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史

❶ 香港电影史的概述

一、将香港电影发展史进行科学化地重新分期：
1、初创时期（1897-1945），2、延续时期（1946-1955），3、黄金时期（1956-1966），4、过渡转型时期（1967-1979），5、繁荣时期（1980——1993），6、风格化时期（1994——2006）。在论述中，每个时期的流变都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中加以描述，其中特别注重论述香港和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互动关系，从而凸显了立论的主轴：香港电影是在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的“嬉戏”中此消彼长中成长发展的，因此有着复合文化体的特质。其变化的总趋势是中原文化的强势地位由强而弱，文化特性由体现国家民族意识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精英性逐渐转向根植于民间市井的世俗性和商业性。
二、在每个时期的论述中，除常规的美学发展史论述外，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香港电影工业史。与美学发展相比，香港电影工业发展更为成熟，这也是香港电影史有别于内地电影史和台湾电影史的的重要特色。传统的中国电影史（包括内地电影史和台湾电影史），一般都没有对产业模式的系统论述和分析，而本书在每章第一节都专门论述香港电影工业史，这将成为本书区别与同类成果的最主要的创新特色。
三、对一些过去内地电影学者更多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来评述香港电影作品、人物及公司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评定，本书试图以更为客观和学术的立场来重新定位香港电影史。尽量摆脱“中原心态”，破除内地以往存有的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偏见（比方对粤语片发展特色不够了解，对流行通俗的“商业片”的成见），对香港电影作品、作者作了较新的阅读与评定。
四、侧重于类型分析。香港电影的美学意义主要是类型的意义，因此本书以类型为论述主线，将香港电影的类型分为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和文艺类型两大类，谴责包括动作、喜剧、悬疑、科幻、战争、情色等类型，后者有言情、伦理、青春、写实、历史、歌舞、戏曲等诸多亚类型。此外本书还对香港电影各类型的比重进行了年代上的厘定：60年代中期之前以文艺类型为主，60年代中期之后新武侠片崛起，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取代文艺类型，占据了香港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文艺类型并未退出香港影坛，它像一支清新的涓涓细流，滋养着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土壤，并为整体香港电影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努力提升着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
五、除类型美学外，还总结了香港电影的其他两大特色：娱乐精神主导的优生态创作链、从题材挖掘到表现形式力求极致化程度。类型美学和这两大品格，构建起了香港电影的娱乐文明，也是香港电影最为重要的美学财富和产业经验，对中国内地电影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❷ 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 谈一下对类型电影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❸ 有什么比较安静缓慢的台湾电影。。类似一页台北 或者类似MONGA的也可以 最好有简略的介绍 谢谢

《海角七号》[2]（英语：Cape No. 7）是一部2008年的台湾电影，为台湾导演魏德圣的首部剧情长片[3]。该电影由歌手范逸臣和日本模特兼演员的田中千绘以及众多音乐人共同合作，新生代歌手梁文音和日本歌手中孝介也在本片特别演出。获选为2008年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这同时也是《海角七号》的世界首映；2008年8月22日，本片正式在台湾公开上映，2008年12月12日于全台湾首轮戏院下片。台湾电影近年长期低迷、筹资困难，但《海角七号》共耗资新台币5,000万元拍摄，是台湾电影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较大成本制作之一，不过该电影在宣传上并没有大量花费，初期大部分是透过BBS与部落格，以口碑拉抬出了超高人气，被视为台湾电影奇迹[4]；而后票房突破新台币5,000万才开始吸引新闻媒体的目光，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2008年12月12日全国首轮戏院正式下片后统计总票房为5.3亿元。在台湾电影史票房记录，仅次于冠军《泰坦尼克号》[5]；若以国片/华语片票房排名，《海角七号》便居第一名。而在香港方面上映首周更稳坐香港票房冠军，票房方面至2008年12月23日止，达到761万港币[6]。《海角七号》在创造国片新纪录之下参加了第45届金马奖，其中提名九项入围奖项当中赢得了最佳男配角“马如龙”、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国境之南”由范逸臣主唱、年度杰出台湾电影、观众票选年度最佳电影以及最佳杰出电影工作者“魏德圣”等六座奖项，为这次第45届金马奖当中最多项的得奖者。

