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全国电影院数量

㈠ 院线制的中国院线制的发展历程

解放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一直是“统购统销” + “层级发行”模式，即大小制片厂生产影片后一次性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入输出公司(简称中影)买断，后者再分别经按照省、市、县这样的行政层级的发行公司发行到各电影院。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不适应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对我国电影工业的萎靡必须承担一定责任。并且自1984年开始电影制片不再由国家统一拨款，电影的发行放映也需要一个与之配套的市场机制。
我国电影发行放映改革先后经历两次重要时期，其标志年份一是1993年，以《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业内常称三号文件)和《电影行业机制改革方案实施细则》为主，辅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影片购销暂行办法》等政策出台为代表；二是2001年，以《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业内常称1519号文)等政策为代表。
1993年正式出台的相关政策里面并没有谈到“院线”，但是院线制的起步却与此次电影机制改革紧密相关。此阶段的电影机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电影制片厂自办发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影片直接销售给各省和省以下的电影公司，可以和发行部门实行发行收入分成(这开始了早期的分帐发行机制)。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对电影发行起到了很大的改革促进，但是对放映的影响有限。因为电影院仍是国有，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范围内，加上电影院设备和管理落后，因此整体发行成本较高、发行混乱，省级电影发行公司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影公司在地方上获得垄断性。电影发行和放映是一个整体，相互制约，分帐发行和院线制度以及多厅影院等都紧密相连，由于我国当时无法建成院线，制片厂由面对一个垄断性的中影改为32个垄断性的省级电影发行公司，所以改革的成效有限。正是基于这样，2001年才出台进一步的深化电影改革意见，并促进院线建立。
市场竞争却使得一些先行者在1995年前后就开始了院线制的探索，摸着石子过河，付之具体实践。其中包括福建、上海、四川等地出现了第二发行渠道，这些发行渠道所面向的主体影院构成了独立于省级发行公司所控制的影院以外的“院线”，因此某些省出现了这种院线雏形。最关键的是，这种模式即省内电影院联营代表了我们对院线的认识。
2001年12月18日广电总局和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将成为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机制，10条细则中4条用于明确院线的建设和发展，其中包括带有行政色彩的政策：
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城公司供片；有条件的地区，要尽快组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院线；鼓励有实力的院线跨省经营。凡是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帐影片(经批准的地区除外)。2002年10月1日之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要率先组建两条院线，否则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帐影片。 组建院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1)10家以上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的专业影剧院，其中实行计算机售票的影院不少于8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于800万且电影专项资金如实上缴，可以发起组建一条省内院线，由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备案。(2)15家以上以资本或供片为纽带且影剧院分布在不同省级区域的专业影剧院，其中计算机售票不少于10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于1000万且电影专项资金如实上缴，可以发起组建一条跨省院线，协商跨区域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后，报送国家广电总局审批，并向有关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抄送批件。(3)一个省的院线组建最多不超过三条。以签约形式组合的院线，签约期不少于3年(含3年)。一个影院只能加入一家院线。签约期满后，可以重新进行选择。
这种改革一方面是基于1993年政策推动的改革并不彻底，新的地方垄断和中间发行环节仍然导致机制不畅；一方面是推动国产片的生产发行放映的任务日趋紧迫。院线制改革总体上再次将原有产品流通链条中的“发行”一节缩减，在院线中包含了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而各电影制片厂和中影直接面对院线发行，以期达到减少发行层次，合理分配制片发行放映三方利益。由于对院线公司的运营管理有具体审核要求，尤其是国产片放映时间要达到2/3，这样不仅仅有利于发行放映的管理，对于电影生产会起到直接促进。
据中国电影集团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消息，截至2002年6月1日，已批准成立的30家省内和跨省院线，含电影院846座，1536块银幕。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等9省、自治区获准缓建院线。

㈡ 影视展览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戏剧等，都是在蒙昧时代或者文明时代的初期已经出现。然后，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长河里，人类便再也没有出现新的艺术形式或种类。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电影，这门新的艺术形式才步入人们的视野，从1895—1907的早期电影开始，以鲁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为代表的初期导演开始了一系列的电影制作，他们技术上推求标准化，艺术上讲求构图技巧等，都是在电影形成期所做的重要贡献，但是当时的科技都具有局限性，所以使得电影过于真实，拍摄角度固定，域别无变化，而且时间很短。中国在这一时期，也就是1905年出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

