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物素描画大全图片

① 请教关于画家的电影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1475-1564）
就像拔起亚平宁半岛的棕榈树，蘸着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在天空勾画的金色画幅，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充满了动人心魄的力度和激情。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米开朗基罗创造了一件件气势恢弘的作品，成为人类高尚精神的象征。
有关米开朗基罗的片子有1950年的意大利影片《泰坦：米开朗基罗的故事》、1980年的美国影片《米开朗基罗》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卡罗尔·里德导演的《迷狂与痛苦》，影片描述了米开朗基罗在绘制西斯廷大教堂天顶画的过程中和雇主，罗马教皇朱利尤斯二世之间发生的故事，着力表现两个巨人之间的冲突和友谊。（P16-1A、P16-1B）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
这个身材矮小的西班牙男人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代表整个20世纪的个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经尝试过从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以至波普艺术的各个绘画流派，并且是“立体派”画法最重要的发明人，这使他成为我们这个飞速发展时代的象征。除了在绘画领域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作为情圣的毕加索也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一生中曾经和难以数计的女人有过浪漫史，而他“画风随着情人变”的癖性更是被史家们津津乐道。
不少电影都以毕加索为主角，其中比较优秀的包括1976年亨利·克鲁佐导演的《毕加索的秘密》、1982年的西班牙电影《画家毕加索》、1996年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拯救毕加索》、以及曾经在中央台播放过的瑞典影片《毕加索的奇妙之旅》等。（P16-2A、P16-2B）

弗朗西斯科·戈雅 Francisco Goya（1476-1828）
在戈雅身上，突出体现了西班牙人看待世界的魔幻眼光，笔下的魑魅魍魉仿佛会飞出纸面。而这种奔放感在另一些绘画中表现为对革命的热情和对不公正的愤怒。当然，戈雅也有温情的一面，他画的女子都活力四射，撩拔人心，使人联想起画家不凡的浪漫史。
关于戈雅的影片有1999年的西班牙影片《波尔多的戈雅》，这部制作精美的艺术影片描绘了西班牙画家戈雅热情似火而又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P16-3A、P16-3B）

阿美迪奥·莫迪里阿尼 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
莫迪里阿尼一直是美术史上的一个谜团。1906年，这位百分百英俊潇洒的青年才子从意大利来到巴黎，穷愁潦倒地度过了十数年的时光，1918年后其自创的画风逐渐被社会承认，但莫迪里阿尼仍然拒绝从绝望和放荡的泥潭中爬出来，几乎每天都要喝得烂醉如泥，终于在1920年溘然长逝。莫迪里阿尼喜欢描绘高度变形的人物形象，以女子“天鹅式的长脖子”而闻名于世。这些形象大多赏心悦目，在构图上和色彩上都有很好的控制，具有和谐之美，这些画是如何在醉酒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一直是令史家头痛的谜题。（P16-4A，P16-4B）
关于莫迪里阿尼的影片有《蒙巴尔纳斯19号》，在这部法国导演雅克·贝克导演的影片中，钱拉·菲利浦演活了这位命运多蹇的天才。这部影片获得了激进的电影大师戈达尔的赏识。

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1886-1957）
声名显赫的拉美画家里维拉曾经尝试过立体派和抽象派，但在壮年时毅然转向挖掘祖国墨西哥的传统文化，歌颂伟大的拉美人民。他糅和了古典画法、马雅和阿兹台克的古老画风、以及西方现代诸流派的技法，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也属于左翼进步力量，属于拉美人民的，富于装饰性和宣传性的画风。
在2000年的美国影片《摇篮还要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位艺术家开朗、正直、幽默的性格。（P16-5A、P16-5B）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1928-1987）
兼有油画家、版画家和电影制片人几重身份的安迪·沃霍尔是按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红人。他提出了“艺术不必手工制作”的著名主张，最有名的作品是大批制作的玛丽莲·梦露丝网版画，这些画组成的“版画走廊”探讨了大众文化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成为波普艺术运动中的最强音。
1996年的美国影片《我射杀了安迪·沃霍尔》表现了一个希望安迪·沃霍尔买下自己的电影剧本，却履履不能如愿的女人一怒之下射杀了这位先锋人物的故事，影片从海报到影像都具有波普艺术的味道。（P16-6A、P16-6B）

