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艾伦金斯堡是攻还是受
19世纪的法国著名诗人兰波和魏尔伦的同志恋情只维持了两年就宣告“不治”,但20世纪的美国同性恋诗人艾伦·金斯堡(金斯伯格)和奥洛夫斯基在20世纪中叶则成为了真正意义上长相厮守的同性恋,他和他的“她”或者说他和他的他在一起生活了43年,零头都比兰波和魏尔伦多。从现在往前推20年,也就是1997年的4月,金斯堡去世,奥洛夫斯基作为金斯堡一生的爱人和伴侣一直陪伴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世人见证了两个美国男人的侠骨柔情。
“垮掉的一代”之父
其实,金斯堡和兰波还是有很多相像之处的,不仅在爱情上都敢于反传统,勇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就是在诗风上两个人也有很多相似地方。19世纪的兰波早于金斯堡半个多世纪出生,被奉为象征派代表人物,甚至被贴上“第一位朋克诗人”、“垮掉派先驱”的标签。兰波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也影响深远,但金斯堡被奉为“垮掉的一代”之父似乎更实至名归,因为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中国的诗人大都是在诗歌圈里自娱自乐,被公众领域知晓的只有一个汪国真,还是被先锋诗人们一贯以来嗤之以鼻的。
金斯堡在学生时代和兰波一样,也是一个“坏男孩”,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曾被一度开除,却于1955年秋天与巴勒斯、凯鲁亚克和柯尔索等人会集于旧金山艺术馆,反对美国诗歌界的学院派传统,并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在会上,金斯堡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嚎叫》,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举成名。国内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朦胧诗兴起后,凡是诗歌讲座,讲台上的老师谈到美国诗歌,必提两首诗,除了《嚎叫》,另一首是艾略特的《荒原》。
有人可能会好奇,《嚎叫》的背景是什么呢?《嚎叫》出笼的背景是美国拜金主义盛行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首长诗以现实与超现实的交错手法呈现了美国嬉皮士的生存状况,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也描写了美国青年理想幻灭而沉迷于酒精、毒品和性变态的颓废生活方式,在形式上模仿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诗,它成为金斯堡和他同时代人标志性的产物。中国朦胧诗的鼻祖北岛曾这样评价金斯堡:“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住过精神病院的诗人
金斯堡为什么要将《嚎叫》一诗献给卡尔·所罗门?我想大概因为两人有一段时间同住精神病院,惺惺相惜。1949年夏天,金斯堡在精神病院住了八个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对他颇有影响的“垮掉派”人物卡尔·所罗门,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叫卡尔·所罗门的年轻犹太人。当金斯堡在病区大厅撞上对方时,对方才刚从休克疗法中释放出来。除了大把的空余时间外,一无所有的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交谈,发现彼此都对文学有着共同的爱好。之后金斯堡就给卡尔·所罗门写了《嚎叫》这首代表作。
金斯堡一辈子都过着十分折腾的生活,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不正常,但所有写诗的人都是有那么一点精神失常的,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金斯堡更不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从美国民间起家具有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吸毒,性放纵,玩世不恭等)的诗人,后来又被官方认可并引为座上宾了,金斯堡1973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继而又得到了全国图书奖。这位粗鲁狂野、留着大胡子的反学院派诗人却被学院“招安”的例子在美国也是很少见的。
金斯堡对中国的诗爱者们影响巨大,比如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八十年代的新诗潮,包括“朦胧派”以及诸多其它诗派,如“莽汉”“非非”等诗歌中都可以找到佐证。而崔健的“一无所有”的一声呐喊似乎让我们听到类似金斯堡《嚎叫》的那种痛楚。金斯堡对不只一代的中国诗人有影响,但影响甚烈的还是八十年代,然后是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介入的程度和方式各有不同,不好一概而论,对有的人是既在诗歌上,也在生活方式上面,有的人则只在某方面。
发泄多于诗歌技巧的运用
金斯伯格在1954年遇见了他那位当时年仅21岁的同性爱人彼得·奥洛夫斯基,这段旷世恋情直到1997年金斯伯格去世。他早年的吸毒,尤其终生同性恋恐怕最受非议(他还同其同性恋伙伴彼得·奥洛夫斯基出版过一部爱情诗集)。比如,即使在他去世前不久的诗《死亡与荣誉》中还不厌其烦地写道“我半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人/数十个,上百,也许还要更多/那些老伙计们头已经光秃,而满头浓发的年轻人不久前还在床上赤裸相遇……”
金斯堡的诗歌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情绪化的发泄似乎多于诗歌技巧的运用,即使那首被诗爱者奉为圭臬的《嚎叫》,从形制上看大部分就是一连串的排比句,不好在点评的时候引用,摘个几句达不到原来的气势,可全诗有近五千字,不可能大段大段地摘录,挑几句吧:“他们走投无路地坐着吸进大桥底下的黑暗,然后爬上自己的阁楼建造大钢琴,他们头戴火冠咳嗽在哈雷姆的六楼,结核的天空被神学的橘园围困,他们整夜信笔涂鸦念着高深的咒语摇滚为卑怯的早晨留下一纸乱语胡言,他们蒸煮腐坏的动物肺心脏蹄尾巴罗宋汤和玉蜀黍饼梦想着抽象的植物界…...”
正如北岛在散文集《失败之书》中谈到金斯堡时所言,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北岛和金斯堡的交情不错,北岛自己回忆过这样一段插曲:1990年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期间,一天晚上,他俩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金斯堡不放。没呆上十分钟,金斯堡死活拉着北岛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他俩在街上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留学生认出金后,金问他们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找到之后,北岛声明绝不进去,金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出版商传播“淫秽”引关注
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嚎叫》是一部严肃呈现社会图景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所使用的语言与主题相得益彰,不可分离,绝非淫秽作品,但是《嚎叫》还是因为被警方认定是“淫秽”书籍而惹上官司,也从而将这本薄薄的诗集带进了大众的视野,销量暴涨,“垮掉的一代”文学大潮由此席卷全美。这和兰波的遭遇就有点像了。
我上一篇写兰波的文章里提到一部以兰波为生平的电影《我心全蚀》,无独有偶,《嚎叫》在2010年时也被拍成了号称小众的传记电影,2012年韩国又出品了一部重名电影,但是与金斯堡无关,是犯罪悬疑题材。美国版的电影中,男主角的扮演者詹姆斯佛朗哥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完整和真实再现了被金斯堡的性取向和难以把握的爱情困扰着的本人。但了解金斯堡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整体并不高,认为仅仅是用影像图解了诗人,并未挖掘出诗歌作品闪光的一面。
“生活不能套用一个人人都步调一致的或者符合特定模式的公式。没有哪两个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都以人的形式存在,但是形态又不尽相同。如果我们的词典被压缩到只剩乏味的、健康的婉辞的话,那还有什么出版和言论自由可言?作者在对待自己的作品时,应该可以自己选择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考虑这本书是不是有伤风化时,最好谨记这句格言:‘心存邪念,万物皆恶。’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一个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国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国家,都必须捍卫这些自由。”这是影片结尾时法官的一段判词,也是全剧的高潮,更是关于美国价值观的热血阐释,激励了很多有良知、有正义感公民。
作为物质生命的金斯堡于20年前的这个月离开了,作为精神痕迹的金斯堡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无论是他经历的时代,还是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甚至,金斯堡的诗歌技巧也早已过时了,现在的诗人群体还有谁像他那样写诗?不是学不来,而是没有市场,小众的诗歌读者也没有耐心去看长篇大论,更遑论是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
金斯堡的名字正在变成一个历史符号,变成一个过往的时代需要诗歌站出来鼓舞人心的印记。这样的时代不会在当代中国产生,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太多的精神共鸣。
② 致命弯道4里一开始那女的是怎么死的
电疗法,你从没在电影里见过吗?
