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应用研究

1. 电影《卧虎藏龙》民族音乐运用分析|运用民族音乐的电影

［摘芦岩 要］ 电影《卧虎藏龙》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这部带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影片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可,它不仅使得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更使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了世界。无论是导演、音乐创作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本文从电影音乐的积极作用入手，通过分析主题、场景、人物心理等方面进一步指出电影中音乐使用的主要方式，多元化的音乐使用模式,最后从三个角度提出了该电影对我国今后民族音乐使用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电影； 民族音乐；运用分析
 电影《卧虎藏龙》自公映开始，就得到了市场和专家的认可，并在第73届奥斯卡电影评选中获得七项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主题曲两项大奖，使得这部带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影片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可，对提升我国电影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目前中国音乐中民族元素逐步降低的情况下，更给人以深深的启示。俗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导演李安、音乐人谭盾、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次证明只要能够真正领悟到民族音乐的精髓，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向世人表达，就能够得到各民族、各文化人群的认可，就能够展示其民族音乐的迷人之处。同时也要看到的是，通过电影这种文艺表现形式，将电影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就能使两者相得益彰，熠熠生辉。
一、电影音乐在电影中的积极作用
电影音乐作为音乐范畴的一种，是电影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影内容、实质起到重要的作用，对电影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具有增强艺术效果、提高精神内涵的积极意义。电影音乐通过与电影画面的结合，能够很好地对观众思想、情绪产生推动、催化的效果，从而更好的衬托电影需要表现的内容，提升电影艺术效果。正如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所言，在真正的音乐中，充满了一切心灵的感受，比言词更好得多。它能够将许多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思想通过自身的方式传递给听众灵魂的深处。就电影音乐而言，其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突出电影主题
电影《卧虎藏龙》叙述的是因一把青冥剑失窃而引发的一系列江湖恩怨故事，其实质上是一部爱陪败御情的悲剧电影，既有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也有罗小虎与玉娇龙的爱情悲剧。这一电影主题就要求其配乐既要能够显示出电影中两段爱情悲惋凄凉的艺术效果，又要能展现江湖恩怨的生死与激烈。因此，导演李安就将《月光爱人》这首歌曲作为整部电影的主题音乐，自始至终贯彻于电影的始终。乐曲通过优美的夜景从侧面表现出电影的主题：凄美的月光下，凄凉的歌曲始终伴随着江湖的恩怨情仇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更衬托其无比的凄凉。而歌曲的英枯卜文名称A love before time，似乎也昭示这电影中的爱情如同时光一样转瞬即逝，也暗示着江湖中爱情的脆弱和不可知性。
（二）渲染场景氛围
好的音乐如同人们情绪的调酒师，能够为电影场景渲染出不同的色彩。其节奏的快慢、旋律的急缓、音响的高低，能够使观众如置身场景之中，更能够激发观众的情绪。在电影中，李安导演就将场景与音乐进行完美的结合，如在描写罗小虎在大漠出现的场景时，就使用了马头琴、二胡等音响效果的音乐出现，从而渲染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场景，同时选择一曲维吾尔族民歌《阿瓦尔古丽》，展示出人物豪放不羁、对爱忠贞的性格特征。将人、境、乐三者充分结合，使观众一下能够深刻领会导演的意图。
（三）刻画人物心理
音乐作为一种最能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方式，是电影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形式，表达银幕上无法直观向观众展示的人物复杂心理状态，加强影片的感情色彩，促进影片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如影片中反映玉娇龙盗得青冥剑后，下定决心闯荡江湖快乐心情时，就选用了我国传统的民间乐器竹笛，其音色嘹亮深远，同时选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曲调，旋律优美委婉，配以边疆的特色乐器鼓乐，充分反映了主人公脱离牢笼，赢得自由，回归自然的欢乐心情，同时也展现了人物涉足江湖，不知江湖险恶的心理，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留给观众深刻印象
音乐的魅力在于能够给人的想象的空间，由音乐带动听众的情绪，由情绪影响其思想，从而能够激发听众的想象力。因此，一首好的音乐往往能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若干年后，每当音乐响起，依然能够将听众带回到那段画面之中。如电影中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就是主人公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比剑一段，两者轻灵的身姿、矫健的身手与随风飘摆的竹林形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导演使用了以音色苍凉萧瑟著称的民族乐器箫作为此段音乐的乐器，成功地展现了古代江湖神秘的气息，给观众以巨大的视觉冲击。
二、电影《卧虎藏龙》多元化的音乐使用模式
电影《卧虎藏龙》的音乐创作人谭盾，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其从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中走出，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并取得了硕士学位，尔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并顺利获得了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纽约生活。可以说，谭盾本人就是一个多元音乐文化的统一体，既受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熏陶，也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因此在为电影进行音乐创作中，就能够很好地将中国古典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进行较好结合，形成了电影《卧虎藏龙》多元化的音乐模式。
（一）多元化的乐器使用，凸显民族色彩
电影根据剧情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乐器，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乐器，而其将西方乐器与中国乐器的演奏方式相结合，体现了不同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特点。一方面，将中国传统乐器的特点做一充分的发挥，展示了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和魅力。如在配乐《交锋》这一乐曲中，将琵琶轻灵、通透的音色特征与电影场景中激烈的打斗场景相结合，将中国武术的特点在音乐背景的衬托下更显示出其吸引力，向观众展示一幅气势壮观的武打场面；另一方面，则是将西洋乐器使用中国传统乐器的弹奏模式进行演绎，更显其独特的韵味。如在演绎《永恒的誓约》时，其电影场景就是玉娇龙在大漠中与一群沙漠盗贼奋力拼杀的情况，而如果用传统的音乐模式进行表现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俗套，而担忧则是使用了大提琴这种典型的西方乐器，在演奏家马友友的演绎，模仿马头琴和二胡的滑音从而制造了一种别样的苍凉效果，凸显了电影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 电影的论文

