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新政

1. 点播影院，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是前段时间私人影院（影吧、微影院、私人电影院）行业出台的新政策，统一行业范围为点播影院。

2. 宝山万达电影院需要核酸吗现在

宝山万达电影院需要核酸吗现在？不需要核酸证明，但是要出绿码。12月8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6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防控办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照国家要求，逐条细化分解防疫新政，有力有序落实各项优化措施。其中明确表示从12月9日上午9点起，密闭娱乐场所、餐饮服务场所也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 郎咸平：为什么经济越萧条，电影越火爆

编者按：新进大片“魔兽”在北美市场表现平平，在中国市场却异常火爆，成为该片盈利的绝对主力。据估计，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总收入将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迷，一片向好呢？错了！郎咸平教授在《郎咸平说：谁在拯救中国经济》一书中论证，根据历史经验，经济越萧条，电影越火爆！

一、为什么伟大的电影都出现在大萧条时期？

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什么？我想借用美国一位著名导演的话，美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前一阵子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意志消沉的时候，这些轻松的电影就像是治病解忧的阿司匹林，让我们再一次感觉良好。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想起来，做父母的是有义务教养自己的子女的，所以才会在早上6点钟全家起床，7点半出发带你的宝贝儿女去动物园。人只有到了大萧条时期，无事可做的时候，才会考虑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人的责任是什么，平时是不会想的。这种改变就形成了市场的需求，当物质条件全面恶化的时候，只有寻求心灵的安慰，因此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对于能够给予心灵和精神安慰的产品的需求突然上升。那么，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你心灵和精神上的需求呢？那就是娱乐，就是电影。
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够孕育出一些伟大的电影和伟大的导演呢？你想想看。在经济萧条、物质极度匮乏、资金链断裂的时期，当这些投资人要把钱投入一部电影时，你想他们会有多么的谨慎？在经济萧条时期，投资人选择投资电影的时候会小心再小心，只有他能够看上的片子、能够赚钱的片子他才会投资。再看这些导演，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要找到一笔资金来投资有多难？所以逼得这些人不得不穷毕生之精力，做出一部最好的片子，才有可能得到资金，才有可能卖钱，才有可能赚钱。
所以你看，需求是什么？经济萧条，我们渴望心灵和精神方面的安慰，于是需求上升。供给呢？投资人投资特别谨慎，只投资好片子，导演和制片人为了吸引投资人的投资，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好片子。因此就供给面来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孕育出最伟大的电影。正因为这样，美国伟大的电影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大萧条时期产生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1929年到1939年期间出现过哪些电影？《金刚》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拍的；美国最伟大的电影之一《飘》，又叫《乱世佳人》，也是那个时候拍的；《小妇人》、《蝴蝶梦》、《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有全世界第一部《白雪公主》——当时花了200万美元，这些都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拍的。那个时代孕育出了哪些伟大的明星？卓别林、秀兰·邓波儿、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英格丽·褒曼、葛丽泰·嘉宝、凯瑟琳·赫本……
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就是在1929年5月16日举行的。各位再想一下，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了，当时米高梅公司说我们的电影会说话、会唱歌，很有意思。就在那个时候，1929年之后，由于经济大恐慌，为了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因此发明了彩色电影。连电影的拍摄技术都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也就是从1929年到1939年之间的10年，在这期间罗斯福总统曾经推出一个救市计划，叫做罗斯福新政。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的新政完全失败了。从1929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失业率由15%上升到17%，而私人投资的比例从16%跌到14%。美国经济到了1938年、1939年几乎陷入全线崩溃，1938年竟然被称为罗斯福萧条，这10年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期。美国经济是什么时候复苏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才得以复苏。
各位读者请看一组数字，1939年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全美国只有1.5万家电影院，你知道当时的票房是多少吗？票房收入是7亿美元。那个时候7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当时美国股市总市值还不到200亿美元，这可是全世界最庞大的股票市场。而1.5万家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就高达7亿美元，你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了。当时每个家庭花在看电影上的钱是多少？平均25美元。在1939年，美国的家庭平均花25美元去看电影。各位知不知道当时一张电影票多少钱？一毛钱到一毛五分钱。也就是说，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平均看150场到250场电影。
美国人很有意思，一面排队领取面包、救济金，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一面拿着兜里仅剩的铜板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因为美国有这种需求，所以1.5万家电影院的票房收入能达到破历史纪录的7亿美元。同时，孕育出一大批伟大的电影和伟大的导演。

