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潘粤明颜值高峰片《蓝色爱情》: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每天都是艺术史
说到如今内地的华语都市爱情电影,我想到的是《小时代》那样的欲望流,《北京爱情故事》《一夜惊喜》那样插科打诨、打性的擦边球喜剧,或前些日子的魔幻爱情片《超时空同居》。男女的感情和婚姻绕不开车、房子,因提倡物质而欲望高涨,但又与现实无奈有无法弥合的间隙,折射了大多都市人群对真爱的迷茫。
但关于爱情的本质,是男女关系中权力的争夺,是男生应该给女生买口红的体贴,或是真爱与婚姻不是一码事的论断吗?当我有意识地找老电影来看,发现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导演的有关公安题材电影——《蓝色爱情》(2000年,潘粤明、袁泉),关于“寻找”主题的文艺片,改编自方方的中篇小说《行为艺术》。影片颇有些先锋性,不管从“行为艺术”的主题表达上,还是大量采取特写、画中画以及广角等非常规镜头的拍摄视角,以及话剧舞台与现实世界的套层叙事结构,都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即风格化地再现现实。看完后,让我实在感叹,这样的片子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影片文艺到极致,像一首口风琴纯音乐的海边MV,透过蓝色咸腥海浪看到男主角在街边镜中对于未来感到彷徨的神情,看到女主站在大桥边沿张开双臂一跃而下的轻盈。最值得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袁泉一身即膝黑色长裙在街边举起镜子涂上口红,盯着自己天真无邪地一下就咧开嘴笑了,眼睛水灵得仿佛下秒就能滴下泪。潘粤明那时还很瘦,在电影里笑着对袁泉饰演的女主说“我今年26岁,身体健康未婚”,可爱极了的怀春少年。故事拍摄地在海滨城市大连,码头总空无一人,偌大的跨河大桥车辆稀疏,海边沙滩似乎笼罩在雾里,电影里的这些场景营造出清冷、留白但有韵味的氛围。一如做美术设计出身的霍建起导演对画面美感的追求。
通过几张图就能看到那时袁泉和潘粤明的灵动。
袁泉的颜禁得起特写镜头的考验,值得吐槽的是造型太过于像《那个杀手不太冷》的娜塔莉波特曼造型,但美腿真是无可挑剔。
一、【行为艺术】究竟谁参与了谁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艺术流派,艺术家精心策划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事件,通过与人交流走向等待在终点的结果。方方如此先锋,在小说里将当时深奥的词比拟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她说,聪明的人创作行为艺术,而愚笨的人走进它成为演出者。
刘云(袁泉饰演)是那个冲动的行为艺术家,人戏不分的话剧演员,舞台和生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她自小无父,而母亲又在某天受到刺激成为精神恍惚的人,成长环境应该孤独得不得不学会独立,因此也成长内心十分敏感的女生。这样的性格特质作为艺术创作者恰如其分。她总在脑海里荡着秋千在生死之间来来回回,通过戏谑人生从中获取表演的真实体验。而邰林(潘粤明饰演)是个做梦都想当艺术家的人,可无奈高考落榜只得穿上父亲的警服当名刑警,生活对于他只是诗意彼岸的替代品。