众所周知，电影本身兼具了艺术性与商品性的双重属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十七年间雷振邦电影歌曲中的民族性

十七年间，电影被当作是政治宣传的主要工具之一，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当时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带有政治色彩的电影也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电影。而少数民族电影则是当时主流电影的另一个补充，成为了中国电影风格和样式的开拓者。随着电影《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等电影的相继问世，作曲家雷振邦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位坚持深入生活，不断地从民间音乐中积累音乐灵感的作曲家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文艺必然要带上各民族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而他的创作也遵循了自己的观点，鲜明的民族性是他电影歌曲创作中的重要标志。

1 民族调式的运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洋作曲技法已经传入了中国，许多优秀的歌曲都是由西洋大小调式创作而来。虽为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留洋”音乐家，雷振邦的电影歌曲创作当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阶调式，例如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只有山歌敬亲人》、电影《芦笙恋歌》中的女主角唱段《怀念》以及电影《刘三姐》中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等，都是运用五声音阶创作而来，五声音阶调式也是雷振邦电影音乐创作中使用最多的音阶形态;七声渣蚂音阶的使用率较少，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首改编自塔吉克族民歌的歌曲中，多次运用了增二度音程，形成了其独特的调式调性，旋律极具异域风情，征服了万千观众的心。

2 地方特色的音乐语言

雷振邦认为，想要表现鲜明的民族风格，其关键在于对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音乐语言的运用。因此他创作的很多歌词都是取材于少数民族原本的民歌当中，再经过加工、改编，产生了既符合歌词创作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描绘出了独属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情的歌词。

例如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歌曲《蝴蝶泉边》中就唱到：“哎，蝴蝶泉水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啊咿哟……”歌词中的“哎”、“哟”、“ 啊咿哟”等衬词以及“阿哥”、“阿妹”、“莫怕”等方言的运用，简练而又生动如高埋地表达了音乐的思想情感，生活气息十足的同时又充满了亲和力。

3 丰富的演唱形式

一首好的电影歌曲，除了词曲家的精心创作、歌唱家的声情并茂、符合电影主题与情节的发展之外，演唱的形式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样的一首歌曲若是运用了不同的形式去演唱，其艺术的感染力也是不同的。雷振邦显然深谙其道，在十七年间他创作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歌曲，将少数民族当地特有的如对唱、一念缺领众合等演唱形式充分地运用到自己的电影歌曲创作当中，将浓郁的少数民族地方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唱形式是雷振邦电影音乐创作中使用最多的演唱形式，不管是电影《芦笙恋歌》中的《婚誓》、《五朵金花》中的《蝴蝶泉边》，还是《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冰山上的雪莲》，这些歌曲都是运用了男女对唱的演唱形式，而全部由对唱歌曲来演绎的电影《刘三姐》，还采用了一人与众人对唱的演唱形式，这些歌曲不但优美动听，更是电影情节中不可或缺的“文字”之一，雷振邦能将少数民族特色的对唱形式与电影情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无疑他的创作能够广为传唱了。

