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日本人眼中的美国人是怎样的，毕竟侵略过日本
美国人懒惰又霸道
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左派的日本共产党这么说，右派的石原慎太郎这么说，中间派的自民党前干郑游念事长代理野中广务也是这么说的。
前几年，有一艘美军驱逐舰要磨仔进大阪港，大阪的反战市民团体反对，要求大阪市政府拒绝。官司打到了外务省，外务省告诉大阪市政府：根据日美安保协定，日本港口没有拒绝美军舰只入港的权利。而且，美军在日本是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警察无权逮捕、扣留美军士兵。
日本的对美贸易黑字，也全得买成美国30年债券。知道吗，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是在借钱给美国人买日本产品。有一次，前面提到过的野中广务被美国人逼急了，说了一句“再这样，我们把债券卖了”，结果被老大一顿口诛笔伐，吓得从此以后日本人连想都不敢想这事。
这几年信息技术行业闹得挺欢，美国的相关产品还能卖卖。以前，美国人除了卖电影、音乐、蔬菜、肉类之外就只能卖飞机给日本。弄得美国给日本人喊困的印象就是一个农业国。说了半天，大家可以知道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了。
首先是懒惰，美国人不干活，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除了农民种地以外，城里人就会混吃等死，什么都不会，东西做的那个差呀，但是电影、音乐真的不错，人家天生就是玩的命嘛。其实是霸道，力大无穷。说不上话了，他还真能开打，你又打不过他，惹不起。
说白了，讨厌归讨厌，还得罪不起，也离不开他的保护。
Ⅱ 任昌丁简介及详细资料
1990年，17岁的任昌丁在战争片《南部军》中扮演游击队员。
任昌丁1995年，任昌丁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1997年，出演动作片《心跳》，获得第18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35届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男配角奖。
2000年，主演由张文日执导的影片《幸福殡仪馆》。
2001年，参演动作喜剧片《头师傅一体》。
2002年6月，在歌舞喜剧片《迪斯科王》中饰演龃龉自大的流氓混混，获得第23届韩国电影青龙数陪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12月，与河智苑搭档主演爱情青春片《色即是空》，饰演乖僻憨直却可爱的神力俱乐部会员，获得第39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人气奖。
2004年，在恐怖喜剧片《时失2公里》中饰演裸奔老大。
2005年2月，在喜剧片《拉面人生》中饰演理想破灭颓废的 *** 。10月，与金秀路、严正花联手主演六个以爱为主题的爱情片《我人生中最美的一周》。
2007年2月，任昌丁与河智苑合作主演动作喜剧片《一番街的奇迹》，扮演一个被命令要将住在一番街的居民全都赶走的小混混，该片讲述一个黑帮混混与女拳击手之间的喜剧故事。8月，与朴真熙合作主演了由金钟振执导的喜剧片《相会的广场》。11月，与严智媛、朴哲民主演喜剧片《挖人行动》。12月，与宋智孝、朴英秀、崔成国主演了由尹太允执导的喜剧片《色即是空2》，饰演性格憨厚却有点小幽默的恩植。
2008年3月10日，任昌丁发行专辑《Return To My World》，昌吵其中有七首歌曲出自任昌丁本人之手。4月，主演由金贤锡执导的喜剧片《球探》，获得第44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演员奖。
任昌丁2009年，在某期《星期天之夜》节目中被评为了2008年-2009年最倒霉的演员，原因是他从2008年开始就为了等一部电影开拍而接连推辞了包括灾难片《海云台》在内多部影片的出演邀请。11月，与朴艺珍、玄英主演爱情喜剧片《清潭菩萨》。
2010年1月，在水木剧《还想结婚的女人》中友情客串哈佛大学“海归”派Jerry前来欺骗朴真熙的老狐狸一角，其中收录在《remind》专辑里的主打曲《遗忘的离别》作为该剧插曲使用。2月11日，推出remake专辑《remind》在gaon排行榜设立的2月份最后一周音乐专辑综合排行榜上获得了冠军。3月，与罗文熙、金秀美、金惠玉联袂主演喜剧《奶奶强盗团》，饰演“教练”俊锡。11月，与严智媛主演爱情片《不良男女》，饰演误帮朋友做债务担保的刑警方极炫，该剧讲述了一对身负“不良”劣迹的男女欠债还情的喜剧故事。
2011年，任昌丁与金圭丽、金秀美搭档主演了由郑宇哲执导的爱情喜剧片《爱情真可怕》，扮演家庭薯迅蠢购物模特尚烈。
2012年4月，主演朝鲜剧 《池云修的逆转人生》，扮演恩姬粗鲁莽撞的弟弟池云修一角，该片为任昌丁自1991年在MBC出演电视剧后，时隔22年首次担任电视剧男一号。8月，与崔丹尼尔、吴达庶联袂主演了出道22年来第一部犯罪惊悚片《共谋者们》，扮演了犯罪团伙的头儿永奎。
2013年3月，出演励志爱情剧《最佳李纯信》，饰演贴小广告的大叔。同年，翻唱金昌烈制作的组合Wonder boyz出道曲《请开门》，这其中就包括刚刚退伍回归的SJ希大金希澈。11月，与孙恩书、吴政世合作主演剧情片《昌秀》。
2014年，任昌丁在中国网路春晚开场表演《请开门》。同年，任昌丁为SBS水木剧《危情三日》献唱首支OST《Good Bye》，这也是任昌丁出道以来首次为电视剧演唱OST。3月20日，发表第12张正规专辑《温暖的歌…温暖的镟律》，该专辑是继2009年11辑《Return To My World》后，时隔5年发表的专辑，而且是从300多首试音带中精挑出来的歌曲组成的。
