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叙事手法与音乐

① 谁能详细介绍下张艺谋导演的创作风格

张艺谋以的电影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配橡和电影创新于一体。

他执著挖掘电影语言的潜力、追求构图的力度、意想的丰富和色彩的饱满，通过反常规的银幕造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到独特的艺术境界。

早期张艺谋以执导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艺电影著称，艺术特点是细节的逼真和主题浪漫的互相映照，善于电影色彩学和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细腻动人的事物。

张艺谋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意识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批判培铅旁精神，是内蕴其中的浓烈的历史感和生命意识，是古朴民俗的奇特景观，同时也饱含对女性反抗精神的讴歌和赞颂。

他在强烈的色彩、大胆的构图背后坚持了生活的真实和叙事的抒情。张艺谋的本领在于他能强烈而不失准确，适时而又超前地拨动中国百姓的心弦。

人物评价

在电影人才的提携上，张艺谋捧红的“谋女郎”激冲也是媒体和公众聚焦的对象，巩俐和章子怡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电影外，张艺谋“副业”很多。他执导过歌剧、芭蕾舞剧和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系列成为当地的旅游文化。

拍过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官方宣传片以及北京奥运会会徽和火炬的宣传片。另外，还拍摄过广告，出版过图书，设计国庆60周年纪念邮票，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等等。

② 张艺谋的电影有哪些特点

1、色彩运用鲜明。

张艺谋导演对于色彩的敏感程度，是其他同代导演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对红色，更是情有独钟。

张艺谋导演在影视作品中对于红色的运用是十分出彩的，比如最早的《红高粱》中的“高粱酒”、“最后的血红画面”，再到《菊豆》中的“红染布”，又到后来的《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都十分鲜明的在影片中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2、彰显女性的个性。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中，女性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早期影片尤其彰显女性的个性与魅力。每部作品中的女性都是不同性格不同身份女性的代表。

3、电影风格有活力。

早期的张艺谋电影风格都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活力，也是因为这种特别的活力，才能让张艺谋导演拥有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使得张艺谋能够冲破以往电影风格来寻找新的电影语言。

(2)张艺谋电影叙事手法与音乐扩展阅读：

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具有非常深刻的思辨性和创新性。首先是思辨性，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表现出的思辨性，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谁对谁错的方面，他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和民族心理结构，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思辨；

通过电影的艺术语言和造型，深入剖析社会经济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愿意，探索社会历史变化的内在动力，从生活的最底层，把握人们的心理结构，进而了解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结构。

③ 张艺谋电影 风格是 什么

一、改编类电影

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就是很典型的小说改编类。通过小说的手法讲述电影内容。同类的电影还有《红高粱》、《金陵十三钗》等。换了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肯定会带有导演的个人风格，有时会对原著造成极大地改动，例如《白鹿原》电影，就出现了大幅度地变动，个人认为仅仅是套用了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

改编类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长篇类小说有较为庞大和复杂的故事和内容，如何将内容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讲述完。例如《归来》，因为时长限制，便弱化了对陆焉识以前生活的情节。重点表达陆焉识归来之后的情节。 无论是《归来》、《红高粱》、还是《活着》，都高度还原的原著内容。虽然有删减，但不失真，剧情紧凑而不缺失，高度还原作品。

二、时政类电影

《秋菊打官司》，《一个和八个》都是直接反应在社会问题，通过媒体的方式，让大众直接参与到时政问题的讨论中。而且直接使用记录片的拍摄手法，与之前的构图意识强烈的电影截然不同。偷拍视角，停机再拍，静止机位，高度还原的场景，大幅度的使用。这在当时整个电影事业在进行多元探索的时候是难得可贵的。

三、反思类电影

无论是《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等，都是讨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较量。讨论着体制内人的挣扎和情欲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和挣扎带走明显的思想烙印，值得人们反思。

四、商业类电影

不能不说，张艺谋电影中另一部分可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留下痕迹的就是商业电影类型。也是因为张艺谋，中国电影史上诞生了一个最为显著的商业片类型——“大片”；从《英雄》开始，《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创了中国式大片美学和传统武侠的结合，呈现了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张艺谋结合国际视野，使用大明星、大制作、大场面、高曝光、营销手段等方式，将中国电影推向了经济的前沿。张艺谋电影创作的新变化给电影人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从这几个方面不难看出，虽然，做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但张艺谋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风格和主题。当陈凯歌沉浸于历史与人文的反思，当黄建新沉醉于对城市迷茫的反思，当田壮壮醉心于对宗教的诠释，张艺谋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文化批判”了。

其实张艺谋的创新突破更多的表现在拍摄手法上，也就是视听语言的表现上。视听语言是电影独特的语言，那么它的变换也就能直接反应导演的风格变换。

一开始的《红高粱》大面积地使用红色，相较与第四代导演大量使用自然光，这次变化是革命性的。为了表现出对生命的礼赞，大量使用红色。也正是这种类似于中国画的泼墨式的手段，成了大陆电影打开国际市场的敲门砖。

