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张伯苓观后感

⑴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500字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
《先生》十集系列纪录片片段的光盘，时长36分钟。光盘中是几集纪录片的节选。这几集纪录片，记载着十位从民国时期精挑细选出来的“先生”。细看两遍，深受震撼，故拙劣地模仿马可·奥勒留的笔触，写下这篇胡言乱语。时刻提醒自己。

从先生蔡元培身上，我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政治敏感。面对上任后的赞誉，必须头脑清醒，考虑最坏的结果。即使尽管失败，也要尽了心。平等对待每个人。重视真正有学问，有想法的人才，不管其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从先生胡适的行动中，我了解到把古文改良成现代文的重要性。“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有些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先生马相伯虽然到了九十六岁，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发表“一日一谈”。他面对现实。反对专制。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有奉献精神。

先生张伯苓教会我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粪水也可浇鲜花”。实体会被摧毁，但精神不朽。人从事什么职业，就要知道自己的天职。尽管面对巨大的悲恸，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问题。

先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作为一名校长，他“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从先生的经历，我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为人风格寡言温和，处理大事时果断。不能退却，畏缩。要有勇气，坚忍前进。

从竺可桢先生身上，我学习了求是精神。三十八年每天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在压力下才能展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对任何事的表现欢腾都可能是种假象。社会与自然都一直发展。把自己的学问与政治觉悟融会贯通起来。

先生晏阳初的著作促使人在农村做实事。一种公共精神。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先生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教育者同时需被教育。应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追求梦想的途中不是什么都会一帆风顺。长处应尽量延长，短处要及时解决，直到可以忽略不计。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先生陶行知身上，我了解到从小就要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终身使命的重要性。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民主。为了国民的教育，对现实要有批判精神。写文章的标题要适当吸引人。教育需人本位。

有能力的人才能狂傲，我从先生梁漱溟身上可以看到。人不应属于哪个标签体系，只属于自己。特立独行。主动。有主见。归于佛教。有怜悯之心。东方宗教与西方科学的贯通。

先生陈寅恪博学，学贯中西。人称教授的教授，读书人的老师。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先生甚至说道，没有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先生用一种理科思维，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精确推导，对学问追求精确性，彻底性。

在各位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个躬。

⑵ 电影共和国的脊梁之求是魂观后感

《求是魂》观后感
昨日观看以竺可桢老校长为原型的母校原创话剧《求是魂》，十分感动，期间多次热泪夺眶而出，几乎是我自投身戏剧观摩与研究十数年来，从未有过的观剧体验。
这次中国科协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由高校以本校著名科学大师为题材自主创作舞台剧，首期共有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邓稼先）、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在天际》（郭永怀）、浙江大学的《求是魂》（竺可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地之光》（李四光）。我个人以为，在这五部剧作的主人公中，竺校长的形象最为突出，理由有三：
一、五位主人公中，只有竺可桢是校长，而且他长校是在浙江大学发展最为困难甚至是差点取消建制的13年。
二、竺校长在民国时期是与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罗家伦等齐名的教育家，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浙大西迁贵州，都为未来中国保存、培养了大批人才，据我所知，各校西迁过程中，只有竺校长的夫人和幼子由于缺医少药，客死他乡。可以这么说，论西迁期间做出的贡献，竺校长堪与其他校长比肩，而若论西迁期间付出的个人代价，竺校长是最大的。
三、竺校长是老一辈留学西方，学成归国（是旧中国而非新中国）的科学家，是现代中国其本学科的奠基人，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教育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他可以跟蒋介石说不，可以对“人定胜天”提质疑，也可以对“全球变暖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的浙大校长继任者马寅初先生犯言直谏的性格不同，竺校长更为温婉，但尤为坚定。
之所以有难得的观剧感动，也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一是上述几点对竺校长的一贯崇敬，二是家中几代人都有浙大校友：我祖父是1930-1938年工学院教工，曾经参与西迁；夫人的祖父是1945级数学系校友，苏步青、钱宝琮先生高足，两位老人都曾经亲身感受过竺校长的风范，并时常向后人津津乐道。巧的是，我的杭州老家至今仍在大学路附近，而夫人的祖父母家现仍住求是村。对母校与老校长的感情绝不只限于我个人的主观体会。三是，《求是魂》完全由母校师生历时数年创作完成，看得出，严谨的案头研究，巧妙的创作灵感和编、导、演、音、美等各艺术部门的通力合作三者的结合严整、和谐，学术性、戏剧性、艺术性的交融极为自然。现在最流行的是追“逝去的青春”，我倒觉得，《求是魂》是以今天在校学子的青春向几十年前学子青春的一次完美致敬。
另外还有几点在观剧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印象：
1、竺校长在与马一浮先生对话中，自称“藕舫”恐怕不妥，旧时自称称名，称呼别人称字，似乎是个原则。
2、马一浮先生的扮演者满溢同学表演可圈可点，把这位国学大师至真可爱
的书生气表现得很到位。尤使人感叹的是，当时校长对这位先生的尊重，而马先生可以随便就直言校长的话“错！”，今天这样的故事恐不多见。
3、剧中人张云峰（原型为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其子张镜湖，系史地系1948届校友，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有一句台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似乎念成了“是人也”，文意相同，但毕竟是引用孟子原文，还是准确些为好。
4、天幕打出浙大西迁期间教授们的研究成果时，《词学》的作者误为“孟承焘”，当为“夏承焘”。
5、最后一场竺校长手中的拐杖最好能加个胶垫，因为在没有台毯的舞台地板上容易打滑，昨日演出就数次出现这种情况。