2015年，任昌丁与崔丹尼尔携手拍摄了新片《治外法权》，将于8月27日上映。
2016年6月10日，主演中韩合拍动作喜剧电影《临时保镖》，预计2017年贺岁档上映。
结婚情况
2006年3月19日中午，任昌丁与高尔夫球手金贤珠在韩国首尔喜结连理。
任昌丁母亲葬礼
2006年9月7日下午6点左右，任昌丁的母亲韩香兰因患肺癌在京畿道伊川的道立医疗院去世，享年68岁。
儿子出生
2006年8月18日晚10时31分，在首尔江南的一家妇产科医院顺利生下3.5㎏的儿子。
2008年2月1日，二儿子出生。
2010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在首尔医院生下第三个儿子。
2017年5月10日，任昌丁的妻子顺产一名3kg的男婴。
在爱情喜剧片《爱情真可怕》中，任昌丁夸张的肢体动作，“ *** ”的面部表情狠狠戳中观众的笑点（新浪娱乐评）。在犯罪片《共谋者们》中，任昌正说了一口釜山话更加深了冷酷的形象（华龙网评），凭借精湛的演技，让观众牢牢记住了这位韩国“第一荧幕猥琐男”的形象（网易娱乐评）。
任昌丁
Ⅲ 3.14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
明景帝死，未葬入十三陵(1457年)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英宗朱祁镇发动政变，将病重的景帝废为郕王，并把扰好景帝预营的陵寝毁掉。
3月14日（正月十四日）郕王死。明英宗不准将他葬入昌平皇陵区，把他埋葬在北京西山（今颐和园面北二里的金山），意思是使景帝陵远高明代皇陵的陵区。因为金山一带是明代埋葬夭折的王子、嫔妃的场所，此举蓄意贬低景帝。英宗朱祁锁死后，经大臣商议，把被毁多年的朱邓任《景帝》的陵墓重新修葺，即是今天的庆陵。
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诞生(1825年)
施特劳斯和李握（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
1825年3月14日诞生于维也纳一个音乐家家庭。其父老施特劳斯写过150多首圆舞曲，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被誉为"圆舞曲之父"。施特劳斯自学小提琴与作曲。
1844年自建乐团，演奏自己创作的圆舞曲，并任指挥。
1849年在国内巡回演出，并赴欧美各国旅行演奏。他创作圆舞曲达400多首，以具有旋转舞步的快速律动为特征，被誉为"圆舞曲之王"。
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春之声》、《艺术家的生涯》等。
施特劳斯后半生主要从事轻歌剧创作，他创作的《绵蝠》、《吉卜赛男爵》等16部轻歌剧，创造了维也纳轻歌剧这一特殊的艺术品，因此，他也是“轻歌剧之父”。
爱因斯坦诞辰(1879年)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他小时候并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小学时成绩平平。1905年，他在瑞士的苏黎士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这是一些改变世界的观点。此后，他一直住在德国，直到1933年反犹太主义迫使他离开。
爱因斯坦是一位天生的和平主义者。然而，对德国发展核弹的忧虑迫使他说服美国搞自己的核弹，后来他恳求绝对不要使用这种武器。
爱因斯坦从来不摆架子，他扮演小丑让摄影师给他照相，或者在照相机前伸出舌头或戴上小丑的帽子。他是那样讨人喜欢的心不在焉，朋友们说他从不散步，因为他辨认方向的能力差极了。
马克思逝世(1883年)
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城一个律师的家庭。1835年进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参加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撰文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
1844年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成为终身为解放事业战斗的革命同志，1846年在布鲁塞尔共创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次年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2月共撰《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各件机会主义作斗争。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热情帮助、指导法国工人运动。并撰写《法兰西内战》，总结公社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由于劳累过度，加之反动政权的迫害，晚年贫病交加，于1883年3月14日病逝于伦敦。
中国与德国绝交，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布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这一决定是经参众两院投票作出的。国会中的研究系追随段棋瑞，主张绝对“加入”。
3月7日，梁启超给段祺瑞的信中说，对德国“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