紧接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摒弃了《红高粱》那种大写意的手笔，一切的故事锁定在四面封闭的深宅大院中。利用这个封闭的空间， 将电影中封建礼制对人的压制表现到了极致。尤其是在影片最后使用的连续叠化中的“囚”字形结构，直接表明了主题。张艺谋的拍摄手法其实更多的是对第四代导演的纪实类拍摄手法的颠覆，更多地打开了人们对电影的探索。

之后，《秋菊打官司》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偷拍视角的引用，纪录片化的风格。彻底打开了人们对电影本质和内容的探索，不必拘泥于形式。也正是这种土的掉渣的表演直接反应中国农村的本质现象和对法制的思考。又一次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而后《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都采用了非演员的方式，拍摄手法也更简洁，直接用静止镜头。使得更具有中国特色，更加真实。

而后的《活着》，小说式的讲述方式，更加彰显的张艺谋的功力。相较与陈凯歌执着于对历史和人文的思考，张艺谋更多地在探索电影的多元化。可以说，陈凯歌研究了电影的深度，张艺谋探索了电影的广度。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张艺谋电影中所承载的东西。

一、悲剧情节

这其实不算是张艺谋的个人风格，第五代导演都偏爱悲剧。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的。 张艺谋电影中，直面个人人生悲剧的影片是其电影艺术的代表，比如讲述个人英雄悲歌的《红高粱》；女性悲剧视角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讲述人生悲剧的史诗视角的《活着》等。

这些电影的内涵性和价值往往都是嫁接在人物和事件的悲剧情节之上的，而其实第五代导演都喜好将人物放置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对其进行人性的拷问，去揭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还有人性的卑劣性。表达这些问题，悲剧的表达方式无疑是最恰当的了。

二、抗争的女性形象

历史上女性在社会中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和地位。 女性的定位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 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而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女性形象多为抗争的女性形象。从《红高粱》到《金陵十三钗》 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女性在社会地位中的真实写照，是按照不同时期男性的观赏愉悦不同而安排女性的命运，由此表现出中国两性关系虽具有隐蔽性，却又不乏可见性。

三、浓烈的色彩

无论是《红高粱》那种写意式的大红，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给人印象深刻的漫山遍野的菊花。都无不彰显这位导演表现手法的弹性与张力。可以说，张艺谋的色彩运用成为一种辨识度，一种标签。大量的、精准的使用色彩表达出导演对电影的掌控力。

其实总体来说，张艺谋一直在求变，不断在突破，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个人烙印。张艺谋无论是对中国电影本体的创新，还是对电影产业的商业化发展都有着显著的贡献。

④ 论张艺谋的电影艺术风格

张艺谋作为我国很少有的天才艺术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它们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始终显示了他厚积薄发，对电影艺术的赤诚态度，这在其他艺术家中是很少有的，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张艺谋的电影始终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漩涡之中，其主要根源就是他的电影始终处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碧宽代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之中，显示了多元与开放的艺术追求，在执著与困惑之间思索着人、民族与艺术的命运。但无论怎样，在他电影作品中始终如祥孙一的三个基本主题：对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对我们理解他的电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追求，思考他的电影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
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和趣味
美作为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任何一个熟悉他电影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他对完美形式的追求在当代电影艺术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电影的音乐听起来耐人寻味，特别是由于他电影所特有的民间气息，使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也会被他音乐的魅力所深深打动，如粗犷豪放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祝酒歌》，韵味隽永，撩人心弦，具有民间音乐特色的《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音乐等。当然最显著的还是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可以这样说，他精心经营的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这当然与张艺谋最初所从事的摄影专业的影响有关。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是电影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根本的特征。张艺谋对视觉效果的刻意追求，甚至是苦心孤诣的追求，显示了他对电影艺术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张艺谋的电影对美的追求中，《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为突出的。电影的画面精致、对称、和谐，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公子做生意从外面回来，在楼上吹笛，最后和四姨太一同离开的场面，这种匠心独运不仅显示了张艺谋对画面的刻意追求，与整个电影以四合院为基调的平整、稳定、压抑的画面既和谐一致，又显示了他内在的浪漫气息。与此相反，《我的父亲母亲》的画面则充满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显示了生命谨慧链的一种悲壮与崇高的美。特别是在画面与细节的处理上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
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与国庆、生日、婚宴等各种喜庆中出现的红色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大多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跳跃、奔放、热烈、动荡的特点。张艺谋电影中的“犟”
张艺谋的电影中很多地方都反复出现“犟”的主题，主人公的执著、倔、犟，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和渴望。
《我的父亲母亲》表达了执著的爱情，特别是母亲对爱的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主要表达对信念的执著。电影不仅仅表达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信念的追求。如果说此电影仅仅是对教育的关注，我们无法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得到印证。而对执著的叙述确是他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电影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重要性：破败不堪的校舍，生活无着的学生，毫无着落的教师。张慧科到城里去打工，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的归来对整个山村的教育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在电影里没有讲清张慧科的归来对整个山村教育的影响。但是电影里唯一讲清的就是魏敏芝为“一个都不能少”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当然，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穷山沟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教育状况在观众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淡化了人们对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的敬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理解《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并不仅是对一个在普通教育岗位上坚持到底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歌颂，更重要的是对两位普通人对爱的执著的歌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表达了对公平的追求。秋菊对“说法”的执著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虽然电影真实的镜头被一种理想的信念所组织着，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就能常常看到秋菊的形象
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
在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中，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则是他对中国现实关注的一个最为令人赞赏的主题。中国是一个城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度。有些艺术家关注城市，有些艺术家关注农村，而张艺谋却用他不朽的艺术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城乡的巨大差别。至于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赞美就更是艺术家中所绝无仅有的了。
《一个都不能少》强烈地表现了城乡差别，因此对农村并不了解的城里学生认为电影太夸张，不真实。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无比强烈的真实性。它使我们关注城乡的巨大差异，关注农民的命运，思考农村的发展对中国民族前途的巨大意义