电休克治疗也称"电抽搐治疗",自从它一问世以来,作为治疗 精神病的有效手段之一,就广泛应用于精神科临床。它是通过电休克机,利用短暂、适量的电流(电压80-120V,时间维持0.3-0.6秒) 刺激大脑,引起精神病人意识丧失或全身抽搐发作,以达到控制精神 病状的一种治疗方法。因其简单易行,副作用少,除精神科药物治疗 外,它是精神科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
那女博士被畸形三兄弟用电休克机开到最大电流,大脑被电焦而死。
③ 一念无明
请课下观看电影《一念无明》(香港电影),根据本章节所学的关于心境障碍的内容,分析剧中人物符合诊断标准的表现,以及根据所学,梳理应如何治疗与预防。
《一念无明》,一部关于躁郁症患者阿东在离开精神病院后,在痛苦的回忆中挣扎着展开新的生活的影片,他试图回归社会,却在一系列求职失败、好友自杀、女友"宽恕"等事件中病情复发,又在他人防备和猎奇的眼神中被邻居驱逐,连弟弟都劝父亲再将他送回精神病院。
若非因为作业,这会是我极力回避的一类影片,过于压抑和沉重。它真实地呈现了一个近于无法逃脱的轮回。一念无明即堕轮回,这也是很多躁郁症患者正在经历着的轮回。而背后重要的推手,是躁郁症,也称为双相障碍。
双相障碍及其表现
双相障碍,心境障碍中的一种。心境障碍也称情感性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情感高涨或低落,伴有相应的认知和行为改变,可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患者有反复发作倾向,每次发作多可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双相障碍一般指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它可以包括躁狂、抑郁以及混合发作的特征 。
抑郁发作
抑郁发作通常以典型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三低症状”,以及认知功能损害和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多数患者共患焦虑,个别可存在精神病性症状。
躁狂发作
临床上,躁狂发作的典型症状是心境高涨、思维奔逸和活动增多。常伴有瞳孔扩大、心率加快、体重减轻等躯体症状以及注意力随境转移,记忆力增强紊乱等认知功能异常,严重者出现意识障碍,有错觉、幻觉和思维不连贯,成为“谵妄型躁狂”。
躁狂发作临床表现较轻者称为轻躁狂,对患者社会功能有轻度的影响,部分患者有时达不到影响社会功能的程度,一般人常不易觉察。
混合发作
指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在一次发作中同时出现,临床上较为少见。通常是在躁狂与抑郁快速转相时发生。例如,一个躁狂发作的患者突然转为抑郁,几小时后又再复躁狂,使人得到“混合”的印象。但这种混合状态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多数较快转入躁狂相或抑郁相。混合发作时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均不典型,容易误诊为分裂心境障碍或精神分裂症。
影片人物表现
双相障碍的诊断,都需要以上面提到的核心症状为主,具有其它的症状的同时还需要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内有连续性,且持续一段时间。比如抑郁的诊断通常需要持续两周以上,躁狂表现需要持续一周以上,轻躁狂则需要至少持续4天以上。回到影片中,从阿东的表现来看,他有重性抑郁和轻躁狂的一些症状,推测应该属于双相障碍II型。
抑郁表现
他在“巧克力事件”后病情复发,表现出了典型的抑郁症状,整天躺在床上,由早到晚都在哭,不肯吃饭、不愿洗澡,符合抑郁发作的心境低落、意志活动减退典型核心症状,且持续时间长,和刚出院时虽然情绪低落但较为平静且还主动找工作的状态差异很大。
在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我始终带有疑问。在“巧克力事件”后,曾出现一个俯瞰阿东在淋浴间躺着的镜头,水中似乎还伴有血迹。我一度以为是阿东在超市出来后自杀,但与后面的情节上似乎也对应不上,邻居找黄大海的时候说的话还是“楼下,你家儿子……”暗示当时阿东还是在超市中。我猜测这是阿东幻想要自杀的场景,但淋浴间打开一瞬间出现的人物似乎又表明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我推断这是阿东的一段回忆,他曾经自杀过,此时再次出现了自杀意念。
轻躁狂表现
重性抑郁令父亲黄大海意识到的阿东的病情复发,但在此之前,阿东的病情复发也已初现端倪。
在阿东接到前女友Jenny的电话之后,影片的色彩开始明亮起来。他请女友吃饭,大晚上的让老爸黄大海和自己一起去补偿童年时的缺憾,兴致勃勃地采购了大量花种在天台种花,。黄大海看着开心准备赴约的儿子心满意足地吃着花生米,让儿子不回来打电话。看起来一切都在好转之中。
但仔细看,还是能从影片的细节中看出阿东很多和心境符合,但不符合常态的部分。虽然从影片中无法判断是否以上状态持续了四天以上 ,但他说话比以前明显增多,积极地邀请邻居有空打篮球,还在邻居目瞪口呆中喝了邻居杯中的水,大量买花种(而不是像小朋友讲的先买两箱试一试),并且不切实际地认为从此就可以办农庄,然后就上市融资,虽然正常人也偶有夸大其词或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再结合他在邻居面前的表现,以及和女友见面之后,不顾女友在晚餐时真正的状态,在女友痛诉了在他离开之后艰难地还债以及供楼之后,仍然坚信女友马上要和自己复合,喜形于色地告诉黄大海"你的媳妇很快就会回来"。
如果不是影片伊始,阿东就带着躁郁症患者的标签,只怕我在观影中也不会留意到以上症状的不合常理之处,误以为阿东当时处于抑郁恢复状态。这一部分也令我理解到老师课中提到的一个词,"奖励敏感性"。激发患者躁狂或轻躁狂状态的不一定是负性事件,还有可能是良性事件,比如影片中阿东是和前女友见面之后,就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有了以上轻躁狂的种种表现。同时,也因这部分,也理解了何谓"躁狂是对抑郁的防御",影片中的阿东太想和女友重归于好,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了。
同时,这也是轻躁狂容易被忽视的原因。不同于躁狂发作时时常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不眠不休地活动增多,明显影响社会功能,轻躁狂更像一个人充满了活力的表现。导致很多双相II型患者实际诊断时间很长,并被误诊为单相抑郁,同时,这也是不少患者抗拒服药的原因之一。
易激惹表现
关于阿东是否有易激惹表现,我有很多不确定,但还是选择带着疑问写出来。
易激惹是一种剧烈但持续较短的情感障碍。患者一遇到刺激或不愉快的情况,即使极为轻微,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剧烈的情感反应。病人极易生气、激动、愤怒、甚至大发雷霆,与人争执不已。易激惹不但见于躁狂、抑郁症中,也见于神经症中,但后者的发作会经历过控制和压抑,发怒打骂的对象经常限于亲属。有一种说法,躁狂发作时的易激惹程度和常人相比,有如老虎发威和犬吠。
在阿东的的回忆中,有两个他发怒打人的片段。一个是他在女友Jenny劝他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时,他不肯,打了Jenny一巴掌并对她大发雷霆。另一个是当他要让妈妈起床妈妈不肯时,他打了妈妈一巴掌。这两件事中都有一个要送妈妈去养老院的争执,似乎是碰到了阿东的底线,而且也是在他失业并长久照料妈妈,还要处理妈妈触发的一系列事件,比如邻居投诉,烫伤佣人等的一系列压力之下爆发的。是否可以定义为躁狂的易激惹,我不确定。
其他表现
影片中还出现了两次阿东行为引发众人议论非非,被当做精神病的事件。一次是在好友婚礼上因众人不认真听好友发言而上台讲话,请求众人尊重结婚的人。另一次是他从教堂中崩溃逃走,在超市中拼命吃巧克力来试图安抚自己情绪,却引来众人拍照围观。这两次事件都看起来极其不符合常规。
但是正如影片的英文名"Mad world"一样,究竟是社会病了,是婚礼中议论非非的人病了、拍照围观的人病了,还是阿东病了,的确是个疑问。从阿东当时的表现看,婚礼上他的情绪相对比较平稳,后面听到别人议论他精神病的时候,虽略有激动语速加快,表达仍然清晰,但的确对好友的当下情境有漠视,对表达之后的后果欠考虑,算不算病态表现?他后面拼命吃巧克力安抚自己,又算不算病态?这也可能是影片想呈现的内容之一,当和一个人带着相同或相近的视角去看同一事件,看到他行为的出发点,会更容易理解他,而不是停留在"精神病""躁郁症"的标签之外,割裂他的行为表现,去贴标签和妖魔化一个活生生的人。
双相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在探讨双相障碍的治疗及预防之前,需要先了解双相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为止,双相障碍的病因仍然不完全明确,但能确认和以下因素密切相关:遗传因素、生化因素、神经内分泌因素、神经可塑性因素、神经电生理、社会心理因素等等。
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阿东的妈妈也是疑似双相障碍患者,她时而对阿东指责打骂、烫伤照顾的佣人、时而满怀柔情谈起自己青春年少时的辉煌,时而抑郁哭泣哀伤叹息,还假想儿子阿俊会想念她会找不到她。双相患者的遗传比例高达80%。