❹ 台湾准备了十年的是什么电影啊

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是《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所执导的史诗英雄巨作，该片筹划长达十二年、跨国动员两万人拍摄。电影在台湾上映将分为《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两部分。2012年5月10日内地也会上映此片，此版为魏德圣导演重新剪辑的版本。影片讲述的是1930年，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众反抗日本政府而发动雾社事件的故事。影片于2012年5月10日正式登陆大陆各大影院。

❺ 请问中国电影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及介绍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❻ 台湾电影的理论专著

陈飞宝编，1988，台湾电影史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台湾电影导演协会，2000，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陈儒修，1993，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罗颇诚译。台北：万象图书。
Chen, Ru-shou Robert. 1993. Dispersion, Ambivalence and Hybridity: A Cultural-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Film Experience in Taiwan in the 1980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川濑健一，2002，台湾电影飨宴：百年导览，李常传译。台北：南天书局。
电影资料馆口述电影小组，1994，台语片时代(一)。台北：台湾电影资料馆。
电影资料馆“本国电影史”研究小组编，1996，历史的脚踪：台影五十年。台北：台湾电影资料馆。
电影资料馆口述电影史研究计划，1994，电影岁月纵横谈，“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台北：台湾电影资料馆。
黄仁，1994，悲情台语片。台北：万象书局。
黄仁，1994，电影与政治宣传：政策电影研究。台北：万象书局。
黄仁、王唯编著，2004，台湾电影百年史话。台北：中华影评人协会。
黄秀如，1991，台语片的兴衰起落。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
焦雄屏编著，1990，台湾新电影。台北：时报文化。
焦雄屏，1991，台港电影中的作者与类型。台北：远流。
焦雄屏，1993，改变历史的五年：国联电影研究。台北：万象图书。
焦雄屏编著，2002，台湾电影90新新浪潮。台北：麦田出版。
李天铎，1997，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台北：亚太书局出版社。
李泳泉，1998，台湾电影阅览。台北：玉山社。
林赞庭编著，2003，台湾电影摄影技术发展概述 1945-1970。台北：文建会。
刘现成， 1994。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硕士论文。
卢非易，1998，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北：远流。
吕诉上，1961，台湾电影戏剧史。台北：银华出版部。
欧淑敏，2004，日治时期台湾电影的政教功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在职进修硕士班硕士论文。
Rodriguez, Hector. 1995. The Cinema in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三泽真美惠，1999，殖民地下的“新天堂乐园”：日据时期台湾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台北：前卫。
Wu, I-fen. 2002. Taiwanese New Wave Cinema: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ssex.
叶龙彦，1995，光复初期台湾电影史。台北：台湾电影资料馆。
叶龙彦，1997，台北西门町电影史 1896-1997。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台湾电影资料馆。
叶龙彦，1998，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史。台北：玉山社。
叶龙彦，2003，八十年代台湾电影史。新竹：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馆。
Yeh, Yueh-yu. 1996. A National Score: Popular Music and Taiwanese Cinem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张昌彦、李道明主编，2000，纪录台湾：台湾纪录片研究书目与文献选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台湾电影资料馆。
“中华民国”电影年国际推广组策划，1993，台湾电影精选，区桂芝执行 编辑。台北：万象图书公司。

❼ 中国电影史介绍！谢谢！！！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❽ 台湾新电影运动

光从海平线上来：台湾新电影运动二十年

我们不禁想起1980年代的初期，正是杨德昌、侯孝贤等一批电影人把一束光给了台湾，没有想到这些飘摇的光线至今仍然让人炫目，而时光已过去了二十年。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统战政策和台湾民众反对美丽岛事件的声音持续不断，台湾社会逐步走向一种软性权威的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松动却带来了台湾电影作品的进一步堕落，所谓"国片死亡"，图景已经写入台湾工业史的记忆之中。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新浪潮的出现无疑给台湾的电影企业和当时默默无闻的一群年轻电影人一种希望的曙光。

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的集锦式的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分别执导其中的一个故事。这种同时推出多个新人的决策应该是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台湾电影史的一片灿烂就此孕育而出。