二、娱乐业发展与经济景气负相关

娱乐业从经济衰退中获利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据美国影业联合会统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曾遭遇七次经济不景气，其中五次电影票房反而有大幅上升。“9·11”事件之后，全球经济一片叫苦不迭，而娱乐业却一枝独秀。当时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跌至63年来的最低点2.1%，娱乐支出却升到了一个占总支出8.4%的高百分比。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各行业都显示出低迷的态势，但美国本土票房总收入达到了93.3亿美元，比前年增加5.4%，而海外票房总收入为171亿美元，也增长了近5%，两项数字均创下新高。
中国2009年的情况也是一样，《变形金刚2》在中国热播，电影院不但没降价，反而涨价。仍然有大量观众涌入电影院，早、午、晚和夜场，场场爆满。我在7月中旬去上海新天地电影院看《变形金刚2》，票价竟然是100元一张，比香港还要贵，这就是萧条经济学的背景。
这些都说明，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人们用娱乐来换取抚慰和满足，造就了空前繁荣的娱乐业。
卓别林是一位喜剧明星，在他之前，或者说在美国大萧条之前，好莱坞流行的是音乐剧，大萧条之后喜剧电影忽然流行起来了。卓别林最著名的两部无声电影是《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讲的是什么内容？《城市之光》是对当时失业现象的讽刺，正是这一点才能打动老百姓的心，就像小沈阳打动我们的心一样，只有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乡土文化、民俗才最能打动我们的心，美国也是一样。《摩登时代》是在1936年拍摄的，卓别林一生的经典之作，通过他饰演的一个工人在工厂干活发疯、进入精神病医院的故事，把当时人们心中的痛苦表达出来。还有秀兰·邓波儿，她10岁走红，到了1939年她的片酬创了历史纪录的天价，当时是12万美元的片酬再加上20万美元的红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秀兰·邓波儿叫做微笑天使。当时的影迷都说，秀兰·邓波儿的踢踏舞踢走了美国人的忧愁。
到了1970年，石油危机再度造成美国经济的萧条。再请各位想一想，你那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电影？《大白鲨》、《教父》，还有第一部《星球大战》等很多著名的电影。请各位读者想一想，这些电影跟1929年大萧条时期出品的那些有什么不同？1929年大萧条时期大部分是以喜剧片发泄心中的痛苦与不满，而这个时期出品的都是恐怖片。
从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喜剧片疗伤变成20世纪70年代通过恐怖片的感官刺激来抒发心中的痛苦，这很有意思。这个时期孕育出了哪些伟大的导演？你们都听说过，希区柯克、卢卡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三、电影投资：由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

我前面提到过，从1929年开始，美国有很多大的电影公司成立，有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等。当时叫做产业资本时代，什么叫做产业资本？资本家建立了电影公司，自己投资，自己拍电影，这叫做产业资本，所有事情都是由这种资本家来做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电影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产业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什么叫金融资本？那就是不再像过去一样，由资本家自己拿钱来拍电影，而是通过上市融资来让全美国参与。比如在股票市场上市，把股权卖给社会大众，通过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是向资本家，而是向社会大众筹集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些伟大电影的拍摄。
也就是说，美国的电影界从1929年的产业资本变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这是很有意思的。2000年发生了什么事？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再次进入萧条时期，于是又孕育出一系列伟大的电影，包括《哈利·波特》、《指环王》、《蜘蛛侠》，还有《星球大战》第二部。这个时期的《指环王》第三集票房纪录是11亿美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票房是9亿美元。难以想象，又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再一次孕育出一系列的伟大电影。