⑤ 《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讽刺了多少现象

《满城尽带黄金甲》于二零零六年在中国公映。取材自曹禺戏剧表演《雷雨》，叙述了发生在南唐五代十国阶段宫廷斗争剧情。将众多皇家家中的不幸与报仇的剧情酣畅淋漓的呈现出来。

皇太子

在这次情感过程之中，皇太子从来没有强行去做所有的的事，只是在皇帝的威仪下暴漏了许多在面上的又哭又笑下的贫瘠与虚假。

皇帝和皇太子中的比照，是悬念化叙述下的分歧，这类分歧以比照的方法在观众们眼前进行。

原本是要承继皇帝天下的人，确是这般虚假而又虚假的男生，这种宫廷过程之中惟一能够被称作在社会道德上具备”仁爱“风度的仅是二王子1人，但皇后娘娘的不幸和皇帝的权威下，他的性命在这里彼此之间的分歧过程之中猝然而逝。

填满分歧的悬念化留白叙事手法，使这部电影对观众们的诱惑力与别的电影对比则更加的明显，也是张艺谋导演常用的叙事手法。

在一次次不一样的论理与判逆表现下，深层次的展现出皇帝以及皇后和一众王子激烈的家庭不幸和宫廷斗争。

⑥ 如何评价张艺谋导演的《江满红》

《江满红》是一曲爱的挽歌，通过描写穷画家于毁模嫌水村与歌女李梅芬的爱情悲剧，为不得志的艺术家抒悲愤、鸣不平

原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了解这段历史，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文化洗礼，但看完后发现《满江红》的叙事角度极其复杂，出人意料。


1.叙事手法不像正统历史剧，而是从胆小却狡猾的小人物开始，在悬疑、喜剧、热血、悲伤、英雄主义等不同风格中不断切换碰撞，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也顺便告诉我们，历史总是受到大人物的影响和推动，但也离不开千万个小人物，小人物也能成就大事。



一开始我担心把好的家国情怀翻译成小品，因为演员有沉腾、岳云鹏、张译、雷佳音、潘斌龙、郭京飞、魏翔，但每个人的表演都恰到好处。而且完全没有影纤手响到正剧的表现。

2、整部剧都是关于岳飞的，但岳飞从未出场，诠释了岳飞生前的英雄气概和伟大。没有了岳飞的精神影响，他已经在社会底层徘徊，但为了民族大义，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还要让天下人知道岳飞的遗言，让秦桧这个奸臣永远受诅咒。

3、张艺谋独特的美学表达：中国建筑美学、服装美学、武器美学、暴力美学、音乐惊奇美学。故事的每一个转折和场景的转换都伴随着强烈的节奏和声音。高亢的豫剧像摇滚，不，比摇滚好听。它在黑暗的背景下制造震撼和刺痛，却准确地表码镇达了当时人物的内心戏剧，同时展现了文化自信。

⑦ 张艺谋的电影有哪些艺术特色

初期作品比较贴进现实生活,比较朴实,给人以无限感慨!但后来,大概主要是为了冲进奥斯卡,也开始讲排场,内容空洞,这也是中国近期电影的一个错误的发展趋势,就比如陈凯歌的<无极>甚至被人评为"穿得一身珠光宝器的妓女"(这好像是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空有其表,而缺乏灵魂和实质性的东西!
可以说老谋子的电影是中国影坛的一面旗帜。

他比较注重画面美和色彩的搭配。在他初期的作品中写实风格是他作品中的主流。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初期的电影比较关注民生。都是小市民或农村题材。他比较善于用自然的事物来渲染气氛（如《秋菊打官司》中曲折的乡间小路，象征着秋菊的坎坷的告官之路）。
在《秋菊打官司》里是要“讨个说法”，《英雄》简化到由于是赵国人，无名就担负起“刺秦”的重任(情节缺乏切己的动机，在推动叙事发展方面有明显欠缺)。在影片的叙事方面，常常极端运用某种方法，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与原作频频使用预叙相反，恰恰是大量使用省略法，叙事颇为生涩以至于难以流畅地叙述一个复杂的黑帮故事：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比比皆是的静止拍摄，缓慢的镜头运动，暗示了一个古老的压抑故事。凡此种种，均能证明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层面的存在。

