也就做着片中相同的表情，轻展歌喉。唱完了，银幕下降，继续放映。时间虽仅仅三分钟，却卖座空前，首创明星随片登台演唱的先例。”

此歌词作者包天笑（1876—1973年），江苏吴县人，小说家、翻译家、编剧。辛亥革命前到上海，主编报刊，撰写、编译小说。1925年应明星影片公司编导郑正秋之邀，开始为明星公司编写电影剧本，并担任明星公司编辑主任。著名的作品有《空谷兰》、《梅花落》等。

此歌作曲者冯子和（1888—1941年），本名旭初，字春航，江苏吴县人，京剧演员。自幼从父学习青衣、花旦，12岁正式登台演出，一举成名，后来和王瑶卿并称为“北王南冯”。因深感艺人无文化之苦，发奋读书，研习英语、西洋歌曲和钢琴等。他主张戏曲应以改良社会和进行通俗教育为己任，在艺术上富于创新精神。他演出了许多时装京剧，受到热烈欢迎，但是他对于社会上带有侮辱性的“捧角”行为，洁身自好，不为所动。“五四”运动时，上海人民声援北京学生，冯子和首先罢演，并创办了伶界救国十人团，表示“责任所在，万死不辞”。中年后脱离舞台授徒，桃李颇丰。晚年从事编剧，作品有《姊妹花》、《温如玉》等。

前些年，为了进一步了解《乳娘曲》创作的前后情况，我曾专程去南京访问了时逢88岁高龄的冯老先生（冯子和先生的子嗣）。他不仅为我吟唱了《乳娘曲》，还回忆并提供了冯子和先生当年创作这首歌曲时的有关情况。他说：“那个时候杨耐梅到我们家是有人介绍来的，他们把词拿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没有搞过这个东西，说编编看吧。编了以后一听，他们说很好嘛，那么就唱吧，就这么唱起来的。杨耐梅一个人先来学，我父亲口传心授，旁边可能有人录谱，然后再带了乐队来。不是个小乐队哟！乐队人蛮多的，我记得我们上海的住家天井里头都坐满了，一直到大门口外头都有好几个人站着。这首歌用的是苏北民歌的曲调，杨耐梅是广东人，但是这首歌是用苏州话唱的，为了上海人能听得懂”。

“那天她演出我也去看了，正好演到摇篮摇小孩的时候，那个幕拉开了，她唱，唱完了大幕闭上，再看电影，这在电影史上恐怕是第一回吧。那次是很轰动的，没有这样唱的，这是首创，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的。我是1917年生人，那时候我也就不到十岁吧，很小，但是他们唱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熏陶熏陶也就会了。其中最好听的就是‘金钱呀，拆散了人家母子不相逢；阶级呀，你把我的娇儿送了终’这两句，我们师兄弟经常唱。我父亲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已经不唱戏了，他是激流勇退，我们行话叫做剁网子。”法国确认自己的第一首电影音乐作品是圣·桑1900年为影片《刺杀居易兹伯爵》所写的音乐，而那时已经距离世界第一部有声电影放映将近30年，其理由是：这是专门为一部电影所写的音乐，而不管这部电影是有声电影还无声电影。所以，我们不应当把无声电影时期为电影所写的歌曲和乐曲，划分在电影音乐之外

❹ 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谁曲作者是谁

《义勇军进行曲》词的作者是田汉，曲的作者聂耳。

1，田汉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本名田寿昌，乳名和儿，笔名有田汉、陈瑜、伯鸿、汉儿倚声、首甲、绍伯、漱人、陈哲生、明高、嘉陵、张坤等。

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创作歌词的歌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2，聂耳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曾用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4)中国什么唱段成为最早的电影音乐扩展阅读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❺ 世界第一首电影歌曲

第一首电影歌曲

阮玲玉、金焰主演的《野草闲花》（1930年摄制）中，有一首《寻兄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它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方法，即将声音录在特制的蜡盘上，然后用一种与放映机同步的唱机为影片配音。
寻兄词：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

念双亲，重返空凄凉。

家成灰，亲墓生春草，

我的妹，流落他方！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

夜色冷，寒鸦觅巢归。

歌声声，我兄能听否？

莽天涯，无家可归！
世界第一，暂时还不太清楚！

❻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

意思是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的不断更新。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

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

第二发展阶段：

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

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

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

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

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

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的《曼丽》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

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

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

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

商业性的中文流行音乐是与留声机同步出现的，后者最早是由法国人Labansat带至上海西藏路的。百代是创建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

20世纪2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被称为时代歌曲。它们被视作华语流行音乐的原型。从地域上说，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是该种音乐体裁的创始者。他创作于1920年代的作品《毛毛雨》被视为最早的中文流行音乐。

20世纪30、40年代，在上海，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涌现了出来，众多音乐人成长了起来。借助唱片、电影、歌舞、播音等传播媒介，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掀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的歌曲传唱热潮。有专家认为那个年代的上海老歌已经彰显出一种现代性。

中华民国时期最初的“七大歌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在亚洲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歌星在演唱中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小曲、日语流行音乐等的演唱技巧，其演唱风格与之前任何中文音乐均不尽相同。此时，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国电影工业正在成长，并网罗歌手担当电影演员或电影歌曲配唱工作。

由于其成功的歌唱和电影表演生涯，周璇被视为这一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音乐明星。这一代人见证了女歌手在舆论中从“歌女”一跃成为“明星”的历程。她们甜美的歌声也通过位于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传到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而唱片则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娱乐商品。该时代由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占领上海而遭到干扰，但最终仍延续至1940年代末期。