4 地方音乐素材的运用

我国的民间音乐相当丰富，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雷振邦创作的许多歌曲都是有民间音乐基础的，大多都是由民间音乐和民歌改编加工而成，他坚持深入各地少数民族采风，云南、广西、新疆、陕西等中国的大半河山，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追寻音乐的足迹，他将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创作出独属于当地特色的电影歌曲。

《五朵金花》中采药老人的唱段便是由此而来，这首几乎没有变动原曲一个音符的曲调，来自于白族中类似于说唱艺术的《大本曲》中的曲牌《花上花》，雷振邦只是将原曲的过门给缩短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中的插曲《高原之歌》也是雷振邦在借鉴当地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当时他正要去往塔什古尔干郊区进行访问，路遇了一位牧羊人正一边赶着羊群一边唱着山歌，也正是这首山歌，给了雷振邦写作《高原之歌》的灵感。他将山歌的后半段作为引子，之后接上了一首塔吉克族歌曲《古丽碧塔》作加工和发展，创作出了《高原之歌》。

5 小结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有着几千年优秀的音乐传统，作曲家们所创作的歌曲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灿烂遗产与先辈们所积累的创作经验，都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展，雷振邦无疑就是继承与发展者中的佼佼者。他将“古为今用”与“推陈出新”运用得淋漓尽致，将民族音乐中的精华与新时代赋予的音乐内涵结合在一起，为推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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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

1、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电影的诠释纽带，一首好的音乐，对整个影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一部电影会由多首音乐相衬，以更好地衬托出电影需要表现的内容。

2、音乐在电影中还可以让人们在视觉效果的基础上，与听觉动两者结合，让剧情更充分地感动人们，震憾人们。

(3)民族音乐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应用研究扩展阅读

音乐（抽象艺术）

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英名称：music；法文名称： musique；意大利文：musica）。

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粗略的分为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原生态音乐、现代音乐（包括流行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具有抽象性，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

东方以中国汉族音乐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音乐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们的心灵，树立崇高的理想。我们通过音乐来抒发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很多情绪得到释放。

4. 求此民族音乐论文中的六个参考文献是什么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5. 民乐在流行音乐中的作用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伴随着这一优美独特的风格性旋律，通俗乐坛的创作者们终于唱出了自己的酸楚和欣喜。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的音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歌吗？此时以独特个性、风靡一时的“西北风”席卷而来，其代表作品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这些作品采取了陕北民间音调，也包含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为蓝本的其他歌曲，明显地引入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它以黄土高坡信天游的苍凉、挺劲的阳刚之气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乐坛一展风采，在中国通俗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更有意味的是反身以它温厚的旋律底行余伍蕴，给予本民族一个启迪：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感在历史的风情地貌中熔铸着，它的意义阐释还远远没有穷尽。从此中国立足于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沃土，创造了自己的各类体裁题材和不同风格的民族化的通俗音乐。

从地域上来分就由东北、西北、岭南、江南等风格。继八十年代末电视剧《渴望》之后，流行乐坛又掀起了“新西北风”，作曲家蕾蕾和丈夫易茗夫妇、徐沛东和张藜搭档的作品风靡一时，《好人一生平安》、《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高枫演唱的《大中国》是东北秧歌和江苏《茉莉花》音乐的有机结合，陈小奇《九九女儿红》源自东北民歌《摇篮曲》；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从音乐体裁方面，器乐、舞曲、戏曲等民间音乐源流，也是流行音乐创作的素材源泉。如曾经广为流传的姚明、阎肃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你走进咱这胡同》，就是以民间说唱“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为基础谱写的歌曲；“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则把京剧中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之中；《中国功夫》、《男儿当自强》选择了京剧曲拍《将军令》的旋律，田震演唱的《未了情》也有京剧的韵味。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音乐主体吸取了我国著名琵琶曲《彝族舞曲》中的音调；《大中国》A段时间东北秧歌调写成，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则是将东北二人转和评剧的曲调相融渗。冯晓泉创作的《中华民谣》是将说唱音乐融入歌曲中，腾格尔早期创作的一些摇滚歌曲更是把蒙古族曲艺“好来宝”的数板和特色曲调运用其中。

