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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是个爽直而暴躁的粗汉，稍不如意便出手打人，故常常光顾监狱。里昂则是个不务正业，到处流浪的家伙，他把已怀孕的妻子扔在家里。一天，这两个宝贝在加州乡村相遇，遂结成莫逆之交。麦克斯想先去丹佛看望妹妹，然后赴匹兹堡开一所洗车行。里昂则表示要回底特律看一看他那未曾见过面的孩子，但最后还是跟着麦克斯走。在旅途中，里昂始终带着一只小纸箱，里面有台灯等给孩子的礼物。他弃家出走，心情很沉重。麦克斯开导他：只要凭个人的力量一定能创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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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荒诞的历史和历史的荒诞

看过一部好的电影（起码合自己的口味），会让自己兴奋好久，躲避在心中积压着的阴翳和不快也会迅速消散不见。几天前一个晚上的梦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胀胀的，血雨腥风的季节，我如流浪于城市中的单身汉，在传单与杀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纸，莫名的恐惧扩散整个无绪的夜晚。我好像经历了枪林弹雨和世事沧桑的老人，花费宝贵的青春去回味曾经遗忘或记得的过往，但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映现。记得早晨惊醒，唯一的念头就是“祝愿世界永远和平”，仿佛下意识地被人放置到“遥远”的战争年代或许是现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满战争的历史，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我来说，这也许应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关于战争的想象都来源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书和相应的战争题材的电影，战争如同安静的历史名词舒心地躺在从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利益者们编写的回忆录中或者二维的屏幕里面，生活于相对和平的季节里的我有时候甚至会“天真”地渴盼战争的到来，这种青春期中蕴涵着的类似英雄主义的理想与冲动曾多次鼓动我做着在打仗中发泄和充当英雄的梦，可是在真正的战争梦中，那个我却为之颤栗，边扭头边奔跑的形状成为梦醒之后被现实的我嘲笑的委琐和狼狈，好像并没有遇到危险和死亡，但整个氛围让我产生了生命的畏惧而不是英雄式的凛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为现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这样季节的一个奇怪的梦，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或许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含义，可是我不想用“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的狡辩迎合思考的懒惰。幸运地是从昨天看的电影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许仅仅是说服自己的一种解释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台湾导演，在看过他的《稻草人》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或许是台湾导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导演（不过，这也没关系，对于熟悉各种历史的人来说，被同时代的人所“遗漏”的很可能成为后世的大师，而后世的人也极其愿意“挖掘”这样的大师来弥补当下的学术空白或借此说明前人的麻木），至于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辈所能言语和拍板，按照诗人臧棣的说法，这样的事情应该交给历史来做（似乎历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还是我们束手无策之后的暂时搁置呢），我在此就不饶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它轻易地把严肃的战争时代用非常荒诞的笔法呈现出来，固然没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戏噱里面却无不张显着惨烈和可悲。与其说它告诉（传达）了我们一个荒诞的历史图景，不如说它呈现了历史的一种荒诞。

可爱的稻草人开门见山，向我们讲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脑袋看来，周围的人和它一样，“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梦，等待同样的明天”。聪明的导演把摄影机藏在永远不会说谎的稻草人后面（连话都不会说，当然也不会说谎了），神采飞扬的故事和故事诞生的时代被轻易地用恰似真实的口气和夸张的镜头呈现出来，而稻草人恰恰成了叙述“荒诞”的合法人。

阿发和阔嘴由于母亲用牛粪辛勤地滋润不得不患上色盲成为准健康的残疾人，从而幸运地逃脱为天皇打仗的神圣责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乡下。闭塞的环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显得井井有条，没有日本人的屠杀因为没有游击队反抗或者说没有先觉的人领导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浑身“长着长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里的妇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国鬼子）的美国人的飞机偶尔光顾这里给他们送来可以换来海鱼的定时炸弹之外也没有血腥的枪炮，当然更不会出现什么牺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阵亡者。导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轻松愉快地音乐以渲染叙事的情绪和节奏，搞笑的场面令观众暂时麻痹于这些发生在残酷战争时期的平静生活。从影片在轻昂的日本军歌伴奏下当地人从日本军人手中庄严地交还几个战死士兵骨灰盒的仪式开始，带有滑稽的表演和音乐基本上始终伴随整部影片。显然相对沉重的题材被导演用极为荒诞的手法或视角表现出来，苦难与悲惨的眼泪被无意识的微笑替代，除了贫困的辛酸人们似乎找不到通常电影和历史书中所叙述的战争的影子，没有反抗和冲突，更不要说敌我矛盾和斗争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战争的惨烈却似乎没有因为外在的荒诞形式而丝毫减弱，每一个画面背后无不烙上战争或被占领的影子。