4. 好莱坞歌舞片的保守主义原罪：从《爱乐之城》说起

《爱乐之城》忠实沿袭好莱坞歌舞片传统的“文化盲点”(cultural blind spot)。歌舞片种族、性别偏见、粉饰太平的“原罪”大约不逊于西部片，如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言，歌舞片中，族裔、阶层、地域、性别的差异被抹去，焦点永远毫无争议是白人明星。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个体经验如何成为最大公约数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与认同，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高明之处。

“被遗忘的人”与好莱坞歌舞片的黄金时代

1932年，美国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民生凋敝，25%美国人处于失业状态。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1933年起实施“新政”（New Deal），救济工人，保障工会，复苏经济，管控金融体系。罗斯福在广播讲话中呼吁将财富更公平分配给“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en）。2016年，纽约房地产商特朗普当选总统。人们说，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严重伤害利益的“锈带地区”工人，是促成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力量。尽管罗斯福代表的，是偏左的“自由派”（liberal），特朗普代表的，是带有白人男性中心色彩的右翼民族和民粹主义，甚至财阀政治，这八十年间的历史轮回中，同样被“遗忘”的白人男性工人以不同方式反弹，也会迎来不同后果。

“被遗忘的人”这一表征，也在好莱坞歌舞片《1933年淘金女郎》（Gold Diggers of 1933, 1933）中得到呼应。女主角与女伴沧桑唱起“记得我被遗忘的男人”（Remember My Forgotten Man），画面出现无数曾参与“一战”、然而在“大萧条”中被抛弃和遗忘的、排队领救济的衣衫褴褛的美国白人男性。此时，好莱坞也迎来“歌舞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电影史家认为，生计艰辛时，人们更需要逃避型娱乐，躲进黑暗的影院，在歌舞奇观和感官刺激中暂时忘记苦难；何况，自1927年有声电影始，歌舞片这种类型可有效利用声音这一电影新技术。这也是美国西海岸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东海岸纽约的百老汇歌舞剧及流行唱片业物质与人才资源的密切合作。出产有声歌舞片《42街》（42nd Street, 1933）、《1933年淘金女郎》、《华清春暖》（Footlight Parade, 1933）的华纳公司因而在三十年代声名鹊起。如上所述《1933年淘金女郎》中场景，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歌舞奇观中，出人意料地表现都市混乱与贫困，可见当时歌舞片也并未完全与电影院外的社会现实绝缘，观众看到此处，也会从幻梦中凛然一惊吧。

歌舞片在1970年代后作为一种“老派过时”的类型逐渐衰落，偶尔有几部在漫长电影史里煊然点缀，如《红磨坊》（2001）和《芝加哥》（2002）。在美国大选后混乱迷惘的2016年末，又出现一部令美国观众、影评人、奥斯卡评委一致好评的歌舞片，达米安·查泽雷（Damien Chazelle）编剧和导演的《爱乐之城》（La La Land, 2016）。这是一部“东西合流”、新旧混杂的电影，在不同层面微妙地切中时代脉搏、恰合人们心态。说“东西合流”，因导演为出身美国东岸的精英（读精英社区的普林斯顿高中、在哈佛大学学电影、在纽约拍过广告片），2010年搬去西岸洛杉矶，在好莱坞的名利场中终于因《爆裂鼓手》（Whiplash, 2014）和《爱乐之城》崭露头角，与西海岸资本合流。说“新旧混杂”，因《爱乐之城》从头至尾都在向以歌舞片为代表的好莱坞技术美学与娱乐遗产致敬：宽银幕、怀旧彩色、舍数字而用胶片拍摄，以及层出不迭的引用好莱坞老电影及法国导演雅克·德米歌舞片《瑟堡的雨伞》（1964）、《柳媚花娇》（1967）桥段的痕迹。不过归根结底，与《1933年淘金女郎》不同，《爱乐之城》与当下社会现实并无直接关联，其关乎的，只是个体的野心、挫败、感伤与成功。这，也正是它商业与评论皆成功的秘诀。而据说好莱坞各公司正在投拍二十多部歌舞片，这不能说不是该类型的又一个小高潮，也似乎是对三十年代社会政治与歌舞片类型关系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应。

