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电影观后感

⑴ 纽伦堡的审判的影片评价

形式方面：封闭空间内的法庭戏拍得多姿多彩、恰到好处，这么难度的主题刻画的如此扣人心弦（而且是已知结果的前提下），而且内容这么有深度，着实震撼一把。
内涵方面，涉及到战争责任、司法程序、战后和解这样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辩，让人思考很多东西。
影片内容之丰富，思考之深刻，也许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而非是电影本身。但不得不说，本片很长，却丝毫没有觉得拖沓，无论是情节还是表演都很精彩。
纽伦堡审判是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为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的发展树立了若干重要原则。美国1961年的影片《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力图将这一宏大的历史画卷浓缩进一场审判过程中。导演选取了审判法官这一司法过程。法律与伦理是贯穿影片的核心问题。

⑵ 跪求1500字的《东京审判》观后感，要求从法律角度阐述

写作思路：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结合自身感受，真实得描述，新鲜有趣的材料，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正文：

偶然的机会，观看了老师在课堂上放的电影《东京审判》，让我对这部影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下，我又把整部电影完整的看了一遍。可以说，我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影片的。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尊严扞卫国家权益的故事。

影片的开始，梅博士因为审判时的排座问题与韦勃发生了争执，座位的问题看似是个简单的问题，但里面的关系很复杂，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座位被排到了第三位，而梅博士用自己的坚持，为祖国赢得了应有的权益，同时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在影片中能够可以看出，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国打败的，所以并不服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美国打败的，所以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只有胜者才能赢得他人尊重。直至今日，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关于现在的我们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我想说人民是无辜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战争是日本的执政者挑起的，而普通的人民则是受到政府的蛊惑，据说当时日本政府鼓励本地青年参军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实情。

导致有好多日本青年来到中国，看到打死杀戮的时候，导致了精神奔溃。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中日问题，对于主权问题，关于国家尊严的问题，一定要态度强硬，但在其他的方面，一定要灵活处理。

⑶ 为什么说纽伦堡审判是实在法失败和自然法的胜

从电影的角度说，《纽伦堡审判》实在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实上从道义的角度讲，我觉得最后海伍德法官的判决没有问题，但从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讲，我并不认为他最后的判决多么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部电影由始至终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法庭起诉这四位德国法官的罪名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谋杀罪，如果是谋杀罪的话，很显然，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以后，由新的德国政府下属的法院审判他们，英美法苏四国哪怕是战胜国，也没有管辖权去审判这四个德国法官。因为这四位法官是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哪怕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协助杀人，那杀的也是德国国内的本国国民，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国民犯下的谋杀罪，外国法庭有什么资格进行管辖呢？
根据真实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战胜国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所起诉的罪名有两项，即“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认定的罪名，既然违反的是国际法，那么英美法苏四国当然有管辖权对德国境内的战犯进行审判。但等等，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上，“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定义确定的罪名。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还从未惩罚过个人而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交由本国司法机构在国内法的体制下提起诉讼。
而现代刑法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之前不被认定为有罪，在这个行为发生后，法律才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新确立的法律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对法的可预期性，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行为突然被认为是犯罪。这也是刑法与道德的区别所在，道德是，一个行为违背内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则可以收到谴责；而刑法是，一个行为只要没有触犯确定的法律，哪怕心里知道可能不对，也不应受到处罚。
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看，用二战后才确立的新罪名，来惩罚二战时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⑷ 纽伦堡审判中的人性化问题