1、1908—1926年，电影产业进入了发展期，出现了经典好莱坞电影，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法国印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电影，还有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电影等，其中大家一定认识卓别林吧，身为喜剧大师的卓别林可以说是好莱坞无声电影经典中的经典，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我还有看过他的《淘金记》、《大独裁者》、《摩登时代》等等，黑白的画面风格中就是因为有了他动情的演绎才有荧幕外众多观众的笑声，还有冷面笑星基顿等，电影介绍海报也出现了彩色形式。中国在1923—1927年间也开始了对于电影的探索时期20世纪20年代，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作为一种娱乐产业，电影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一态势的影响。因此，当《孤儿救祖记》一炮走红，在经济效益和社销携会收益都取得骄人成绩之时，商人的投资热情开始转向电影，从而掀起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23--1925年间，全国各地共开设175家电影公司，其中上海有141家。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公司仅仅空挂一个招牌，实际上无悄斗慎所作为：有的缺乏办公司的实力，以借用或拼凑器材及人才的方式进行拍摄。如专事拍戏装片的大中国影片公司（1925）和专拍滑稽片的开心公司（1925）等。

2、1927—1945年，电影事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启敬这一阶段好莱坞经典电影出现了有声的电影，这是一个影视业上的重大突破。而且电影出现了多种类型：儿童片，科幻片，恐怖片，西部片，歌舞片，犯罪片，喜剧片，战争片，爱情片，伦理片，惊险片，灾难片等。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3、1942—1951年，世界电影进入了新发展期，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追求生活真实，要求表现意大利人民饱经战争的痛苦和生活中的苦难，谴责社会中的不公正。特征是：记录性，实景拍摄，长镜头的运用，非职业演员的运用，结构形式简单直观，地方方言的运用。代表作就有：《擦皮鞋》，《罗马11时》。1959—1964年，法国出现了“新浪潮”运动，1962—1984年又出现了新德国电影运动。总而言之，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特点就是：1、反对传统情结，体现人本主义；2、强调表现作者“自我”，体现唯我主义；3、强调表现内心，体现非理性主义。

但是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二、中国电影的发展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三、世界电影产业的新格局

进入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索尼买下了美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电视公司和韩国的三星公司（一个大型的独立制作公司）。日本的Matsushita收购了美国的MCA.

再看，多媒体领域的世界大亨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是怎样拥有一个最为多样化的国际性传媒帝国的：1994年他所拥有的新闻集团收购了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同时还掌握了福克斯电影制片厂、福克斯网、英国天空广播（欧洲主要的直接卫星广播之一）、电视指南和哈普柯林斯出版社的大部分所有权。此外，他还拥有能转播几个卫星电视频道、BBC、MTV、电影以及针对亚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观众的两个中文频道的星电视（StarTV）。其新闻帝国包括《伦敦时报》、《阳光报》和《世界新闻》。另外，他还正将他的卫星频道从英国空中广播、星电视（Star TV）和福克斯扩张到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再看，2005年6月，美国胶片和图像处理巨头伊斯门·柯达公司与欧洲数字投影机供应商巴寇（Barco）公司又达成战略联盟，向世界各地的数字影院运营商提供数字影院系统，声称将为客户提供简单化的打包出售，全球化的服务网络和统一升级服务，以便使两家在未来新的数字革命中求得共同发展。

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间跨国影视集团兼并、重组、整合、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剧，不仅好莱坞的所有权被全球化所逐步取代，而且当今国际影视传媒业也越来越全球化的发展趋向。

“现在我们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来生产电影，采用法国导演、法国制片，好莱坞明星配置、好莱坞技术方法进行合作，在法国或意大利等国拍摄，法国融资。《第五元素》、《圣女贞德》等都是合作拍的，取得了很好的票房。”

四、总结

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在探索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电影产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行动策略中，不仅有各自不同的具体保护措施，还更多地采取了合作拍片、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双赢共享发展策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我们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保持个性，又借鉴他国长处，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轨道，在与世界整体进程的互动与交流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才是应思考的首要课题