阿发和阔嘴的妹妹水仙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应征入伍了，崭新的新娘服好像还没从身上脱下来，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怜的水仙成了疯癫的寡妇，身上依然穿着结婚时的红衣服。在绿色田野中飞舞的红衣袖，如同死亡的幽灵一样不时地出现在美丽的画面上，成为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象征符号。有意思的是，阿发和阔嘴在地里拣到的美国飞机扔的定时炸弹却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间里，一个疯女人与一个和炸死她男人一样威力的炸弹睡在一起，这样无意识嬉闹（胡闹）的情景里面分明是虚构出的巧合为了来营造强烈的悲剧。水仙的存在如同摇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虚灯对于整部电影一直是一个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导演没有利用她的疯癫来创造喜剧效果，显然她成为一个认真存在的指称物。我清醒地记得她唯一没有大吼大叫地出现在片子里的镜头就是黑夜里在他家抓住一个偷吃粮食的逃兵，他说自己刚结婚就被抓走了，并不是他不愿意为天皇效力，他用沙哑的声音演唱在军部学会的日本军歌来证明对天皇的忠诚，而是实在舍不下已经怀孕的妻子，善良的阿发一家拿出本来已经拮据的食物给他吃，昏暗的环境里水仙死死地盯着浑身赃兮兮的逃兵，双手惊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对于这样一个热闹的场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宁，也许逃兵的衣服让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觉得这是整个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惨的镜头。

片子中让我尤为感到亲切和安慰的是反衬出的中国农民身上的天真质朴与纯洁的善良，这也许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改变和变更的通过几千年农业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样实朴的性情。阿发的老板（不知道这里的老板是不是仅仅代表对城里人的称呼）也是亲戚（老板的妻子和阿发的妻子是姐妹），为了躲避战乱从城里跑到阿发家里来住，本来已经穷的难以温饱的阿发一家却用最好的饭菜（特意卖了一条鱼）来招待客人，热情地安排老板一家在家里住下，那份质朴的温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陆的农村习俗中，而从城里来的老板却在没有和阿发兄弟商量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地卖给了糖厂（或许地是老板的，可是这些地却是阿发兄弟一家的命根子）。当老板把卖地的事情告诉正在田间耕种的阿发与阔嘴时，导演用了一个中远镜头，三个人被放在同一个镜框里，左边老板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边的两兄弟垂着头立在地里，远处是雾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个画面压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调，仿佛战争的压力都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多的恐惧，而剥夺他们的土地却如同断了他们的命根。

从片子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虚构，农民像往常一样进行着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谁来统治，地总要种，饭总要吃，打仗也必定要来捉壮丁，不管替国民党打日本人，还是替日本人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于闭塞安详的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打仗的名誉不一样，一个可能带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个可能为了天皇效忠，同样的光荣奖章农民是分不出它们非此即彼的区别的，或许正如阿发所说，打仗回来换来的奖旗连做一个内裤都不够。这不是说明他们没有觉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与虚幻的荣誉面前，也许内裤比奖旗更实在（尽管内裤在某种程度上也关涉荣誉与文明，估计我们的老祖宗是不穿内裤的，现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扩张与全球化的结果吧）。日本人动员农民打美国和进行大东亚战争，是打着天皇的旗号，和我们起来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但同样激昂振奋的宣传，却不自觉地唤起人们为什么什么而就怎样的激情与亢奋。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无非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战争的游戏里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满正义的勇气来歼灭所谓的另一方的“敌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征兵的农民不过是根据地域（受谁统治和管理，当然地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是暗合的）来不自觉或不受支配地划分到不同的战争序列中，他们的牺牲和田里的麻雀一样随意平常。如果我们采用正义与法西斯相对立的视角判断，台湾人民被日本征兵进行东亚战争显然是助纣为孽的行为，可是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一个个参军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所造成的悲伤后果似乎无法用鲜明的价值判断来衡量，在我看来，无论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时候“以恶报恶”的方式成为正义事业的合法化，但报复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对罪恶者的“模仿”。