极端化策略挟带着导演锐利的个人意志，在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方面极具优势，而且创作个性一旦形成，由此形成了创作重复。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个性因重复得以强调，风格因重复得以彰显。张艺谋影片的叙事策略、创作个性、美学风格正是由一系列熟悉而陌生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等)不断地确认而大获成功。但是，以极端化为核心的个性、风格可能因自身的偏执而拒绝接受审美视野之外的存在。极端化风格因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备受关注与青睐，但极端化风格因其偏执也带来了艺术上的一些不可回避的隐患。

他对电影的创新，个人理解，更加追求画面的色彩对比以追求画面美的升华。比如《红高粱》中姜文黝黑的肌肤和枯黄的稻草及高粱的对比，《英雄》中张、章穿的大红喜袍和金色稻谷的对比。整个画面非常唯美，毕竟他是学摄影的出身。

⑧ 以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为例，谈谈其创作风格。

1987年,自他执导的首部影片《红高粱》一炮打响后，一直执著于电影创新探索的他在1999年，又以《我的父亲母亲》向中国世纪末影坛投入了深情一瞥。在“初创——发展——成熟”这三个阶段划分基础上，分别从主题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阐释了这三个时期以“反叛-回归-整合”为主的创作特征，以期在新世纪初对张艺谋电影的创作走向作出一个回顾和展望。
从电影的文本世界出发，张艺谋的创作风格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浓郁，由最初的创作冲动生长晕染而成的一种氛围；二是朴拗，质朴而执拗的人物性格给影片带来的相应的表现形态。
他在的电影创作中运用了两种电影修辞艺术--象征和夸张，大大加强了电影的造型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赋于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以巨大的丰富性和强烈的独创性。因此，张艺谋影片的象征、夸张两大艺术特点，是引导他的电影走向世界、创造电影神话的重……
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充溢着鲜明的激情情结，这种情结使其影片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从其早期生活经历可见，激情一直是张艺谋导演性格的一部分，在艺术创作上更是不断地反叛传统和挑战自我。在其作品中，激情表现在演员的选用到电影主题的选择、电影语言的创造和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这种激情在成就张艺谋导演地同时，也显示出某些弊端。
对于张艺谋摄导的喜剧片《有话好好说》，则一改张艺谋往昔创作风范，着力营构了一种散文化的市井生活景观,制造了一个散文型的银幕奇观。由于叙事视角的改变,该片的镜语系统也与张艺谋以往的影片大为不同。借助焕然一新的镜语形象和自觉的喜剧反讽手法,该片深切地表现出了张艺谋对现代都市灰色人生和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深度省思。检举

⑨ 张①某的电影有什么风格

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在具有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特色的同时，还具备极强的个人电影特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张艺谋导演是真正的将生活融入到电影艺术当中去，从生活中，深入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主体思想，表达他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抒发自己的情怀，探究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渊源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作品往往都展现出很强的思辨性和创新性。并且，张艺谋导演还通过电影深入的探索社会个体的心理活动，力求表现最真实的民族心理结构，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引人深思。

首先，张艺谋导演对于色彩的敏感程度，是其他同代导演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对红色，更是情有独钟。看过张艺谋导演作品的人大多都能发现，张艺谋导演在影视作品中对于红色的运用是十分出彩的，比如最早的《红高粱》中的“高粱酒”、“最后的血红画面”，再到《菊豆》中的“红染布”，又到后来的《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都十分鲜明的在影片中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可以说是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没有平白无故出现的颜色，每出现的一种颜色都是为电影主题或者叙事服务的。色彩是一种极其富有美感的神奇艺术，张艺谋将它运用到了极致，在他的影片中，张艺谋导演可以运用各种颜色的交替变化来进行叙事，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身上衣服颜色变化，《我的父亲母亲》中现实与回忆的黑白与彩色的对比，都是张艺谋在用色彩讲故事，并且是讲的非常细腻的那种，让受众看了之后，不自觉的就被带入到故事当中去，突然之间就被打动，因为张艺谋导演将色彩在电影中的叙事与造型作用，运用到了极致。

其次，张艺谋导演的作品风格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不管主人公的身份地位是怎样的，他总是通过一种近乎主管的态度去深入探寻剧中人物的心理结构，关心剧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变化，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导演对表面风光实则不然的皇后形象的塑造，就具备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虽然身份尊贵，但仍然逃不出命运的折磨，只能“高贵而卑微”的活着。这也是张艺谋导演作品里的一大亮点，不论剧中人物的身份多么高贵和低贱，张艺谋导演总是能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深入的去探究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中，去研究和表现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怀，因此，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风格，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价值。