弗瑞达·卡洛 Frida Kahlo （1907-1954）
这位墨西哥女画家的作品中，幻觉和想像如野马狂奔。卡罗曾经是托洛茨基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墨西哥画家里维拉，他们的婚姻生活骚动不安。在20世纪40年代后，女画家的脊柱出了问题，但她仍然作画不息，一直到生命的终结，画作的主题从超现实主义的想像变成了对神的礼赞。
还未上映的美国影片《弗瑞达·卡洛》由著名影星塞尔玛·海耶克主演，将在观众面前展现卡罗传奇的一生。（P16-7A、P16-7B）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1541-1614）
格列柯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画作多是宗教题材。他以很大的明亮色块和拉长的形体表现严肃的精神性主题。这在当时文艺复兴的世俗化氛围中无疑是一种反潮流的风格，但400年后，格列柯的平涂技巧和精神主题却正好投合了现代画家的口味，使格列柯成为对现代流派影响最大的古典画家之一。研究表明，格列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更增加了现代人对他的兴趣。
1963年，梅尔·费雷尔在影片《埃尔·格列柯》中，再现了这位大师不平凡的绘画生涯。（P16-8A、P16-8B）

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抽象画法在康定斯基等人手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成熟，但到波洛克这里才真正显示出其疯狂的魅力。波洛克创造了各种极端的画法：以戏剧化的狂暴将颜料泼洒到画布之上；用棍棒或刀子沾染颜料，再甩向钉在墙壁上或铺在地板上未完成全展开的画布；把砂子和玻璃碴随便抛洒在画布上。他作画时在房间中不停地走在走去，并且把这种行动看作是绘画的一部分，这使其风格获得了“行动艺术”的称号。但这并不是说波洛克的行动大于艺术，在其作品中，我们仍能够感到一种清新、和谐而又丰富的美感。波洛克使美国绘画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完全独特的视觉语言，为美国成为战后视觉艺术中心立下了汗马功劳。波洛克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因为一直怀疑自己艺术的价值，波洛克性格孤僻，迷恋酒精，直至最后被车撞死。
在2000年的美国影片《波洛克》中，美国实力派影星埃德·哈里斯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孤独而又疯狂的开拓者，因此而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P16-9A、P16-9B）

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
速写风格的清晰勾线和富有光感的色彩运用使劳特累克的画作仿佛杜米埃和印象派的杂交。这位少年身残的画家喜欢和下层人士来往，敏锐的感觉使他得以同时捕捉环境氛围和人物的心理世界。不过，他所画的人物总是比实际上看起来丑些，成为作者愤世疾俗情绪的“受害者”。
在1953和2001年的两部《红磨坊》中，劳特累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惜这两部影片都算不上成功。（P16-10A、P16-10B）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 Jean-honore Fragonard（1732-1806）
这位18世纪的画家画风甜美细腻，可以说达到了洛可可风格的极致。
1989年菲利浦·勒居埃的影片《两个弗拉戈纳尔》根据画家的名画《洗衣妇》的主题，设置了洗衣妇玛丽安娜作为女主人公，为影片引入社会画卷，注入浪漫情调。（P16-11A、P16-11B）