对于生存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台湾来说，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尴尬和暧昧造成了双方对峙的跳板或牺牲品，在两者的争夺当中，成为利用的砝码和改造的对象。其实，从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渗透力。在台湾被日本占领的相对稳定的五十年里，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湾几乎成为一个准日本化的地区。在影片中，当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长官）是日本人，孩子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语进行的，甚至出现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师的训教中，我们看到了教员让一个孩子用放大镜对准太阳然后把白纸点燃，从而阐发天皇如太阳一样无时不刻地照耀着我们，而我们只有像放大镜一样团结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如此诱人的国民教育，无非是为极权时代的统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垒，而人民在这种汁液的培养中不自觉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着光荣的旗号轻易利用的质料。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极权的社会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时借用了强有力的不会轻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现实的领袖或虚幻的天堂，事实证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历史的魅力。

片子最后一个荒诞的故事就是阿发兄弟在大人的带领下去镇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拣到的定时炸弹的事情。导演当然不会让炸弹在路上爆炸产生悲惨的结局，而是非常聪明地让他们在治安所长官的逼迫下把炸弹仍到海里然后爆炸，固然他们没有领到任何奖品，却意外地得到了许多炸死的死鱼（浮在水面上的鱼夸张地多，就像《浓情巧克力》里面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处理眼泪晒干变成盐的故事一样浪漫），他们同样满载而归。伴着他们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幸福地吃鱼的情景，阿发的母亲发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国人能三两天就轰炸一次就好了，那么我们天天都有鱼吃了”，映现的灯光逐渐变小变小，消失在黑暗里，片子结束。

《稻草人》曾经被姜文大加赞赏，据说在他的新片《鬼子来了》里面有好多借鉴《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独特之处在于用这样一种不是很严肃很沉痛的方式来对待可以很煽情地触动民族情绪的战争题材电影的姿态和视角，也就是说使用了另外一种讲述战争的故事的方式。我们发现它的戏噱和荒诞的处理丝毫没有掩盖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现带来更多鲜活的东西。尽管它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带有强烈的诉述的愿望，但却能启发人的想象，看到更多被历史书以及通常行述历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实的“情感”，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指个人的情绪，而是对历史对过去事情的一种感情，就是说我们不应把历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随便玩弄的“橡皮泥”，而应抱有对待人一样的感情来看待历史，也就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所提到的“温情的理解”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叙述很有张力或快感。