1983年4月台湾"中影"开始拍了《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影片在市场和舆论上一举击败了当时台影投拍的《大轮回》，后一部作品的导演是当时台湾电影界最重要的三人：胡金铨、李行、白景瑞。《儿子的大玩偶》的超过预期的成功使台湾电影的航船正式起锚。

从海平线升起的台湾新电影的光线终于使台湾岛人的生活和历史被胶片记载下来，关于台湾的这段记忆终于不再被KMT的宣传片和通俗商业电影完全把持。

台湾新电影人对于台湾近现代史的飘摇感觉和出路的质询，几乎组成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话语空间。尤其当一部电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关注对象之后，它所具有的引爆力量是惊人的。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奖，一方面使台湾电影正式走向国际一流舞台，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表达构成了对台湾社会的一次极大的情绪刺激。

台湾的新电影在1982-1986年的五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贡献出了52部电影，随后他们的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写作。

这个期间，侯孝贤对于台湾自己的"根性"和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追问，在乡土这个起点开始发力，他的作品是"台湾意识"强烈外现的重要历史标尺。

而杨德昌一直关注的是一个极为"知性"的问题，也是1950-1960年代欧洲电影大师在欧洲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现代都市里的人的处境。

1992年蔡明亮以导演自己的处女作亮相，从一个更为寓言和尖锐的视角开掘着台湾都市一代的困境。

这三个人勾勒了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基本风貌，构筑了台湾非主流商业电影的话语空间。 开始把对台湾乡土人的关怀和对台湾历史命脉的关注糅合在一起。这种关注，迅速成为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的声音。

侯孝贤在他的《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中对台湾都市生活的描述依旧集中在边缘的、草根的、具有黑帮色彩的人物身上。在《千禧曼波》系列中他开始记录他称为夜空中充斥着让动物疯狂的不可见的"各种电子媒体交谈的声音"的台北。
蔡明亮的电影视角有着很深的舞台剧的观念，隐喻性和寓言性深刻地写在其作品呈现的各个层面。蔡明亮的戏剧性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来源于"现代主义"小剧场封闭空间的张力系统。这一点在蔡明亮1998年的《洞》中表现得极为显著。如果说杨德昌还只是在台北的实景中构筑"戏"，在蔡明亮那里台北本身就是影片，他是彻底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拥趸。

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巨大魅力就在于这些导演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根"和"生存空间"，这两个主题在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最终是含混不清和不知所终的。

台湾的新电影运动是在台湾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向解冻，台湾的电影市场还没有完全向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彻底开放前，台湾本土电影业的一次自我革新的救亡运动。

台湾新电影运动最主要的贡献是让台湾极具才华的一批电影人找到了发泄自己才华的空间，这个契机来自于对台湾史的重写欲望，或者说是来自台湾自身的复杂性。这种倾诉欲望对于各种背景的年轻创作者来说都是极大的刺激，而后又获得台湾当局的"辅导金"政策的保驾护航。台湾的乡土和都市于是生动而且日益深邃地展现在银幕上。

台湾新电影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还对台湾当局的电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直接影响了台湾新新电影的出现。台湾这批电影人，在政府和电影业的双败中成为惟一的赢家。

对于台湾电影，1989年极为重要的年代。"政府辅导金"护送了一批导演走向国际，1994年辅导金电影《喜宴》、《爱情万岁》和《饮食男女》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辅导金政策下的台湾电影企业更是完全依赖政府资助，到了1991年台湾本土电影的产量就有33部了，整个商业电影生产体系几乎崩溃，对于台湾电影工业的这个补血政策彻底断绝了它自身的造血功能。

台湾的新电影和新新电影在台湾的电影工业结构中影响甚微，而新电影人们所自创的独立制版公司在飘摇中也偃旗息鼓，比如最早的由侯孝贤成立的"万年青公司"几乎是昙华一现。侯孝贤、杨协昌这些导演现在的拍片资金完全依赖于国外，不是日本就是法国。他们的作品在台湾大众甚至是小众的视野里逐步消失，成为暗盒里的拷贝，即使还有一些渴望的眼光也没有机会使得这些胶片上的影像得以乍现，这已经成为台湾电影发生机制的一大问题。