再者，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具有非常深刻的思辨性和创新性。首先是思辨性，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表现出的思辨性，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谁对谁错的方面，他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和民族心理结构，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思辨，通过电影的艺术语言和造型，深入剖析社会经济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愿意，探索社会历史变化的内在动力，从生活的最底层，把握人们的心理结构，进而了解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结构。其次是创新性，张艺谋导演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创新，他不会拘泥于自己以前的成就，不断的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向大家展示自己心里的电影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2018年张艺谋的《影》，这部作品一举打破张艺谋只会用红色的谣传，张艺谋导演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风格。虽然以黑白为主，却将画面表现的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舒适，这是他在色彩上的大的突破。类似于这样的探索还有好多，总之，张艺谋导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十分多的有益探索，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借鉴于指导，这才是一个电影人应该去努力具备的一个精神，“探索者”的精神。

最后，张艺谋导演是中国导演的代表，他在吸收借鉴前人的优秀经验的同时，结合自己的时代经验，以及对社会的观察，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历史当中去，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可能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经历过“文革”亲身经历了和平社会的“黑暗时代”，所以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蕴含着对社会历史的深厚思考，同时还对中国基本的人情社会特征的研究，以及对于人物的心理结构探索，都是十分具有现代意义的，并且这些特点都是其他导演很难具备的。

⑩ 求张艺谋主导的电影《英雄》的宣传手法，参考英雄的百科“当年首次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有过的营销手法”