商榷系各派虽多持反对参战态度，但各派反对段内阁对德方针的程度又有唤庆所不同。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不仅反对向德国宣战，而且反对对德绝交，益友社和政学会则主张对德问题可做到绝交为止。益友社和政学会投了赞成票。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湖北督军王占元3月15日收到北京的训令，立即派军警进入德租界，接管租界的警察权。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被任命为德租界特别区管理局局长。
3月16日，天津地方当局接管天津德租界，改为特别第一区。
接着，参战问题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14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向德宣战，广州、武汉商会继起响应。当段祺瑞邀梁启超同到总统府迫黎元洪表态赞同参战时，黎便以社会舆论不赞成反驳他们。使段祺瑞感到棘手的，不仅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以及其他名流掀起反对参战的强大舆论，北洋各省的督军也多不理解段祺瑞参战的用心，对这一问题态度消极。所以尽管日本一再迫中国迅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段祺瑞却无法迅速实现参战的意图。
柯达相机发明者伊斯曼自杀身亡(1932年)
1932年3月14日，柯达相机发明者乔治·伊斯曼逝世。
1888年，首批投放市场的乔治·伊斯曼发明的柯达照相机，是一种简单的手提方盒式照相机，装有一卷可拍100张的纸底片。拍完后要送回厂内进行显影、印像和重装底片。1889年，伊斯曼生产了透明胶片；1892年，将原企业改组为伊斯曼一柯达公司。8年后，生产了供儿童用的“白朗尼”照相机，每个售价1美元。
到1927年，伊斯曼一柯达公司实际上已垄断了美国摄影工业，并且是美国摄影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之一。伊斯曼赠给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校是该大学的一部分）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单位达7500万美元以上。他还是采用分发红利的办法来刺激工人的首创者。
1932年3月14日，伊斯曼自杀而死。
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年)
奥地利的新主人阿道夫·希特勒在维也纳受到热烈欢迎1938年3月14日，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今天是空前荣耀的一天。这位德国领袖早年离开奥地利时是个身无分文的艺术家，而今天，当他返回维也纳来宣布“德奥合并”时，他受到几千人的热烈欢迎。
希特勒从他的临时司令部所在地林茨来到奥地利的首都，40辆坦克在前面开路，坐满军官的警车作后卫，一路上希特勒受到了来自奥地利各地的纳粹分子的欢迎，而过去就是他曾经保证过奥地利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
在路上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站在敞篷汽车上，身着棕色的突击队员军服向狂热的支持者们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挥手致意。他的支持者们许多人挥舞着饰以纳粹标志的旗帜。一些纳粹分子把这个标志缝在奥地利国旗上。
“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希特勒在维也纳宣称：“也是所有其他德园人的共同感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宣称的统一的德帝国，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所分裂，永远不会处于分裂状态。”
希特勒已经签署了由他担任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总司令的法令，所有奥地利士兵必须发誓效忠于这个纳粹头子，这个领导着7000多万人的元首。
希特勒的胜利就是库特、舒施尼格的失败。自1934年以来这位奥地利总理就试图阻止国家社会党人(即纳粹主义者）掌权，但是1936年他的保护伞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联合，舒施尼格的统治便开始动遥舒施尼格上个星期二力图进行公民投票让奥地利人在纳粹和他之间做出选择，以此来挽救其政府，但投票没能举行。希特勒与奥地利的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取得了联系，命令他取消公民投票。舒施尼格企图采取对策，但是当他听说德国军队已经入境，只好作罢。
今天晚上，舒施尼格和他的几千名支持者们将获悉，阿道夫·希特勒的对手所面临的处境。他们都已被逮捕。
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签订，租期99年(1947年)
1947年3月14日，美国与菲律宾在马尼拉签订美在菲继续使用和扩大军事基地的协定。为期99年。
协定主要内容是：美国租用菲律宾23处陆海空基地，根据需要可增加和开辟新的基地，在基地内美国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