潘玉良（1902-1977）
这位中国近代女画家幼时父母双亡，13岁即被卖入烟花楼，受尽凌辱，1916年被革命党人潘赞化赎出并与之成婚。之后受邻居的影响开始学习文化和绘画，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入上海美专，之后考入法国国立里昂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以毕业创作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罗马奖学金，进入罗马皇家美术学院，之后其作品两次获得国际大奖。潘玉良把中国传统和勾线画法和当时流行的印象派技法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她笔下的人物多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而女性没有层次感的红艳嘴唇是她画作的商标。
大陆香港合拍的影片《画魂》由著名影星巩俐主演，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表现了潘玉良从妓女到画家的过程，观众对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和影片中的裸体镜头津津乐道，却并没有意识到主人公是一个多么杰出的画家。（P16-12A、P16-12B）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有人把凡·高归于印象派，有人把他归于表现主义，其实凡·高不属于任何派别，凡·高就是凡·高。平凡的题材、明亮的色彩，旋转的笔触，凡·高的每一幅画上都带上了自己的商标。凡·高的人生有着太多的诡谬之处：他有着渴望拥抱一切人的热情，却连亲近的朋友都无法和他友好共处；他像个圣徒一样希望解除世人的苦难，却被认为是反社会的怪人；他的画在生前无人问津，在死后却价值连城，其复制品比“可口可乐”的广告还要常见。凡·高同时拥有着最富亲和力的画作和最富戏剧性的人生，没有理由不成为最为公众熟知的艺术人物，以至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乡镇都有不少人知道凡·高，说起他的名字就像说“蛋糕”一样自然。
凡·高是电影业的宠儿，他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在1956年文森特·米内利导演的《苦命的凡·高》中，柯克·道格拉斯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凡·高的形象，并以“微妙的方式”暗示了凡·高和高更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在黑泽明的影片《梦》中，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客串了一把凡·高的形象。在1990年法国著名导演莫里斯·皮亚拉执导的《凡·高》中，摄影师用电影画面成功地模仿了凡·高绘画给人的感觉。最有意思的是加拿大儿童片《我与凡·高》，在片中一个小姑娘在梦中的凡·高的鼓励下追回了自己的画。
（P16-13A、P16-13B）

让-米歇尔·马斯克耶特 Jean-Michel Basquiat(1960-1986)
草率勾勒的人物、手写的文句以及科学的数字图式，加以丰富的色彩拼凑在一起，巴斯克耶特的画似乎比任何经典画家的作品更契合于我们这个纷乱的时代。从纽约嬉皮士的涂鸦起家的巴斯克耶克在80年代迅速大红起来，流星似地迅速建立起国际声望，但不久死于吸毒过量，年仅26岁。
1996年米拉马克斯公司的影片《巴斯克耶特》以纷乱的色调和激越的摇滚表现了这位画家奇特的一生。（P16-15A，P16-15B）

唐伯虎（1470-1523）
唐寅，字伯虎，弘治十一年（1498）中应天府解元，后入京会试，受考场舞弊案牵连下狱，
被黜为吏。于是伯虎绝意功名，藉诗画谋生，他泛取宋元诸家之长，笔墨细劲秀润，格调潇洒
清逸，行利兼具，雅俗共尝。唐伯虎性格狂放不羁，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不过，我们了解这位画家，主要是因为星爷的影片《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主要讲的是
画家业余时间做成的一件小事：化身为唐伯虎的敌人打入仇家内部，只因为看中了府里长相酷
似巩俐的丫环“秋香”。在求爱的过程中，唐伯虎不但表现了绘画的绝技，更显示出其在曲艺
、武术、气功等方面的多项才能，最终抱得美人归。《唐伯虎点秋香》塑造了电影史上最神气
的画家形象，并且给了本文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
（P16-14A、P16-14B）