从生化研究和神经可塑性研究上看,双相障碍患者通常伴有脑器质性的病变。
从神经电生理研究上看,双相障碍患者往往伴随睡眠缺乏,而睡眠缺乏又容易激发躁狂或者抑郁状态。
从社会因素来看,负性生活事件6个月内,抑郁症发病危险系数增加6倍,而缺乏社会支持、人际交往困难都会加重抑郁发作的可能性。影片中的阿东因为长期照料生病无法自理而且情绪状态很不稳定的母亲,还遭遇了与女友争吵,失业等一系列负性事件,导致他最终情绪崩溃,失手杀死了母亲,而这一创伤事件又为他后期的复发埋下了伏笔。并且他当时缺少女友的支持,父亲和弟弟都不在身边,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
从抑郁的心理因素来看,患者常常伴有认知偏差,消极图示和归因,归因风格偏长期广泛稳定型,并惯于反刍。影片中前半部分阿东自述他每晚都会想起母亲,影片中也不断重复闪现淋浴间中涌出的水,说明他在心理上一直没从失手杀死母亲的创伤中恢复,有一半的灵魂还活在旧时的记忆当中。
双相障碍的治疗和预防
由于双相障碍具有遗传因素和病理性的特点,因此,不能像影片中的黄大海一样对儿子讲的,“你能不能正常一点?想点开心的事?“,或者单纯依靠心理治疗来治疗双相障碍。
双相障碍总体的治疗原则是以生物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或者说物理治疗,来作为治疗的基础。治疗目的首先是要缓解症状,并改善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预防复发及自杀的情况,并可改善社会功能啊,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阿东出院以后一直未能坚持服药。影片中没有提他为何拒绝服药,但现实生活中,双相患者难以康复或者容易复发和服药依从性差关联很大。
前面也曾提到,患者会认为保持在轻躁狂状态是很美好的体验,而且可以保证自己在学业或者事业上很有成就,他们会认为服药会影响他们再次达到曾经的巅峰,尽管有研究表明在轻躁狂状态患者的工作成就从整体上来讲也无法和正常状态相比;其次,还有病耻感,认为服药就标明自己是精神病了;再者较为常见的服药依从性差,和服药前期大脑神经改变有关,很多患者体会到的是头脑麻木迟钝,尽管也有情况是心境障碍本身就会导致的头脑迟钝不灵活,但吃药期间会误以为全部是药的副作用;更进一步的还有双相障碍药物治疗的特殊性,不同于单相抑郁,尽管新型药物一直在发展,但由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特殊和复杂性,不同患者适合的药物差异很大,很多患者需要经历多次调药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
不但如此,双相障碍的药物治疗还分急性期(6~8周)、巩固期(4~6个月)、维持期(2~3年),以防止双相障碍的复燃和复发。老师在课上提到除了药物之外,目前电休克疗法也是比较成熟和有效的一种治疗方式。
而心理治疗可以在巩固期和维持期配合药物来进行。因为在急性期,由于患者自知力不完全,心理治疗很难起效。而在巩固期和维持期,可以有一部分心理教育工作可以放在改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上,比如认识疾病本身,双相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生病了可以通过服药来治疗,甚至需要终身服药。
影片中阿东经历过严重的创伤事件,针对他失手杀死母亲这一事件,可能可以先进行创伤治疗;同时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他从小在家庭中就被严重忽视,父母都偏爱弟弟,母亲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就对父亲不满,父亲很早就逃离了家庭,这些早期的成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和人格都有影响,他惯于压抑自己,同时性格上比较敏感,人格上也有一些偏执的倾向;而成年后的一系列的负性生活事件又变成了他病发的导火索。因此在服药的基础上,进一步可以采取认知治疗、心理动力学疗法等心理治疗方法。
虽然影片的色调非常灰暗,但一直有一个暖色,就是邻居家小朋友。尽管他的妈妈一直让他离阿东远一点,但他还是会偷偷地讲小王子给阿东听,阿东也是因为他的陪伴,还能离开那张床,走到天台上去。而一直逃离家庭的父亲,虽然一度也想把儿子送回精神病院,但在影片的末尾似乎暗示仍然会陪在儿子身边。尽管他不懂什么是躁郁症,但他一直试图努力去了解和理解。有人在影评中讲,如果黄大海选择陪在儿子身边,那么黄大海就变成了阿东,阿东变成了母亲,又将是一场无明的轮回。但,就如同这部影片介绍了躁郁症这个名词给普通大众,黄大海也有可能学会如何真正的陪伴和支持阿东。或许他可以先从《双相障碍患者,你和你的家人需要知道的》这本书开始,了解这个双相障碍名词和标签之下,双相障碍真实的面目,也能知道对于家属而言,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理解对患者就是最大的支持,即便送到精神病院也是为了治疗,而不是抛弃。
而社会支持,或许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吧,让更多普通的人看到,了解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正在因为“精神病“的标签和异样的眼光,他们正在遭遇着什么,或许可以让更多人对这个群体多一些了解和体谅,也能够帮助更多患者在康复后顺利地回归社会。
附:
轻躁狂的症状
(1)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而转移;
(2)说话比平常明显增多;
(3) 说话速度比平时快,头脑比平时更加灵活,有时甚至感到舌头没有脑子快。
(4)自我评价过高或言语夸大,吹嘘自己;
(5)精力充沛、不感疲乏、活动增多、难以安静,或不断改变计划和活动;
(6)鲁莽行为,如挥霍钱财、轻率投资,或者从事冒险活动;
(7)睡眠需要减少;
(8)性欲亢进。
④ 制高点的纪录片《制高点》
纪录片《制高点》主要讲述一个世纪来政府和市场纠葛的故事,讲述思想进化斗争的故事,以及其中的历史风云人物传奇。
第一集《观点之争》围绕凯恩斯和海耶克的不同经济观念展开,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时代脱颖而出,打得海耶克被边缘化并被人淡忘。直到通胀和失业同时升高的滞胀出现,海耶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开始受到关注。里根和撒切尔是海耶克的支持者,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减少政府支出,并取消价格管制,高利率虽然能有效克服通货膨胀,但是失业工人大增,他们不停地游行抗议,里根和撒切尔花了2年时间才把经济扭转好。发达国家人们比中国人富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可以为了适应好的经济制度而做出牺牲和承受痛苦,而这些痛苦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受的。任何改革的开始,只会使痛苦的人更加痛苦,除非能够忍受两三年,否则不会成功。
第二集《改革之痛》主要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制高点”也是出自列宁之口,他是个天才,发现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到前苏联经济上,立刻就做出了修改。前苏联成为军事大国,让他们的人民代价巨大,用于军事的开支占到了GDP的50%,西方国家根本不能相信的,前苏联利用石油出口掩盖了经济政策的巨大失败。著名的“休克疗法”在这集里得到了完全展现,弗里德里曼和智利的“芝加哥牛仔”一起帮助智利进行休克疗法,果然刚开始,物价飞涨,失业率上升,穷人更加痛苦,他们不停地游行抗议,但是一两年后,通胀得到了抑制,市场经济得到了发展,人们开始富裕起来。以前对“休克疗法”有种误解,因为国家媒体宣传俄罗斯因为这种经济政策吃了多少苦头,其实不然。“休克疗法”经济政策很简单,就是政府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让中央银行印钞票,放开价格,让市场来调节,较少进口关税。1985年,29岁的哈佛大学教授Jeffery Sachs在玻利维亚帮助进行了休克疗法,而当时玻利维亚通货膨胀率60000%,政府简直在抢钱。随后波兰的瓦文萨取得政权,Sachs又跑到波兰帮助政府进行休克疗法,波兰以休克疗法开始带来的游行和抗议为代价,目前成为东欧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前苏联解体后,Sachs又开始到俄罗斯帮助进行休克疗法,不过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太一样,重工业太强大,结果造就了“黑帮”资本主义(寡头),就是有权优势的人利用政府权利(腐败),通过以股份抵押或区政府贷款,从而以很便宜的价格将各种资源(矿石、石油)公司转入自己名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因为这些寡头根本没出任何钱,是政府和银行的贷款。叶利钦为了总统大选的胜利,和这些寡头作了交易。印度的计划经济让印度也止步不前,迷信政府是穷人们一直贫穷的根源。