可说两人的相识是命中注定,彼此是相互成就的默契配合者。两人初次邂逅于桥上,刘云的某次行为艺术中,她想知道在要跳桥的瞬间,有没有人来。她还因此编了个前夜杀死男友的惊悚故事,结果撞上了救她的邰林带回派出所拘留了一夜。所谓不打不相识。
究竟谁参与了谁的行为艺术?刘云无疑是那个聪明但又莽撞的人,邰林无意识走进她的行为艺术,成为那个拉她一把的人。她满足于他对于艺术所有的向往和期待,是他的缪斯女神,他在无意间被她撞上心门,为之沉迷。他答应帮她找那位叫马白驹的男人,或许能让其精神恍惚的母亲恢复清醒的人。但随着调查深入,当他发现马白驹和当年一起警察在公务里丧命的案子相关,而刘云和她的母亲正是与嫌疑犯相关的关键人物,邰林在刑警人格和男友身份中挣扎,最终痛苦地选择隐瞒刘云,利用她破案。可怕的结果随之而来,马白驹竟是刘云的亲生父亲,而她记忆里的父亲才是那个拆散亲生父母的人。此时,刘云又邰林的挣扎和选择里,走进了邰林的行为艺术。
谁都是行为艺术家,刘云在寻找爱情的路上因为邰林找到了父亲,而邰林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完成了自我的撕裂与弥合。
无法收场的行为艺术结果,于刘云最后在万众瞩目下从桥边纵身跃下,而邰林也随之跳入河中的场景中落幕,脑内传来沉入水底水流的咕噜声,像刘云浇窗边的盆栽时满溢出底盘的水,像马白驹家中鱼缸里水管里冒出的氧气气泡。刘云张开双臂脚上挂着蹦极的绳索,如鱼儿一样在空中翻腾着,荡来荡去。她说过,不开心的时候就回去蹦极,她又一次完成了伟大的行为艺术,不知情的邰林再次没让她失望,是亲密无间的配合者,他抬头望着她,真是个捉摸不定的女人啊。
最终结果是刘云因为妨碍公务,拘留五日。
在他们的故事里,桥与码头成为见证感情的符号,从相识、约会,彷徨、迷茫,到最后和解。桥体坚硬的水泥外壳下,是汹涌无形态的水流,像看似平常的外表下内心的暗潮涌动。而这也是两人刑警与话剧演员身份本身的矛盾,是理智与情感的较量。而他们各自身后站着不同的子人格,刘云精神错乱的母亲一如她本身内心的不稳定,邰林的对破案如痴如醉的父亲,告诉他做警察要有杀气的同事杨高,还有因一时心软而深受重伤的同事灰马。不同身份的相互碰撞,两人互相参与对方的行为艺术是如走钢筋绳索的极端体验下的握手言和。
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将原作中女主的画家身份改为话剧演员,将邰林同事杨高的父亲惨死之谜移到女主身上,将原作中杨高对自我身份的质疑转换为女主发现真相后的迟疑和邰林自我的成长。女主在小说里只是行为艺术的践行者,其人生却没有起伏。改编后,邰林和刘云的形象更加鲜明有层次感,矛盾也更加集中。
私以为,电影里最有魅力的人物是刘云,因为她人如其名,像天边的云没有固定形态,好听叫有灵气不俗气,不好听的话叫不靠谱。而袁泉将这份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绎得入木三分。行为无逻辑的人,不能说深思熟虑,但会灵光乍现。而邰林则老实略有些笨拙,被刘云讽刺警察不懂行为艺术,就跑去书店买有关行为艺术的书。在街边碰见混混就要冲上去劝架,而刘云高喊一声“警察来啦”,人便作鸟兽散,拉着邰林逃跑高呼“这是行为艺术的胜利!”。谁技艺更胜一筹,一眼便知。而最终马白驹能够主动联系邰林交待始末,也是刘云主动找上门来,他不想连累女儿选择自首。
正如方方写的那句对刘云的评判,“要说起来,其实最深刻的东西总不是那些有深刻思想的人做出来的,而是那些不懂得何为深刻的浅薄之徒才能做出”。刘云自然是那个浅薄之徒,凭直觉过活的人,可思考的人也只是在剖析那些无头脑的行为,逞一时最快罢了。
二、【寻找】行为艺术结果的不可预期
“你在找什么,找到了吗?”