② 中国著名女画家，黄蜀芹导演的电影《画皮》讲述了其生平

画魂
导演: 黄蜀芹 (Shuqin Huang)
编剧: 刘恒 (Heng Liu) / Min Anqi / Shi Nan
主演: 巩俐

上映年度: 1993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 法国 / 台湾
民初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一生。
潘玉良原是江南的妓女出身,对绘画独有天分，却无人赏识。
一次机缘让她认识了芜湖海关盐业总监潘赞化（尔东升饰），随即被纳为妾。她随潘赞化到了上海,因为见她喜欢绘画，潘赞化介绍了专业老师让她学习，从此开始了学画的学生生活。
其后由于潘赞化的正室的介入让原本感情很好的二人渐渐产生了矛盾。她于是留学巴黎,渐渐成为国际著名的画家。上海美术学院校长刘海粟观念开明,请她回国任教,不料学风开放的欧洲与国内艺术界的情形大相径庭。一心为艺术的潘玉良被保守的知识分子们指责为“妓女艺术家”，抨击与阻碍她教授的人体画艺术......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少妇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小姐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
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

③ 请教这张图片代表什么意思，出自哪里

画名：维特鲁威人 相关介绍：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 维特鲁威是公元1世纪初一位罗马工程师的姓氏，他的全名叫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当时他写过一部建筑学巨著叫《建筑十章》，其内容包括罗马的城市规划、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由于当时在建筑上没有统一的丈量标准，维特鲁威在此书中谈到了把人体的自然比例应用到建筑的丈量上，并总结出了人体结构的比例规律。此书的重要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由此点燃了古典艺术的光辉火焰。在这样的背景下，达·芬奇为此书写了一部评论，《维特鲁威人》就是他在1485年前后为这部评论所作的插图。准确地说，这是一幅素描，画幅高34㎝，宽25㎝。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达·芬奇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收藏于意大利威尼斯学院。
此画的构图由一个圆圈、一个正方形和一个裸体男人构成：正方形下边的边线外切于圆周，外切点刚好是这条边线的中点；人体仰面躺在圆圈与正方形相重合的范围内，头部的顶点与正方形的上边线相切，切点也正好是边线的中点；两脚并拢于圆圈与正方形下边线的切点上，躯干与正方形的上下两边的边线垂直，两手平伸成180度，两手的指尖刚好抵达正方形左右边线，并与之垂直。在此基础上，人体在画面中又摆出第二种姿势，两脚分开，脚掌面与圆圈相交；两手上举至正方形上边线与圆周的交汇点上，刚好与头顶同高。整个人体，无论是第一个姿势还是第二个姿势，都在圆圈和正方形内显得十分对称。
人们看重这幅画的对称与谐调。许多年以来，这幅画作的基本构图被视为现代流行文化的符号和装饰，广泛应用于各种招贴画、鼠标垫和T恤衫。
其实，显示人体的对称美，并不是这幅画作的全部意图。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在人体的轮廓线之外，躯干和四肢上还画有一些切线。这些切线都画在人体的关键部位：躯干的切线分别在膝关节、生殖器根部、胸部（切线与两个乳头相交）和两个肩头之间。在两手平伸的姿势中，分别在两手的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也描着切线。这些切线是人体结构的分割线，用以说明人体结构的某些规律性。
在画面上端和下端的空白处，是达·芬奇亲笔写下的注解文字。这些文字是理解这幅画作的关键。然而在过去1000多年中，这些文字一直未引起中国艺术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在包括《西方美术史》在内的众多有关西方的艺术著作中，不仅没有提及这些注解文字，而且在刊登此画时对画面上下的文字进行了剪裁，使读者无法看到文字。
这副图的下面达芬奇自己的描述：