如果我们可以发挥联想的话，类似的情景似乎在国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国导演布尔曼拍摄了《希望与光荣》，采用儿童的视角看待二战期间被德军轰炸下的伦敦的情景，由于孩子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战争在他们眼里可能会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比如到废墟里拣弹壳（当然没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箩筐拣炸弹那么夸张，也没有阿发兄弟运送炸弹而大获海鱼那么神奇），比如一个跳伞飞行员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电影的残酷消解在无声无息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血液出现的战争同样拥有了悲惨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没有从这里获得有利的借鉴）。1991年意大利导演加布里埃尔·萨尔瓦托雷导的《地中海》把几个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腊小岛上，没有战斗的士兵和当地人幸福相处，好像同样也把残酷的二战赋予了许多荒诞和浪漫的故事。这种叙述上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话语重述历史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充满欢乐或日常温情的战争想象，但决不是粉饰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样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开头，梦中战争的情景或许也可以看作感受战争的一种方式，战争或说历史对于我们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感情或者它们给我们某种可亲的想象和氛围，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证确定下来的实证的复现与干瘪瘪的实录。对于历史的记忆也不光光是通过严正的推理或者宏伟的国家叙述所勾画出来的威严，而应该拥有自己个人的读解甚至虚构在里面，因为这样的历史才有鲜艳的活力。荒诞的历史也许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历史的荒诞却是我梦中依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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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导演王童1987年作品《稻草人》。
剧情：日本统治台湾的末期，佃农陈发、陈阔嘴兄弟俩除了抚养一群孩子，还要供养耳聋的母亲和因丈夫战死海外而发疯的妹妹，加以田里收成不好，家境十分贫困。一天，地主下乡避难，兄弟俩尽其所有加以招待，谁知地主吃喝之后，声称所有旱田将出售他人。第二天，在兄弟俩那块小田地上掉下一个未爆炸的大炸弹，全村震惊，却乐坏了刑警，他认为上缴这个炸弹，可能因此而升官。于是在刑警郑重其事的押解下，兄弟俩恭恭敬敬地抬着这个“呈献天皇”的礼物运往市镇。途中山路崎岖，炸弹不时出现险情，兄弟俩和刑警都发挥了“只要炸弹，不要性命”的勇气，终于把炸弹抬入市镇。岂料日本警察一见炸弹甚为惊恐，要他们立即丢入海中。兄弟俩绝望之下只好从命。炸弹一入海中应声爆炸，却见海面浮起死鱼无数。兄弟俩冲入海中捡鱼，脱下裤子装鱼，最后满载而归。兄弟俩看着全家人兴奋地吃鱼的样子，觉得老天还是公平的，总会掉下些运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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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是由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制作发行的112分钟剧情影片该片由杰瑞·沙茨伯格执导，吉恩·哈克曼、阿尔·帕西诺主演，于1973年4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映该片讲述了本来打算开一家汽车清洗店的麦克斯，因为好朋友里昂的精神失常，所以决定把钱用来医治好他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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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是由王童执导，张柏舟、卓胜利、吴炳南、柯俊雄等共同主演的剧情片。

该片讲述了在日殖末期的台湾，佃农陈发、陈阔嘴两兄弟为了养活成群的孩子、耳聋的母亲和发疯的妹妹，背着炸弹向殖民政府邀功领赏的荒诞故事

⑹ 找一部关于稻草人的恐怖电影

中文名字：稻草人

电影《稻草人》海报英文名字：Scarecrows
导 演： William Wesley
国 家： 美国
时 长： 83min
年 代： 1988

五名劫匪在作案后劫机试图飞往墨西哥边境，但其中一个为私吞赃物而带钱跳伞逃走，众人无奈只能追其而去。然而他们不知道现在所处的地方竟是一个被巫术诅咒已久的稻草人墓地，人们接连被复活的稻草人杀害。不过凡是在此被杀的死者都会变成活死人追杀其他幸存的人类，劫匪们被逼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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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吊桥上抬炸弹和抬棺材同时遇到的什么电影

1987年10月在中国台湾上映的电影《稻草人》
王童执导，张柏舟、卓胜利、吴炳南、柯俊雄等主演的剧情片。
讲述在日本殖民末期的台湾，佃农陈发、陈阔嘴两兄弟为了养活成群的孩子、耳聋的母亲、发疯的妹妹，背着炸弹向殖民政府邀功领赏的荒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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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稻草人》
导 演：王童
编 剧：王小棣 宋綋
主 演：张柏舟 卓胜利 吴炳南
上 映：1987年

本片于1987年获第二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录音奖，1988年获第
三十三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这是一部描写一群纯朴善良的百姓，生活在一个荒谬的时空中所引发的一连串喜趣。故事的背景是1940年代，两代佃农的陈姓兄弟在他们田里捡到一个美制未爆 炸弹，两人准备将它送去给日军邀功，引发不少笑料，最后炸弹在日军的喝斥下，投进海中，谁料炸弹意外引爆，死鱼浮出海面，两人满载海鱼
愉悦的 返家。

这部影片历经两年完成，对农村生活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深刻描绘，尤其浓郁的人情刻划，超脱台语片里常有的嘻笑怒骂的低级趣味，呈现出日据时代台湾庶民生活的悲歌。

⑼ 《稻草人》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稻草人》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1987 彩色片 96分钟

中国台湾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摄制

导演：王童 编剧：王小棣 宋弦 摄影：林振声 丁复义 主要演员：张柏舟 卓胜利 吴炳南 文英 杨贵媚本片获1987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三项大奖，亚太影展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奖