这是电影里刘云所排练话剧的结局。
寻找,顺着那毛线球,打开阁楼上的门,让那人告诉你所期许的真相。寻找是个陷阱,容易踏进去却难以走出来,刘云在电影里话剧舞台这么说,“我渴望寻找,却又害怕找到”。
当她越靠近真相,越感到恐惧和忐忑不安,她问有心事的恋人,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每一幕话剧,都是刘云的内心独白,对着爱人和世界喃喃自语,与现实世界交织成为互相映照的镜子,是理解电影情节和电影主题的关键。
行为是过程,总会带来需要承担的结果,而这结果往往无法预料,但这就是结果。当她瞒着邰林推开马白驹的门,光在她脸上投下阴暗分明的影子,她得到从未预料到的真相。除了凄厉地说声不,她只能接受。
电影里的寻找具有强烈的错位感与荒谬感,每个人都暗自走了那么长的路,费尽周折,最后都未得到想要的幸福。
邰林想当艺术家,追求话剧演员刘云让他感到舒心、人生圆满。但他最终找到的是感情的纠葛和理智战胜了情感,无论怎么选,他都只能背叛另外一方人格。所以他说“这辈子不谈恋爱,下辈子不当刑警”。选择难以避免。
刘云在寻找行为艺术配合者,她收获了爱情。但为了寻找马白驹,却不得不面临邰林的背叛,并接受真相。
马白驹始终难以忘怀刘云的母亲,他想尽办法和她在一起,却涉入命案。当逃了几十年终于打算自首,能够在医院见到昔日爱人,她却早已疯疯傻傻忘记他是谁。
而邰林的同事灰马,告诉邰林,做警察需要杀气,当你发现罪犯指着对你重要的人的头颅时,你便明白了。但他自己却在面对罪犯手软受了刀伤,最终让邰林下定决心追查马白驹不惜牺牲爱情。
正像小说里写的,人何其渺小,这世间合理或不合理的一切都找到最为恰当的理由,即这一切都是行为艺术。谁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它们是艺术,艺术需要的是个性随心所欲。因为艺术的结果不可预料,以为的明天也不一定会迎来预想的结果。如此,我们只需在随意操作后,说声,谢谢合作。颇有些无奈,但也道出了人与人关系的本质。
电影里,邰林说,我打算和刘云结婚。她问我怎么找马白驹,而我还没想好,说还是不说马家驹已经自首。他们在最后一次隆重的行为艺术中和好。我将它想做,电影对残酷世事做的打磨。终究要有人获得幸福吧?即使是在相互隐瞒下的幸福。
而在小说里,邰林打算和飘云结婚,像是从沉重案件里解脱,他不想要如此清醒地思考是否落入他人的行为艺术,他宁愿简单糊涂一些,同看似浅薄但总说出惊人之语的刘云走在春暖花开的街头。
三、【蓝色】克制与抽离
为了表达上述主题,人生的错位与荒谬,导演选择街景里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大连,似乎也与行为艺术这样的现代主题与人生终究从脱轨恢复正常的含义映照得贴切。
电影里的场景很有韵味,像带着淡蓝色调的海边码头,邰林和刘云相互依偎,再往前走就是深海。深夜无人的街头,男主穿过电车轨道,与侧面驶来的公车擦身而过。见证男女主的感情的跨河大桥,则宽阔得一眼望不到头,似乎能承载一生的故事。
蓝色是冷静、克制、忧郁的,无论是海、滤镜、音乐,都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暖色调。克制,如同给上手术台的病人注射的一管麻醉剂,拖慢速度,减缓了疼痛的感知。
这样的克制不知道是刻意冷静,还是对残酷的温情化处理。
但水流声、桥、码头这些湿冷的物体都提醒着冰冷外壳下复杂人情在流动。音乐也总在不经意间插入,带来不安定感。男主与女主在派出所的告别,在女主瞪大眼睛说,“有人来了”后,突然接入下一个非现实的镜头,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将刘云的头发吹起,刘云离开警局,慢速镜头的加入和突兀的音乐让其非同寻常和罗曼蒂克,两人相识如此浪漫、宿命但又带有诡异和悬疑的战栗,如接下来两人将要面临的明天。此外,电影中也有许多对女主面孔的特写,除了让人感叹袁泉怎么这么美,但也带来情绪放大,并感到不真实。
音乐的确是亮点,由王晓峰作曲,是从很远处飘来的口风琴声,像人在梦中的呓语,更有种娓娓道来和与世事划清界限的悠闲感,基本奠定了电影清冷严峻的基调。可说,如果不是这布鲁斯调的口风琴音乐,电影的味道又会少些。
