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26屆上海電視節對上海建設全球影視有哪些積極作用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自從今年2月柏林電影節舉辦之後,全球電影節或者取消或者延遲。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主任傅文霞日前表示,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的宣布舉辦,成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舉辦的首個重大影視類國際文化活動。不僅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同時也將倒逼影視節在舉辦形式等方面做出創新轉型。在今年這個特殊的大環境中,本屆電視節迎難而上,積極配合新冠疫情的防控,展現出了極強的應變能力和創新能力,雲論壇、雲市場、露天展映,目的就是為大家帶來一次難忘又安全的電視節。
此外,每年的上海電視節放映環節,今年將全部以露天放映的形式展現。今年第一次將“重點視頻網站首播電視劇”納入白玉蘭獎評選,這一創新的舉動是為了響應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關於推動廣播電視和網路視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精神,同時順應了中國電視劇發展的整體形勢和需要。而且,為切實保障疫情防控需要,白玉蘭獎的評選也是首次採用中國評委集中在上海、國際評委在線上參與互動的方式進行。本次頒獎典禮還將通過東方衛視、紀實人文頻道以及部分視頻平台進行播出。
推薦你一部日本電影《愛情是什麼》。
2019年4月19日(這日子也很有梗了)在日本上映,之前提名過東京電影節的最佳影片。
片子裡面提到一個中國皇帝的故事,或許對我們理解愛情有一個思路:無法忤逆皇帝的臣子,接受了皇帝全部的無理要求,然後皇帝越來越過分,最後都分不清這些要求是否殘忍了,我一直以為殘忍的是皇帝,但其實是順從皇帝的臣子更殘忍吧。
③ 微電影設計思路怎麼寫
微電影的寫作方法 現在該來談談更大一些的工程十五至二十五頁的微型劇本的寫作。盡管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但只要想讓製片廠或電視網買下你的作品, 那你就只能寄希望於你的故事有個出人意料的發展過程。潛在的買主首先希望讀到故事簡述之類的東西, 有人稱它為「 想法」 , 或「 提要」 。如果這筆買賣能談成, 創作者在落筆寫這個劇本之前, 將會應買方要求擬一個故事梗概。不管是為自己進行故事構思的需要, 還是為了在形式上與專業要求相統一, 提要和故事梗概都需要准備。 關於上層結構 這里強調的是同樣一種戲劇性結構既適用於單個場景也適用於整部劇本。場景和劇本都必須樹立人物並設計沖突, 漸進到某個危機點, 最終達到高潮和結局。故事就由所有這些場景來體現, 再被一個濃縮的空間所包容, 整個用電影劇本來講述的故事又把這類場景置於相同結構都能適用的更大范圍內。 這么說來, 同樣一種戲劇性結構是在兩個層面上存在的各個場景中無處不在的戲劇性結構。整部劇本的戲劇性結構反過來又由場景構成。情節就是這類場景發展成為你所講述的故事的戲劇性結構。我們還要強調的, 是結構的說法並不抽象, 它是連貫的故事情節的特殊反映錯綜復雜的是場景還會引發意料之外的問題, 進而促使你的主人公有所行動。說到劇本, 你現在就要考慮步驟的問題。我們通過親身參與下列程序熟悉每一幕所反映的連貫故事情節開始是交代人物並孕育沖突, 中間要加強人物塑造並激化沖突, 最後是高潮和結局。讓我們探討一下具體的步驟。 第一幕開始交代人物並孕育沖突 典型的做法是在第一幕中介紹你的人物, 他們的基本處境, 什麼是可能打亂他們生活步調的問題, 以及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的初步努力。由於這種努力是有負作用的, 所以對反面人物及其阻力也要有所交代, 而且沖突還要進一步升級。主人公雖然會想方設法去解決矛盾, 但起碼在最初的階段仍看不到希望。 《克萊默夫婦》就是以喬安娜棄特德而去作為開端的。但第一幕並沒有就此打住, 而是讓特德和比利組成新的家庭結構為生存而斗爭, 以此作為第一幕的延續。特德和比利成功了, 他們一同成長並改變著他們的價值觀。然後喬安娜重新出現, 想把比利要回去。這個家庭受到的威脅, 以新的更嚴重的形式出現。特德決定抗爭。我們看到特德在餐館里與喬安娜會面後大發雷霆, 那才是第一幕的結束。 主人公為緩解沖突所做的努力必須在第一幕結束時有個結果, 具體到特德身上, 那就是他必須在監護權的訴訟中獲勝。在《心田》中, 那位妻子則必須把棉花種上並有所收獲。換一種說法, 沖突的類型男人與男人, 喬安娜與特德, 克萊默與克萊默應該與擺在面前急待解決的問題保護由特德和比利組成的這個新的家庭單位緊密相聯。 第二幕中段塑造人物並激化矛盾漸至危機點 第二幕要將主人公在第一幕結束時不得不採取的行動推進到他或她的努力似乎即將歸於失敗的危機時刻。