㈢ 电视电影的历史变革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率先尝试制作电视电影。
投身到电视电影的制作队伍。
2008年，电影频道电视电影将走进第10个年头，也必将迎接更好的发展。
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2000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
据有关部门1998年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电影频道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时间里，就购买了建国后拍摄的3600部国产影片总量的61%，约为近2200部影片。虽然国内各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与电影频道每天近20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10部影片，年吞量约3600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产影片同样也存在先争取影院票房、争取收回成本、赚取票房利润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暇顾及电视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电影频道于1999年起开始自行制作电视电影。为此，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多万元拍摄电视电影。电影频道摄制完成了300余部电视电影。

㈣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㈤ 兰州最早的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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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的兰州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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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的兰州剧院。本报记者 郁婕 摄

兰州剧院“没”了。

从1957年兰州最早的一所大跨度剧院到2009年的“一片瓦砾”，兰州剧院在走过52个年头后，戛然而止！当然，与兰州人最熟悉的那幢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兰州剧院”这一称谓。

兰州剧院“演出”已经结束——有人这样说；兰州剧院真正的“演出”才开始——也有人这样说……究竟，瓦砾之上崛起的将会是什么？

百万元票房的记忆

一片残砖瓦砾裸露在骄阳下。

就在这个夏天的7月，兰州人与他们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兰州剧院彻底地“告别”了。

快到上午11时的时候，老胥又从机房里转了一圈，一看没事，他就下来到院子里凉快凉快。

“我是1978年来的，马上就退休了，退休手续已经交上去了，（批下来）大概也就到八九月了。”老胥叫胥希虎，是兰州剧院的电工，也是眼下剧院里还在上班的职工中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位。

院子里，原先那幢楼顶上写着“兰州剧院”四个大字的三层楼已经没有了，一片空地上残留着碎石和瓦片，空地的四周用一米多高的铁丝护栏圈住了。不过，拆除了的老楼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一道深黑色残墙的印迹自然地在空地四周“画”了个圈。

“剧院的营业依然正常进行，现在主要是在剧院右边的附属小楼内放电影和录像。”兰州剧院副经理宋瑞珉说。

快中午12时的时候，老胥又上楼去机房看了看，机房和电影厅都在二楼，录像厅在三楼。老胥上去的时候，能坐100多人的电影厅里坐着4个人，一对小情侣和两个女学生。眼下，正是兰州各大影院的暑期档，上映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变形金刚2》、《麦兜响当当》等影片多是针对学生群体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剧院的时候，看电影的人那叫个多，场场满，真正的对票入座，一场电影放下来，把好几个对票员忙坏了。”老胥是电工，所以，啥时候都要在岗。不过，像这样一天没几个人看电影的情况，老胥说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觉得“电影市场的辉煌已经过去了”。

老胥说他以前有个厚厚的电话本，上面的电话记得密密麻麻的，“知道不，这些电话都是求我帮忙找电影票的。每次演电影，都有不少人提前给我留下电话，等我搞到电影票以后联系。”不过，几年后，老胥的这个电话本就没用了，没有人再托他找电影票了，“后来我就撇掉了。”

兰州剧院、解放剧院，还有金城剧院和东方红电影院可以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兰州市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剧院，这当中，尤其以兰州剧院为重。这不仅仅是因为兰州剧院1300多的观众容纳量，更是因为它曾在这个业界的“翘楚”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具体哪年记不清楚了，我们兰州剧院创了100万的纪录，为此，还得到了表彰，颁发了证书。”老胥说的这100万元的纪录，也就是现在说的“票房收入”。“当时兰州市受到表彰的剧院就兰州剧院一家，因为，只有我们一年创造了100万的纪录。”

“1979年，全国城市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而到了1999年，观众则下降到了4.6亿（城市观众）左右，只相当于20年前的一个零头，是当时的六十分之一。”无疑，来自相关部门的这一组数据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像兰州剧院这样一批国字号老剧院的辉煌和没落。据了解，在电影放映业鼎盛时期，包括学校和厂矿企业俱乐部在内，兰州市有影剧院40多家。

眼下负责办公室工作的小梁是上世纪90年代到兰州剧院的，那个时期也正是剧院，特别是电影院观众流失最凸显的时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开始整体滑坡。“印象中，2000年我们剧院改造后引进的首部美国大片《垂直极限》曾经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感觉有那么一阵子看电影的人又多了。”小梁说。