(6)中国什么唱段成为最早的电影音乐扩展阅读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

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

中国音乐教育现况与发展前景论文

一、我国现阶段音乐教育发展的状况

(一)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与其在当下的遭遇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资源。中国可考的音乐史有8000多年，中国传统音乐之广博和多样化，是世界上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94个，曲艺种类有400余个，民族民间器乐有600多种，其曲目多达近万首;中国的民歌更是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5000多首。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近年来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强大的商业运作为后盾的流行音乐以及其它种种因素对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给民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带来了阻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正在不断地消失，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与其在传承民族音乐方面的乏力

中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有近20万名音乐教师为2亿多大、中、小学生提供音乐教育，并由388所各类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培养着各类音乐教师。这些学校的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在体现文化多样性方面却不尽人意。根据实际调查，许多学生不熟悉、不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不喜欢传统的民族音乐，却热衷于西方的流行音乐。

二、形成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原因

(一)历史的原因

回顾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20世纪以来史称“西乐东进”的发展脉络:最初在“学堂乐歌”中传唱的曲调，大多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歌曲;20年代以后则是接受了德奥音乐的教育模式和音乐基础理论，传统音乐文化作为封建专制的一部分受到批判;50年代借鉴苏联的专业音乐教育模式;80年代引进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和港台及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就是说，“欧洲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是近代以来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受到西方音乐的冲击和影响，其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未能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民族音乐传承并非易事。

(二)现实的原因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影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接收与获得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价值取向对广大青少年审美趣味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目前中国的青少年对美国大片、摇滚乐、流行歌曲、百老汇歌剧、电视片乃至各种期刊杂志、小说读物等等如数家珍，其影响可见一斑。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使流行音乐文化一时间泛滥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使得流行音乐文化对青少年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体制的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主要以社会文艺团体、专业的民族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社团为主体，由文化部门(含各级文化馆站系统)来负责扶持;而学校音乐教育(包含高等师范教育)则主要以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为主要内容，因此没能很好地利用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尤其没有很好地引进地方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再加上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对学生的巨大影响，都不能不认为是当下学生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淡漠、民族音乐口头文化遗产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

三、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反思与探索

(一)对20世纪以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反思

1.提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呼吁学校教育重视民族音乐传承在展开近代中外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时，学者们发现找不到中国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音乐教育不是20—30年代传入中国的“欧美式”，就是50年代传入中国的“苏联式”，而没有中国式的。种种现象使学者们发出“中国在哪里”的世纪之问，提出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进行审视，指出“要把握中国音乐文化体验之核心，发扬传统，全力发展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

2.提出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要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深入研究中，在与东西方诸民族及本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建立其理论体系;而“母语”体系的内涵将包括传统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当代的以及民族审美心理历史积淀的等等。

3.提出让每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关注中国民族音乐本身的多元化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有着各自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因此，不同民族自身的音乐文化、相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传承，也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随着对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的深入思考，学者们愈加关注中国音乐本身的多元特点以及多民族多地域特点。

(二)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探索民族音乐传承的实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就已经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实践、师资培训、课题研究等几个方面全面展开。

1.对教学大纲与教材的修订

为了让广大中小学生熟悉与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规定音乐课教学内容中民族音乐所占的`比例与种类，为民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身体力行的探索——教学实践的展开

随着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各式教材的编撰出版，全国各地很多音乐教师身体力行，展开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探索。他们从学生最熟悉的本地或本民族音乐入手，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尝试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民族音乐的传承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3.抓住关键环节——师资培训

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和音乐艺术院校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传承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具有民族音乐素质的师资。这些院校在师资培养方案中增加了民族音乐课程，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开设地方音乐课程，使未来的音乐教师真正具有民族音乐文化的素质。一些师范院校还开始了地方民族音乐师资培训的探索。

4.理论的支持——科研的推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事实上，对近代以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反思，是随着学校民族音乐传承课题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因此，相关科研课题的展开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对民族音乐传承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并具有了指导性的意义。

四、中国音乐教育当前的任务及未来的展望

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就“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设想与建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些论述涉及到了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当前的任务与未来的展望。

(一)充分认识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在反思近代以来的学校音乐教育以及探索学校在民族音乐传承方面做出的成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各级教育部门和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以及高师的教师们，开始重视和加强音乐教育课程中的民族音乐内容，而且事实证明，凡是朝这方面努力做的学校，学生们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和热爱程度就有所提高。

(二)确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目标

确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目标，是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建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呢?首先要解决学校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传承互为基础的问题，即学校音乐教育应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应以学校音乐教育为基础。一方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学校音乐教育应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

(三)引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

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引进民族音乐的传承，毕竟涉及到一个学校音乐教育整体性的结构改革，涉及到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整体建设，甚至涉及到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的重建，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更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引进多样化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时，我们将会碰到更多的多样化音乐传统传承与现代教育结构的冲突。因此，如何协调两种不同的体系，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任务就集中在教材的编写、师资的培训、传统音乐教学法的传承、体制方面的改革等等。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所以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如何开展让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区文化民俗活动，将教育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才有可能使音乐文化的传承获得可持续的动力，并导致多元音乐文化的重建。

❼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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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请问中国最早的电影歌曲是哪一首

中国最早的电影歌曲，是在1929年，由影后阮玲玉主唱的《寻兄词》，也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野花闲草》的插曲，它拉开了中国电影音乐的序幕。我没有看过《野草闲花》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只是残留的片段.
“蝴蝶儿飞去
心亦不在
凄清长夜谁来
拭泪满腮
是贪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旧缘该了难了
换满心哀
怎受的住
这头猜
那边怪
人言汇成愁海
辛酸难捱
天给的苦
给的灾
都不怪
千不该
万不该
芳华怕孤单
林花儿谢了
连心也埋
他日春燕归来
身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