歌舞片的意识形态：“漂白”的乌托邦与腐朽的性别观

《爱乐之城》剧照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认为歌舞片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是关于“乌托邦的感觉而不是它如何被建构”。这种乌托邦的幻觉，与其实质无关，后者也非歌舞片兴趣所在。《爱乐之城》的开篇镜头，便营造了这样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乌托邦：令人头疼的洛杉矶交通阻塞催生了一场浪漫绚丽、活力四射的盛大歌舞狂欢。在这个长镜头里，各种肤色、族裔、性别的人都在“政治正确”、“文化多元”展览场里尽情阐释什么是和谐欢乐祥和团结。然后，回到片中现实。镜头切向男、女主角，当然都是白人，都是金/红发。男女主角由冤家对头到异性爱侣，这是传统歌舞片叙事的约定俗成。接下来他们漫步于幽静山路、出入游泳池豪宅的鸡尾酒会、有现场音乐伴奏的饭馆、爵士酒吧、古老小剧场、怀旧电影院……在这些布尔乔亚情调的漫游中，历史与现实中的贫困隔离、人数众多以至于无法让人视而不见的少数族裔被影片当作“噪音”消除和“净化”，于是，洛杉矶这个镌刻着种族矛盾骚乱伤痛的喧嚣城市变得如此整洁空旷，浪漫非常，只属于我们的男女主角和他们同样优雅的同类。在此，怀旧是一种特权。在男女主角怀恋的好莱坞黄金时代，也是很多公共空间“有色人种不得入内”、或需另辟入口和洗手间的时代。因为种族、肤色和消费能力，他们被区隔和排斥。这种怀旧，对某些族裔来说，是种灼人的伤痛。

这点上，《爱乐之城》忠实沿袭好莱坞歌舞片传统的“文化盲点”(cultural blind spot)。歌舞片种族、性别偏见、粉饰太平的“原罪”大约不逊于西部片，如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言，歌舞片中，族裔、阶层、地域、性别的差异被抹去，焦点永远毫无争议是白人明星（漫长的歌舞片历史中，以非裔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屈指可数，有也主要面向非裔观众）。与非裔音乐家在美国流行音乐和娱乐工业中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相比（如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爵士、布鲁斯、踢踏舞等），他们在歌舞片中的银幕呈现少得可怜，偶有也是昙花一现。美国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1927）中，犹太歌手演员Al Jolson将脸涂黑扮黑人演出。这种白人演员以烧焦的软木涂黑脸部、以夸张方式演绎黑人音乐的行为，被称为“blackface”，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歌舞片中较为常见，源于十九世纪的minstrel show，且这是种族主义偏见的美国青出于蓝的独创，为欧洲所无（好莱坞电影也不乏白人演员将眼睛眯斜、肩膀耸起扮亚洲人，称为“yellowface”，从格里菲斯《残花泪》到赛珍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大地》）。这种“美式娱乐”作为文化象征暗示同质的国家身份，不问根源，以有魅力的白人身体呈现。