分析电影《英雄》营销的模式

喜爱《英雄》是因为它迎合了观众的需求，《英雄》的火爆则得益于其高超市场化的运作。解析《英雄》是为了诞生更多的《英雄》。

上市7天票房进账1个亿，它就是《英雄》。
《英雄》依靠其雄厚的资金支持、领先的市场理念、娴熟的运作手法，在2002年12月20日甫一上市，就大获全胜。截至2003年1月7日，票房达19500万元。
然而，票房只是《英雄》带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影片早在全球公映之前，制片方就已通过一套系统的操作手法，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还实现了盈利：欧美地区发行权以2000万美元售出；韩国与日本发行权分别以200万美元和7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VCD、DVD内地音像版权以1780万人民币成交；《英雄》贴片广告的标价是30秒200万元。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图书、邮票等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所带来的巨额收入。
从财务的角度看，《英雄》无疑是成功的。究其本质，创新性地将营销观念导入电影产业和整合性的成熟的市场运作手法，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研究中国电影市场和消费者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大片的新鲜过后，国内电影院就风光不在，票房逐年下滑，近年更甚。20年前，中国电影观众每年最高接近300亿人次，上世纪90年代猛跌至五六亿人次。电影市场如此江河日下，原因在于：
1.忽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任何产品，只有迎合消费者现在和未来潜在的需求才能获得成功。对于电影“生产者”来说，了解主流观众生活形态、观念和偏好的变化与趋势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我国电影市场上娱乐片观众占主流，在这个市场上观众就是上帝。而中国大多数的导演却没把观众的需求放在心上，蔑视观众的需求，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2.中国电影观众的偏好已发生变化。
近5年电影观众观赏情趣的强烈变化表现在越来越向平民化、通俗化、纯娱乐性靠拢，轻松的喜剧片和惊险的灾难片更被看好。“看电影只是为了娱乐放松”，这已是主体观众在紧张忙碌工作之余进影院的主要目的。
3.中国观众缺乏电影经验。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观众每3年才去影院1次，这使得观众缺少一种看电影的经历，不知道自己花几十元的代价去影院观看是否值得。
4.进口大片票价太高。
比如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最高票价达到80元，比美国的最高票价还高。在一个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市场上价格严重扭曲，是引进进口大片反而导致中国电影市场降到冰点的主要原因。
5.盗版光盘、走私影片泛滥，严重侵蚀电影的市场肌体。
因盗版的性价比较正版具优势，从而使电影的票房受损巨大。
6.电视电影频道的替代作用。
7.缺乏真正权威的、对观众的偏好和电影的创作起引导作用的影评。
国内影评人士往往从电影的专业角度来分析电影，很少从观众的角度欣赏影片，从而没有有效地激发观众观看的意愿。
8.中国电影从产量上来说不少，但进入市场的并不多，很多影片观众根本看不到，有的根本就没有发行。
9.缺乏营销意识。
在国营制片厂，一部投资上百万元的影片，能拿出两三万元来宣传就不错了。因为缺少营销意识，缺少一流的营销人才，致使一些国产电影“锁在深闺人未知”。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疲软，众多优秀的国产影片只能依靠几乎是惟一的手段??抢占“情人节”、“春节”等黄金档期来争夺高额的票房回报，中国电影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精确定位
张艺谋从来就不讳言《英雄》作为一部商业片的定位：“评价《英雄》成败的关键在于票房。”
《英雄》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手法和充满想像力的表现方式，在人们的脑海中占据一块属于武侠片最高境界的经典区域，让人们一旦说到武侠，就自然提起《英雄》。这样的定位就自然衍生了影片恢弘的气势、惟美的画面、流动的色彩、浪漫的音乐和强大的阵容；就自然衍生了高额的投资和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市场推广动作；就自然衍生了高达40元/人的国产片票价；也就自然衍生了人们心目中堪与《泰坦尼克号》媲美的国产大片形象。
准确的形象定位锁定了《英雄》的目标受众是大量的普通观众，而不是电影节的评委；注定了《英雄》将成为人们心目中武侠片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注定了《英雄》最终要成功。
强大的电影品牌号召力
所谓品牌是指用以识别企业产品，以求有别于竞争者的产品所确定的名称、术语、符号、设计或这4者的结合。作为一种大众流行消费产品，在大众日益依赖品牌消费的今天， 电影必须在市场上打造并运营自己的品牌。《英雄》的品牌经营策略无疑已成为中国电影业的经典之作。
只张艺谋一人，就具有了足够的票房号召力。更何况800万美元左右的片酬力邀大腕巨星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甄子丹加盟，再加上杜可风的摄影、谭盾的音乐、程小东的武术、和田惠美的服装、人物设计、帕尔曼的小提琴、《黑客帝国》特技制作班底为全片制作的将近17分钟耗资1000万美元的特技，剧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为《英雄》品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品牌的价值不是由企业自己评定，而是存在于消费者心目中、存在于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中。
1.沟通。
《英雄》与观众的沟通，是通过放映前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来完成的。不论是在媒体投入、大型公关活动，还是在售点生动化陈列方面，《英雄》主要的诉求点都在于其班组阵容的强大。它试图利用导演和明星的品牌号召力来说服观众：《英雄》的确能够以其堪与好莱坞媲美的精良制作，带给他们一直在武侠片中所寻求、所期待的感官享受，他们在精神上获得的快感将远远超过他们在物质上的付出。
2002年11月28日开始上市的《英雄》记录片《缘起》，将《英雄》与观众之间的沟通推到了极致。这部采用纪实手法，从北京到敦煌，从九寨沟到横店，历时3年共1000多个日夜跟踪拍摄而成的记录片，刻画了《英雄》从张艺谋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到最终成为一部成熟电影作品的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大面积多渠道地传播这个记录片，使观众有机会第一次与《英雄》的创作和诸多明星亲密接触，从而强烈地勾起更广泛的人群对《英雄》产生好奇与期待。
