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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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电影《花样年华》的音乐分析
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是一位非常具有特色的导演，他的作品虽不多，但个个堪称经典。王家卫对音乐的感知极其敏锐，对音乐在电影中运用尺度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并且擅长利用音乐元素渲染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电影音乐的巧妙运用已成为王家卫的电影作品的重要风格，也是对其作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王家卫电影音乐整体风格
音乐在王家卫的作品中已经超越了附属于电影的地位，成为电影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擅长利用音乐元素渲染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王家卫电影音乐的整体风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形式多，数量大，偏爱使用环境音乐。
王家卫电影作品中几乎包含了流行乐、摇滚、爵士、华尔兹、戏剧、歌剧等各种音乐形式，每种形式、各个地域、不同年代的音乐都能够被王家卫放进电影中，并发挥它们独特的作用和效果。
音乐数量之大在王家卫电影中的表现也十分明显。如影片《重庆森林》中各种音乐累计时长达48分钟，超过整部电影时长的一半。《东邪西毒》中的17首曲子也占到整部影片近50%的长度。
王家卫作品中还偏爱使用环境音乐。无论人物角色独处在家，或是在快餐店、酒吧、舞厅，都会有相应的环境音乐相伴，以此营造特定氛围，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二、电影《花样年华》中的音乐分析
影片《花样年华》是由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的一个关于婚外恋的故事。该片故事情节较为简单，没有太多的曲折悬念，却斩获多项国际大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男主角梁朝伟也凭该片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影片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但其中独具匠心的配乐，是该片获得的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借来”的主题音乐
主题音乐是一部电影中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是影片主题的音乐表现形式。电影《花样年华》的主题音乐是借用日本导演铃木清顺的《梦二》中的插曲Yume jis Thene，该曲出自在亚洲电影配乐领域中久负盛名的日本作曲家梅林茂之手。这首曲子在影片中共出现7次，贯穿了男女主角的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的全过程，也是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插曲。
Yumejis Theme是一首以g小调作为主曲调的大提琴协奏曲，曲子中大提琴的拨弦音强劲有力，极富节奏感和律动性，和圆舞曲柔美圆润的节奏相互交映，使得整首曲子的旋律更显复杂多变，神秘优雅，营造出一种蔓延整部电影的诱惑和暧昧的氛围。
陈太太和周先生成为隔壁邻居之后，在房东的麻将桌上不期相遇，这时他们只是普通的邻居。当身着旗袍摇曳多姿的张曼玉和帅气优雅的梁朝伟在麻将桌边擦肩而过时，导演采用了慢镜头的方式，并配上这首充满了暧昧情调的曲子，暗示了两人之间将要发生的感情纠葛。一段时间之后，男女主角已经比较熟悉，爱人经常不在家，他们都喜欢在楼下的面摊吃饭，陈太太买过饭回去的时候，就和下楼吃饭的周先生在楼梯口相遇，此时，音乐再次响起，画面依然变慢，并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表现了他们在相爱前虽有交集却互相平行的生活。音乐第三次出现依然是在狭窄的楼梯口，依然是在来回面摊的途中，这时他们都已经发现了爱人出轨的痕迹，却碍于他们自身性格和骨子里传统文化的约束，都没有勇气打破身份的界限，但彼此已经心照不宣。
在确定自己的伴侣已经出轨之后，在忧郁的音乐声中，两个人都露出了寂寞和无奈。在他们寻找自己的配偶开始婚外恋情的原因时，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并且发现了共同的武侠小说情结，就经常在一起研究武侠小说，这段时间也是他们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房东的流言飞语又让陈太太对于和周先生的交往开始变得谨慎，刻意躲避着他。直至他们互相表白心迹之后，陈太太忍不住趴在周先生的肩膀上失声痛哭。最后，当世事变迁，花样的年华已经悄然流逝，缓慢而悠长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依然采用慢镜头的方式，音乐和画面高度吻合，表现出当时间如流水般从指尖淌过，曾经的真挚情感却依然在心底挥之不去，不免让人欷歔感叹、满心伤怀。
这首主题音乐贯穿于故事开始、发展、高潮、结尾的全过程，成为男女主角爱情发展的最好见证，也细腻真实地展现出男女主人公心理的微妙变化，渲染出暧昧忧郁的氛围，推动着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发展。在谈到为何要“借用”这首《梦二的主旋律》作为电影的主题音乐时，导演王家卫说：“我一听到《梦二的主旋律》这首曲子，就觉得它无论是在节奏上还是旋律上，都和影片《花样年华》十分搭配。因为这首曲子是个华尔兹的旋律，是周而复始的回旋曲，需要男女双方的互动，和电影中张曼玉和梁朝伟间的互动关系恰好吻合。”正是这首“借来”的主题曲，完美诠释了电影的主题，与影片的内容韵味、男女主角的表演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对电影的主旨和内涵起到了重要的升华作用。
(二)老歌《花样的年华》