……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关于建筑的作品中谈到，人体的自然尺寸是按如下原则分配的：4指为一掌，4掌为一尺，6掌为一腕尺，4腕尺为一人的身高。这种丈量方式可以用到建筑中去。假如你伸开双腿、抬高你的胳膊直到中指与你的头顶等高，你会发现，你张开的四肢以肚脐为中心，而你双腿间的空间会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一个人从发根到下巴颏的长度等于他身高的十分之一；从胸部顶端到头顶的距离是人身高的六分之一，从乳头到头顶的距离等于双肩的宽度，并且是人身高的四分之一；从肘到腋窝的长度是人身高的八分之一，从肘关节到手指尖的长度是人身高的五分之一。生殖器的起始点是人身体的中分点。从脚底板到膝盖下的距离与生殖器起始点到膝盖下的距离相等，都是人身高的四分之一。从下巴颏到鼻子和从发根到眉毛的距离都与耳朵的长度相等，并且都是面部长度的三分之一……
达·芬奇创作《维特鲁威人》的经过
根据丹·布朗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球上映，引起广泛关注。《达·芬奇密码》一书中的第一个密码即是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临死前所摆放的达·芬奇著名画作《维特鲁威人》的造型。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伟大艺术家中涉猎面最广的一位，他不仅是画家，制图家，发明家，解剖学家，还是音乐家和哲学家。同时他也是最神秘的一位。尽管几百年来他的伟大作品使达·芬奇的名字家喻户晓，但他本人在世人眼中却始终像谜一样难以捉摸，令人好奇。而他的许多生平亦不为人所知。
《放飞的心灵:达·芬奇传》(〔英〕查尔斯·尼科尔著朱振武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传说中“文艺复兴天才”和“全能的人”背后的这个多元发展、有创造性的和具有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的个体描绘了一幅最令人信服和最为隐私的肖像。此书追溯描写了列奥纳多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包括他创作《维特鲁威人》的经过。
达·芬奇对解剖学的兴趣，是他从事绘画的必然结果
最早可以确定列奥纳多·达·芬奇对解剖学产生兴趣的素描和笔记作于15世纪80年代末。这些素描和笔记只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大成就的开端。就他的实际贡献或影响力来说，他在解剖学方面取得的成绩要远大于他在工程、发明和建筑方面的成绩。他绘制的人体图和记录的相关笔记要比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更为严格和准确。他的人体解剖素描为揭示人体器官提供了全新的视图，就像他的机械素描与机器的关系一样。进行这种探索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勇气，会受到传统禁忌的阻碍和教条主义者的质疑，而且还需要在尸体冷却之前在紧张的时间内，进行令人厌恶的解剖。列奥纳多的解剖活动体现了他“勇于实践”的工作理念，这是对先哲——加伦、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被普遍接受的智慧的剖析和再评价，这三人当时依然是医学派别的主流。
传统观念认为解剖学太过古怪，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子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像机器那样被大卸八块。早期的人文主义者科卢切·萨卢塔蒂就曾写道，解剖学揭示了“自然所一直精心隐藏的东西”，“我不相信如果在看到人体深处的时候，有人能不潸然泪下。”列奥纳多的解剖活动至少有一次使自己与教会发生过对立。那是1515年的罗马，一个居心叵测之人“千方百计阻挠我进行解剖，不仅在教皇面前公开指责我，还在医院里喋喋不休”。
达·芬奇的解剖活动属于科学研究，同时也与艺术领域有着紧密联系，解剖学拉近了科学与艺术的距离，或者表明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距离。解剖学同几何学和数学一样，都是绘画的基础。在一幅画出颈部和肩膀神经的解剖图的下面，列奥纳多写道:“这种表现形式对一名优秀的绘画者十分重要，就好比优秀的语法家要知道单词的拉丁文起源一样。”你是否还记得，《最后的晚餐》中列奥纳多用人物的紧绷而又扭曲的颈部肌肉来表现当时戏剧性的一刻。列奥纳多对解剖学的兴趣，就像稍晚一些对光学的兴趣一样，是他从事绘画的必然结果，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他在米兰作坊向弟子和学徒传授绘画技艺的必然结果。“画家哲学家”的理想观念也随之产生，列奥纳多的艺术是建立在他对描绘之物的深厚的科学知识之上。他也是自此开始发奋撰写小册子和专题文章，这些文章在他死后被收录进他伟大的《论绘画》中。