第三集《游戏新规则》重点讲述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引爆,然后蔓延到马来西亚和韩国。第二波则蔓延到俄罗斯,第三波蔓延到华尔街,不过这时为例已经变小了。亚洲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以后遇到的第一次危机,而今天的次贷危机则是全球化以后的第二次全球危机,但是规模和程度比前一次要大至少一个数量级。今天的金融危机,第二波和第三波还不知道会如何?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被很多国家低估,结果第二波和第三波让很多国家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全球化类似于休克疗法,让发达国家的穷人更穷,所以抗议世纪贸易组织(WTO)的工会非常多。《资本的秘密》作者赫尔南多也为我们讲解了秘鲁的弯路,为什么拉美的资本主义不像美国那样成功。日本在本集里继续扮演一个经济失落的国家,感觉日本更需要休克疗法,日本政府花了太多地钱了。
⑤ mect可以忘记一个人吗
这样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忘记一切都不重要,生活才是重要的,加油。
为了解答疑问还特地查了相关问题的资料,才明白这又是一部电影带出来的话题。最近上映的《如果声音不记得》中的女主最后接受了MECT的治疗导致失忆了,不记得男主了,男主的生命值一点点减少到躺在病床上快走了。也正是因为电影中描述出MECT会导致失忆所以才引起了“想做MECT”的话题轰动,实质上做MECT会不会导致失忆呢?确实是会的,但是没有电影中看来这么简单哦。注意!小橙开始科普啦!
MECT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全称是不抽搐电休克疗法,简单来说呢就是用麻药和肌肉舒缓剂将病人休克,然后再通过仪器给脑部放电,促进脑部代谢达到平衡状态,最终到治疗的目的。就像电脑重启,治疗以后的大脑就像是重启后的电脑。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有种想去做MECT的冲动呢,但是不可以哦。这是为了治疗严重精神病患者不得已才使用的治疗方法,是医生和患者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不到不得已的程度医生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了,重启以后的电脑都会残留很多东西,还会损害电脑;更不要说强制“重启”的是大脑呢,损害当然比电脑重启更大啦。
做了MECT以后呢,造成失忆的几率是挺大的,可是没有人敢保证(哪怕是医生)丢失的那些记忆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在做了MECT治疗的患者中有将近60%以上的人遗忘的更多的是那些快乐的人和事,难过的东西还留在脑海中的哦。这些患者还做的不止一次,他们需要很多个疗程去治疗他们的疾病,少则五六次,但是更普遍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做,做了十几次几十次的还是居大多数。
MECT对记忆力的影响是短暂的,研究发现在治疗后3天患者均有中到重度的认知受损(划重点!是认知不是遗忘!)治疗后的3天到两周开始慢慢恢复(一年内认知才会逐渐恢复),两周后出现顺行性遗忘,还会影响记忆能力(是记忆能力不是记忆内容哦)。
看到这里,你还觉得MECT让人遗忘好吗,先不说能不能遗忘你想遗忘的那部分,你想让身边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因为“上头”想做MECT并且真的同意让他去做了,然后导致记忆能力下降,认知受损还需要一年恢复期吗?小橙是不想的,这些孩子是祖国的的花朵,也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当然要保护好啦。
⑥ 刘琰和星星是真情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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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刘琰: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
晔问仁医
晔问仁医官方澎湃号
2021-04-08 07:25
上海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刘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副主委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烧伤外科分会副会长。擅长危重烧伤救治、小儿烧伤救治、各类急慢性创面处理。
1.从医之路
“我很小就有了走南闯北的经历。”春天的阳光下,刘琰笑道。
因为当年父母的工作调动,刘琰在河北石家庄度过了12年的时光,高三在浙江金华借读一年后,最终随父母回到上海。正是因为少年在北方的生活经历,让刘琰柔弱娟秀的外表下,藏下了一颗“女汉子”的心。
刘琰的母亲是不主张女儿学医的。因为,母亲本身就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常年忙碌于临床的母亲,留给刘琰的只有辛苦的背影。“她深知做医生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计数,所以一直劝我不要选择医学成为终身的职业,但是,我似乎抵挡不住医学的魅力。”
耳濡目染之下,刘琰真正注视着的,是那些产妇抱着孩子向母亲致以感谢时的幸福与喜悦。“这时候的母亲,形象美丽,身上散发着光辉。我想,母亲的付出是值得的,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恐怕是其他职业难以比拟的。”
1985年,刘琰如愿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大学的学习生活节奏,刘琰十分适应,课堂知识游刃有余之外,受中国女排“五连冠”的鼓舞,喜爱排球的她,成为医学院女子排球队的接应二传,和队伍里的姑娘们一起拿下过华东六省一市排球联赛的冠军。毕业后,刘琰留在瑞金医院。这个爱“动手”的年轻女孩一心想去外科,但那年外科不招女生,所幸老师为刘琰指了一条明路:烧伤科。
瑞金医院烧伤科成名已久。1958年成功救治了严重烧伤患者邱财康,打破了当时世界上“烧伤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80%无法存活”的定论,开了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成功之先河。随后在史济湘和杨之骏教授引领下,开拓性地创立了以瑞金公式为基础的早期液体复苏技术、混合移植创面修复技术、冬眠治疗为主的应激调控技术等烧伤救治的核心技术,形成国际医学界公认的中国烧伤治疗模式,显著地提高了严重大面积烧伤患者治愈率,奠定了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这是一块妥妥的金字招牌,医生也常有手术的机会,刘琰毫不犹豫就加入了烧伤科。
初入烧伤科,就接触了很多触目惊心的病例。但初出茅庐的刘琰,却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惨状之前并无惧色。“这还是得益于母亲职业的熏陶,当时她‘留种’在乡村的卫生院工作,五六岁开始我就在医院里当义务工勤、跑来跑去送一些医疗物品,见过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婴儿尸体,所以没什么可怕的。”
但这并不代表刘琰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悲伤而震动。
提到一个花季少女,刘琰的声音哽咽了。
“她是个纺织厂青年女工,才二十多岁,大眼睛、长睫毛、脸庞秀美。那天她和恋人一起坐在棉花堆上休息,结果男孩抽烟的时候,不慎点燃了棉花堆,酿成大祸,大面积重度烧伤的女孩,送来的时候大腿的肌肉都烧得崩裂开了。因为损伤程度太重,我们为她做了双下肢截肢,但最后还是没能挽回她的生命。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在病重之际,眼角滑落的泪珠。面对病人强烈的求生欲望,作为医生却束手无策,这种无助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2.追随导师
1996年,安徽淮南矿务局谢一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伤亡100余人,那是刘琰第一次被派往灾难现场救治伤员。对初出茅庐的她来说,那是战场,将迎来真正的考验。
“大家分成小组治疗病人,我们治疗组分管十多个伤员。给伤员换药的时候,伤员有时候疼的大呼小叫,创面分泌物混杂着患者的屎尿,我一边安慰,一边毫不犹豫地擦拭、清洁。和我一组的几个年长的医生,都感叹——怎么一点不像个上海女孩。”