在《克萊默夫婦》中,第二幕的中心內容是圍繞生動的法庭斗爭展開的, 當特德敗訴時,矛盾到達危機點。在《在江邊又譯《碼頭風雲中, 特里在他哥哥被殺以前, 一直試圖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比較常見的情況是第二幕要比第一幕用時更少, 因為第二幕的重頭都以情節為主。第二幕中會有許多曲折和反復, 但總起來講, 一切都要同現在已經轉而注重情節的主人公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環環相扣。但事情到了危機時刻往往會引發出更令人矚目的焦點, 因為第二幕結束時, 主人公要找到阻礙他們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特德面對的是要失去比利特里則意識到他不得不獨自面對約翰尼· 弗蘭德利。 第三幕結尾處理高潮和結局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 成功作品中的戲劇性障礙是經常變換的, 無論是在《畢業生》中羅賓遜太太對本的巧妙控制, 還是在《芳妮與亞歷山大》中愛德華主教對亞歷山大的道德恐嚇。障礙的最終形成是在第二幕的結尾, 但它最後發生作用卻是在第三幕中。 特里為反抗約翰尼· 弗蘭德利而鬧罷工。特德強迫自己和比利接受法庭的判決。在《寶貝兒》中, 邁克爾「 毀滅」 了多蘿西。在《教父》中, 邁克爾在唐· 科利昂死後開始暗殺他所有的敵人。就像危機和高潮導致某個場景的揭示和了結一樣, 對一部電影劇本來說, 情況也是如此。特里以仁厚之心接受痛失比利的挑戰最終障礙, 同時喬安娜卻發現已無法將比利從特德身邊帶走揭示和了結。特里發現, 揭露約翰尼· 弗蘭德利的證據還不充分最終障礙, 他只好自己去尋找, 然後獨自面對並壓倒約翰尼揭示和了結。 寫電影劇本時步驟不能亂, 因為它是你在進行劇情構思時必須有連貫性的一個方面, 發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戲劇情節是為克服緩解沖突而無法迴避的那些困難所必需的。然而, 在寫電視連續劇的劇本時, 步驟往往是需要被打亂的。如果你承擔的微型電影劇本有可能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的話, 那麼應該記住在實際播映中需要的段落間隔。但這不能被觀眾察覺。這樣的間隔完全是由商業利益所決定的。你必須預先將這些因素充分估計到播映時很可能被分成一小時四節或半小時兩節。所以, 要設法讓人物在恰當的場景說出最後一句台詞。 有很重要的兩點要切記在心。 首先, 每個場景盡管都是靠戲來支撐, 但每場戲的份量卻並不都是一樣的。有些場景會比另外一些 更富於變化。比如說《在江邊》中特里為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時與艾迪發生了爭執再比如更早些時候約翰尼· 弗蘭德利派查利去勸戒特里。亞歷山大與愛德華· 維爾格魯斯主教之間的那場戲就是整個故事矛盾沖突的重心之一, 和《在江邊》中特里和查利在駕駛室里的那場戲一樣重要。長度和重要性並不總是必然地聯系在一起的。特里得知法庭判決結果後與弗蘭德利之間的那場戲並不長。 其次要記住的是攝影機以地點的轉換、氣氛的營造和信息的傳遞來提供最大限度的流動感和秩序感。利用特殊的鏡頭和小規模的畫面來傳遞信息、營造氣氛, 並由此將彼此孤立的事件聯系起來加以展現。《克萊默夫婦》的開頭就是喬安娜和特德分別在家中和在班上的鏡頭交替出現。而《在江邊》中我們看到的鏡頭卻簡單得多查利乘計程車去那間位於河岸邊上的倉庫, 格里· 正在那裡等著他。《寶貝兒》則是精煉的畫面被邁克爾的剪貼簿的插入鏡頭所切割。某事件發生在一個場景中, 而另外一些則多有變動, 比如《在江邊》的高潮戲就是如此。在《寶貝兒》中, 即便是由邁克爾裝扮的多蘿西與萊斯之間的戲, 反復使用的也只是餐廳的餐桌與舞場的舞池之類的簡單畫面。
④ 中國珠海電影節的創辦過程
要做一個涵蓋兩岸三地的電影節,最主要的公關對象當然是港台的電影界。為了電影節,李煥池曾經兩次經過特批,飛赴台灣。而往來港澳的次數更是難以計算。香港方面,珠海主要聯系吳思遠。吳時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香港電影導演會永遠榮譽會長,曾連續5年出任了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而台灣方面,則主攻時任台灣金馬獎執委會主席的李行。再由吳、李二人,聯絡當地的電影人。
電影節得到影視界和兩岸明星(成龍、方芳芳等)的大力支持,在此後將近半年的籌備時間里,三地的電影人更是通力合作,為珠海這座從未舉辦過電影節的城市,搭建出了一個美輪美奐的框架。參照香港金像獎、台灣金馬獎、內地的長春電影節,珠海電影節安排了影片比賽、影片展映、影片學術研討及升旗式、開幕式、閉幕式暨頒獎晚會等一系列盛大活動。電影獎評定設最佳故事片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最佳女主角獎、最佳男配角獎、最佳女配角獎、最佳攝影獎等獎項,分別頒發獎杯和獎金。