可以说,这样的克制只是成人做了噩梦后的冷静吧,其中的每份感情都那么真实,但却还要起床赶前往公司的首班车。而电影从小说的改编,的确温情化了些,小说里的男主和女主只是作为旁观者,或者更像是旁人生活的见证者,但他们在电影里能有幸亲历这一切,至少还能有握手言和的机会。现实里很多时候也只能不了了之。而这是否是导演根据自身对于唯美风格和温情解读人生的个人风格进行的改编,也不得而知。
其实说到电影题材的基本类型,这部电影有些三不像,公安片?悬疑片?爱情片?哪个都不完全是。甚至故事情节回头想来,也不复杂,连马白驹牵涉命案的人也只是个老实的学校老师,当初也完全是无心之过。悬疑故事外壳下包裹着温情无奈的陈年爱情故事,有些一拳头打在棉花上。故事本身并非独具特色。
可能关键在于孕育它的时代,还可以谈人的“寻找”,而方方对于人之间关系的戏谑态度,显得既正经又不正经,至少他们在思考。
我们在找什么,找到了吗?这不是比“我们想买什么,能买吗”这样的问题,对人生更有意义吗?
光凭这个,我就很想推荐这部霍建起导演的《蓝色爱情》了。
一部不是纯粹讲爱情的蓝色故事。
② 大陆有哪些经典的文艺爱情片
《重庆森林》,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我希望他永远不会过期。提起经典文艺爱情片,脑海里便首先浮现这部剧了。王家卫式叙事风格,多重旁白与视角的建立是这部影片的出彩之处。影片反映的是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却不媚俗平庸,用模糊的情节和被大肆渲染的人物情感将这部影片堆砌成了一部文艺的男女杂记,刻写了都市边缘的人群的情感世界。
《不再让你孤单》,舒淇是一个太适合演女人的女人,她的妩媚多情,对爱的渴望与期待,是从她的眼睛里明明白白透露出的。在影片中,她是一个愿意用自己的一切优势换取利益的女人,她在外人面前游刃有余,在爱情面前却又卑微无助,在漫无目的的感情之旅中,她终于遇到了对的一个人,也似乎选择了爱情的真谛。《不再让你孤单》里的爱情是现实的,但也是梦幻的,如果你是李佩如,或许你的选择会有不同。
③ 《Loving Vincent》一部对梵高表达至爱和崇敬的油画电影作品
文 | 陈小可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8号上映当天,去看了影片《Loving Vincent》(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有一些震撼,还有一些压抑感。
影片制作周期长达7年,在全世界寻找了15个国家的125位画家,深入调查了梵高生前的800封书信,并画了65000张油画,然后以12幅/秒的速度叠加成这部油画电影作品。
观影过程中,梵高笔下的画作被赋予了生命,我们一边欣赏着梵高画作中熟悉的场景,一边感受他如何艰难地活着和如何凄凉的死去。世界这么大,却也容不下一颗杰出而又孤独的灵魂。
下文微剧透,但情节不多赘述,不影响观影效果,仅谈谈我想说的三个方面。
影片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它油画的表现形式,每一帧都是一幅油画,而每一幅都模仿梵高的画风,复刻并再创作,还原梵高的作品和场景,让那些熟悉的星空/露天的咖啡馆/夜间室内咖啡座/风车小镇/蒙特马的小坡路/花园中的玛格丽特等等场景重新有了生命,让那100多年后的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梵高当年的足迹和生活。看完电影再去翻看这些梵高画作时,倍感亲切。
当然,油画动画片在初看时着实惊艳,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在展示细节和人物细腻度的刻画方面还是过于模糊、单薄和平面,加之画面不停抖动跳跃,审美易有疲惫感。另外真人加持一方面让画作有了生命力和真实感,但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油画的惊艳感,转为真人影像既视感,尤其代表回忆的黑白影片部份。
但这种创作方式,足见这些人幕后的艺术家们对梵高的至爱和崇敬,他们为了信仰和艺术,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去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让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像梵高亲自画下,让我们以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去靠近梵高,靠近真实。