《求是魂》是浙江大学创作的校园原创话剧。它反映了竺可桢秉持科学救国梦想，在美国留学期间转投气象专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开创中国气象事业、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开展科学研究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临危受命，带领浙江大学辗转西迁，五易校址，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培育大批杰出人才。耳顺之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奔波大江南北，万里躬行，创造了中国气象研究事业的辉煌。

中国科学院、海淀区文化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人，浙江大学的杰出校友，青年科学家代表，来自科研、生产、教学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科协所属各学会代表、新闻记者共800余人出席观看。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主办，自2013年4月26日至5月5日，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分别演出以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竺可桢和李四光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创作的话剧或音乐剧。演出主要面向大学师生、中学生和社会公众，通过科学家主题宣传，大力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充分展示共和国脊梁的崇高形象，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来。

⑶ 谢谢了我的家第一期观后感

《谢谢了！我的家》观后有感
谢谢了！我的家
央视新开的专栏节目
名人伟人文人军人的后代
同台聚在时光瓶前
回忆祖辈父辈的过去
弘扬家风正气
共享精神财富
使我看到了他们家庭中的平和与乐观
使我了解到他们家庭中的艰辛和朴素
更使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红其拉甫帕米尔高原腹地的红其拉甫
塔吉克语称为“红墙”“血沟”、
海拔5300米，正常含氧量的48%
最低气温为零下42度，
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命的禁区
让游人望而生畏，却而止步
但这里设有祖国的海拔最高的检查站
国门、国旗、国徽
由我们最可爱人守护
一代代的武警官兵
他们心中装着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责任和担当永远战胜艰苦和孤独

⑷ 张伯苓办学思想

教育思想

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实际工作，成绩显著，但没有从美育心理理论方面分析研究。
[ 戏剧美育心理思想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这都说明张伯苓以对待师生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剧本的审定。重大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审阅剧本，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作出决断。他在抗战前的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指导戏剧演出是如此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的重庆南开中学也是如此，这是我耳闻目睹的。演戏属课外文艺活动，我当重庆南开中学教务主任时期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推动这些活动的。他虽然是古稀老人了，但他对戏剧教育仍然抓得很紧。剧目他要严格审查，首先是教育性，但也很注重趣味性。每次演出他都亲临现场，成功或失败，他都要在校务会议讨论。对他的戏剧美育思想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了。 根据曾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 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美育心理思想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38级老校友李世 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他在南开办学提倡“镜箴自鉴”
环境美育心理思想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 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 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糜，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我曾多次听张伯苓校长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的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 ‘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7]
[ 美育心理思想应继续研究从张伯苓的教育主体和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证明他非常重视美育，而且有丰富的美育心理思想。他在美育方面的贡献，用当前教育方针衡量，也是完全吻合的。 美育的感染力量，就如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培养了学生的高尚情操，增强了学习奋进的力量。数以万计的南开校友都肯定，南开教育非常严谨，但学生能精力充沛地学习，学习成绩好也与南开视重美育有关。以美育促智育、德育、体育、劳动教育是有效的，心理学家的美育心理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而且已体现在多数南开人的心灵美、言行美和环境美中。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的贡献长期被人忽略，本文也是初次探索，难免挂一漏万。今后当继续学习研究，并希望有更多的校友，集思广益，使之日臻完善。
“公”“能”教育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

⑸ 张伯苓的介绍

《张伯苓》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影制片厂、天津市电视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天津市双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承制的电视剧，改编自南开大学的校史专家梁吉生所著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由周友朝执导，唐国强领衔主演，刘冠雄、赵亮、马晓伟等主演1。该剧讲述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建国初期，以张伯苓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和有识之士，将救国图强的满腔热忱付诸育才树人的实践，开创中国新式教育先河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1。