该协定曾多次修改。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主要有吕宋岛南部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也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基地。1979年双方又修改协议，菲律宾收回基地主权，任命一名菲律宾人为基地指挥官，但美国指挥官任保留控制权。每五年对协定审查一次，1991年协定期满后，如双方同意方可延长，美国在五年内向菲提供五亿美元援助，作为对使用基地的补偿。
1983年6月美菲双方又签署一项协议，菲同意美国从1984一1989年继续使用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则向菲提供九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洛阳战役告捷(1948年)
为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休整和策应西北野战军作战，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军各派两个纵队，乘敌军裴昌会团从豫西西调，兵力空虚之机。发起洛阳战役。
1948年3月8日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阻援部队，首先袭击并攻战了洛阳东西面的偃师、新安、泥他一线要地，控制了东西两边的有利阵地，既阻止了敌军增援，又切断了敌军的援路。
9日夜，解放军攻城部队攻占了洛阳四关，基本上肃清了外围之敌。
11日晚，总攻城垣的战斗打响。攻东门"的部队首先攻入城内，接着大队步兵迅速向城内纵深发展。随后，南门和西门的攻城部队也相继攻入，从东南西三面往西北会集。残敌龟缩在城西北角易守难攻的核心阵地上死守待援。
14日晚，攻城部队发起最后攻击，用爆破开道，摧毁敌军核心工事，全歼守敌，解放洛阳。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日内瓦举行(1962年)
1962年3月14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委员会由18个国家组成，其中华约和北约组织各有5个国家参加，另有8个不结盟国家。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科指出，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在缔结一项全面的具体的裁军条约。西方国家代表也将各项建议在谈判中提出。东西方国家对会议程序和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因素。因此裁军问题成了各国注目的一大焦点。第6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裁军委员会，讨论裁减常规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
涉嫌肯尼迪凶杀案的杰克·鲁比被判处死刑鲁比将被处死(1964年)
1964年3月14日，在审判杰克·鲁比这个将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韦·奥斯瓦尔德杀害的罪行时，陪审团宣告：“我们同意起诉书的控告，判处被告犯有蓄意谋杀罪，因此判处他死刑。”
鲁比的律师在百万电视观众前，严厉斥责陪审团，称判决为“粗暴的误判”。首席辩护律师梅尔文·贝利宣称他要到除达拉斯以外所有存在正义的法庭中去上诉。原告为这一个公正的判决感谢陪审团。
深圳建设大规模展开(1982年)
至1982年3月，深圳特区与客商签订的各类协议项目已达600多项，引进各种设备6000多台（套），投资数额20余亿港元。深圳的建设正大规模全面展开。
自划为经济特区后，深圳首先从通路、通水、通电、通航、通讯和平整建筑用地的“五通一平”基础工程开始建设，为投资者创造与开办各种企业提供条件。在罗湖，山头被铲掉了大半，搬走了40万立方的泥土，填平了30万平方米的建筑用地。根据深圳建设的整体规划，这里将建成特区内繁华的服务中心，有40多栋高层建筑。主香港招商局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已基本建成基础工程，在这里已挖土200万立方，平整土地95万公顷，引进的工厂正在施工，公路、水厂、变电枯、微波通讯站已建成。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首次同意削减石油价格(1983年)
1983年3月14日，为恢复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石油输出国成员在成立组织25年来首次同意削减石油价格。
聚集在伦敦的13个石油输出国还规定每天生产石油不超过1750万桶，比目前每天的最高限量少100万桶，但比目前的实际产量仍高出至少350万桶。
自从1974年以来，石油价格从每桶5美元以下上涨到35美元。这项新的协议把作为基准点的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减少到每桶29美元，减价15%。
石油出口国的这一行动是在由于价格猛涨，促使消费者采取保护措施，致使销量大降的情况下采取的。
石油出口国的代表们希望，对石油生产的新的限制最终将减少石油对世界市场的大量供应。这样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削减油价了。然而分析家们认为，制定出的政策能否成功，还有待于所有成员国自觉去遵守各自的生产定额和条约中所规定的价格。他们说像英国这样的生产石油，但不属于石油输出国成员的国家。