从电影的角度说，《纽伦堡审判》实在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实上从道义的角度讲，我觉得最后海伍德法官的判决没有问题，但从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讲，我并不认为他最后的判决多么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部电影由始至终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法庭起诉这四位德国法官的罪名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谋杀罪，如果是谋杀罪的话，很显然，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以后，由新的德国政府下属的法院审判他们，英美法苏四国哪怕是战胜国，也没有管辖权去审判这四个德国法官。因为这四位法官是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哪怕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协助杀人，那杀的也是德国国内的本国国民，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国民犯下的谋杀罪，外国法庭有什么资格进行管辖呢？
根据真实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战胜国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所起诉的罪名有两项，即“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认定的罪名，既然违反的是国际法，那么英美法苏四国当然有管辖权对德国境内的战犯进行审判。但等等，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上，“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定义确定的罪名。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还从未惩罚过个人而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交由本国司法机构在国内法的体制下提起诉讼。
而现代刑法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之前不被认定为有罪，在这个行为发生后，法律才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新确立的法律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对法的可预期性，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行为突然被认为是犯罪。这也是刑法与道德的区别所在，道德是，一个行为违背内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则可以收到谴责；而刑法是，一个行为只要没有触犯确定的法律，哪怕心里知道可能不对，也不应受到处罚。
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看，用二战后才确立的新罪名，来惩罚二战时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所以正如电影中鲁尔夫在一开庭就提出的那样，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而且英美法苏的法官是否真有审判德国人的司法管辖权，也是有疑问的。
好了，就算我们不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影片中那四个德国法官的行为是否真的具备了“有责性”，也是很有争议的。
从刑法四要件角度讲，一个行为最后被认定为有罪，要符合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从刑法三性角度讲，一个行为被认定为有罪，也要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正如他们的辩护律师鲁尔夫所致力于辩解的地方——主观要件或有责性——是认定他们行为有罪的最大软肋。
如果我是他们辩护的律师，也会选择鲁尔夫的辩护策略，揪住他们的主观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真有有责性，来大谈特谈。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仅仅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法官的职责恰恰要求法官忠诚地执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这个法律与他的道德相抵触。至于这些法律所造成的结果，不应由法官承担责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议会为之负责，这不正是三权分立之要义所在吗？一个称职的法官，不正是应该抛开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判断案件，永不质疑法律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吗？
我们难道有可能说，一个人因为守法，所以他在违法？一个人因为忠诚地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所以他应该被法律所惩罚？这难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论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说，因为我不认可我国的某项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这项法律，并且不应受到任何惩罚。这有可能吗？比如一个基督教信徒，严格按照宗教教义反对堕胎和计划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中国的法律想生几个生几个呢？他是不是去捣毁堕胎医院，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呢？事实上，无论他本人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国。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顾这个国家颁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道义去自由行事，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用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死刑执行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刽子手，他的职责就是把送来他这里的人杀死，而这个人究竟有罪无罪，是否是错判，需要他来分辨吗？他显然没有这个义务来分辨。如果最后发现，他所杀死的这个人，其实是一起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个刽子手难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杀人罪的责任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因为他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的职责和法律的规定，而他们只是忠实地按照法律办事，所以，虽然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恶果，但这恶果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们的头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们会通过故意不遵守职责和违法的行为，来避免恶果的产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主观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们的行为不具有有责性。
当然，电影中的起诉人，劳森上校，他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会精英，他们比起普通大众，更应该清楚那些纳粹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这些纳粹法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坐视恶果的发生，所以他们其实是纳粹罪行的同谋者，或者起码也是一个纵容者。
我们同样用刽子手打比方。按劳森上校的意思，这个刽子手心里很清楚，这个送来的死刑犯是一个无辜的人，然而刽子手依然执行了死刑，杀死了他。这个时候这个刽子手是否应该被认为是谋杀罪的共犯呢？
我觉得依然是勉强的。因为还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期待刽子手能做什么？他去救下那个犯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那个犯人的确是无辜的，但此时此刻，他依然是被国家法律认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于是触犯法律。刽子手不可能因为内心的良知就去触犯现实的法律，这对一个人的要求显然太高了。
那么对于那些法官，我认为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清楚这些法律是“恶法”，但恶法一样是国家立法机构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权威，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这些法官因为自己内心的正义原则，而选择故意触犯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是，最终海伍德法官对他们四人全部判处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是缺乏法理依据的。并且很显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信徒，但一个学派的理论，显然不是法庭判决的依据。

⑸ 纽伦堡审判的历史反思

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

⑹ 纽伦堡审判的社会评价

审讯期间，世界公众密切注视着纽伦堡的动向。对德国首要战犯的审判人心大快。
但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少数首要纳粹分子的无罪开释或重罪轻判，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柏林25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汉堡几千市民集会，要求国际军事法庭将沙赫特等人判死刑。法共《人道报》认为，“释放巴本等人等于邀请希特勒匪徒重新开始活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犹太人联盟致函国际法庭，抗议释放沙赫特等3人。奥地利政府要求纽伦堡国际法庭将开释的巴本、沙赫特及判处20年徒刑的席腊赫引渡给该国，以便对这些侵略奥地利的战犯重新审判。
三被告在得知获释时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本人更觉吃惊。他们不敢离狱。沙赫特说：“余深惧德国民众……实觉无处容身”，要求暂时“准许留狱”，巴本欲往法国，但法国拒绝为其办理过境手续。
纽伦堡审判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阴谋者、煽动者和计划执行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这次对战犯的指控是以指导战争行为的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依据的，它作为国际刑法史上第一案例将永载史册。
纽伦堡审判虽然清算了纳粹体制，达到了暂时的目的，但纽伦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标———使战争成为非法，为审判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国际法庭———引起了持续到今天的争论。然而，无论如何，纽伦堡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戈林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被判处绞刑的战犯马丁·鲍曼是缺席审判，“需追捕归案后处决”（事实上，鲍曼已于1945年4月底至5月初死于柏林战役）。其余判刑战犯皆投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