从民歌民谣素材的运用方面，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有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广阔的天地，少数民族音乐象一朵朵艳丽的奇葩为个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蒙古族风格的有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等、零点乐队的《赞丹呼仍》、斯琴格热勒、藏天朔的《新长征》专辑中的系列歌曲、包括那英演唱的《为你朝思暮想》也是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曲调。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有王傅林创作的《楼兰姑娘》、陈明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刀郎的音乐专辑中《情人》、《艾里莆与赛乃姆》，新乐和现代感激强的R&B及RAP等元素。西藏风格的歌曲以郑筠的《回到拉萨》揭开了藏风流行音乐神秘的面纱，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有为流行音乐的创作融入了血液。韩红、李娜、张千一、容中尔甲、亚东等一批音乐人的作品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玛》、《高原红》、《神奇的九寨》、《向往神鹰》等，另外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更是让世界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刮目相看。他们用古朴的音乐语言和现代音乐技法诉说着雪山的圣洁、高原的胸襟和藏人的虔诚。西南少数民族“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的专辑《走出大凉山》、倪睿思的演唱的《你是天真》，力图以新的音乐范例来解构旧音乐，“走出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郑筠演唱的《灰姑娘》、王焱的《眼儿媚档或》又具傣族民歌风，李杰的《笑容》有云南白族音调。

同样，各地汉民族的民歌也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又一源泉。一首河北民歌毁态《小白菜》曾为程林演唱的台湾歌曲《酒干淌卖无》、刘青创作、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提供了创作基础，其旋律走向和乐句落音都与《小白菜》极为相似，陈汝佳的《故园之恋》取自四川民歌《摘葡萄》，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同江苏民歌《孟姜女》不但旋法相似，A段四句落音也一致；张惠妹的《姐妹》又有台湾高山族民歌的影子，赵季平创作，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从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演化而来，由于恰当地使用民歌元素，使这首歌曲更具流行因素，更具民间、民俗性。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6. 论民族音乐在音乐艺术中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音乐集中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和追求，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文化的代表。我们56个民族拥有数以万计的色彩独特的民族音乐。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族音乐涉及的知识非常多，包括中国民歌和古代歌曲、戏曲和戏曲音乐，曲艺和说唱音乐，民族器乐、民族曲式等。当今，中国音乐文化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古今的撞击、中外的撞击、雅俗的撞击都汇集到一起，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和转型时期当中，弘扬我国民族音乐的必然要受到严峻的考验。现在的社会流行音乐，尤其是爱情歌曲充耳可闻，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音乐却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尤其是当代中小学生，他们对刘德华、周杰伦等流行歌手了解颇多，崇拜有加，甚至于对他们的个人档案也能倒背如流，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的国乐大师刘天华、华彦均是什么人。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中国的民族音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受到了世界音乐人士的重视，多少外国人克服语言障碍来学习我国的民族音乐，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却陌生到几乎不认识。因此，加强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否认流行歌曲优越的一面，但我纳老握们绝不能因此而忘却我们的民族音乐！为使下一代接受“美育”熏陶，端正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必须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使我们民族音乐能够得以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义务教育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应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

音乐欣赏带给欣赏者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艺术形式取代不了的，尤其是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它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在促进含困民族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欣赏者的言行举止。民族音乐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起到的社会作用，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家，对音乐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完善人的人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谓“成于乐”是说“乐以冶性”，“成性亦修身也”，所以才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把音乐作为“树人”的重要手段。

民族音乐欣赏如果在大学校园中没有听众，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没有一席之地，那么它独特的艺术形式得不到学生的认可与热爱，丰富的表现形式得不到学生的了解，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将得不到发挥，大学生在思想上也不会重视对自身民族音乐素质的培养。我国的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特色鲜明。在音乐形式的创造、表达情意的方式、音乐体裁等方面，都有我们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审美观念在音乐上的反应。通过对民族音乐进行欣赏，不仅使学生获得音乐美的享受，同时还让他们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及各民族浓郁的风土人情。今天，民族音乐的新作不断涌现，以反映生活、歌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它们不但丰富发展了我国的民族音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提高对民族的自信与热爱，个性与人格得到提炼与升华。

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说，忽视音乐教育，就是忽视教育本身；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缺乏音乐素养的人，个性与性格就不能称得上完整；从大学校园来说，缺乏民族音乐是单调的，也是色彩单一的。提高大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就要加强对民族音乐的重视，这是高校对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培养及加强自身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我们的民族音乐恰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来一段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音乐，定会把人们的情绪调动到一个新的高潮，而且定会使人们对某一民族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有可能就因为一首歌而使我们对此地永世难忘。让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风土人情又离不开原汁原味的当地民歌，也就是说原汁原味的当地民歌能集中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洞庆，例如到了云南大理不听上一曲《蝴蝶泉边》到了石林不听上一曲阿诗玛的歌就象是没来过这里，这话也许有点过，但这的确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让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我们的民族音乐而了解中国，让我们的民族音乐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发扬光大，为增进我们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7.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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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闹天空影片中如何运用名族音乐渲染主题

