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影片1840~1949
近代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影片如下，近几年影视剧中那些较俗的省去。
1840鸦片战争 、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林则徐》
1884年中法战争《虎啸南天》
1894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风云》
1898年戊戌变法 《谭嗣同》、《垂帘听政》
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火烧圆明园》
1911年辛亥革命 《孙中山》、《末代皇帝》
1919年五四运动 《我的1919》
1927年至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长征》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 《南京南京》《东京审判》
1945年至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开国大典》
观《虎啸南天》有感
今年暑假我观看了《虎啸南天》这部电影,《虎啸南天》主要是再现了1884年中法战争这段历史，虽然我们在教材中也学习过这段历史,但是也只是了解大概,真正观看了这场电影,他带给我的震撼与启迪是巨大的.
《虎啸南天》这部电影气势宏大，场面精彩壮观，在演绎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中，堪称典范。尤其是电影中的几个场面。1885年1月底，法军主力7000余人在船头一带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就在这个时候，冯子材率军赶到前线，毅然担负起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行前，他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要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民，免得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准备万一战死沙场，好料理后事。冯子材以七旬高龄，素孚众望，召集各路将领开会，劝告大家消除派系成见，以国事为重，同心协力保卫国家。在会上他被众将公推担任前敌主帅。在战斗中，冯子材率士卒身先士卒，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而就在前线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背后腐败的清政府却与法贼缔结和约,割地赔款,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生的奇怪结果.
看到这里，我既激动又气氛，激动的是一百多年前我们还有如此英勇的战士，如此英勇的老同志在前线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感天动地,气氛的是最后为啥还会出现这样的战争结果,实在不能让人接受,气愤之余,让人对无能的清政府更添一份唾弃。
如今中国近百前的历史悲剧，虽已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世的无限深思!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中华民族何时扬眉吐气！
试看今朝，美国一家独大，他想打谁就打谁，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动乱等等，都是打着给人家带来和平的谎言发动的。多少百姓无家可归，多少妻儿老小惨遭涂炭，有谁给他们做主，有谁给他们撑腰，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祖，这就是强权，没有理可讲的。
沧海横流，惊涛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中法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他记录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中华民不可屈辱侮的民族气节!如今，在这个弱强食的世界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被欺负，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集团，带领全民搞好建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综合实力,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无比强大。作为一名当代中学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虎啸南天》这部电影唤起了我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激发了我对学习的热忱,过去我贪玩逃课,今天我深深地感到自责,开学了我更应该努力学习,将过去不努力的损失弥补回来 ,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来,为实现富强中国梦而努力.
2. 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3. 《邓小平，1928》观后感
1922-1926年间,中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1927年
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上海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该片纪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古装片热在中国影坛出现。本年度出现的影片有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美人计》、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盘丝洞》、民新公司拍摄的《西厢记》等。此外，武侠片也初现端倪，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王氏四侠》和友联公司的《儿女英雄》引人关注。
1928年
明星公司拍摄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集)上映。影片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上映后创下了国产影片最高卖座纪录。其后，明星公司接连拍摄了18集。同时，其他公司受此影响，也纷纷拍摄武侠片，掀起了武侠片的热潮。在1928-1931年生产的近400部影片中，武侠神怪片占250部左右。
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电影检查规划》，通令于翌年实施。
1929年
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安装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放映机，首映有声影片《飞行将军》(仅有声响，并无对白)，引起轰动。半年后上海所有的高级电影院均安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
国民政府在沪设立戏曲电影审查会。由上海市政府公安、社会、教育三局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此后，凡国产影片在沪上映，事前均须经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和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查。
武侠片热继续高涨。本年度出现的主要影片有《火烧红莲寺》四至九集、《王氏四侠续集》、《乾隆游江南》一至四集、《儿女英雄》二至三集、《红侠》、《风流剑客》、《飞行大盗》、《白玫瑰》、《关东大侠》等。
1930年
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另由内政部和教育部拟订《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颁布施行。
以“大中华百合”为首的几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联华”主张的“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运动，与电影商业化潮流的热浪相悖而行，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公司存在的8年间，共摄制影片近100部，终形成了与“明星”、“天一”三足鼎力的格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野草闲花》上映。该片采用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插曲《寻兄词》配音，这是中国电影的第一首插曲。
华威贸易公司制造成功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放映机，取名“四达通”。
1931年
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该片由明星影片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方法。
5月，友联影片公司摄制的有声片《虞美人》在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该片与《歌女红牡丹》系同时投拍。
6月，“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上映。该片是租用日本的有声电影设备在日本拍摄，后在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中受到观众的抵制。
九一八事变后，明星影片公司组成明星救国团，联华影片公司组成联华国人抗日救国团，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0月，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歌场春色》上映，这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摄制的片上发声影片。
1932年
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上海的30余家中小电影公司均被迫停业。
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翌年3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