2.体验。
《情感营销》的作者说“体验是企业和顾客交流感官刺激、信息和情感的要点的集合。”电影与有形的产品不同，它给消费者提供的价值就在于一种体验。
浩荡的秦军于铙鼓齐鸣中策马奔驰，英雄的决斗在白发老朽的古琴旁屏气敛息，燃烧的仇恨伴随着鬼太鼓低沉的邪气，茫茫大漠间传来的是小提琴哀怨的思念；红色的枫林、绿色的山水、蓝色的书房、黄色的沙漠；《英雄》中的人物，淡化成一个英雄的符号，在服装颜色的变化中肆意泼洒英雄的风情韵致，张曼玉红衣飘摇中的绝美，李连杰黑衣劲装中的刚毅，梁朝伟白衣飘飘中的孤绝；棋亭打斗、黄叶漫天、九寨比剑，所有的这一切都以张艺谋独特的叙事手法，向观众扑面而来。这的确是一部“在色彩中流动”的“视觉的盛宴”。
3.联想。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联想是品牌力内涵的重要构成要素。《英雄》以其精良的制作，成功地成为公众心目中最高水平武侠片的代名词。在这个阶段，《英雄》品牌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张艺谋和明星品牌的影响力。观众开始更热衷于讨论影片的人物、情节、色彩、音乐、画面、服装，他们不再通过导演和演员等因素来对影片质量进行评价，而是相对独立地以自己的“体验”来进行评价。
《英雄》以自己的优秀经受住了观众的考验。《英雄》在品质上的成功使得《英雄》品牌和导演、明星品牌在市场上交相辉映，一方面有力地提升了导演和众明星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英雄》品牌的进一步延伸。
整合的营销传播
《英雄》的成功，绝非偶然。除自身品质出众外，其在运作上的整合传播推广功不可没。
1.前期策略。
（1）秘而不宣。该片开拍以来，一直都在极度保密之下进行。其主要人物造型都秘而不宣，这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好奇。因此，当《英雄》剧照曝光后，立刻激发了媒体、大众和众多商家的第一波关注的热情。
（2）冲击奥斯卡。后期制作完成后，《英雄》剧组开始频频主动与媒体接触。于是能否成功入主奥斯卡，又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和心中最大的悬念，更加激起公众对此片的期待。
（3）提前推出《缘起》。“《英雄》盗不着，就盗记录片《缘起》。”殊不知，这样就又落入了《英雄》的“圈套”。《缘起》既是《英雄》的记录片，更是《英雄》的宣传片，通过它又掀起了观众对《英雄》的新一轮期待。利用人们对影片的好奇，将《缘起》首先推向市场，可谓是宣传造势的创新之举。在《缘起》推出之前，《英雄》漫画、小说、邮票相继面世，形成一浪接一浪澎湃之势。
（4）盗版的宣传效应。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英雄》与盗版的“明争暗斗”时，《英雄》已上了报纸、网站娱乐版的头条。都知道《英雄》深圳试映要凭身份证方能入场，都知道深圳的盗版商扬言7天内拿到《英雄》盗版，都知道《英雄》的防盗版工作将进行到底，所以都期望知道是否“盗”高一尺，《英雄》“魔”高一丈。
《英雄》在惊心动魄地与盗版的斗争中成了舆论的焦点。
2.中期策略。
(1)包机首映礼签约仪式。2002年11月22日，《英雄》制片发行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包机首映礼签约仪式，现场播放了《英雄》的精彩片段和拍摄花絮。包机首映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首次出现，《英雄》继续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2)内地音像版权天价拍卖。2002年11月29日，《英雄》VCD、DVD内地音像版权拍以1780万元的天价拍卖，创出国内音像制品版权交易最高纪录。这进一步使人们确认了《英雄》的价值，直接有效地激发了消费者一睹为快的欲望。
(3)媒体广告的投放。随着公映期的临近，《英雄》在媒体上的动作越来越大，全国大部分观众都暴露在影片立体轰炸的宣传攻势中：除了灯箱、路牌广告、影院的海报陈列等传统方式，《英雄》在电视上则以纯商业广告的形式，向世人展示《英雄》的无限风采，先是中央一套、三套、八套，紧接着全国150多家地方电视台以及VCD、DVD、Internet多渠道开展轰炸；与此同时，《英雄》还与多普达手机的广告捆绑在一起，出现在诸多媒体上。这些广告中都包含了《英雄》的片名和上映日期。一时间，《英雄》的广告铺天盖地，无处不在。以上媒体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盖了目标受众，对《英雄》的上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人民大会堂首映礼。在吊足了观众和媒体的胃口后，2002年12月14日，《英雄》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英雄》选择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一方面是进一步聚焦媒体的关注，将宣传攻势推向高潮；另一方面，也是有意突出《英雄》的品质非凡。
虽然首映式后众多媒体对《英雄》的评论报道不如预期中那么好，然而诸多争论及张艺谋等剧组人员频频在媒体上接受访谈，使人们越来越确信无疑：《英雄》的确值得一看。这，逐渐铺垫了《英雄》高潮的到来。
(5)潮起??上海、广州、香港首映发布会。随着全国公映日期的临近，《英雄》的宣传攻势高潮迭起。《英雄》把全国市场分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大片区，分别派专人亲临片区压阵；斥巨资包机前往上海、广州和香港参加首映发布会，掀起又一轮新闻狂潮；紧接着，宝马车队接机、张艺谋与娱记唇枪舌剑、悬红400万元捉拿《英雄》盗版、董建华接见、预售票房高达300万元……2002年12月的娱乐界，沉浸在一片对《英雄》的期待和欢呼中。
(6)售点布置。当《英雄》终于在全国各地全面上映时，各大影院为营造影院现场气氛，大都上了大型户外喷绘、POP挂旗、人型立牌等诸多终端宣传用品，有的影院甚至张灯结彩大肆宣传。
3.后期策略: 票房和盗版。
即使《英雄》就此中止了宣传，其炫目的票房也会将它继续维持在大众关注的中心。7天票房突破1亿元，20天票房突破2亿元，人们已经开始不厌其烦地将《英雄》与创造中国票房记录的《泰坦尼克号》相比较，中期策略的惯性和巨额票房成为《英雄》最大的宣传点。
另外，影片公映陡然加大了防盗版的难度。《英雄》盗版和反盗版的斗争，也将持续保持在媒体的视线之中。
在《英雄》的宣传策略中，前期的事件营销和中期一系列的公关活动、广告宣传、现场促销手段可以说是精心策划、一气呵成；多渠道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覆盖了目标群体，一步一步地将观众和媒体的期待和热情推向高潮。
渠道决胜
1.集制片、发行于一体。
《英雄》的制片方即发行方。新画面公司不仅协助张艺谋完成了影片的制作，还联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负责该片的发行。这使《英雄》从出品到包装策划再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组织上奠定了市场运作成功的基础。