英国官员说，他们将在一周以后评价石油出口国的这样一个举动产生的后果。
南沙群岛自卫还击战(1988年)
中国海军舰船于1988年3月13日到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海域对部分岛礁进行考察，并组织人员登上赤瓜礁建立观察点。
14日上午6时，越南海军的两艘运输船和一艘登陆舰来到赤瓜礁海域，派出43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赤瓜礁。越南登礁人员不顾中国海军要他们离礁的喊话，首先向礁上考察的中国海军人员开枪。
与此同时，越南军舰也一齐向礁上和停泊在附近海面的中国海军舰船射击和开炮。中国海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沉越军运输船一艘，另一艘运输船和登陆舰被击成重伤，中国海军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末再追击。
这次自卫还击战打击了越南侵占南沙群岛的企图。
《辛德勒的名单》获七项奥斯卡奖(1994年)
1994年3月14日，《辛德勒的名单》在第66届奥斯卡奖评选中获七项大奖。该片由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93年出品，编剧史蒂文·柴利安；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主演：利亚姆·尼森，本·金斯利，拉尔夫·法因斯，埃姆贝思·戴维茨。
本片根据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康纳利1982年出版的一部同名传记小说改编，获1994年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原作音乐7项奖。
1939年9月，德国军队占领波兰首都华沙以后，将波兰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分别遣送至各个指定的城市。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每天有上万的犹太人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接受纳粹的登记、分类和遣送。与德军高级军官和政要们有着密切往来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来至这里，接管了一家搪瓷厂，并找到犹太人经理伊萨克·斯特恩，说服他去向当地犹太商人募集资金，使工厂生产军方急需的炊具，发了一笔战争财。在辛德勒的四处奔波和多方疏通下，“德国餐具厂”的招牌也终于挂了出来。斯特恩在招收工人的时候，趁机把许多即将被送往“灭绝营”的犹太老人招进了工厂。此时，德国对苏战争已全面爆发，前方急需搪瓷用品，订单像雪片般地飞来；使辛德勒的工厂一开工就十分红火。
1942年冬，新上任的党卫队指挥官阿蒙·格特来到克拉科夫，强迫3万余名劳工建造普拉索夫劳改营。1943年3月13日，在格特的指挥下，党卫军向犹太人聚居区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劫后余生的一些犹太人赶进普拉索夫劳改营；而那些体力稍差的人，则被驱赶上了闷罐列车，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辛德勒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对纳粹的野蛮暴行十分震惊。同时，面对空无一人的工厂，他又感到忧心忡忡。他说服格特将他的工厂作为一个附属劳改营，并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购买礼品，送给格特及其上司以打通关节，从他们手中“买”出一个个犹太人的生命。但他仍不能阻止格特毫无理由的随意杀人。
1944年4月，格特又接到了将全部犹太人集中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命令。再一次被法西斯的残酷罪行所震惊的辛德勒，酝酿出了一个庞大的营救方案。他和总会计师斯特恩列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人名单，并用整箱的现金和格特达成交易，将1100名犹太工人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一个新工厂内；并且不顾亏本的风险，宣布在7个月内不为德军生产任何有用的产品。与此同时，他又花费了数百万马克，用于购买别人生产的炮弹、贿赂各个要害部门以及供养他的工人。
不久，广播里终于传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时的辛德勒已身无分文，遭受到破产的厄运。在车间里，他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纳粹党员、军火生产商和战争罪犯，“你们将获得自由，而我必须去亡命逃生”。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到一起，为他送行。辛德勒用颤抖的双手，从一位犹太老人的手中接过了一封有着所有工人签名的证明信，和一个用希伯莱文刻着“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的戒指，哽咽着说：“我本来可以多带些人离开克拉科夫，但我挥霍太甚，没有能做到……”1974年，商场失意、孤苦伶仃的辛德勒在法兰克福溘然长逝。他的灵柩在当年被他拯救的犹太人的护送下，安葬于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