1.影视与音乐的关系：
音乐进入电影之后，本身原有的表现手段已失去其独立的意义，成了视听结合的电影音乐，使电影艺术家总体艺术构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慧唤表情达意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电影音乐有它自身的规律，他在电影中的作用是为表现主题、渲染和烘托环境气氛、写景抒情、揭示人物内心的奥秘、加强影片的艺术结构的连贯性、节奏感和完整性，使直观的运动着的画面增加韵味，为塑造音画结合（或音画分立）的艺术形象服务。在电影中，纯音乐的游离作用，是破坏电影艺术有机体的，这即是说，它不能离开视觉形象（画面）而单独存在，必须与银幕画面结合，才能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使他获得了新的质，成为电影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音乐直到二十年代末才为电影艺术家所重视，要一些作曲家为电影作曲配音，电影音乐才真正成为电影综合艺术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音乐表示情感的力度强烈，可以弥补画面人物感情的深度与强度的不足，渲染悲欢离合的气氛，可以与视觉画面相互补充，形成独特的声画造型，这是较之于无声电影拿碧盯划时代的一大进步。

2.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存在形式，是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同各种其他艺术相同，民族音乐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地融合了周边民族音乐的精粹，演化出了本民族独特的音乐艺术和音乐传统。比如南方民族的山歌，就可用来捎信、传情和娱乐等，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各民族的艺术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注定要吸收他民族的特色，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样，每个民族的艺术都会长存。只要是本民族音乐中的好的部分，就会被他民族所接受乃至传唱。如此一来，民族音乐自然会生生不息、不断发展。某些民族早已被历史的漫漫长路所模糊，但他们留给后世的艺术精神财富却没有被抹杀。这些民族的存在就有了其意义。所以，民族音乐及艺术的存在是有极大价值的。

3.会的，他们是互补的，有时候一首歌曲的旋律很好听，我会爱上这首歌，就好象一首好听的轻音乐一样，

有的时候，有些歌曲歌词很有内涵很喜欢，觉得说消和到自己心坎里的时候，就会喜欢这首歌，并深深的记得这个歌词

歌曲，是由旋律和歌词组成的 ，两者缺一不可。我对两者同样注重，但还是旋律本身比重大

4.欣赏音乐时，万事放下，只是静静的让音乐包围着你。
用心去听，让心随着旋律和节拍起伏。渐渐你会融入音乐中，成为音乐的一部份。然后你开始听懂乐曲想要告诉你的东西。每一个音符开始触动你的喜怒哀乐。你开始为之流泪，为之激动，甚至喘息不已，琴弦和心弦开始产生共鸣

9. 评价赵季平老师及其电影配乐作品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走红，作为电影音乐的创作者赵季平也带着自己独具一格的中国民族性音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第五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曾经说：“谈及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说到赵季平，它代表了这个阶段的电影音乐，他是这个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他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曾经为近50部电影创作音乐，有20余部在国际，国内的电影节上获奖，著名的代表作：《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他认为电影音乐并不是电影的一个附属品，而是表现电影灵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他创作的的电影音乐不只是具有协作和媒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画面所未能表达的深层次的感情，使音乐和画面的结合浑然一体。并且，纵观他的影视音乐，我们会发现所有影视作品的音乐无不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民族本土化情节，而且正是这种浓厚的民族风格，鲜明的个性，奇特的音响组合打动和震撼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观众。因此，我将主要从赵季平电影音乐民族性的表现和其产生的缘由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探讨。 赵季平电影音乐民族性的表现形式 电影音乐主要是指电影音乐主题曲、主题歌、插曲等用于表现电影本身的内容，深化电影主题。在赵季平的电影音乐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原始的民族音乐素材直接运用到作品中。从而把作品植于民族心里，从而产生广泛的共鸣，使观众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当然并不是一二件民族乐器就是民族风俗，民族风俗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以表现民族心里素质和精神风貌。在此，我将通过民族乐器，民族唱腔唱调，民族心理和精神三方面来阐述赵季平音乐民族性的表现。

10. 谈谈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认识

中国民族音乐指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形式演奏的民间传统音乐。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种类：

1、音乐风格的多样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非常丰富，包括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戏曲音乐、民间音乐、陪森山歌等等。每种音乐风格都有它特有的节奏、调式、器乐演奏和歌曲演唱方式，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和民族传统。

2、音乐和文化的融合：中国的音乐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如诗歌、戏曲、绘画等）相互交织，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3、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音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庆祝节日、崇拜神灵、纪念历史事件、表达情感等方面。

4、保护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