曾经的戏曲舞台主阵地

兰州剧院始建于1957年，是建国初期我国自行设计，由当时的兰州市人民政府投资60万元建造的兰州市最早的一个大跨度剧场，其建筑声学设计效果在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国内十大最佳建声设计剧场”。兰州剧院不仅是兰州市文化出版局所属全民所有制文化企业，也是一所兼具市政府礼堂功能的兰州市老字号大型文化场馆。

“为什么叫剧院不叫电影院？就是因为它其实更为重要的功能是一个文化阵地——戏曲演出场所。”省剧协副主席、兰州市戏剧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严森林说，兰州剧院就是为了戏曲艺术而建立的，因为毕竟戏曲在我国的历史是远远早于电影的。“它曾是兰州市‘春光’越剧团(已撤销)、青年京剧团(已撤销)、秦剧团、豫剧团等省属市属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出场馆，也是兰州市大型会议、学术报告、群众文化及大型节会活动的主要场馆，国内外许多著名文艺团体、表演艺术家都曾在此登台演出。正因为此，它也成为了兰州市家喻户晓的标志性文化场馆。”

在严森林的印象中，“文革”之后的几年时间，兰州剧院可以说是兰州市戏曲演出的“主阵地”。“因为那个时期整个国家都处于恢复传统戏的演出阶段，这样前后有5年的时间，除兰州剧院外，金城剧院、兰园剧院等都频繁地进行着戏曲演出。”

对于这一点，老胥也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和电影相比，老胥更爱看戏。作为老兰州人的他，尤其是喜欢听秦腔。在剧院工作的他，和其他戏迷相比而言，自然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上班的时候就可以过把秦腔瘾。“在当时，我们剧院的舞台还是相当不错的，灯光、舞台布置档次在同业中都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978年，全省老艺人大汇演就在我们剧院进行，这次演出影响特别大，来看戏的人特别多，演出一直持续进行了近两个星期，当时，包括很有名的老艺人刘金荣、周振旭等都参加了演出。现在，参加当时汇演的那一批老艺人全部都去世了。”老胥说。

相对于剧院电影放映业务逐步走向低迷的状况而言，戏曲退出“剧院舞台”的迹象似乎来得更早些。在电影辉煌的时代，戏剧演出就呈现出了“没落”的景象，而随着电影放映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明显滑坡，兰州各大剧院中已经再难觅到“戏剧演出”的身影了。取而代之出现在“剧院舞台”的就是各种歌舞表演。1998年以李谷一、朱明瑛等为代表的东方歌舞团到兰州剧院的演出，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老胥说：“不过像这样的专业歌舞团的表演毕竟是少数，随后，多是一些‘走穴’的非专业歌舞团。当然，这样的歌舞演出也只是红火了一阵子。”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戏曲自身的主观因素，还有客观原因。随着电影、镭射、录像、电子游戏等娱乐形式的风起云涌，使得戏曲舞台受到了冲击，加之戏曲自身发展也显现出一种萎缩的现象，所以，戏曲被‘挤’出‘剧院舞台’是一个现实。”严森林说，戏曲退出“剧院舞台”也说明了一个现状：剧院缺失了它本该拥有的文化场地的功能，城市文化场地和艺术舞台在萎缩。“这里不仅仅是指已经拆除了的兰州剧院，就目前兰州市而言，演出剧场也就一两个了。”

原址上起建文化艺术中心

来自兰州大剧院的信息：到2011年，兰州剧院将变身兰州文化艺术中心，成为我省具有较高规格、现代化、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

“拆除是必须的。”兰州剧院总经理秦永安表示，兰州剧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谢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应该有更好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剧院）来取代它。”

秦永安说，事实上在2007年就因为消防原因，兰州剧院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了，因为尽管在过去，兰州剧院算得上是兰州有影响的和设施不错的“老字号”剧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特别是硬件上。“常年的超负荷运转，系统老化陈旧，消防隐患严重，拆除是唯一的选择。”

在兰州剧院之前，因为同样的原因，始建于1950年的市属的解放剧院和省属的飞天剧院、东风剧院等“老字号”剧院也都已被淘汰“出局”了。而随着兰州剧院的“消失”，兰州市演出场所的紧缺，使得兰州的舞台艺术无疑又缺少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