【剧情简介】

这是发生在台湾日据时代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村庄里，一队日本军人捧着插着日本国旗的骨灰盒、高奏日本军歌来到一群呆站的村民面前，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家人在南洋为国捐躯。村民们麻木地接过骨灰盒，似乎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

影片借田中的稻草人来告诉观众，村里的年轻人都被抓到南洋当兵去了，只有本片的主人公阿发和阔嘴俩兄弟免了兵役，村里人都说是他们俩兄弟经常帮日本巡查干活的缘故。其实真正原因是他们的母亲有偏方，每天晚上用牛粪涂他们的眼睛，弄得他们沙眼、散光还带色盲，想当兵都没人要，真是好福气。可是他们只种两分地，却生了一堆比田里麻雀还多的孩子，连名字也分不清。他们还有一个可怜的妹妹叫水仙，本是全村最美丽的姑娘，可惜过门的第二天丈夫就被抓到南洋当兵，叫美国飞机的炸弹炸死了。从此水仙就疯了，再不肯脱下鲜红的嫁衣，像田中的稻草人一样，“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梦，等待同样的明天”。

这一天，俩兄弟在田里作活，他们先在田头父亲的坟上烧完香，然后再到旁边给土地神烧香。阿发祷告道：土地公啊，日本人不让我们拜你，但我知道你很灵验。我母亲操劳一辈子了，现在腰酸背疼，请你老人家保祐她……我们家的牛不久就要被日本人牵走了， *** ，想到这个心就酸，说是要给日本人做牛肉罐头吃， *** ，土地公，我们的命真的不如日本人!阿发忍不住骂起娘，阔嘴忙提醒他，在土地公面前不要说粗话。

回到家里，老母亲对他们说，他们父亲昨晚给她托梦说，自己一天到晚躺在地下晒太阳，太热了。阿发大发脾气：我们俩兄弟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都不热，他躺在地底下倒会热?风水是他选的，他还嫌热?他也不想想，十几口的家人，就两间破棚子。今晚换我托梦给阿爸，要他变一屋子的钱，让我们俩兄弟花都花不完。这时儿子牛粪对他说，老师要他们改日本名字，阿发大发雷霆，可当儿子对他说，改日本名就可以将配给的黑糖变白糖，阿发立即改变了主意，并要儿子去问老师，能不能将他的名字也改改。

日本和美国打仗，便经常有美国飞机来丢炸弹。老师在操场上用日语向学生号召，要大家将家里的铁器都交到学校来，以便造飞机打美国人。老师叫牛粪到台上来，交给他一个聚光镜，让他在太阳光底下聚焦一张纸，一会儿纸片烧着了。老师说，天皇陛下就是太阳，而我们就是这个聚光镜。这时一个学生将他捡到的一块弹片交给老师，老师表扬了他，并奖给了他两双袜子。

大嫂的妹妹、妹夫带着两个孩子来了。其实妹夫就是阿发和阔嘴的地主，他这次回来是因时局不好，准备将地收回卖给糖厂，好到日本去。

阿发一家倾其所有，杀鸡买鱼招待客人，巡查大人也带着一家三口人来吃饭。阿发一家除了老母亲陪客，其他人均未上桌，大小几个孩子都站在门外，眼巴巴地看客人在大吃大喝。阔嘴忙将孩子们招呼到外边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看着客人吃，客人还好意思吃吗?等客人吃好了才轮到你们吃。阔嘴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说：“其实客人只是挟两口意思意思，鱼从来不会翻过来，等客人走了，剩下下面油油的，非常好吃。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可是一直守在门外的最小的孩子臭头却看见鱼被翻了过来，和其他菜一起被客人吃个精光，他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哭哭啼啼地说是祖母没看好鱼。

第二天阿发和阔嘴正在田里劳作，“老板”(妹夫)过来告诉他们，他打算将地收回卖给糖厂。俩兄弟怔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这时阔嘴的媳妇飞快地跑来，大声地叫他们赶快回去，日本人要牵走他们家的牛了。原来时局不好，村公所提前半年征走他们家的牛。阿发只能麻木地在公文上盖了手印。大雨中，全家人泪汪汪地看着牛挂上红绸带，被日本人牵走。