影片讲述的是梵高逝世一年后,他的邮差好友让儿子阿尔芒去寻找梵高的弟弟,将梵高身前最后一封信交给他,影片随着阿尔芒的送信之路,对梵高充满争议的死亡进行了一次探索,借不同人物的谈话和描述,“罗生门”式地重构可能导致他死亡的事件,一步步揭开谜底。
线条清晰,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剧中玛格丽特曾对前来探寻的阿尔芒说过一句话:“ 你总槐逗消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但是你知道他死前是怎么活的吗? ”
这也是我在看电影时一直想问的,并不停地在每个画面中找寻梵高生活的点滴痕迹,努力体会他活着的处境,感受他那时那刻的心情。可惜这不是一个主要讲述梵高人生的故事。
影片以梵高的名作“星空”开篇,最终,阿尔芒与约瑟夫并坐在“罗纳河星夜”下结尾。梵高迷茫而悲戚的脸再一次浮现,音乐《Vincent》声响起来,全片结束。
Starry Starry Night……
影指昌片试图探索梵高的精神世界和死亡之谜。
我们知道梵高的画作喜欢用热烈的色彩来展示生命铅知,他笔下的向日葵、柏树、星空……应该都有他对自己精神追求的写照。如此向往饱满和美好的梵高,怎么会自杀呢?
很多传奇及人物介绍,都喜欢以自杀来成全梵高的传奇的一生。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已然并不重要, 一个被全世界拒绝了的天才,又能指望他怎么活着? 不管怎样,他最后确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不治而亡。或许他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加之给他的痛苦,或许他看透了人生,或许他选择了另一种自由。
活着,于他而言,是很痛。从小带着童年阴影长大,总是努力给家人证明自己也有用处,但却总是让他们失望;虔诚地相信着上帝,却被现实无情地抽打;独居作画,却又不得不靠弟弟微薄收入的接济过活;他很清醒,镇上的人却嘲弄他是疯子……
于是,他用画作和色彩来安放他孤寂的灵魂。梵高写给弟弟的信中这样描述:
影片结尾的那句话,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应该是全片最打动人心的句子:
在收割者的身上,我看见了死亡,
然而那景象并不可悲,
一切都沐浴在阳之光下,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END-
④ 中国著名女画家,黄蜀芹导演的电影《画皮》讲述了其生平
画魂
导演: 黄蜀芹 (Shuqin Huang)
编剧: 刘恒 (Heng Liu) / Min Anqi / Shi Nan
主演: 巩俐
上映年度: 1993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 法国 / 台湾
民初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一生。
潘玉良原是江南的妓女出身,对绘画独有天分,却无人赏识。
一次机缘让她认识了芜湖海关盐业总监潘赞化(尔东升饰),随即被纳为妾。她随潘赞化到了上海,因为见她喜欢绘画,潘赞化介绍了专业老师让她学习,从此开始了学画的学生生活。
其后由于潘赞化的正室的介入让原本感情很好的二人渐渐产生了矛盾。她于是留学巴黎,渐渐成为国际著名的画家。上海美术学院校长刘海粟观念开明,请她回国任教,不料学风开放的欧洲与国内艺术界的情形大相径庭。一心为艺术的潘玉良被保守的知识分子们指责为“妓女艺术家”,抨击与阻碍她教授的人体画艺术......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少妇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小姐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
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