“漂白少数族裔音乐，边缘化非裔乐手”是好莱坞歌舞片的惯用手段。如果说二十到四十年代好莱坞歌舞片种族歧视的核心为“黑人原始主义”（primitivism）：爵士乐的盛行是因为白人在那里找到他们自己被现代文明规训而消失的“原始活力”，那么《爱乐之城》中编导者嗤之以鼻、居高临下批判的，是“黑人功利/商业主义”：透过导演/男主角塞巴斯蒂安/女主角米亚的视角，我们看到著名黑人乐手John Legend扮演的Keith搞的黑人狂歌劲舞，向大众和商业妥协，是追名逐利、不懂得爵士乐精神的庸众；而影片结尾终于得偿所愿开了自己的爵士酒吧、要将“纯粹的”爵士乐传承下去的塞巴斯蒂安，在昔日女友米亚的注视下，坐在钢琴（欧洲古典音乐及社会阶层象征意味）前，来一段“拯救黑人爵士乐”的布尔乔亚的轻盈感伤。象征爵士乐“纯粹性”、历史感与民间活力的萨克斯、贝斯、鼓，及先前春风得意的黑人乐手Keith,都悄悄隐退一边，将中央舞台让给白人男性权威塞巴斯蒂安，及他格调并不怎样高明的、中产阶级白人趣味的“纯粹爵士乐”。

这样明显的种族和阶层置换，也对《爱乐之城》作为当代歌舞片本身形成反讽与映照。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矛盾：编导者一面故作清高嘲讽黑人流行音乐亵渎“纯粹爵士乐”，一面制作了部媚俗的歌舞片，即，以“反庸俗大众文化”的姿态，制作包装精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另一方面讲，导演“提升”歌舞片这一受轻视的“过时”的类型并将其变得“时髦”的野心，如塞巴斯蒂安要令传统“纯粹”爵士乐重生并符合中产阶级趣味地“优雅化”的苦心并无二致。于是，爵士乐与歌舞片，在导演查泽雷手中都由“低端”升级为“中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流行文化，也重新伟大了。《爱乐之城》看似对欧美歌舞片“引经据典”，却是对“桥段”去历史化的浮夸使用，这种对装饰性和炫耀性的迷恋来包装怀旧的“高尚趣味”，看似“去政治化”，却有意无意重新确认陈词滥调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欧洲-法国-巴黎仍是文化与理想的灵感火焰，“亚非拉”和少数族裔（包括配角谈及中国及电话对话里一句“谢谢”）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点缀，以彰显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理解世界主义与文化多元重要性的眼界与胸襟。

《爱乐之城》作为歌舞片，其类型在电影史上是被“性别化”的：与西部片显而易见的“男性”特质相比，电影学者认为歌舞片是“女性化”的，且四、五十年代歌舞片观众也以女性为多。然而并非“女性化”的电影便是从女性视角叙述或关注女性主体性。“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式歌舞奇观多以衣着暴露的女性身体为卖点，而庸俗但有心机的金发女郎“钓金龟婿”的故事也被歌舞片津津乐道。女性的被物化及政治保守时代“人种优越”论还体现在五十年代彩色电影中对性感金发女郎的迷恋，如霍华德·霍克斯导演、玛丽莲·梦露主演的歌舞片《绅士更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1953）片名所示。受过精英教育的《爱乐之城》编导者查泽雷当然不会在当代复制这套保守腐朽的性别价值观（尽管对金发女郎的迷恋也显而易见：金/红发蓝眼白肤是他对理想女性的审美构建）：他片中的男、女主角平等、自立、彼此鼓舞，当然，塞巴斯蒂安有责任启蒙将“纯粹爵士乐”理解为肯尼基式“电梯音乐”的无知少女米亚，最终也是他的坚持和鼓励成全了她的演员梦。他为了她的期待而加入商业乐队放弃梦想，终于还是开了自己的爵士酒吧，在嫁做人妇的昔日女友面前，以怀旧感伤音乐作为献给她的心曲和纪念……正如前文提到《爱乐之城》延续歌舞片的种族阶层置换但将其从“保守过时”重新定义为“年轻时髦”，它也将这“女性化”的类型重塑为展示优雅精巧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气质”。尽管片中男女角色戏份旗鼓相当，但核心价值观是男性中心，这是高妙的障眼法，就像开头出现各种族裔，其实绝对主角还是白人。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个体经验如何成为最大公约数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与认同，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高明之处。