晚上全家人沮丧地睡着，突然老母亲大喊起来：“小偷，快来抓小偷啊!”全家人都爬起来，打着灯火才看见屋角落蜷缩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年轻人，原来他是邻近村子的逃兵。他向他们哭诉，自己的妻子怀了孕，他没办法才逃到山上。他说，“我也想向天皇效忠啊，我连军歌都练好了，不信你们听……”，逃兵哭泣地唱起了日本军歌，全家人都同情地落下了眼泪，连忙送了他很多吃的东西。阿发悲愤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当日本兵，不是死就是断手断脚，只得到一张奖状和一面旗子，那有什么用啊!”阔嘴说，那面旗子连作 *** 都不够。

一早，孩子们就悄悄起身，来到大桥边。他们是等着美国飞机扔炸弹，他们好捡弹片。过一会儿，果然飞机来轰炸了，孩子们吓得哇哇哭叫。好一会儿轰炸才结束，可是村里却闹腾开了，原来是阿发他们的田里落下了一颗未爆炸的大炸弹。村里所有人包括日本巡查大人还有伤残的士兵阿勇都来了，他们胆战心惊地卧在远远的地面，观察着炸弹。牛粪对阿发说，炸弹去交公会有奖励。阿发一听，壮着胆子向炸弹爬去，他和阔嘴拿着棍子试着打了一下炸弹，见没动静又狠狠地敲打起来。村民们见没事便都围了上来，阿发和阔嘴喜洋洋地将炸弹捆好，抬回了家准备去领赏。老板大方地说，炸弹虽是落在他的田里，但田是他们俩兄弟种的，就归他们俩兄弟好了，俩兄弟向他千恩万谢，还有巡查大人也决定第二天和俩兄弟一起送炸弹到镇上的军部去。

第二天一早，俩兄弟带着家人的无限企盼和得意地哼唱着军歌的巡查大人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对炸弹像圣品似地百般呵护，怕炸弹被太阳晒，用衣服盖在上面，甚至连自己喝的水也浇在炸弹上。好不容易跋山涉水来到镇上，路上吸引了许多围观的人，巡查大人要俩兄弟抬炸弹在亭中等着，他自己跑去军部报告。

喜气洋洋的俩兄弟正等着领赏，巡查大人却沮丧地跑来通知他们，军部的大人怕危险不接收炸弹，要他们立即抬走。阿发他们一下傻了，想到奖品将成泡影，惶急中，阿发竟不顾一切地举起棍子狠狠地敲打着炸弹，向军部的军官叫喊： “大人啊，你看，它没有危险啊! 我敲给你看啊!”那个军官又惊又怒，竟端着枪向天放了几枪，然后远远地押着阿发他们抬着炸弹向海边走去。

阿发他们无奈，只好站在岩石上将炸弹抛向海中。失望的俩兄弟刚要离去，却忽地听见大海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们好一会儿才明白是炸弹炸了，他们对望了一眼，正庆幸哥俩命大，周围的人却指着海里大叫：“鱼，鱼!”大家纷纷向海里跑去。原来是炸弹将许多鱼给炸了上来，阿发他们也忙奔入海中，一边抢着捞鱼一边向人群大喊： 那是我们的炸弹炸上来的!

傍晚，家里人翘首等待俩兄弟带奖品回来。一会儿，牛粪欢呼起来，“阿爸回来了!”大家看见俩兄弟和巡查大人挑着捧着一大堆鱼从远处走来，都愣住了。

晚上，一家子喜气洋洋地围在一起吃鱼。孩子们再也不担心客人抢吃他们的鱼了。祖母高兴地笑着：“好新鲜啊，好久没吃过这么多的鱼!”只有阔嘴的老婆在暗暗掉泪，她原本盼着丈夫能给她带回她渴念了很久的东西：胭脂、红粉等。阿发俩兄弟开心极了，因为不仅是意外收获了许多鱼，而且老板告诉他们，糖厂的人可能是时局的原因没有来买地，他考虑过两三年再说，地还让俩兄弟种着。阔嘴真诚地对老板说：“我们俩兄弟今天能有这么多的鱼，都是老板所赐，你真是一个大好人，祝你到日本后一切都顺，顺顺顺!”