达·芬奇用坐标方格找出了人类灵魂的实际位置
达·芬奇应该可能跟韦罗基奥学过解剖。佛罗伦萨15世纪70年代的艺术表现风格，比如安东尼奥·德尔·波莱沃洛的绘画和韦罗基奥的雕塑，都带有强烈的人体解剖的细节和戏剧性。波莱沃洛对人体肌肉曾做过十分细致的研究，这显然是借助解剖进行的，随后他创作了著名的《裸体人大战》。列奥纳多应该知道佛罗伦萨的解剖专家安东尼奥·贝尼维尼，他俩可能还彼此相识，贝尼维尼还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朋友。贝尼维尼研究过心脏和其他内部器官的功能，但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在死刑之后解剖尸体，寻找犯罪行为的体内表征。他的专著《隐藏的原因》讲述了他在进行20次这种解剖之后的调查结果。
也许佛罗伦萨还有其他人在解剖学上影响过他，但是列奥纳多对解剖学的兴趣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候还是在米兰。1489年，列奥纳多曾打算出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这实际是一本手抄本专著。有一些文字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草稿和目录列表，其中一张草稿的写作日期是1489年4月2日。列奥纳多后来给这个计划中的书起名为《论人体的形态》，再一次证明了解剖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
1489年，36岁的列奥纳多开始思考世界通用的死亡的象征:人的头骨。在藏于温莎皇家图书馆的三页纸张上，他描绘了八幅关于头骨的习作，有侧面图，有截面图，还有从上方斜看头骨的图。这些素描画得巧妙精致，阴影效果优美，神秘怪异。不同的习作选取不同的角度——有画脸部的血管，有的表示眼眶和颚骨之间的关系，还有的是俯看颅骨的空腔，描绘了颅内的神经和血管。但他绘制这些习作的主要兴趣出现在画边的注解上。他的兴趣不在科学研究，而是形而上学方面。其中一幅头骨习作被按比例画成方形，列奥纳多在画边上写着，“a－m线与c－b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各种感觉的交汇之所”。
他这里特意强调的“各种感觉交汇之所”就是亚里士多德曾假设的“共通感”。“共通感”被称为大脑三个“脑室”中最重要的一个，另两个一个是“印象区”，用以收集原始的感观数据，另一个是“记忆区”，用以存储加工后的信息。
“共通感”因此就成为理智、幻想、智力，甚至是灵魂的来源。列奥纳多说道:
似乎灵魂就寄居在这个器官之内……名叫“共通感”。“共通感”并不是像许多人想的那样遍布身体各处，而是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如果灵魂到处都是的话，感官器官就用不着汇聚到一起……因此“共通感”就是灵魂之所在。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会冒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念头:如上图所示，在温莎这幅成比例的头骨习作中，列奥纳多用坐标方格找出了人类灵魂的实际位置。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过简单了。列奥纳多其实是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得到结论。
《维特鲁威人》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素描之一
在一张头骨习作的背面他留下了日期:1489年4月2日，并记着还要研究的项目的列表。列表先是有关人的头部和脸部，然后转到头骨部分:是哪一根肌腱导致眼睛的运动，以至于一个眼睛的运动又带动另一个眼睛的运动？又是那些肌腱导致皱眉。……
他的问题的范围突然变得宽泛起来，从大笑和惊讶表情的肌肉运动，突然转向，描述人类的起源，人是怎么会在子宫里的，为什么八个月大的婴儿不能在体外存活:人为什么打喷嚏。人为什么打呵欠……
