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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
❸ 《红与黑》为什么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五）
在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处于巅峰的时期，出现了一位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超前意识使他很难为同时代的大作家所理解，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甚至不承认他是一位作家。他就是继浪漫主义文学之后杰出的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锋人物——司汤达。
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1月23日生于格勒诺布尔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司汤达从小深受家庭的压制和束缚。而他唯一敬爱的外祖父则是一位启蒙思想的信仰者，在他的影响下，司汤达对启蒙思想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对卢梭尤其崇拜。
司汤达在童年时期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并对其支持并向往。1796年，他到当地的中心学校读书，因为学校中很多老师都是革新派，使司汤达能够受到进步的教育。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心学校，来到了巴黎，并在亲戚的介绍下在军事部谋到了一个职务。从此，他跟随拿破仑大军征战南北，直到1814年拿破仑失败。在此期间，司汤达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和对人的基本哲学观点。他在文学上欣赏莎士比亚，开始有了现实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的兴亡，对这段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感受。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失业了。他愤然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的米兰，直到1821年才回到巴黎。这期间，司汤达支持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关心意大利革命浪漫主义运动，并始终注视着法国的形势和变化。他还开始了写作生涯，第一部作品音乐家传记《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在1815年出版，1817年又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和著名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同年，开始写《拿破仑传》。
司汤达回到巴黎后生活清贫，当时法国正处于复辟王朝后期，政治更趋反动，他从1822年开始发表文章对法国社会进行剖析，后来结集出版《英国通讯集》。1822年至1823年，他先后出版了心理分析论著《论爱情》和音乐家评传《罗西尼的一生》。1823年、182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艺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182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问世。司汤达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创作经验，于182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红与黑》。小说于1830年出版，标志着司汤达创作的最高峰。
七月革命之后，司汤达受政府任命到教皇下辖的濒海小城维达－维基雅当领事，一直到逝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1836年写作了《回忆拿破仑》，1838年出版了《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1839年，他的另一部反映复辟时期政治斗争的小说《巴马修道院》问世。还有自传性作品《自我崇拜回忆录》和《亨利·布吕拉尔的一生》在他去世后出版。另外，他还留下了多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其中包括揭露七月王朝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
司汤达于1842年中风去世，被安葬在蒙马尔特公墓。
司汤达另一部杰出的作品《巴马修道院》和《红与黑》一样，表现了由拿破仑时代到复辟时代这一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社会思潮的起伏以及它们在家庭内部的反映、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小说主人公法布里斯·台尔·唐戈仰慕拿破仑的伟大业绩，崇拜拿破仑，梦想参加祖国的解放斗争。然而时代变了，面对复辟时期严酷的政治现实，他只好按照本阶级的要求，走上了教会的道路。但是这与他的理想和爱好相距甚远，他用谈情说爱和游戏人间的胡闹填补内心的烦闷，最后悒悒死去。这个时代造成了他喧哗一时却毫无意义的一生。小说中精彩地再现了滑铁卢战役，表现出了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而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又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巴马修道院》1838年出版后立即受到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是司汤达生前得到成功的唯一作品。