牛粪天真地对祖母说，要是美国飞机天天都来丢炸弹就好了，好让我们每天都能有鱼吃。祖母说，不要一次丢那么多，两三天丢一次就好了。这样我们全年就可以吃到鱼了。

【鉴赏】

台湾著名导演王童的影片《稻草人》从构思到拍摄完成历时五年，在当时商业取向环境中，曾遭多次退稿，而王童以顽强的毅力和对电影艺术的挚爱，将《稻》片拍成一部呈现日据时代台湾庶民无奈生活悲歌的精致电影。

中国电影史上抗日时代影片总以民族大义、国仇家恨为主题作正面描写，而《稻》片则站在人道关怀的立场，反以荒谬的笔触来写战乱的悲哀，影片通过展现一如费里尼镜头里的“又可笑又可悲”式的“小人物”辛酸无奈的真实生活，重新诠释了台湾日据时期那个黑暗年代的历史。

《稻》片一开始就以一场西乐喇叭与唢呐混奏的荒谬不调和的丧礼，点出影片的悲喜剧基调。影片主人公阿发、阔嘴俩兄弟为了逃兵役，他们老母亲用牛粪涂眼睛的“偏方”，让他们变成“沙眼、散光还带色盲”，想当兵都没人要。兄弟俩每日在田里辛勤劳作，但一家人还是食不果腹，他们认天认命，私下里以“干他娘”来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儿子牛粪对阿发说老师要他们改日本名时，他勃然大怒地骂道：“改你个头，等你阿爸死了再改!”可当他知道改成日本名可以将配给的黑糖变白糖时，马上改变主意，并要儿子去问老师，“看阿爸的名字能不能也改一下。”他们的亲戚兼地主落井下石地要将他们种的地收回，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这时也被提前半年征公。正当他们几乎绝望之时，“天公疼憨人”，一颗未爆炸的美国炸弹又落进他们的田中。他们不顾危险，如获至宝地将炸弹抬进家门，打算去领赏金。最后赏金虽落了空，炸弹却给他们炸了一堆让全家吃不完的鱼。而“老板”这时也告诉他们，由于时局关系，糖厂的人没有来买地，他们仍可以种地。所有这些，影片以阿发兄弟俩的“逃兵役—缴牛充公—炸弹—鱼—希望”，交织成一幅日据时代的殖民窘困生活与尴尬的民族认同的图景。正如本片片名所隐喻的那样，像阿发他们这样的最底层农民，就像田中的稻草人一样，永远辛勤地守着自家田地，但对于掠夺者麻雀(或异主入侵)，毫无招架能力，只能静静地接受剥削宰制，除了宿命望天外别无他法。

王童以“温和、恕道、人性”的导演风格著称，他说，“一部离开对人关怀的影片，往往会失去高贵的气质与尊严，所剩余的仅是缺乏生命力的感官 *** 罢了……我相信那些原动力，就是创作者对生命高度的关怀与赤诚的心吧!”在《稻》片中，王童除了对阿发这样的底层农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外，他更以挚爱的笔触真实地刻画了这些底层庶民虽生活窘困，但依然不失善良和真情。阿发由于生活的重压，作为一家之主，他常常脾气暴躁地训斥着家人，但内心却十分善良。他和一家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精神失常的妹妹水仙。他看见老婆和弟弟一家人要用家里的生活用品去换小贩的东西，他大声骂道，“换，换!家里从有东西换到没东西，你们拿我这条裤子去换好了!”可是，当他知道水仙想要小商贩的红粉，立即默默地将家里惟一一把新镰刀拿出来让牛粪去换回来。影片中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感人至深。如家里好不容易吃一顿面线，大嫂为了让家人多吃，当阔嘴问老婆有没有给大嫂留时，她忙答道，不必了，我在厨房里留了一碗。而阿发无意中发现厨房的碗里是空的时，他焦急地想叫住正将面条分给孩子的弟媳，他张了张嘴没喊出来。影片仅用一个镜头，非常准确地将这个看似没有温情的汉子这时复杂的心情表现出来：阿发张了张嘴，欲喊未喊，脸上现出了凄楚和心疼的表情。影片还有这样一段情节也十分令人感动。家里惟一的耕牛被日本人牵走了，老板也通知他们要将地收回，这时兄弟俩都十分沮丧，甚至可以说是孤苦无告。阔嘴的老婆问他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阔嘴说，有什么吃的吗?老婆道，有东西吃就不错了，还挑。一天没吃饭的阔嘴道，那就吃点吧。他老婆刚要下床去拿，却听见外屋有吃东西的声音，两人误以为是阿发，阔嘴忙道：“让阿兄吃吧。”而另一屋大嫂和阿发也听见了吃饭声，阿发忙拦住要下床的大嫂，说了声，“让他吃罢。”这种兄弟互让的感情令人感动。可是半夜他们才发现吃东西的不是他们，原来是家里来了小偷。可是当他们听了小偷的哭诉以后，不但没有将逃兵的小偷报官，反而包了更多吃的东西给他。贫穷并没有让阿发一家人丧失善良，而惟其善良，生命方显示其高贵与尊严。