獎杯有一段掌故。珠海電影節設「飛龍獎」,其實最早名字不是這個。「本來我們想沿襲香港金像獎、台灣金馬獎的思路,做一個『金龍獎』。」李煥池說,「後來想了一下,還是區別一下吧,叫『飛龍獎』,寓意中華民族電影文化事業的騰飛,把三地都統到一起來。」
⑤ 中國電影歷史
在中國電影世紀史上,新時期電影佔有突出地位,這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佔了五分之一,在各個時期中時間最張;而且因為它特色鮮明,個性突出,顯得最為豐富多彩!
從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矛盾徘徊時期。在這個時期里,電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罪行這一中心內容外,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恢復被「四人幫」定為「毒草」、大張撻伐的建國後「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組織寫以同「四人幫」斗爭題材為重點的影片創作。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復映片受到了觀眾如飢似渴的歡迎;這些影片的創作者,也取得了相應的精神解放。同時出品了近50餘部故事片,特別是「十七年」間已有成就的導演如成蔭、謝鐵驪、謝晉等的重新拍片,顯現了某些創作上的生機。但總的說,那時人們的思想還不是很解放,在創作上、思考問題上,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顧忌,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開始了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這一時期的開端,人民精神振奮,心情舒暢,意氣昂揚。它帶來科學文化的春天,文學藝術的春天,也帶來了電影的春天。
從那時起到現在,經過了20年的發展,中國電影藝術同其他文學藝術類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樣,走過了一條並不筆直、平坦,然而卻是發展向上的道路。在這個進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這是任何一個處於大變動的社會都在所難免的。但經過黨、政府和全體電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還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當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電影界思想空前活躍,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以總結建國後電影的歷史經驗、解放思想為突破口,人們不斷開拓電影創造和理論的新思路。電影和搞電影創作的人,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既然這樣,那麼作為社會的人的電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矛盾、分歧和斗爭。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重申:「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同時指出,「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藝術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些,以及祝詞中的其他內容,有利於統一電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導電影工作的健康發展。那以後,電影藝術創作和學術理論上,都開始了大膽的創新和探索。
在學術理論上,從1979年春《人民日報》開展「怎樣把電影工作搞上去」的討論以及隨後《電影藝術》關於「電影語言的現代化」的討論起,在以後數年裡。電影藝術思想空前活躍,大體是暢所欲言的。關於電影與戲劇、與文學關系的討論,關於電影美學、電影本性的討論,關於電影民族化的討論,關於電影創新的討論,記實性美學的被張揚,以及對西方傳統電影理論和現代電影理論,如蒙太奇理論、長鏡頭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女權主義、文本分析、原型批評,以及其他現代與後現代理論的被譯介和引進,還有對中國傳統電影理論及美學的討論,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國後從來所沒有過的蔚為大觀的學術現象。他們程度不同地、或顯或隱地影響了創作,特別是促進了電影創作者對於電影理論乃至整個文化理論的重視。