回顾从懵懂的年轻人走到现在,刘琰直言,自己的性格有点随遇而安,不像当下的很多青年有现实而直接的目标,她只是“跟着老师们往前走”。
1999年,刘琰开始攻读烧伤外科研究生,在五年间完成了硕博的学业,博士导师许伟石教授,是我国烧伤界著名专家。“老师满腹经纶,却谦虚低调。淡泊明志四字,是对他最好的注解。他潜心修学,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老先生文化底蕴深厚。长期广泛的文献阅读和临床一线工作的积累,赋予他敏锐发现问题的眼光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每次去探望他,他对科室的发展、研究方向的把握,仍能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
刘琰也曾听很多前辈讲过当年救治邱财康的往事。邱财康是上钢三厂的炼钢工人,1958年一个深夜,因行车吊运主扣松脱,导致10吨半的沸腾铁水掉落……瞬间,这个30岁的钢铁工全身体表89.3%的皮肤被灼伤,其中深度灼伤面积达23%,人表皮好像焦炭,头肿得像气球,生命危在旦夕。
按照当时美国著名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无论从烧伤面积还是从烧伤深度,他都难以生存。那时还没有烧伤科,也没有独立的病房,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医院特意将原感染科大楼四楼病房撤空,作为收治邱财康的专用病房。外科主任傅培彬和董方中一有时间就到病房探视会诊。史济湘、杨之骏等医生也都轮番值班守护,当时还没有24小时监护仪,是医、护们日夜不眠,轮班监护邱财康的生命体征、病情变化。冬眠疗法,噬菌体治疗……应对病情的不断变化,他们想出了一个个办法。因为每次换药翻身对病人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瑞金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技工们共同设计,制造了国内第一张翻身床……
这些故事,常听得刘琰热血沸腾:“瑞金烧伤科的老一辈人非常了不起,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他们出于对挽救‘阶级兄弟’生命的极度渴望、出于对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临床摸爬滚打,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他们的很多经验、救治理念放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是的,可歌可泣的瑞金烧伤科的历史,和无数烧伤科的前辈们,为她点亮了一把火炬”。
2004年,刘琰赴美国留学。她坦言,那段“陀螺”一样旋转的时间,打下了科研的坚实基础。
“一个人负责多个课题、同一天安排多个实验。动物、细胞,节奏排得满满的。实验间隙,就是阅读文献。只有晚上的‘电影时间’才是一天的放松时刻。Netflix有我这个会员大概蛮亏的,大概看掉了几百部电影、电视剧。我有时和研究生们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他们,在医、教、研各方都能有所成,需要这样一段炼狱重生的经历。”
3.总是安慰
“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救治,需要反复多次的手术。第一步,去除烧伤的坏死组织,用生物敷料覆盖;以后再利用病人残存的自体皮,通过反复多次的植皮手术,最终覆盖所有的烧伤创面。”
起初是跟着科室里的前辈们上手术,慢慢地,在领悟中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做助手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辅助好上级医生,能让上级医生用最舒服的姿势完成手术。独立做手术的时候,压力就不一样了,因为伤员的生死全都系于自己身上,满脑子想的是,不管有多难,一定要救活他。”刘琰说道。
烧伤科实际是个“内外兼修”的科室。烧伤科医生既要有外科医生的“杀伐决断、临危不惧”,又需要针对患者感染、脏器功能损害、内环境紊乱等问题进行内科治疗。而大面积烧伤治疗的漫长过程,对医生、患者和家属都是考验。刘琰谈起了一例凶险的病例。
那是一个江苏泰州的化工厂工人,工作中不慎被喷出的硫酸造成了93%的深度烧伤。当地医院条件有限,只能长途转运到瑞金医院。来的时候患者全身大面积焦痂、角膜受伤、几乎处于休克状态。经过积极的液体复苏、度过休克期后,开始了漫长的反复的手术。治疗后期,因为创面多重耐药菌的的感染,导致植上去的皮多次被溶解,全身病情也时有反复。医生既要做好患者的救治工作,又要处理好患者家属和单位对救治结果、未来生活质量、治疗费用等诸多问题的担忧。无论是哪一步功能做不好,都可能前功尽弃。这时候要做的,就是给患者、家属坚持下去的信心。
小儿烧烫伤在烧伤科收治的病人中几乎要占到三分之一,悔恨、恐慌、焦急、猜疑是很多孩子家长普遍的情绪。“我经常在医院走廊里碰到情绪激动的父母,他们会奔上来求我帮帮他们的孩子。有的家长手里拿着厚厚的本子,记着密密麻麻的问题;有的母亲常常一边诉说病情,一边泣不成声,有的甚至会抱着我哭。这时候,回答问题、解释疑惑之外,轻轻地一个拥抱、拍拍她们的背,就是一种安慰。”
为了减少小儿烧烫伤事件的发生,刘琰和她的团队在小儿烧伤预防合成急救的科普宣教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2018年我们科多名专家主编、参编了烧伤预防宣教的《名医支招如何防治烧伤》。科室医护自编自导的《“烧伤三宝”之婆媳大赛》,获得了第五届上海市青年医学科普大赛的一等奖。科室还开办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宣传烧伤预防宣教知识。科室每一位医护都是烧伤预防和急救科普知识的宣传员。除此之外,我们的声音遍布广播电台、报纸、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刘琰说,他们是充满热情地在做“砸自己饭碗”的事。
4.勇挑重担
2018年,刘琰上任瑞金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挑起了管理整个科室的重任。
“压力真是蛮大的。瑞金烧伤科是中国烧伤专业的“殿堂”级科室,盛名远播。如何保持学科地位,是每届学科带头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对瑞金医院烧伤科的记忆,还停留在当年抢救成功炼钢工人邱财康的伟大的事迹,每次听到大家说邱财康,都对我是一种刺激,提醒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做好。”刘琰认为,科室要发展,除了保持临床优势外,必须要有创新性成果。
而面对烧伤整体发病率大幅度减少的大环境,如何做好学科的转型发展,也是摆在刘琰面前的问题。
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筹建瑞金烧伤专科医联体,这个医联体覆盖全国11个省市、25家二、三级医院烧伤科的专科联合体,最远的医院包括青海、黑龙江、新疆等地区。“烧伤专科医联体有两个主要工作方向,其一是医疗合作,包括推进分级诊疗和同质化医疗,推进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双向转诊等工作。而我更希望把它建设成一个同行学术交流、多中心临床研究设计、实施的平台。”
除了医联体建设,刘琰重新清晰定位了包括危重烧伤救治、小儿烧伤、创面修复、康复治疗在内的亚专科方向。“危重烧伤救治一直是瑞金烧伤科的传统优势,而创面修复则是我们科室的短板。我们派科里的年轻医生们外出学习皮瓣技术,现在科里的几位同事已经能熟练地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各类复杂创面的修复,极大地提高了科室创面修复水平,补齐了这块短板。”
带领着22个人的团队,刘琰一直秉持的是公正和宽容的管理风格。
“我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力争为每一位年轻人创造发展的机会,只要是对科室发展有好处、有贡献,科室就会重用你。”
口述实录
晔问仁医:小儿烧烫伤的家长,往往非常焦虑,还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您如何安抚家长的情绪?
刘琰:争取最好的治疗效果是对患儿家长最好的安抚。科室这几年临床工作和临床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就是小儿深度烧伤创面的处理。如何在创面处理、小儿生长发育、长期瘢痕治疗之间进行综合考虑,尽可能做到对烧伤患儿最大获益、最小伤害。此外,必须提到的是我们烧伤科的护士们,作为一个无陪护的封闭式管理病房,他们对病房中的老人和小孩极尽温柔耐心。科室年轻医护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开设“爱陪”公益讲座,不定期在门诊、病房给家长们传授治疗和护理经验。
为人父母,最能体会父母对孩子的那颗柔软的心。用父母对孩子的心去对待我们的小病孩们,孩子的家长们会感觉得到,也会从中得到安抚。
晔问仁医:在烧伤科,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医生?