5月，《电声日报》创刊。该报创刊后随即举办“电影皇帝”评选，评选结果，“联华”主要演员金焰当选为“电影皇帝”。1934年1月，该报改名《电声周刊》，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成为3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电影公司纷纷摄制抗日题材影片，主要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故事片《战地历险记》、新闻纪录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第一集)、故事片《上海之战》、动画片《民族痛史》；联华影片公司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新闻纪录片《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动画片《血钱》；天一影片公司的有声新闻片《上海浩劫记》；惠民影片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暨南影片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影片公司的《中国铁军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等。这批影片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后，受到舆论的称赞。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电影公司发出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告”，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剧联”的影评小组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影评组织，它通过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欢迎影评工作者自由参加。影评小组先后在不少报刊上开辟了电影副刊作为影评阵地。
1933年
明星影片公司设立卡通科，“万氏兄弟”进入卡通科工作。
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出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金焰、沈西苓等31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2月，意大利在米兰市举行国际电影赛会，邀请中国选送影片参赛。经过电影检查会初选及复选，决定选送6部影片参赛，计有：“联华”的无声片《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野玫瑰》、《三个摩登女性》、《北平大观》，以及“明星”的有声片《自由之花》。这是中国最早参加的国际电影活动。
同月，《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揭晓，胡蝶以21334票当选为“电影皇后”。3月28日上海电影界假座大沪舞厅，举行“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大会向胡蝶颁发了“电影皇后证书”，并发行《电影皇后纪念册》。
同月，《电声日报》经过3个月筹备的“明星名片大选举”揭晓，当选“中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胡蝶，第二名为阮玲玉，第三名为金焰；当选“外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珍妮•盖诺，第二名为葛莱泰•嘉宝，第三名为麦•唐纳。
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行第一届全国国产影片评选大会，联华影片公司出品的《人道》获默片一等奖，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自由之花》获有声片一等奖。
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南京成立。
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立“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替代原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主管的“电影检查委员会”。
11月12日，在艺华公司摄制《烈焰》、《中国海的怒潮》等以反帝抗日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影片之际，国民党特务组织指使暴徒30多人以“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冲入艺华公司，进行打砸和破坏，此即中国电影史上的“艺华被捣毁事件”。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狂流》、《春蚕》上映。前者为第一部左翼电影；后者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是中国新文艺作品第一次搬上银幕。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三个摩登女性》上映，该片是左翼电影运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之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都会的早晨》、《小玩意》和《城市之夜》上映。
1934年
国民党特务机构以“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的名义向各报馆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恫吓各制片公司：“以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挑拨民族恶感的影片，对于社会病态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符合教育社会的旨趣。”《宣言》还警告各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沈西苓、楼适夷、许幸之等人的作品，“其担任导演者也应迅速辞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神女》上映。该片是中国无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连映60天，创当时最高卖座纪录。蝴蝶在片中一人饰演姐妹两个性格不同的角色。该片在营业上的成功挽救了明星公司的经济危机。
国民政府实业部派遣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为电影考察专员，赴日、美、英、法、德、意等国考察电影业。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共同组成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主持第二届国产影片比赛。评委会从10部参赛片中评选出《人生》为无声片第一名，《姊妹花》为有声片第一名。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连映84天，超过了《姊妹花》的卖座纪录。
迫于反动势力的压力，明星影片公司解除夏衍、钱杏邨和郑伯奇三人的“编剧顾问”职务。夏衍转移到电通影片公司。
12月，电通影片公司的创业作品《桃李劫》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声音作为艺术手段创作的有声影片。
1935年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大路》及《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后者为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2月21日～3月2日，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国派遣由周剑云、陶伯逊、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孙桂籍(翻译)共7人组成的代表团携片参展。参展影片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公司的《女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
中国影片《渔光曲》（导演蔡楚生）在莫斯学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 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3月8日，著名演员阮玲玉因婚姻生活的不幸，社会恶势力的迫害以及小报记者的诽谤，于三八妇女节前夕，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同月14日，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达30万人之多。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于1949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被确定为国歌。
7月16日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编导郑正秋因病逝世，终年47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郑正秋尽瘁影业，功在社会教育，特请中央准请褒奖和抚恤遗族”。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都市风光》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
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制作完成，该片由万氏兄弟绘制，明星影片公司出品。
1936年
1月，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人发起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要求：一、“坚持领土主权完整”、“收复失地”、“保护爱国运动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摄制电影自由”，同时提出四项主张：“全国电影界联合组织救国的统一战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二、撤废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三、用自己组织的力量，检查一切反大众化要求的影片的制作，并制裁一切直接间接有害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外影片的放映；四、动员整个电影界的力量，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的成立及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国防电影”（抗日）运动的新阶段。
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说：“前闻共产党密议，欲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之下，作卷土重来之计。果然不久，上海即有电影救国会之出现，不久又有文化救国会之产生”，又说各救国会的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翌日，欧阳予倩代表电影界救国会向报界发表声明，对《告国人书》中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辨正。
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携同夫人宝莲•高黛及宝莲的母亲亚尔泰•高黛访问上海。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陪客中有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卓别林还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演员韩兰根、刘继群等人。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根据“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之原则”，评选出1935年出品的“佳片”7部，各片名次如下：1.《凯歌》（艺华影业公司），2.《天伦》（联华影业公司），3.《母亲》（天一影片公司），4.《小天使》（联华影业公司），5.《长恨歌》（新华影业公司），6.《翡翠马》（明星影片公司），7.《船家女》（明星影片公司）。评委会还对当选影片的创作人员进行奖励，受奖者共65人。