他接着转向人体的肌腱和肌肉体系——“使肩膀到肘部运动的肌腱”，“使大腿运动的肌腱”等等。
伴随《论人体的形态》的研究还出现了一系列素描，这些素描用平面展现了人体比例，展示了人体各器官之间的数学比率。列奥纳多这里又一次受到维特鲁威的影响。维特鲁威是罗马公元一世纪伟大的建筑家和军事工程师，惟有他的著作提出了关于人体和谐比例的理论和实践。温莎皇家图书馆藏有一些列奥纳多这方面的素描，它们大约作于1490年，其他一些素描已经失传，但《惠更斯抄本》里收录了一些摹本，这是一个16世纪下半叶汇编的一个手抄本，大概是米兰艺术家季罗拉莫·费奇诺编纂，他曾是列奥纳多早期助手弗朗切斯科·梅尔兹的弟子，因此有机会接触梅尔兹收集的大量列奥纳多的资料。
这些人体比例习作中最为著名的一幅，实际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素描之一，就是那幅人称《维特鲁威人》的素描，又称《神圣比例》，该图已成为列奥纳多和他的雄心壮志的一个标志。就像大多数负有盛名的作品一样，这幅作品常被单独放在名誉的聚光灯下探讨，而不是放在其诞生的背景里考虑。
《维特鲁威人》是一幅钢笔画素描，画在一张大纸上(13.5×9.5英寸)，现藏于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之所以藏在威尼斯，大概是因为弗拉·乔康多于1511年在威尼斯印刷了维特鲁威作品的对开本，里面有一张依照这幅素描作的版画。素描的上面和下面都是手写的小字。图画上面的字是这样写的:
建筑家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大自然把人体的比例安排如下:四指为一掌，四掌为一足，六掌为一腕尺(cubit)〔指前臂的长度，该词来自“肘部”的拉丁文cubitus，四肘尺合全身……
这些人体比例是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第三卷第一章中节选的，书的后面写得越来越详细:“肘部到手的中指尖的长度为身高的五分之一；肘部到腋窝的长度为身高八分之一……”素描下面是用手指和手掌为单位作的比例尺。
画中描绘了一男子，他摆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姿势，这些姿势与画中两句话相互对应。双脚并拢、双臂水平伸出的姿势诠释了素描下面的一句话:“人伸开的手臂的宽度等于他的身高。”画中人因此被置于正方形中，每一条边等于96指长(或24掌长)。另一个人将双腿跨开，胳膊举高了一些，表达了更为专业的维特鲁威定律:
如果你双腿跨开，使你的高度减少十四分之一，双臂伸出并抬高，直到你的中指的指尖与你头部最高处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你会发现你伸展开的四肢的中心就是你的肚脐，双腿之间会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画中摆出这个姿势的人被包在一个圆里，他的肚脐就是圆心。
这幅素描的一个魅力在于抽象的几何学与观察到的身体现实的相互作用。画中人的身体只画了主要几部分，但轮廓优美，肌肉结实。这人的双脚实际似乎是踩在正方形的底边之上，或是抵在圆形的弧线上。这两个姿势给人一种运动的感觉，也许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实际上是一个人在上下摆动双臂，如同小鸟摆动翅膀一样。人体的线条清晰而简约，但脸部的处理却有些不同。脸部画得要更深刻一些，阴影处画得更富有戏剧效果:这是一张怒视前方的脸。
有人会猜想这个《维特鲁威人》是否就是作者的自画像。仔细想想也许不是，因为该素描作于1490年，而画中人看起来远不只38岁。另一个可能就是，这张脸解释了随后文字中描述的人体比例，比如发根到眉毛的距离等于下巴尖端到嘴部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张脸是完美的，起到了示范作用。然而这幅画似乎是对上述抽象的生物几何学对称规律的完美诠释，因此圆圈中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似乎应该是个大人物，而不是无名小卒。他眼眶深陷，目光犀利，一头浓密而卷曲的长发，头发从中间分开。至少我要说这幅《维特鲁威人》带有自画像的成分，这体现了自然和谐的人，同样也体现了惟独能理解这些真理的人——艺术家、解剖学家、建筑家列奥纳多·达·芬奇。

④ 求一部电影名字，里面有个情节是一个人用画笔素描出一幅日落图，而把这幅图侧着看是SOS的求救信号的图样！

电影《双雄》中的黎明画、、

望采纳。

⑤ 有气势好看的电影海报图片，适合画全开素描的。

冰河世纪啊 不错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