刘琰: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爱心,是一个好医生的根本。有爱心,才能体会到病人的苦,才会想一切办法去提高自己、帮助病人解决问题。
晔问仁医:现在的烧伤科和1958年时有什么改变吗?
刘琰:现在的诊断技术、监测手段和治疗方法都大大丰富了。科室这几年新购置很多仪器设备。包括危重症烧伤患者的监测和治疗仪器,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客观地对患者全身情况进行评估,实现更精准的治疗。另外,创面修复手段不断丰富,不仅能让病人活下来,还能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晔问仁医:科室中的临床医生也面临临床与科研如何平衡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时间上怎么分配?
刘琰:关于医生是否要做科研的讨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始终觉得,这是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科研的本质是探究未知,寻找问题的答案。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医生,都可能会碰到需要你“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而对于象瑞金这样的国内顶尖医院的医生来说,临床和科研缺一不可。临床是科研的触角,是科研灵感的来源,而经严格培养形成的科研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会提高医生发现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瑞金烧伤学科的发展,就是临床和科研协同发展的范例,老一辈们在长期临床一线工作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再回到临床进行验证,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新的科学问题。我现在觉得最欣慰的是,科里的中、青年医生们有了更高的做临床和做科研的动力和行动。
晔问仁医:有没有收到过病人赠送的特别的礼物?
刘琰:曾有人说烧伤是穷人病。门诊收到过病人远道带来的鸡蛋、梅干菜、青菜、玉米、老母鸡。我现在还保存着的,是一个三岁的小病人送给我的,用粉色塑料贝壳装着的镶有红色玫瑰花的发卡,那大概是这孩子心目中最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采访/晔问仁医 编辑/殷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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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人生好压抑,没有任何值得开心的地方,你们随便说不可能有能让我开心的任何了
抑郁症必须通过系统的治疗才能治愈。在治疗前医生需详细分析病因及发病机制。病因明确者采取对因治疗,病因不明者采取抗抑郁、抗焦虑等对症治疗;根据患者的发病机制来选择治疗,如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抑郁首选心理行为治疗,而生物学因素造成的抑郁首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中医针灸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某些自杀或难治性抑郁患者可以考虑电休克治疗。抑郁症治愈后可能会复发,需要定期随诊。有效利用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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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法国电影与中国电影中可以写论文的点有啥呀
回眸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自1949年至今,经历了几度沉浮。从宏观角度看,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块: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如果按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来分,可以分为初创阶段、停滞阶段、黄金时期、转型调整时期和重生时期。
1 50年代至60年代——初创阶段
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科教电影创作的机构逐步建立,人才逐步到位,影片也开始产生影响。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需要大力促进生产.而中国社会长期动乱,造成广大民众的知识与
技术水平低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而科教电影作为科普宣传的重武器,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1949年到1960年之间,不仅组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组,还组建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三家专业厂。同时,鼓励其他制片厂也建立科教电影拍摄小组。另外,国家从相关单位抽调一些高素质人才,进入上述科教电影制作机构,并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培养和建设专业创作队伍。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就从教育部和卫生部调来已有一定经验的创作人员,并接收了大量高校毕业生。这一切不仅为我国的科教电影事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些科教电影生产单位创作的一些科教电影也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2文革时期——停滞阶段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段时间,整个科教电影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只有极个别的科教片能在影院放映,上百部片子被封存起来。创作人员都去了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创作生产全面停止,更不用说新人的引进和培养。这段时间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还对后
来的科教电影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3 70年代到90年代——黄金时期
这是新中国科教电影的黄金十五年。1978年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不仅吹响了改革开发的号角,也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发展明确了方向。这一切,不仅给科教电影的创作生产带来了无限生机,也激发了广大科教电影从业人员的无限热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当时科教电影创作生产的最大特点,创作生产人员们潜心创作、积极研讨, “比学赶帮超”的创作氛围非常浓厚。特别是三个专业厂互相学习、互相竞争,并逐步形成了三个厂各自的特点。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题材多样、创作手法新颖;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则贴近生活、表达方式细腻;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专注于农业技术等等,个性化特点比较明显。这段时间也是科教电影创作生产数量最多的时候,科教电影的年生产量都在200部左右;最多的几年,达到了近300部 。同时,这段时间也是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系最完善的时候,放映网遍布全国所有城市和乡镇。正是在这种产供两旺、需求迫切的前提下,科教电影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特功效,为我国的
社会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90年代中期——转型调整时期
1993年,中国电影事业开始改革。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即“广电字3号文件”)。“意见”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对国产片统购包销,各制片厂可以直接同地发行公司进行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分成、代理发行等多种形式的交易;
二是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供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宣布从1995年1月1 Et 起,各制片单位可直接将影片发行到任何一级发行机构,乃至电影院。这种对电影投资和发行的重大调整,可以说是中国科教电影遭遇的转型硬着陆,或者说是一次休克疗
法。
5。90年代末至今——重生期
1997到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酝酿并提出了跨世纪的农村电影“2131”工程,并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计划。所谓“213l ”工程, “就是在2l 世纪初,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一个村一个月看一次电影目标”( 引自计社20( 0F- - 246( 文件) ) 。从那时起,国家以政府补贴或政府采购的方式,对科教电影的创作生产给予了新的支持,从而激活了科教电影。同时,电影放映市场的逐步成熟,也让资本看到了希望,出现了对科教电影的投资尝试。另外,科技的进步与电视业的快速发展,也对科教电影的创作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教电影不仅其产量从1997年的10部扩大到现在的30多部,参与单位从北京科影、中国农影扩大到今天的十几家;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不少大量运用新技术、能满足现代观众视听要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普大片。
⑩ 什么是垮掉的一代
一、由来
“垮掉的一代”英文为“Beat Generation”,最早出现在1948年杰克·克鲁艾克与小说家约翰·克莱隆·赫尔墨斯的一次对话中,后者在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里采用了《这是垮掉的一代》的标题,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垮掉的一代”则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用“垮掉的一代”作为称谓也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
二、简史
严格意义上的“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于40年代在纽约相遇,格雷戈里·柯尔索(1930年-2001年)在50年代加入了这个阵营。50年代中期,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盖瑞·施奈德、劳伦斯·费尔林希提、迈克尔·麦克鲁尔、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奇等也加入“垮掉派”阵营。
除上述重要作家外,“垮掉的一代”中还有一些看上不那么显赫的参与者,这些人的参与在不同程度上为“垮掉派”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例如赫伯特·汉克,是博罗斯于1946年结识的一个瘾君子小偷;哈尔·切斯是丹佛市的人类学者,他在1947年将尼尔·卡萨蒂(1926年-1968年)介绍至这个团体中。
“垮掉的一代”中一些女性作家经常被人们忽略,而这些女性对此流派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要的女性“垮掉派”作家包括伊迪·帕克和琼·沃尔莫。她们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上西区,是“垮掉派”作家们聚会的沙龙,被泰德·摩根称为“前六十年代公社”,琼·沃尔莫本人也是“垮掉派”作家文学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威廉·博罗斯于1914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是“垮掉的一代”中最为年长的作家。在圣路易斯时,博罗斯与大卫·卡默尔相遇,由于两人都具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关系十分密切。
大卫·卡默尔深深迷恋一个名为卢申·卡尔的年轻学生。当卡尔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时,卡默尔开始跟随他在美国国内辗转游历。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与博罗斯相遇。1943年,卡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卡默尔和博罗斯都跟随他来到纽约。在那里,卡尔结识了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并把这两人介绍给威廉·博罗斯认识。