影片采用黑白片的制作方法和纪实片的创作风格，使影片的叙事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在表现手法上，影片充分调动电影综合艺术在音乐和色彩方面的表现功能，使影片的艺术个性十分突出，风格凝重而细腻。在音乐方面，影片强调通过客观的叙述去打动观众的感情，在音乐与画面内容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强调一种内在含蓄的情感张力；在色彩的运用上，以灰白和暗淡的冷色为基调，偶尔辅之以彩色（小姑娘的红裙和结尾时的转为彩色片），使影片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和心理冲击力。
本片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他曾因此感到羞耻。而在他的心灵深处，又因为自己的一些亲属死在德国法西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中，而留下了沉重的阴影。正是这种“犹人情结”，使他以长达3个多小时的片长和黑白纪录片的风格，拍成了好桑坞第一部描写法西斯种族大屠杀的正剧。
自从1971年执导第一部影片《决斗》以来，斯皮尔伯格已导演过14部影片，其中的《大白鲨》、《外星人》、《紫色》、《太阳帝国》、《侏罗纪公园》、《谁陷害了兔子罗杰》等影片，都曾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或各种奖项，但是只有这部影片才使他第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辛德勒的名单》不但拓宽了斯皮尔伯格的导演路子，更使人们看到了他作为电影导演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良心，以及他驾驭电影语言的的非凡才能。
该片上映后，国际影评界盛赞这部影片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拍摄的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气息的电影”，这是对他的更高奖赏。
人类首次从恐龙蛋化石中获得恐龙的遗传物质(1995年)
1995年3月14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批青年科学家最近成功地从二枚特殊恐龙蛋化石中获得了恐龙基因片段。这是人类首次从恐龙蛋化石中获得恐龙的遗传物质。在恐龙蛋化石中，居然还存在着6500万年前就早已灭绝的恐龙的生物活性物质，令科学家们惊喜不已。这一发现，对人类了解恐龙和它的生存环境、物种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枚来自河南西峡县的晚白垩世的C型恐龙蛋化石，它有内腔，腔内有絮状物，呈灰褐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昀从中取出少量絮状物，发现其中含有氨基酸等有机物。
陈章良教授及其实验室一批青年学者利用近年来建立的一整套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实验设备，利用同位素标记和PCR扩增技术，进一步证实了这枚恐龙蛋化石中确有DNA存在，并成功地扩增出一系列特异的DNA片段。通过DNA序列测定，并通过计算机与美国和欧共体基因数据库进行比较，获得了多个基因片段，如与蛋白质合成所必需的18SrDNA同源的基因片段，它与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和人类18SrDNA的同源性为73％至81％，而与原核生物无同源关系。这表明该基因片段既不是人为的操作污染，也不是细菌污染所致。
此外还获得了与钙粘着蛋白基因。动物生长激素受体蛋白前体基因、甲状腺激素受体基因、锌指蛋白基因、以及原鸡组蛋白基因等同源性较高的片段，这些结果是经多次反复实验获得的。这些研究成果开辟了古分子生物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部分研究成果已写成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上。
索尼亚·甘地被推举为印度国大党主席(1998年)
1998年3月14日，印度国大党最高决策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正式推举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遗孀索尼亚·甘地为国大党新主席，4月6日获该党代表大会批准。
索尼亚·甘地于1946年12月9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奥瓦桑乔镇一商人家庭。60年代初，她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同在该校求学的拉·甘地， 1968年结为伉俪。婚后的索尼亚深居简出，极少在政治场合抛头露面。1991年5月拉·甘地遇刺身亡后，国大党内部一致呼吁索尼亚出任党的主席，但她以不愿介人政治为由拒绝。1997年5月，索尼亚在党内各派的要求下正式加入国大党，同年年底，她宣布代表国大党参加竞眩有评论说，国大党在本次大选中赢得第二大党地位，索尼亚功不可没。
Ⅳ 香港回归前的历史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