狄德罗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修女》和《拉摩的侄儿》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的主人公拉摩的侄儿一方面是个道德败坏者、无赖、懒惰者，通过他的话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不道德；同时又是个优秀的音乐家，他对音乐的见解表现出狄德罗自己的美学见解。他既是丑恶行径的实行者，又是丑恶行径的批评者、揭示者。小说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并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特征。
❹ 《红与黑》|1997，好得多
上映时间:1997年12月22日法国上映
导 演:让-丹尼尔·维吉尔
主 演:吉姆·罗斯·斯图尔特 卡洛·波桂
我得说完美。和1954年倒叙的方式以审判作为开场不同，1997年是按照顺序的方式，情感逐渐递增来结构全片。
在这部电影里，于连的心理独白被完全摒弃，但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抑或景别的变化、音乐的设计、人物的表演，于连内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得到了很好的外化凸显。如果承认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在对于连心理的刻画，那么影片这般的处理也不会让人失望。同时人物的对白也被精心设计，因为再也不能将之全部纳入于连的自恋式呓语之中。也因为如此，于连、谢朗神甫、玛特尔小姐、德·瑞等等人的关系也更清晰的构建了出来。由此可见，1954年版本其实是以观众熟悉文本内容作为预设而进行电影创作的，这也就决定了电影中的一些内容其实交代的十分含混不清。而1997年则不同，情节线清晰，人物完整，看得很是明白。
整部影片的场面调度都十分成熟，对于舞会交际场所的呈现，舞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啻为典范。镜头运动很流畅，跟随者人物的行进推拉都显得游刃有余，这跟1954版固定镜头为主大大不同。这也使得画面呈现的内容大为丰富，"1930年纪事"的副标题被顾及，法国上层阶级对于下层人的排斥，森严的等级，以及造成贫寒子弟壮志难酬的窒息的社会环境都有涉及。反观1954年版本，场景很多是在摄影棚中拍摄，局限的环境直接导致对时代大环境的交代不清，整个主题的表现也便显得狭隘。
还有戏剧冲突的表现，如开场，利用于连和兄长的打斗直接表现家庭矛盾，一上来便是激烈冲突。还有利用快节奏的平行剪辑，来表现玛特尔和于连相恋时的矛盾关系，这些相较于1954年版本都精彩得多。
在主题上，1997年电影版本对于玛特尔的成长也有呈现，一个女性在经历爱情后的成熟，使得玛特尔的形象也更为饱满。
总之，因为课堂任务而无意的对比阅读，可以说是收获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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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电影《红与黑》该如何去赏析
《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疑虑和矛盾中的于连
无疑，《红与黑》是一部充满着魅力的作品。西方关于研究司汤达的作品数量足以与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等量齐观。的确，作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红与黑》中对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风起云涌的各方斗争和矛盾都展现得颇为深远，贵族、大小资产阶级、教会人士一个个的粉墨登场，潜伏在表象下的实力的交战刻画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朽和虚伪。而在我看来，《红与黑》之所以如此经久不衰，都绝不仅仅在于该作品所体现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记得蓝棣之老师曾经说过，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大大不同于记录社会的高级文件，文学的意义也绝不仅在于记录，我想，是《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充满着无限矛盾与反差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更足以让每位读者看得目瞪口呆却又如痴如醉，足以让每一位研究者分析成千次上万次。
我们随便从中挑一段来读，便很容易看出于连的极端细腻和敏感。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时，于连已经通过出色地背诵拉丁文《圣约》赢得了德·瑞纳一家上下刮目相看，更凭着他清秀的长相、少年的自尊打动了德·瑞纳夫人的芳心。而于连却出于一种奇怪的自尊和一定要证明点什么的心理，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
就是这样，这个怪异的于连牢牢抓住了读者们的心。于连的敏感和细腻、倔强是天生的，他还拥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而他的高傲和自尊、崇拜权势则是后天环境的赋予。于连确实是十分自我的，在他的心目中，尊严被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可以放弃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钱财，因为他需要的是别人的尊重。但他对于"自尊"的理想和追求又最终把他引向了歧途。
于连虽然有着民主的思想和英雄主义的热情，但当他得到了拉莫尔公爵的赏识时，他却逐步地向贵族势力妥协了，这时的于连仿佛只知道为拉莫尔公爵的一场政治阴谋走足报信。在他的个人奋斗历程中，他经历着一次次的反抗和妥协。他是机智聪明的，然而在很多方面，我们只能说他是天真而无知的，比起整个社会中精心钻营的人们来，他是无力的，也是无助的。
左拉在《论司汤达》中是这样写的："他（司汤达）停留在一种抽象的意愿里，他要人这种生物不包括在自然里，而是靠在一边站着，然后宣告只有心灵是高贵的"。左拉觉得于连是"完全装配好的智慧和情感的机器"，"纯粹在思辩中产生的创造物"，他"专在推理上下功夫"，主张自然主义的左拉认为司汤达在创作中带有观念学者和逻辑学者的身份，于连似乎只是永远在心理活动，外界的事务，哪管它春夏与秋冬，能对于连产生震动的永远都只是他的想像中别人对他的轻蔑与尊重。这不也正说明了作者对于连心理上入木三分的刻画吗？
《红与黑》中于连的心理在疑虑和矛盾中挣扎，对于人物的思索是一个极大的宝库，采之不竭，魅力无穷！