1944年,卡尔在一场口角中用匕首杀死了卡默尔。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旁的一个公园内。卡尔杀死卡默尔之后,将他的尸体丢进河水中。卡尔不慎杀死卡默尔很可能是一种自卫行为,尽管当时并没有第三者在场。事后,克鲁亚克帮助卡尔处理了作案的工具。然而第二天,卡尔就到警局自首,而克鲁亚克则被指控协从犯罪而被捕。后来,克鲁亚克在他的作品《杜罗兹的空虚》中写到了这一事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中也曾对此事有所影射。
博罗斯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他曾有意识的和罪案频发的纽约地铁保持联系,参与过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博罗斯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赫伯特·汉克的。汉克是一个三流的小偷和吸毒者,经常在时报广场周边活动。
汉克在“垮掉派”作家眼中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金斯堡曾说过,“垮掉派”作家追求所谓的“最高真实”。而在他们眼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克的生活中包孕着他们这些来自社会中上阶层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真实。
然而,这个松散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麻烦不断。1949年,金斯堡就开始官司缠身(他的家中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他本人也曾驾驶过一辆载满偷窃脏物的汽车,等等)。为了摆脱麻烦,他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并被暂时送进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邂逅卡尔·所罗门,一个比精神病人行为还要古怪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金斯堡开始热衷于做一些自觉的“疯狂之事”。比如,他会从餐厅偷来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把自己的“胜利成果”给保安看。结果是可以预想的——金斯堡被医院当作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对待。他们对他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如果金斯堡在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并不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人,那么在这种残忍的治疗方法中他的精神比以前失常得多了。这段经历在他的名诗《嚎叫》中得以体现。所罗门获释之后,曾经担任金斯堡的联系人,帮忙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瘾君子》。然而不久,他就因再次犯病而被送回精神病院。
1947年,尼尔·卡萨蒂的加入也给这个集体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垮掉派”成员都对他十分迷恋。金斯堡曾经和他有过恋情,克鲁亚克曾在40年代末期和他一起进行公路旅行,这些都成为他的名作《在路上》的重要素材。卡萨蒂本人并不是作家,然而很多“垮掉派”作家却在和他通信的过程中吸取了他的自由散漫的语言风格,克鲁亚克曾声称这对他创作《在路上》所采用的“无意识写作”的技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在路上》里,卡萨蒂变成了“迪安·莫里艾蒂”,并被克鲁亚克写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表征性质的典型人物:一个性格狂野的瘾君子,经常身无分文,藐视传统道德,但疯狂的热爱生活。
由于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延迟了很多年才得以出版,这经常会引起人们的困惑。《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在1952年完成的,大致和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出版《走》和《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同一时期。然而这部作品叙述的背景却早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生在40年代后期的事。由于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因此许多人都误以为小说讲述的是50年代末期的事。
《在路上》的写作过程和这部小说本身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写作《在路上》时,克鲁亚克速度非常快。他没有使用普通的打印纸,而是使用成卷的电报用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常常换纸而被迫中断自己的思路。克鲁亚克的座右铭是:“最原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他坚持绝不修改已经写完的文稿。然而后世有些评论家却认为克鲁亚克本人并没有严格的遵守这个戒条。
1950年,格雷戈里·柯尔索结识了金斯堡。彼时金斯堡正沉迷于柯尔索在因偷窃罪而入狱期间所写的诗歌。自此,柯尔索成为“垮掉的一代”四位核心人物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及这一流派,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威廉·博罗斯和格雷戈里·柯尔索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然而后来评论界对柯尔索的兴趣逐渐淡弱。柯尔索的第一部著作是《受惊的处女及其他诗作》于1955年出版。
50年代,“垮掉派”作家们和旧金山地区的作家们有过很多交流,金斯堡、柯尔索、卡萨蒂和克鲁亚克都曾在旧金山暂居。拥有名为“城市之光”的出版社和书店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以及年纪较长的诗人雷克斯罗斯是这批作家的核心人物。雷克斯罗斯的公寓后来成为“周末夜晚文学沙龙”,他本人还主持过1955年著名的“六画廊读书会”,在这场读书会上金斯堡的诗作《嚎叫》第一次亮相。
“六画廊读书会”的另一重要性体现在它影响了克鲁亚克小说《达摩浪人》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受读书会上另外一位诗人盖瑞·施奈德的影响而激发的。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施奈德则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此外,他还曾经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的教育,并通晓一些东方语言,因此他成为“垮掉派”作家眼中极富魅力的“异端”。劳伦斯·费尔林希提曾经称呼他为“垮掉派中的梭罗”。《达摩浪人》的主题之一就是佛教,以及克鲁亚克和施奈德对其截然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达摩浪人》极大的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佛教的兴趣。
三、“垮掉的一代”中的女性
在“垮掉的一代”诞生早期,女性参与者的作用微乎其微。有些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性别歧视。琼·沃尔莫是早期“垮掉派”重要的女性参与者,在同代人眼中她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且风趣幽默的女人。然而她本人并不是作家,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也没有人以她为。她在这一流派中最重要的身份是威廉·博罗斯的妻子。她死于一场意外的枪械走火事件。
格雷戈里·柯尔索声称“垮掉派”中有很多女性参与者。他尤其提到了自己在1955年年中认识的一个女人霍普·萨瓦奇(也被称为“苏拉”)。就是这个女人给克鲁亚克和金斯堡讲过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故事,而且她也是“垮掉派”作家在东方宗教领域的启蒙老师。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尽管在1954年克鲁亚克写给金斯堡的信中的确提到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著作。
柯尔索认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过和其他“垮掉派”作家一样过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群体在普通人眼中是疯子的代名词,被粗野的排斥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
尽管如此,“垮掉派”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出色的女性作家,例如乔伊斯·约翰逊、卡罗琳·卡萨蒂、海蒂·琼斯、乔安娜·凯格尔以及戴安·迪·普利玛等。此外,也有很多70年代的非“垮掉派”女性作家深受这一流派的影响,例如简宁·波米·维加和帕蒂·史密斯等等。
四、“披头族”形象
在英语中,“披头族”(beatnik)一词用于描述“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这一称呼是赫博·卡恩在1958年4月2日于《旧金山编年史》中首次发明并使用的,最开始是个贬义词,是从当时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sputnik”演化而来,用于讽刺“垮掉派”文人,表明他们既不合时宜,且和共产主义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后来,这个词汇成为这样一类人的代名词:一群留着山羊胡子、头戴贝雷帽、玩手指鼓的且被一群穿着黑色连衣裙的舞女包围着的男人。
在这一时期,“披头族”的形象在电视上也有所体现。在1959年至1963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节目《多比·吉利斯》中,由鲍勃·丹佛扮演的人物梅纳德•克莱布斯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50年代中期一些著名电影演员的银幕形象也具有“披头族”的特征,比如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等。这些人形象特点是青春四溢、行为举止不合常规,具有反抗气质。1959年,好莱坞电影《垮掉的一代》可以看作是对种亚文化现象的感性诠释。
“披头族”的形象在当今的一些电视节目中也有体现。比如在大热卡通《辛普森一家》中,奈德·弗兰德斯父母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在卡通片《道格》中主要人物道格的姐姐朱迪的言谈举止就具有披头族的特征。
五、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尽管“垮掉的一派”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但这一流派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几个作家或作品上。
从很多角度上看,“垮掉的一代”都可被视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
“垮掉派”文人对体验各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等)。他们也是美国知识阶层中权威和主流文化最激烈的挑战者。许多“垮掉派”文人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他们在西方传播了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种种知识。
以下是艾伦·金斯堡于1982年冬天出版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引言:
对于“垮掉派”在艺术上的主要作为可以作出如下描述:
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或性自由)。例如同性恋权益的自由、男女平等、黑人权益、反对年龄歧视的“格雷·潘瑟运动”等。
支持文学作品不受检查制度危损的自由。
支持大麻和其他毒品合法化。
支持摇滚乐吸收蓝调因素并施行节奏革命。事实上,美国50-60年代的一些摇滚巨星如甲壳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都曾深受“垮掉派”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主张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是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他们提出了“洁净行星”的概念。
反对军事-工业文明。博罗斯、汉克、金斯堡和克鲁亚克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对这一文明类型的厌恶。
克鲁亚克提出“第二信仰”的概念。
反对全国性的政府权威,维护地方文化。
尊重本土文化和原住居民。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曾提出口号“这个地球是印第安人的”。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来解释:“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六、“垮掉的一代”在中国