在电影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隔着一道墙各自独坐，收音机里传来周旋的老歌《花样的年华》：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多情的眷属……在优美柔情的歌声中，本就深陷怀情思旧情绪中男女主人公更加心事重重。电影镜头在二人之间缓慢来回平移，表现出他们在情感和社会的双重压抑下的苦恼和矛盾。当花样的年华悄悄溜走之后，只能选择将彼此的感情放在心底，保留着那份美好的回忆。
歌曲《花样的年华》是1946年歌手周璇在其主演的电影《长相思》中所唱的一首插曲。电影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周璇扮演的李湘梅在战争中和自己的丈夫失去了联系，被迫沦为一名舞女，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在李湘梅一次生日时，非常感触，唱了这首《花样的年华》，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美满家庭、和谐社会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追忆。《花样的年华》这首歌曲在电影《花样年华》的结尾出现，主要作用有两个。首先，我们不难发现，电影“花样年华”的名称就是来自于周旋的这首歌曲名，说明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对年轻时经历的单纯美好爱情的追忆，和歌曲《花样的年华》的主题和意义非常契合。在讲述完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之后，将这首曲子放在电影的结尾，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揭示了电影的主题，引起观众对青春年华的思考和对如烟往事的回忆。第二，歌曲在电影中的出现采取了有源音乐的形式。所谓“有源音乐”，是指观众既能够听到音乐，又能看到音乐的来源(如该片中的收音机)，是叙事体内音乐的一种。这首曲子以有源音乐的方式出现，使得主题的揭示更具有写实性，能够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引起强烈的共鸣，也是对电影情节画面和人物内心世界更为真实完整的表现。
(三)《花样年华》中的戏剧音乐
影片《花样年华》中还用了京剧《桑园寄子》、粤剧《红娘会张生》、粤剧《情探》、评弹《妆台报喜》等戏剧音乐元素。笔者认为，导演选取戏剧音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影片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时收音机中经常播放的京剧、粤剧等戏剧音乐广受欢迎，因此，戏剧音乐形式的选用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写照;另一方面，电影主题涉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传统文化束缚之间的矛盾，运用戏剧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也暗示着传统文化在普通群众中的根基还是很深厚，短期内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有很大困难，这也是造成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最重要原因。
电影中虽然几次出现了戏剧元素，但是戏剧音乐的声音在片中被压得很低，断断续续，似有似无。这样既做到了不喧宾夺主，使视觉画面处于主体地位，又准确反映出传统文化思想已经式微的时代背景，突破传统思想的约束，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的文化土壤已若隐若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中张曼玉的丈夫和梁朝伟妻子的出轨行为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四)拉丁情歌和《爱的心境》
善于在影片中运用外国音乐元素，是王家卫电影的一大特色。影片《花样年华》中的外国音乐主要有：黑人歌手纳京高的三首拉丁情歌和作曲家迈克尔·加拉索的《爱的心境》。
三首拉丁情歌都具有很强烈的感染力，加上纳京高极富磁性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为影片营造出一种既浪漫感人又忧郁伤感的基调，反映出男女主人公在爱情和传统道德之间苦苦挣扎、欲罢不能、矛盾无助的心理。观众即使听不懂曲子的葡萄牙语歌词，也很容易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进入一种无限伤感的失语状态。当音乐声随着主人公一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的爱情表白响起，巨大的苍凉和怅惘情绪侵占了每一位观众的思绪，使他们在音乐的旋律和动人的情节中彻底沉陷。
《爱的心境》是迈克尔·加拉索专为该片创作的曲子。电影的结尾，周先生在吴哥窟的墙洞中藏下了心中的秘密，并用一撮小草塞住了墙洞口，为他们的这段爱情故事画上了句号。整个过程都回荡着《爱的心境》的音乐，简单的拨弦伴奏和大提琴低沉的声音，正是主人公在经历了这场刻骨铭心爱情之后内心情感的倾诉和表达。观众在这曲音乐的旋律中看着男主人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这段爱情，不禁为他们感到伤感和叹息。
三、音乐之外的启迪
通过对影片《花样年华》中音乐风格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导演对乐曲独具匠心的选择和运用在影片中达到的绝妙效果，也让我们更深刻认识了“王家卫式”的电影美学。这里的电影音乐，除了应用在影片中实现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还给我们带来了音乐之外的一些启迪。
首先，影片《花样年华》的成功，离不开音乐元素的有效使用，更离不开画面、情节、色彩等多种元素的有机配合。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在制作过程中把握好每种元素的作用，充分发挥每种元素的作用和意义，共同为电影主题的阐述服务。
其次，纵观电影《花样年华》中的音乐，无论是“借来”的主题音乐，还是其他音乐，都实现了音乐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组合，都是导演对现代都市人群内心精神世界敏锐捕捉后的精确再现。让我们通过这么一个简单哀伤的故事，重新窥视到受多元文化冲击的香港，都市人群面临的情感失落、精神困顿和历史迷茫的“病态”现象，带给我们对历史和人生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