《英雄》品牌和宣传的力量，使影片的出品发行方在该片的发行渠道中，始终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具有了执行其发行策略的指挥权。
2.发行中的平面模式策略。
平面模式策略是指一部影片在一个主要目标市场的某一家影院或少量重点影院举行首映式，以建立良好口碑，一旦口碑确立，便一次性或分阶段扩大发行范围，进入无数影院，以达到遍地开花、财源广进的目的。
《英雄》的出品发行方充分利用手中握有的发行渠道控制权，精心选择了人民大会堂作为首映式的地点，6天之后，开始以北京、广州、上海为重点向全国铺开。
这种铺开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英雄》的出品发行方凭以往的票房成绩及其硬件设施水准为基准对各院线进行筛选，以保证影片的放映质量在观众那里不打折扣。
3.档期的选择。
对电影而言，档期是缔造成功票房的关键。《英雄》锁定的目标观众群是18～35岁的中青年，这些中青年开放、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他们对于“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的重视已经足够与中国的传统节日相抗衡。因此，《英雄》将全国公映日期定在2002年12月20日抢占“圣诞”档期，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已经被节日气氛所感染的人们。周末、午夜、圣诞、《英雄》，这一切诱惑对于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人而言，真是难以抵抗。
《英雄》档期不仅赶上了“圣诞”，而且将“元旦”也包含在内。《英雄》潜在的观众是12～18岁、35～50岁对武术、电影感兴趣的人群。在这一“圣诞”兼“贺岁”档期，很多这些潜在的观众受票房和口碑的驱使，走进了影院。
除了在香港与《无间道》撞档，《英雄》在国内几乎没有受到其他同类型影片的狙击。
4.立体渠道发行策略。
除了传统的银幕放映，新兴的电影分销还包括了VCD、DVD、电视、录像、Internet等渠道。西方成熟的电影播放体系告诉我们，电影应首先在影院播放，然后才可以进入家庭录像市场，再后是付费电视及有线电视，1年以后才可以开始在公众电视台播放。追随这种成熟的播放体系，《英雄》有意控制其VCD、DVD的面市时间，决定在影片上映后1个月?大概是2003年2月5日，才使其进入家庭市场， 这样既保证票房不受到冲击，又保证《英雄》与观众接触的连续性。
5.严防盗版。
（1）影院内监督。《英雄》深圳上映期间，出品发行方在各个细节上严格监督，为此甚至控制电影的放映场次和门票的销售数量，以保证充足的防范力量，有效地防止了盗录，
（2）保护拷贝。为严防盗版，《英雄》的拷贝在押送过程中使用了20年未见的拷贝箱，钥匙交由各影院经理亲自保管。出品发行方还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英雄》的拷贝被电影院弄丢，将要按照拷贝索赔金额的10倍处罚。另外，为了从内部彻底把盗版堵住，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洗印拷贝。每家影院当天放映过《英雄》交接拷贝后得由院线经理签字。
(3)依靠行政力量。为了打击盗版，《英雄》还成功联合了外部力量。国家文化部和扫黄办首次为一部电影成立了反盗版专案小组；广东伟佳、飞仕公司投入400万元作为打击盗版的基金，并成立了打假小组和律师团。
尽管后来出现了拷贝西安被盗事件，但从整体上来说，《英雄》的防盗版工作还是做得非常成功，有力地保证了影片高额的票房回报。
品牌延伸?后电影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开发
电影产业链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一是策划、生产阶段；二是宣传、发行阶段；三是影院放映阶段；四是后电影产品的开发阶段；五是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阶段。其中，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是电影自身品牌延伸的产物。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影业营销是以“电影”为火车头，带领相关产品和产业的综合开发，这种模式称之为电影营销的宇宙系统模式（图1）。该模式把电影比作太阳，而其他相关产品和产业则是围绕它运转的行星。在美国，一部影片狭义上讲是赔钱的（指票房低于投资），而在广义上讲则是盈利的（指综合收入大于投资），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国，对电影的关注点目前大多还集中在票房上，却忽略了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这两个重要阶段，还没有进行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组合开发。《英雄》在这个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成功的探索。
电影营销的宇宙系统模式
1.海外发行。
在影片公映之前，《英雄》出品方就已将其在欧美地区、韩国、日本的发行权售出，成功收回了全部投资。
2.贴片广告。
宝洁、丰田、中国移动等数十个大企业的贴片广告为《英雄》带来了超过2000万元的收入。
3.漫画。
由香港漫画大师马荣成为《英雄》亲自执笔编绘的漫画配合影片同时推出。
4.同名小说。
为了和电影产生互动影响，根据《英雄》改编的同名小说于2002年12月初推出。该书首印数量5万册，定价为20元。
5.四人雕塑组像。
在影片上映之前，香港方面已经开始出售《英雄》4人雕塑组像。香港有关电影公司自制的这50套《英雄》4人组合雕塑(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及章子怡)并非有钱就能买到，它需要凭4张换票证来换，而换票证又随门票附赠。
6.邮票。
为配合影片《英雄》的宣传，3000套《英雄》邮票限量发行。不久，限量发行改为敞开供应，以便将《英雄》的热度持续到放映之后。
7.音像版权。
《英雄》VCD、DVD内地音像版权拍卖以1780万元的天价成交。
8.游戏。
上海某软件公司获得了《英雄》剧组独家授权，首次把《英雄》的人物造型、道具以及故事情节等搬到网络游戏《遗忘传说》中。
9.捆绑广告。
多普达与《英雄》的捆绑广告大大降低了其宣传费用，实现了双赢。
10.续集。
《英雄》的投资方已与张艺谋达成协议，《英雄》顺利发行上映后，将于2003年再度斥巨资投拍《英雄》续集。
回顾《英雄》运筹中国电影市场的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英雄》的成功已远远超过财务方面的赢余而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电影产业而言，它打造的“英雄模式”将会为众多电影机构所借鉴，成为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商业化运作的转折点；其成功的后电影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开发，将预示着中国“后电影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