《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是一个发展诺娜宋镄蜗螅�投��嗽凇陡呃贤贰分忻栊戳怂�靶募倚纬傻娜��蹋�獗闶谴耸樽畲蠹壑抵��凇＠�沟倌�纠词欠ü�呈〉钠坡渥拥埽�彝ソ谑∫磺锌�В�┧�桨屠枭洗笱В�M��粗卣窦乙怠U庵肿龇ㄔ诜ü�幢偈逼谑呛芷毡榈摹P∷悼�嫉氖焙颍�?1岁，是个热情且具才气的青年，聪明帅气，抱着发家致富、步步高升的想法在巴黎学法律。他本来想在毕业以后凭自己的本领按部就班地向上爬。但在巴黎不到一年，家境的贫寒和巴黎社会的繁华就使他向上爬的欲望增强了十倍。他发现在巴黎，女人对社会生活很有影响，于是就想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他从自己姑祖母处知道有一远房表姐鲍赛昂夫人。就去向她求教向上爬的经验。当时鲍赛昂夫人正是情场失意，满腹怨恨，她对拉斯蒂涅说：“这社会不过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团，要以牙还牙来对付这个社会。你越没心肝就越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他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到达欲望的最高峰。”她让拉斯蒂涅隐藏起自己真实的想法，要善于作假，并在巴黎找个出人头地的太太作幌子。当时，她认为主宰地位的是金钱，就叫拉斯蒂涅去勾引有钱的纽沁根太太，作为他上爬的跳板。她说：“你能爱她就爱她，不能爱她利用她也好。”鲍赛昂夫人还把他带到社交界。这样，鲍赛昂夫人就给拉斯蒂涅上了极端利己主义的第一课，成为他向上爬的第一个领路人。拉斯蒂涅从鲍赛昂夫人豪华的府上回到他的公寓，环境强烈的对比更刺激了他的欲望。他要在上流社会鬼混，就需要钱。于是，就昧着良心写信回家，要母亲和妹妹凑1200法郎给他。但这时的拉斯蒂涅还没有完全放弃靠学问争取前途的想法，没有完全丧失良知。在写信回家以后，他心里也难受得要命。当他知道高老头为女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以后，认为高老头真伟大。他同情高老头，挺身出来做他的保护人，直到最后料理高老头的丧事。
他的第二个领路人是伏脱冷。伏脱冷是个潜逃的囚犯。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熟悉统治阶级的内幕。目光锐利，一眼就看出拉斯蒂涅不顾一切向上爬的心思。他想把拉斯蒂涅拉为同伙。他对他说：“这个社会有财便是德，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腿走路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得到法院广场上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是大贤大德。”他告诉拉斯蒂涅：“要向上爬，势必你吞我、我吞你，像一个瓶中的许多蜘蛛。”他说：“你知道巴黎人是怎样打天下的？不是靠钱财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他还对拉斯蒂涅说：“要弄大钱就得大刀阔斧地干，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的腥臭。要捞油水就不要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不过是这一点。”他指引拉斯蒂涅去色引泰伊番小姐。泰伊番小姐的父亲是个大银行家。在大革命时代谋财害命。巴尔扎克在短篇小说《红色旅馆》里写了他的发家史。他为了保存财产，把全部财产传给儿子，就把女儿赶出了家。伏脱冷建议他们两个合作，由拉斯蒂涅去追求泰伊番小姐，他设法去弄死她的哥哥。这样，泰伊番小姐就有一百万家财陪嫁了。伏脱冷要求事后能得到20万法郎。拉斯蒂涅虽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但伏脱冷的话已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以后他看见泰伊番小姐，就有个声音在耳边回响：“80万，80万……”
这两个引路人都对拉斯蒂涅分析了社会寡廉鲜耻的本象。金钱的力量招引他走以牙还牙，以不道德对不道德，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道路。他们的话形式上虽不同，但实质一样。拉斯蒂涅曾说：“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对我说的，伏脱冷赤裸裸地说了出来。”拉斯蒂涅既要不顾一切地向上爬，必然要按他们的话去做。他先去追求纽沁根太太，发现她没有财权（她的陪嫁被丈夫控制着）。他发现计划落了空，眼看着自己没有钱，没有前途，便又想起了伏脱冷的计划，转而追求泰伊番小姐。但就在这时，伏脱冷被捕了。拉斯蒂涅只好去追求纽沁根太太，因为他不想冒触犯法律的危险。他的野心家性格是在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抛弃和高老头之死三幕惨剧之后才完成的。本文之所以以“高老头”命名，是由高老头悲剧在文中的深刻意义所决定的。高老头的悲剧是拉斯蒂涅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的一课，远比表姐鲍赛昂夫人和在逃苦役犯伏脱冷给他上的那两课深刻得多，是拉斯蒂涅野心家性格形成途中所受的最有力的一鞭。
可以说于连和拉斯蒂涅两人本性都是善良的。比如说，《红与黑》开场时，于连尽管贫穷，但是在市长当家教，仍要求和主人同桌吃饭。可见，他既希望受到市长他们的尊重，也不甘于向他们逢迎。《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初入社会就热情地帮助孤独无助的高老头。但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两人心理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连和拉斯蒂涅逐渐受到外在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重新认识社会和自身。于连从市长家到了神学院，又从神学院来到了另一个城市，进入了上流社会，同时也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法则。拉斯蒂涅亲眼目睹了高老头被子女遗弃、被社会抛弃的过程，深感世态炎凉。
以上是两个人物的相似之处。接下来说说他们有何不同。《红与黑》的结尾，于连最终并没有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仍旧保留了善良与良知，毅然地选择死亡，抛弃了社会。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经历了“人生三课”。鉴于巴尔扎克喜欢在《人间喜剧》中使用“人物再现法”，拉斯蒂涅在《人间喜剧》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也出现过。此时，他早已成为了真正的青年野心家，社会地位节节攀升，跻身上流社会。《高老头》的结尾预示了他后来的命运：埋葬了高老头，同时也埋葬了拉斯蒂涅最后的眼泪（可以说是最后的良知）。