⑹ 张伯苓的主要成就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实际工作，成绩显著，但没有从美育心理理论方面分析研究。
戏剧教育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根据曹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教育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1938级老校友李世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环境教育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我曾多次听张伯苓校长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奥运三问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贡献六个第一
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最早参与：创建和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张伯苓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入课本
张伯苓先生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张伯苓先生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
张伯苓先生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兴奋之余，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⑺ 谢谢了我的家观后感

《谢谢了！我的家》观后有感

谢谢了！我的家

央视新开的专栏节目

名人伟人文人军人的后代

同台聚在时光瓶前

回忆祖辈父辈的过去

弘扬家风正气

共享精神财富

使我看到了他们家庭中的平和与乐观

使我了解到他们家庭中的艰辛和朴素

更使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红其拉甫

帕米尔高原腹地的红其拉甫

塔吉克语称为“红墙”“血沟”、

海拔5300米，正常含氧量的48%

最低气温为零下42度，

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命的禁区

让游人望而生畏，却而止步

但这里设有祖国的海拔最高的检查站

国门、国旗、国徽

由我们最可爱人守护

一代代的武警官兵

他们心中装着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责任和担当永远战胜艰苦和孤独

⑻ 共和国的脊梁———《求是魂》观后感

《求是魂》观后感
昨日观看以竺可桢老校长为原型的母校原创话剧《求是魂》，十分感动，期间多次热泪夺眶而出，几乎是我自投身戏剧观摩与研究十数年来，从未有过的观剧体验。
这次中国科协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由高校以本校著名科学大师为题材自主创作舞台剧，首期共有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邓稼先）、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在天际》（郭永怀）、浙江大学的《求是魂》（竺可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地之光》（李四光）。我个人以为，在这五部剧作的主人公中，竺校长的形象最为突出，理由有三：
一、五位主人公中，只有竺可桢是校长，而且他长校是在浙江大学发展最为困难甚至是差点取消建制的13年。
二、竺校长在民国时期是与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罗家伦等齐名的教育家，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浙大西迁贵州，都为未来中国保存、培养了大批人才，据我所知，各校西迁过程中，只有竺校长的夫人和幼子由于缺医少药，客死他乡。可以这么说，论西迁期间做出的贡献，竺校长堪与其他校长比肩，而若论西迁期间付出的个人代价，竺校长是最大的。
三、竺校长是老一辈留学西方，学成归国（是旧中国而非新中国）的科学家，是现代中国其本学科的奠基人，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教育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他可以跟蒋介石说不，可以对“人定胜天”提质疑，也可以对“全球变暖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的浙大校长继任者马寅初先生犯言直谏的性格不同，竺校长更为温婉，但尤为坚定。
之所以有难得的观剧感动，也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一是上述几点对竺校长的一贯崇敬，二是家中几代人都有浙大校友：我祖父是1930-1938年工学院教工，曾经参与西迁；夫人的祖父是1945级数学系校友，苏步青、钱宝琮先生高足，两位老人都曾经亲身感受过竺校长的风范，并时常向后人津津乐道。巧的是，我的杭州老家至今仍在大学路附近，而夫人的祖父母家现仍住求是村。对母校与老校长的感情绝不只限于我个人的主观体会。三是，《求是魂》完全由母校师生历时数年创作完成，看得出，严谨的案头研究，巧妙的创作灵感和编、导、演、音、美等各艺术部门的通力合作三者的结合严整、和谐，学术性、戏剧性、艺术性的交融极为自然。现在最流行的是追“逝去的青春”，我倒觉得，《求是魂》是以今天在校学子的青春向几十年前学子青春的一次完美致敬。
另外还有几点在观剧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印象：
1、竺校长在与马一浮先生对话中，自称“藕舫”恐怕不妥，旧时自称称名，称呼别人称字，似乎是个原则。
2、马一浮先生的扮演者满溢同学表演可圈可点，把这位国学大师至真可爱
的书生气表现得很到位。尤使人感叹的是，当时校长对这位先生的尊重，而马先生可以随便就直言校长的话“错！”，今天这样的故事恐不多见。
3、剧中人张云峰（原型为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其子张镜湖，系史地系1948届校友，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有一句台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似乎念成了“是人也”，文意相同，但毕竟是引用孟子原文，还是准确些为好。
4、天幕打出浙大西迁期间教授们的研究成果时，《词学》的作者误为“孟承焘”，当为“夏承焘”。
5、最后一场竺校长手中的拐杖最好能加个胶垫，因为在没有台毯的舞台地板上容易打滑，昨日演出就数次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