凯鲁亚克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并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作品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他文本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凯鲁亚克继承了1920年的“迷惘的一代”的怀疑与反叛精神,并得到了前辈作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支持,但不同的是,30年后的凯鲁亚克不是远赴欧洲,进行一次文学的奥德修斯之旅,以寻找精神的家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在禅宗大师、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中寻找精神的寄托。《达摩流浪者》的卷首语上就清晰地标明:“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由此,寒山的许多诗歌也在《达摩流浪者》中出现。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垮掉的一代”,应该是诗歌界,尤其是80年代的中国地下诗歌运动——无论莽汉主义,还是口语派,多少都受过金斯伯格《嚎叫》的影响。1990年华东师大的研究生陶跃庆、何晓丽译出《在路上》,1996年,李斯的《垮掉的一代》问世,1998年文楚安译的《在路上》和其后陆续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垮掉的一代及其他》等相继在中国文艺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年,凯鲁亚克从东方的禅宗中学习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而今,中国的青年更感兴趣的则是其反抗的姿态和不顾一切的无所谓的决绝。
阿米里·巴拉卡曾说过:“所谓‘垮掉的一代’是指一群来自不同国籍的人,这些人得出结论,以为社会这个东西很扯淡。”而这一点,就是户籍制度开放、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后的中国90年代的文艺青年的第一感受。由此,中国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艺术家在学习西方艺术与文学的营养时,和早年的“先锋派”完全照搬某个作家、某种风格不同,他们更多地吸收了多个作家不同的营养,并创立出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杂乱,不够纯粹,但却足够惊世骇俗。
韩东、朱文,一度被视为“游走的一代”,断裂后的突围、用解放了的欲望来充当反文化的利器是他们在文坛上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美女作家们则标榜“身体写作”,无论是卫慧的《上海宝贝》,还是周洁茹等新生代作家,都是以自己身体对世界改变后的感觉为写作经验,而同样地,这些作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与凯鲁亚克在60年代的美国一样。
同时,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也在凯鲁亚克的带动下成为新生代中国作者所普遍采用的创作方式。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叙事方式,有自传的回顾与总结,随笔的轻盈与从容,日记的私密与幽暗,同时融合了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传奇(romance)的特点——它可以将虚构的故事、随意的絮语、内心的独白自由组合,使得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将自己的叙述、言说、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底地展现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应该说是20世纪文学在脱离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后,“向内转”之后的新的创作潮流。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凯鲁亚克对中国年青一代的作者最大的影响,似乎已不再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对意义的追寻,以及对西方人眼中的禅和寒山的诗感到好奇;也不是“自发式写作”“狂野散文”的张力与神秘;吸引大批80后的应该是其传说中的写作姿态——似乎写作可以凭灵感一蹴而就,无需准备、无需技巧。而这一点,使众多的文学青年找到了进入文学殿堂的方便之门,在网络普及,写博客风行和人人都有5分钟机会成名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写手看来,凯鲁亚克能够在一张打字纸上连续三个星期写完一部几十万字的、名列世界文学名著的长篇,可见,以往的“创作谈”不过是故弄玄虚,现在的批评家也只是在无病呻吟。
事实上,在最新版的《在路上》中,企鹅版的导言说明了《在路上》的出版过程,其间,必要的删节与修改当然是必不可少。维京出版社的编辑曾几费周折对文稿进行编辑才获得通过,然而,出版方却只是对外宣称作品是作者三星期的打字稿,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明的营销办法。至于这种口号对后世中国网络文学青年的影响,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2003年,颜峻、尹丽川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梁永安的译本制作了《达摩流浪者》的简体中文版样书,附有翻译家文楚安先生的序言、颜峻的编后记以及第一批读者的读后感。那是在对凯鲁亚克比较了解后还依然喜欢凯鲁亚克的一批愤青。书籍的装帧设计粗陋,但字里行间的激情却依然令人感动——作为向前辈作家致敬和同辈好友的馈赠的礼物,此书一出现在地摊上,便总有人收购——毕竟,这世界上总有人年轻,总有人会热泪盈眶。
七、向“嬉皮士”时代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活跃于40-50年代的“披头族”们开始被更加活跃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所替代,这一族群的名称也被改为“嬉皮士”。
当然这种转变是次第完成的。在60年代,很多“垮掉派”文人仍然非常活跃,比如艾伦·金斯堡,他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和他旗鼓相当的另一“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却逐渐淡出这一运动。他在60年代和金斯堡决裂,并将60年代的抵抗贬斥为“恶毒的新托词”。
“垮掉派的一代”对60年代的抵抗思潮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例如,摇滚明星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关系就非常密切。
依照艾德·桑德斯的说法,从“披头族”到“嬉皮士”的最终转变的标志是1967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抵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艾伦·金斯堡、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高唱圣歌,带领游行的人群。
桑德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披头族的荣耀》中曾如此追忆:
我们怀念“披头族”。尽管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但我们是如此热爱它。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披头族混编队”在南方三K党的地盘上进行抗议民权运动游行了。现在我们都变成了“混蛋嬉皮士”。
事实上,“披头族”和“嬉皮士”在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披头族”多半喜欢昏暗的色调和深色的服饰,留山羊胡须;而“嬉皮士”则喜欢具有迷幻风格的艳丽色彩,蓄长发。“披头族”以“冷漠、抑制情感”而著称,而“嬉皮士”则追求“玩绚”,竭力表现个人特色。
两者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例如,“披头族”通常对政治漠不关心,而“嬉皮士”则热衷于参加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盖瑞·施奈德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
下一个关键点是卡斯特罗攫取古巴政权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垮掉派”的观点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进行中时曾在和平主义者中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然而在卡斯特罗胜利之后,这些人的想法又发生改变了。许多人改变了和平主义立场,或者重新审视“和平主义”这一概念。于是这场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革命”便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促进更加持久或巨大的变革,毕竟这是在50年代,一切仍很荒凉。所以我们的那些充满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色彩的选择使得我们担心自己的观念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没人愿意倾听我们的言论。然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一种充满诗意的、道德上的选择。然而很快,卡斯特罗改变了这一切,马丁·路德·金改变了这一切。
八、历史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识界却有一股强大的潜流抵制这种强硬的文化秩序,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们怀有渴求无序、狂欢状态的浪漫主义情怀。
“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一潜流的代表,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一运动的唯一参与者。在杰克·克鲁亚克写作“无意识散文”之前,就有许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摒弃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比如宣扬即兴创作的爵士乐,以及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创作等。
同时,战后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对现有的文化规则持鄙视态度,他们反对社会秩序压抑天性和自我表达。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约翰·凯奇以及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威廉·博罗斯在出版《裸体午餐》之后开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写作,这一技巧和凯奇的“机会操作”技巧十分相似。
“垮掉派”文人并不是战后实验性文学创作的唯一实践者。许多其他小流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包括:
“愤怒的青年”是战后出现在英国的一个流派,人们经常将其和“垮掉的一派”互相比较;
“黑山诗人”;
“旧金山文艺复兴派”可以看作是从“垮掉的一代”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流派。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对“垮掉的一代”产生了影响。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伦·金斯堡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风格在金斯堡的诗作中也得以体现。杰克·布莱克的小说《必败无疑》对威廉·博罗斯的影响非常显著。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垮掉派”文人中广泛传播,很可能是克鲁亚克卷帙浩荡的自传的灵感来源。
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和文学流派对“垮掉派”产生了影响,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意象主义诗人、所谓的“客观主义”作家亨利·米勒等。这些影响体现在:
盖瑞·施奈德早期蹭阅读埃兹拉·庞德的作品,并因此对日本和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经鼓励“垮掉派”文人创作,并为金斯堡的《嚎叫》撰写前言。
庞德对艾伦·金斯堡和旧金山文艺复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尔达·杜利德对罗伯特·邓肯诗风的形成至关重要。
雷克斯罗斯曾经和“客观主义”作家共同出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