加以各種影展、回顧展的舉辦,各種評獎活動、電影節參賽,還有電影創作界和理論界的走出去、請進來,都大大地增加了國內的和國際間的電影交流,拓寬了電影工作者的眼界。與此同時,台灣、香港地區以及各外國影片的引進放映,及與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鑒的機會。這一切藝術現象和相關條件,構成了新時期電影的一大特色。有學術氣氛的電影發展和沒有學術氛圍的電影發展,確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應當指出,在這些電影藝術討論和爭鳴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個誰是誰非的科學判斷。因為這還需要歷史的證明和實踐的檢驗。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都有益於中國電影的進步和電影學術自身的發展;比較好地做到了不同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造就了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在新時期的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建樹,他們的論文、專著和結集,把中國電影學術園地裝點得一派生機。
同學術理論的空前活躍同步,是創作的繁榮興盛。1979年,改革開發的頭一年,電影創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一年共生產故事片(含舞台藝術片、下同不贅)63部。「《從奴隸到將軍》、〈淚痕〉、〈吉鴻昌〉、〈歸心似箭〉、〈啊!搖籃〉、〈苦惱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槍聲〉、〈生活的顫音〉、〈櫻〉、〈傲蕾∙一蘭〉、〈苦難的心〉、〈海外赤子〉、〈神聖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導〉、〈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這個長張的多達22部的獲文化部1979年「優秀影片獎」的故事片名單,足已印證這一成就。如果我們對這個名單稍加分析,不難進一步發現,這里不僅有題材內容的豐富性,如歷史和革命歷史、揭露「四人幫」罪行、「四化」建設、少年兒童、華僑故事、中外友誼、民間藝人命運,而且有著樣式形態的多樣化,如正劇、悲劇、喜劇、傳記、驚險等。從主創人員的層面考察,這里既有建國後「十七年」已經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創作經驗的編導藝術家。在前一類被人們已經習慣地稱之為「第三代」導演的創作中,他們在追尋現實主義回歸的意向里,力求藝術的真實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內容盡可能完美的統一,並力求寫出自己的藝術個性和風格來。同樣是歷史人物題材的影片,《從奴隸到將軍》寫的緩急、凝重,而《吉鴻昌》則奔放、激越;〈啊!搖籃〉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槍聲〉的懸念性,〈淚痕〉的嚴謹,〈苦難的心〉的深沉,〈歸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的清喜劇風味,都使這一代導演的創作,在現實主義的一致的前提下,顯現出多姿多彩的風貌。
從這個名單中看,「文革」前電影學院畢業而這時才有機會第一次獨立執導影片的導演的作品,佔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櫻〉、〈小花〉、〈苦惱人的笑〉。他們同樣遵循現實主義創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藝術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藝術方法及形式的處理上,力圖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櫻〉的記實性手法和記錄片式的攝影處理,〈生活的顫音〉把影片的故事結構同音樂的曲式結構疊套一起,〈小花〉中過去和現在的時空交替並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區分開來,〈苦惱人的笑〉把幻境、夢境和現實交叉組接,以人物心理構成統一的線索;這一切都標志著創作者在藝術構思上的用心。盡管這些影片帶有相當程度的實驗性,從而程度不同地顯出這樣或那樣的稚嫩痕跡,但他們的創新勇氣極為可嘉,其作品也給觀眾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國電影創作生產豐富的一年」,「涌現了一批題材、樣式豐富多彩、內容、樣式有所創新,有一定藝術質量的好影片」,「有了一個帶有轉折性的、十分可喜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