个人主义成功学在大众文化中的运作

《爱乐之城》剧照

学者安德烈亚斯·海森（Andreas Huyssen）认为，高级文化，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都是男性行为的特权领域。历史与现状也的确如此。《爱乐之城》将爵士乐和歌舞片重塑为“高级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男性权威：新的等级次序中，上中产白人男性在金字塔顶端。如果说《爆裂鼓手》的导演自况意味里还有“怀才不遇”的愤懑，《爱乐之城》则多了几许“回顾来时路”游刃有余的自信与自嘲。在这两部电影里，有评论者和观众看到查泽雷对爵士乐的迷恋，细思却不大看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及他是否理解音乐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两片中男主角、导演的“另我”（alter ego）谈论起著名黑人爵士乐手Charlie Parker时，不是他的音乐和演奏精神如何影响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而是“他改变了历史，让人们记住了”。目标明确：“成功”就是一切，让世人尊崇，历史铭记。披着理想的外衣。精英教育和社会阶层造成的智识上的优越感，会使人在“崇拜一切，而什么都不重视”（worship everything and value nothing）的好莱坞忍不住要卖弄、获取赞赏、接受臣服、自我加冕。当然，在好莱坞这个等级森严的名利场与无情的工业体系中，在通往被承认和尊崇的阶梯上，总有挫折与屈辱。正如塞巴斯蒂安和米亚，以及演员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与艾玛·斯通（Emma Stone）所经历过的。然后，他们适应了这套游戏规则，是为成功。

这种寻求理想过程中四处碰壁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不仅好莱坞业内人士看了感同身受，普通观众、影评人、奥斯卡评委看了也会心有戚戚。观众的认同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爱乐之城》聪明地超越传统好莱坞歌舞片的两个局限：一为因太过注重歌舞奇观，没有足够空间铺陈人物情感深度，二为歌舞形式感与电影写实主义的矛盾，因而缺乏情绪维度的感染力。《爱》将歌舞片场景与情境日常化，讲述“普通年轻追梦者”故事，以人物情绪为叙事中心，歌舞场景皆与叙事推进及情绪变化相关，年轻观众易产生共鸣——四十年代时，美国青少年喜爱歌舞片，如今主流商业电影和小清新独立电影的消费主体亦多为年轻人，与查泽雷这个年轻创作团队的情绪表达方式和观念不谋而合。塞巴斯蒂安这个号称穷困潦倒、视金钱为粪土的爵士追梦者却过着舒适的都市年轻雅痞生活：穿笔挺的怀旧服装、听黑胶唱片、开敞篷卡迪拉克古董车、看好莱坞老电影。当然，这样窘困却惬意非常的生活仅存在童话里，用歌舞片表现再合适不过。情境为假，情绪佯真，观众便买账。

《爱乐之城》社会关联性不大，因个体情绪关联而获得年轻观众认同。这是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的个人主义的大众文化运作。这是针对个体的营销，是关于“你”和“我”、而非“你们”和“我们”的产品广告。尽管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内部有认同，但仍不是“集体”，而是“有同质性”的个体的聚合：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娱乐产品长期规训而产生的高度一致的感官经验与反响。《爱乐之城》里男女主角都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

“社群”观念是折损理想主义者尊严的：塞巴斯蒂安在Keith的“the messenger”乐队格格不入，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遗世独立姿态；米亚写的、表演的则是独角戏，跟她的三位室友毫无关系。极端的个人主义令他们成为彼此的障碍：有好感的异性相互取暖也是暂时的，他们终将享受成功者的孤独。对这些活在自我世界里的“追梦者”来说，他们的挫折是比贫困、战乱、天地宇宙还严重的“创伤”，他们全部的人间疾苦。