总之，于连和拉斯蒂涅两个年轻人，经过社会的磨砺，经过内心的挣扎，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❼ 作品《红与黑》反映了当时法国什么现状
）《红与黑》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内容
《红与黑》的副标题名为《1830年记事》，对此，司汤达作过这样的说明：“作者所要写的，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是描写“1814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红与黑》出版时，在上卷的封面上，作者引用了丹东的话：“真理，尖锐的真理。”作者在书中又借出版家之口诙谐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这些都表明了《红与黑》的政治立场。
小说通过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以及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惊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思想情绪，从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成为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优秀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
于连生逢“红”与“黑”这两个时期的交替，他童年时对拿破仑帝国的印象，是一幅幅由那些去抗击欧洲封建君主凯旋而归的，“身穿白袍头戴银盔”的“威武的骑兵”所构成的动人画面，而他成年后所处的复辟时期则是一片黑暗腐朽。在《红与黑》中，可以看到波旁王朝的“国王”又君临法国，耀武扬威，煽动宗教狂热，掀起复辟黑潮。像木尔侯爵这种流亡贵族，又卷土重来，成为“法兰西大臣”。他那些亡命的同伙，也都加官进爵。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飞扬跋扈，巧取豪夺，鱼肉人民。德·瑞那市长为了修建自己的大花园，甚至可以使公共河流改道。木尔侯爵的权势更是炙手可热，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策划阴谋，在他府第出入的都是些“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这个反动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国王驾到维立叶尔城，排场豪奢，耗资巨大，仅仅在教堂里短短的几分钟的演说仪式，就“费去了三千八百法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显贵每年要领取巨额的年俸，木尔侯爵家的舞会和晚宴通宵达旦。而社会下层则是民不聊生，农村的劳动人民“在冬季的黄昏，从田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在家里找不到一片面包，甚至连栗子和土豆也没有。”
在复辟时期，最猖獗的是社会反动势力。在作者笔下，神学院简直是“人间地狱”，于连初到此地时，吓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那些穿着黑袍的人的古怪面貌，形成恐怖形象。那些大屋子的阴森和恐怖，教士们的死尸般苍白的脸，令人感到好像住在没有空气的腐烂的坟墓里。神学院把青年学生当成囚犯，不允许他们思想和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政治，除宗教经典外不许阅读其他书籍，卢梭，伏尔泰的书籍成了禁忌。连提到古罗马诗人的名字也被视为思想不轨。于连偷藏了一幅拿破仑的画像就经常胆战心惊，他在神学院的来往信件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扣留。副院长公开教训学生说：“你们生活的圣洁和服从，值得承受教皇的恩典，做一根他手里的棍子吧：你们将得到最适当的位置和报酬，你们可以发号施令，毫不受人支配。神父就是最好的差事了。……光是钱就很多了，不用说还有肥大的阉鸡，许多的鸡蛋，新鲜的奶油，同成百上千的美味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用物质的奢侈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欢乐去欺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从农村招来的穷苦子弟。一个红衣主教宣称：“没有教士，法兰西的武装政党便不能成立。”他们要由教会来指挥军队，把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持下来。那些神父、教士无一不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无孔不入，法国每一个小城市每一户人家读的什么报纸，来往的什么客人，都被这些披着黑道袍的义务密探打听得一清二楚。于连和市长夫人的关系也被反动教会利用来达到卑鄙的目的。在青年主人公于连的眼里，“流氓依靠教会”而飞黄腾达。“虚伪妄诞发展到登峰造极”，这个社会充满了“公开的贪污”和“卑鄙的虚荣”，到处都是“社会的蠹贼”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小说的作者通过各方面的描写和前后两个时代的对比，充分揭露了复辟时期的反动、黑暗。用形象的描绘向读者揭示：这个使“一般人都感到苦闷”的社会必须加以变革。
2、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