这种对人的关怀与尊重，使王童突破了人物既定的刻板塑造，而直指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纠葛，同时也形成了王童所有作品的哲学风格。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费里尼镜头下那种又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所显现的人性温度，才是电影的精神所在。”

在《稻》片中，没有一句直接斥责战争的语言，却通过生动具有感染力的镜头语言，控诉了战争对美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直接告诉人们，正是战争，使阿发这样的老实善良的农民生活悲惨。影片中那插着日本国旗的骨灰盒;那断了双腿被人用门板抬来抬去的伤兵;那不断在头顶上轰炸的飞机;那老婆刚怀孕为了逃避兵役在山上手脚都爬烂了的逃兵; 还有因新婚第二天丈夫征兵到南洋就一去不回而发疯的全村最美丽的姑娘水仙，在全片从头至尾总是穿着鲜红破烂的嫁衣到处疯跑，令人心碎。

影片从头至尾也没有一句骂殖民者日本人的话，但却用对比的方法对日本人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影片中那个日本巡查大人养着一只大公鸡作宠物，用白米饭喂鸡，而阿发一家人却食不果腹;还有当巡查大人和阿发兄弟俩在镇上扶着美国炸弹拍照时，那个巡查大人看了看身后富士山的背景，踌躇满志地说： “好伟大的富士山。”阔嘴却看了看手里拿的尖尖的斗笠，老实地说：“伟大?跟斗笠一样嘛。”从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噱头里，不难看出是创作者有意的设计。影片中常常出现日本人趾高气扬哼唱日本军歌的镜头，只有一处是中国人唱军歌，那就是那个逃兵为了证明自己也准备效忠天皇，告诉阿发他们说，“真的，我连军歌都练好了，我唱给你们听……”接着，他泣不成声地唱起了日本军歌，看到这里，观众不禁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而痛恨把他们逼迫到如此悲惨境地的殖民者。阿发悲愤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当日本兵，不是死，就是断手断脚，只得到一张奖状和一面旗子。”阔嘴则说，那面旗子连作 *** 都不够。

王童是美术设计出身，在《稻》片的色彩选用上，也显示其匠心独运之处，影片的主体色彩是一片绿色的农村景象，这种充满生机的绿色，象征着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也显示中国人生存的韧性。然而就在这一片的绿色中，常常出现水仙穿一身破烂鲜红嫁衣的一抹强烈色彩。在中国风俗中，红色象征着喜气和美。一身鲜红的水仙在绿油油的田地中起舞，影片再伴以柔美忧伤的音乐，象征着战争对美的毁灭。另一处，当阿发家中耕牛被日本人强行拉走，大雨茫茫中，全家人孤苦无告地看着耕牛离去，牛角上挂着的那一条红绸带(表示耕牛被征用)，也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另外，日本巡查大人的白色军服也和农民灰色破旧的土布衣形成对比。那颗落在田中未爆的美式炸弹，上面漆着红、黄、绿的颜色，也指涉炸弹在片中的多层意旨，即从死亡的使者变成天公的“福祉”。

参加《稻》片演出的几乎全是台湾电视台的闽南语连续剧演员，合乎“小人物”的本质，由于王童生动有趣的设计，加上演员自然朴实又贴切的表演，本土“草”民的俚语措词，使影片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同时，全片情节铺陈自然，节奏快慢谐调结合，不温不火，转机随处可见。《稻草人》确实是一部精致完美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