对身份政治的过度强调使得人们无法对自身经验之外的人和事产生共情，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对超越性同理心和正义感的阻碍。当然，“政治正确“话语不仅是空洞修辞，它是前辈正义之士奋斗出来的对少数族裔的起码尊重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的思想，纠正人的偏见，但也不可否认，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这样表现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良好教养，他们有时无法掩藏或深或浅或有意或无意的优越感。因为这套话语规训与他们的日常实践无关：由于阶层和种族隔离，只有少数人能真正接触到底层少数族裔、真正产生共情，就像大学里有些养尊处优的白人教授因研究黑人电影功成名就却在现实中远离黑人。我与几位白人男性学生探讨过另一部上中产白人男性中心视角的电影《海边的曼切斯特》（影片以中产理解写男性蓝领工人，女性角色全部是毫无深度的陪衬），发现他们对其中白人男性挫败感有很强认同感。成长经验不同，相信他们对《月光》就不如我那位同性恋同事共鸣深。由于电影制作需要大量资本的本性，非但主流商业电影，现今美国所谓低成本独立电影都被握有资源的人（多为白人男性）掌控，通常传达一种比较狭隘、自恋的视角与经验，在自身特权遭受威胁时、身处困境时，尤为如此。

在所谓白人身份危机时刻，商业产品更要强调白人男性的优点和权威，跟三十年代有某种呼应。在这很多人都感觉失落的美国多事之秋，回想本文开头提及的“被遗忘的人”：在学者霍莉·艾伦（Holly Allen）看来，“‘被遗忘的人’这一说法意味着失业的白人男性作为这精力充沛、富有男子气概的国家的善意无害的成员，‘新政’推崇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去抵消官方权力扩展的焦虑” 。八十多年后，我们又看到白人男性气质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沙文主义、宗教排他主义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体现，银幕上也不例外，《爱乐之城》这样的电影含蓄地告诉我们：金发碧眼是最美的，白人文化是高尚的，白人男性是能坚持理想并代表权威的，因为他们的音乐趣味是最好的、情感是最深邃的……

在电影院里为此感动的希拉里支持者，会有一丝“愧疚的快感”（guilty pleasure）吗？

5. 国庆档电影票房暴跌，为何国庆档电影市场“辉煌不再”

国庆档电影票房暴跌，这与国庆期间人们选择的娱乐活动更多密切相关。当人们在国庆期间没有时间去电影院的时候，票房自然会暴跌。

其实国庆期间的电影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张艺谋的《影》，开心麻花的《李茶的姑妈》，包贝尔的《胖子行动队》，还有《无双》等好电影。不管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足够吸引人。

除此外，因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增多，更多人选择宅在家里休息，看电视或者打游戏。平时生活的疲惫已经让人无法承受，有个假期更需要好首烂好的休息。

正是以上几种原因，导致票房暴跌。这些都与电影本身无关，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6. 电影票房的票补是什么意思

票补是售票网站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比如片方制定的40元最低票价，他让你20元就买到，剩下的20元由他来贴！

票补是在线下渠道作为唯一售票渠道时，制片方拿出一部分预算来做促销，目的是在影院上线的前几天内拉动票房增长 。

2018年9月，网传文化部和电影局已下文，将于10月1日开始实行新规，将停止一切线上票补，包括第三方和影院自有渠道，但不含影院线下售票 。

(6)电影院新政扩展阅读：

票补相关新闻：

2018年9月12日，有消息流出，关于电影发行将有几项新政策推出，其中包括不再允许有“票补”，网上售票平台的手续费限价、没拿到龙标的电影无法预售、售票平台结算周期缩短。

1、 发行方、制片方、院线方不允许进行网络售票平台补贴投放，销售价不能高于结算价，也不能低于最低票价。

2、第三方线上售票手续费不高于2元（原来通常是2-5元不等），其中系统服务商收取1元，网络售票平台收取1元，院线/影投不得参与分配。

3、未获得公映许可证的影片将无法开展预售。

4、线上售票商对影院的结算周期从2018年10月1日开始变成8日内结算，明年十一起要求即时结算 。

7. 海口电影院要核酸吗

海口电影院不要核酸。盯虚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根据凯橡燃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截止至2022年12月29日，如樱根据国务院二十条和新十条新政策，全国疫情陆续放开，不再实施隔离、查验核酸、健康码等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