艺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软性影片”代表作《化身姑娘》上映，受到左翼和进步的电影评论工作者的尖锐抨击。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新片《迷途的羔羊》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上映。影片以寓言式的故事，暗示人们团结起来，抵抗野兽的入侵。
1937年
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抗日题材影片《壮志凌云》上映。
1月，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赴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走私》等。
同月，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联华交响曲》上映。影片由8个小故事组成，“联华”大部分编导和演员都参加了这部“集锦片”的拍摄，
2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压岁钱》上映。
2月，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恐怖片”《夜半歌声》上映，创当时票房最高纪录。
4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十字街头》上映。
6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马路天使》上映。
由国民党中宣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评出1936年出品的“优胜片”6部，各片名次如下：1.《小玲子》（明星影片公司），2.《壮志凌云》（新华影业公司），3.《女权》（明星影片公司），4.《新婚大血案》（艺华影业公司），5.《母爱》（民新影业公司），6.《狼山喋血记》（联华影业公司）。
7月，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在上海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沈西苓、史东山、许幸之、司徒慧敏、应云卫、白杨、柯灵、金山等39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在该协会上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两个协会一致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
七七事变后，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参加了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该剧每天演出日夜两场，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战争爆发才告停止。
8月，日本在被其占领的长春建立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满映”至1939年全部建成，为其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其主要管理和创作人员均为日本人，以后又吸收了一些中国职员。满映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开始时主要拍摄宣传日本侵略政策的电影。从1937至1945年，满映共拍摄了200余部为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故事片及大量纪录片。
9月，上海电影工作者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白杨、吴茵、周曼华、龚稼农、等34人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先后赴成都、重庆演出救亡话剧，经费由夏云瑚筹集。
10月17日，上海电影界救亡协会成立。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其它外国租界里继续生产的中国电影被称为“孤岛电影”。孤岛电影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区而结束。在此期间，“孤岛”地区共成立了20多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250余部影片，形成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之后又一次商业电影的热潮。
中央电影制片场摄制了科教片《农人之春》。该片于翌年在布鲁塞尔科教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科教片奖。
1938年
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满映在北平成立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控制华北电影发行，并拍摄了为日军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短纪录片。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汉口建立（简称“中制”）。该制片厂的前身为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所属的“汉口摄影场”，重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后改归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许多抗日救亡演出队中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被调入该厂。该厂的建立是基于抗战需要进行的军事机构调整，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电影制片机构，并附设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及10个放映队。
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题材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上映。这是第一批集中出现的抗日题材的故事片。
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习称“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机构。
同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因武汉濒于沦陷，迁往重庆，并进一步吸收了大量进步电影工作者作为创作力量。
中央电影摄影场迁往重庆，并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规模仅次于“中制”的电影制作机构。
蔡楚生等导演在香港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正气歌》等粤语抗日题材影片。
1939年
上海华成影片公司出品《木兰从军》，连映85天。这是“孤岛”电影借古喻今，鼓舞人民抗日精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大晚报》刊登14位影评人联合署名文章，推荐《木兰从军》。
延安电影团摄制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了《孤城喋血》、《中华儿女》等抗战电影。
中国电影制片厂继续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等抗日电影。
日伪在南京成立中华电影公司。该公司由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南京汪伪集团共同投资，主要为垄断华中、华南敌占区的影片发行，并摄制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的新闻纪录片。
日伪以“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在北平建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任务仍为垄断华北地区的电影发行，并摄制侵华宣传影片。
上海新华、华新、华成三家电影制片公司合并改组为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简称“国联”），由张善琨担任总经理，其后摄制了一批重要作品。
1940年
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8部抗日题材故事片及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
上海“孤岛”电影中出现的《梁红玉》、《苏武牧羊》、《岳飞尽忠报国》、《西施》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上海民华影片公司在“孤岛”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孔夫子》在金城大戏院上映，同时并编辑出版《孔夫子》特刊一本。
汪伪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并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
1941年
表现忍辱负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巨片《西施》上映。该片由此前成立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
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家》(上、下集)上映。该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张善琨、卜万苍、王次龙、徐欣夫、方沛霖、杨小仲、岳枫、李萍倩、吴永刚和陈翼青10名导演联合执导，公司中的著名影星陈云裳、顾兰君，陈燕燕、袁美云、梅熹、刘琼、王引等全部参加了演出。
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片长80分钟）问世。该片由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万氏兄弟主持制作。
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电影结束。
1942年
4月，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操纵下，新华、华成等12家中国电影公司实行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此前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投资。公司董事长为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日），经理张善琨。“中联”至1943年结束，共摄制影片50余部，大多为爱情伦理片。
八路军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南泥湾》等纪录片。
《小老虎》、《故乡烽火》、《民族的吼声》等一批粤语抗日题材影片在香港问世。此后，随着香港沦陷，香港影坛也陷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