（1）（1） 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已占主导地位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作为封建统治的一个重大支柱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由于王政复辟而恢复了一部分，但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法则始终占主导地位。德·瑞拉市长尽管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但他在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使用任何特权，而不得不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劳动力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有了不可抗拒的作用，于连的父亲就很善于利用市长和瓦列诺对家庭教师这种劳动力的需求，向市长讨价还价。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取代了门第，特权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市长夫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她系出名门贵族，而因为是一大批遗产的继承者，她丈夫发现了她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就是看这笔遗产的面子才没有追究。暴发户瓦列诺当上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再爬到省长的地位并受封为男爵，完全是依靠金钱的力量。同样，教会的职位也往往在金钱的魔力面前门户大开。不仅新的暴发户不断发生，就是那些想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贵族，也往往“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贵族出身的市长以“有利可图”作为处世的唯一原则，世袭大贵族、国王的亲信木尔侯爵，也在巴黎市场上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两个形象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则下，一部分贵族阶级已开始资产阶级化。
当然，小说也无情地反映了金钱对一般群众的腐蚀作用。于连父子的关系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于连关在死囚牢里时，老头儿到监狱里严厉地斥责他，当他听于连说有存款准备给他时，老头儿立即改变了颜色，接着就谈到他为于连预先垫付的养育费、教育费……于连痛心地想到：“这就是父爱！”他想象当他死后，他的父亲会捧着他的金子，“给所有维立叶尔羡慕他的人观看，他的目光好像对他们说：有这个代价，你们当中哪一个不愿意让一个儿子去上断头台呢？”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冲击着复辟制度
在《红与黑》中，我们可以看到，偏僻外省的穷青年，手头也有卢梭宣传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忏悔录》，并且“全靠这本书来建设自己的理想世界”。尽管复辟王朝统治了十几年，但还不能恢复等级特权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德·瑞拉市长总想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维持严格的等级，经常对妻子说：“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但就在这个家庭范围内，他这个原则也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于连受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与主人同桌共饭。当市长向他摆贵族老爷的臭架子时，他不止一次用激烈的言辞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并处处计较贵族主人是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
对复辟王朝的冲击更直接的是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的怀念和崇拜，《红与黑》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对波旁王朝复辟蕴藏着敌意的风暴般的社会情绪。在于连乘坐的公共马车上，就有人公开赞扬拿破仑的时代，“法兰西从来没有比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受到各民族更高的崇敬了。”拿破仑虽然在1821年就已去世，但他的回忆录在法国秘密流传，是青年一代最珍爱的书籍，甚至是行动的指南。《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复辟时期这种崇拜拿破仑的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他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偷看这部遭禁的回忆录。他还珍藏着拿破仑的画像，热烈期望着拿破仑式的资产阶级帝国能够再现。而对复辟社会则充满叛逆的思想。他一有机会旅行到空无一人的山顶时，就把会“给他招致危险”的思想写成文章，下山时又悄悄烧掉。于连这一类青年希望社会变动，用他的话说，“法国有三十万25岁的青年热烈地盼望战争”，而战争在当时就意味着革命。《红与黑》就是这样通过社会矛盾的描写，从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两方面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现象，客观上成为贵族阶级的复辟已经不能巩固、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条件。
3、反映了七月革命前贵族阶级的恐慌
小说在复辟王朝现有秩序面临深刻危机的背景上，突出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政治斗争，把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激烈的争夺表现得很生动。
小说第一卷就呈现出外省紧张的气氛。一个巴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到外省来参观监狱、贫民寄养所和慈善机构，准备收集材料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加以揭露，这就使统治当局紧张起来，马上把国家机器开动起来进行阻挠。第1卷第17章中，围绕着维立叶尔市第一副市长的职位，也展开了两个阶级的争夺战。政府当局与教会支持一个“本地区虔诚的人物”出任，一个很富有的工业家出来和他竞争，而当地的贵族要想方设法挫败这个自由党人。在那位贵族市长眼里，“现在到处都是自由党人”，他面对着副市长职位之争，发出了惊讶：“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