其实一个国家（地区）的电影政策在无力保护这个区域的电影工业体系的时侯，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支持电影作为一种民族话语权利的价值。台湾的辅导金政策所扶持的商业电影在资金回收上还不及艺术电影可能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例证。

目前台湾辅导金政策被要求有很大的变革，就是从只资助电影生产转变为资助电影生产、发生和放映的全过程，让本土电影赢得自己的空间。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就是这样存在在一个非独立非商业的环境中，一旦电影作为话语权利受到保护成为台湾政策的核心后，也许还会产生更为新的电影人，也会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光柱把暗盒里拷贝上的影像投向银幕，投向一直存在的眼睛，即使眼睛的数量永远像晨星一样寥落。

❾ 台湾有个好莱坞的时代背景

黑白台语电影在1969年以前，曾经在台湾有过一段狂热的年代，黑白台语片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等同于‘电影’一词，整个六零年代，就是台湾电影史的第一个黄金十年，许多长辈至今都还对当时的盛况历历在目、对当时经典的电影和影星如数家珍，众多‘主题曲’更是随时都能朗朗上口，那一个黄金十年带给老一辈观众的感动，就如同今天一样反映在对大明星的狂热、大街小巷对热门主题曲的传唱 。这段历史之所以传奇，有一半在于短短的十年内，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作品和巨星，例如：《旧情绵绵 》、《望春风》、《少女的祈祷》、《悲情城市》、《王哥柳哥游台湾》、《孤女的愿望》、《白贼七》、《龙山寺之恋》电影，演员则有文夏、田清、白兰、何玉华、金玫、金涂、戽斗、柯俊雄、陈秋燕、陈扬、洪一峰、阿匹婆等。传奇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台语电影轰动和热门的程度，最高纪录的1962年创下单一年度120部的惊人年产量，最炙手可热的演员，甚至同时要轧上8部戏；最当红的剧作家，同时要撰写高达7部的剧本。 然而演艺圈传奇的背后，总是上演着潮起潮落的戏码，短时间内创下的高峰，就在晚期制作成本低落造成粗制滥造、彩色电视崛起、政府推行国语化政策的三面夹攻下每况愈下，时至1969年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要看了。而《阿嬷的梦中情人》，就是史上第一部以这段真实台湾历史作背景的电影，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所处当代台湾电影环境，回头检视那个曾经盛极一时，又令人唏嘘的一代。
1955年至1981年台语片的高峰期，有多数电影都在北投一带取景拍摄。最新电影《阿嬷的梦中情人》为追求符合当年景致的拍摄环境，剧组走访全台各地，先在台语电影的圣地北投，搭设一条六零年代风味街道全景，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从街道以至于商店陈设无一不精雕细琢，全为呈现当年风貌，且于云林虎尾的古迹––台糖第一公差宿舍改装日据时期风格的木造建筑，代替在北投已不复见的日式温泉旅馆建筑及室内装潢。另外，于林口苦苓林老戏院取古老戏院室内景，现苦苓林戏院仍呈现半废弃

❿ 《赛德克·巴莱》在台湾的票房好吗台湾人认可这部影片所反映的历史吗

这部电影让魏德圣大赚了一笔，于是魏德圣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拍《赛德克巴莱》。当时魏德圣盯着票房总冠军导演的名头，老板们也都舍得投资，于是《赛德克巴莱》终于可以拍摄了。这部电影绝对是大制作，光是群众演员就动用了上万人次，各种战争动作戏份制作都非常精良。

魏德圣也因为这次严重亏损，后来基本上没有再拍电影。但不能说《赛德克巴莱》票房不好，实际上当年上映时候，很多台湾人都呼吁更多人去电影院支持。因为这是真正的本土史诗大制作电影。只能说台湾电影市场太小了，实在无法撑起这么大的投资。大家看，这是台湾电影史上本土片票房情况.《赛德克巴莱》2部都排进前十名.要说起台湾人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其实当年这部电影在台湾还是引发了轰动效应。关于这段历史，可能说起来比较复杂。不过这部电影既然吸引了这么多人去电影院看，自然也会有大量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