“拆除是为了建一个更好的服务于文化艺术的‘舞台’，可能会有人担心处于黄金地段的兰州剧院届时将会倾向走‘商业化’路线，会丧失‘艺术文化舞台’的功能，我想说的是，将来新建的兰州文化艺术中心将比以前的兰州剧院从设施到服务领域都更好，它将是对兰州剧院这个‘老字号’和‘老品牌’的一种提升。”

据记者了解，在兰州剧院原址上起建的兰州文化艺术中心，预计投资2亿元，其主体工程建设将于明年全面启动，到201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占地面积11112.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多功能音乐厅、多厅电影厅、文化教育馆、艺术培训和展览中心、文化T台、演员公寓、办公及辅助用房、地下停车场及设备用房等。建设项目中将充分考虑到了总体设计功能的先进性，其中多功能音乐厅建筑面积约6200平方米，设1200个座位，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力求建成在西北乃至国内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设施和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多厅影院建筑面积约2800平方米，建成4个五星级标准放映厅。此外，艺术培训及展览中心、文化教育馆，不仅设有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艺术培训场地，还同时设有健身房、图书室、阅览室、美术绘画室、羽毛球场等多种设施，以满足群众文化活动的需求。

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小跟在爸爸屁股后在兰州市不少剧院里听过戏的严森林，眼下已经退休了，现在，他依然爱听戏，只不过不去剧院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戏曲舞台。

“现在剧院也少了，更主要的是到剧院里也听不到戏了。那么，城市里的戏到哪里去了？都送到乡下去了。”严森林有些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不过，和严森林一样，眼下，兰州不少戏迷听戏都不去剧院了，而是去金城关听戏。“在那里已经有六七个戏社了，来自外省以及省内市州的一些名角好家天天在这里演出。”严森林说当城市里戏剧专业队伍已经是“空穴”的时候，这种民间的戏曲状态绝对就是戏曲生命的一种延续，因为它表现出了戏曲特有的生态——戏曲的根在民间。“这个民间是广义的，它是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所以，戏曲想发展，就必须占领城市，占领城市的剧院，占领城市的郊区。”

现在，秦永安每天上班的时候总是先在那一片空地前站一站或者转一圈，而每天心里盼的就是一件事：新工程赶快开工。而对于即将退休离开单位的老胥来说也是一样，也想早点看到老单位的新模样。

“不过能不能看到，还不好说呢！”老胥的语气有些悲观。

㈥ 全国有多少条院线

请参考以下资料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㈦ 中国电影真正普及是在二十世纪多少年代

你提到的普及，那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全国还没几家电影院，农村主要是大篷车流动播放露天电影。人们为了看电影甚至步行数十里路。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林小子，少林寺，白莲花，红牡丹等等。后来的电影再也没有达到这几部电影的高度。

㈧ 论文达人进！求救！关于电影的毕业论文！

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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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中国电影的发展的简单介绍

中国电影发展简史

电影发明以后，很快传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第一次放映了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戏曲片断，谭鑫培主演)。1908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座可容250人的影院虹口大戏院。1912年，美国商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司。1913年，中国生产了第一部有情节的故事片《难夫难妻》。以后中国电影有了较大的发展，成立了一批电影制片厂，其中较著名的有明星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天马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摄制出一批对电影艺术发展有贡献的影片，如《孤儿救祖记》、《故都春梦》和《歌女红牡丹》等。通过这些影片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电影艺术家。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如《狂流》、《 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时》和《渔光曲》等。这些影片艺术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第一次在银幕上表现了工人、农民和底层人民的悲惨境遇和英勇斗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国防电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全力投入抗战，有的直接战斗在火线上。更多的人则在"孤岛"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在解放区坚持拍摄歌颂抗战的电影，如《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塞上风云》、《中华儿女》以及纪录片《克复台儿庄》、《活跃的西线》和《抗战实录》等。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又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预示了国民党统治的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事业获得全面的发展，建立了10多个国有电影制片厂，建起了大型电影机械厂、电影洗印厂、电影胶片厂，成立了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和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龙头的电影发行网。到90年代，全国放映单位(影院、放映队等)已超过10万个。故事片年产量最高达140部，每年观众在200亿左右人次(不包括电视播放影片的观众)。60年代以来，为了繁荣电影事业，先后举办百花奖和金鸡奖的评选活动，还在长春、上海等地举办了国际电影节。有不少优秀影片在权威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