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新電影

1. 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閉幕，都有哪些影片獲得了獎項

《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摘得最佳影片獎榮譽；《擺動》攝影師西爾萬·希爾曼獲得最佳攝影獎；《真正的家人》導演法比安·古爾吉特獲得最佳導演獎；

2. 芬蘭電影《無名戰士》，這個電影主題講的是什麼洛卡最後是活下來了

洛卡最後活著。

這是一部芬蘭的史詩級電影，喜歡戰爭片的朋友，強烈推薦、不容錯過，強烈推薦親自看看，除了剛才我說「洛卡最後活著」，來回答題主問題以外，以下不會劇透。

電影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二次蘇芬戰爭。背景是蘇聯在第一次蘇芬戰爭也就是冬季戰爭中，付出了20萬人的代價，才勉強擊敗全國動員起來才12萬軍隊的芬蘭。芬蘭趁著德國閃擊蘇聯，主動發起第二次戰爭，主要目的是拿回被佔領土。

雪夜伏擊

蘇芬戰爭結束後，芬蘭維持中立外交政策，盡量在東西方對立的冷戰中維持中立，再也不想捲入戰爭了。

3. 求北歐文藝片

文藝片；芬蘭電影《我的母親》 第29屆開羅國際電影節，執導的《我的母親》贏得最佳影片獎「金金字塔獎」，這也是電影節的最高獎。 芬蘭導演克勞斯·哈羅因此贏得了最佳導演獎，該片女主角瑪麗婭·倫德奎斯特贏得了最佳女演員獎。 影片介紹： 電影《我的母親》改編自芬蘭作家赫基·希耶塔梅斯的同名小說，講述的是二戰期間被寄養在鄰國瑞典的芬蘭小男孩埃羅的故事。據芬蘭史料記載，二次大戰期間，曾有7萬多名芬蘭兒童被送往中立的鄰國瑞典，以躲避戰禍。戰後，這些孩子大部分陸續回到芬蘭，但有近1.5萬留在了瑞典，繼續同養父母生活在一起。電影里的小主人公是9歲的埃羅，他父親不幸陣亡，母親基爾斯蒂幾乎被悲痛擊垮，在極端無助的情況下選擇了將兒子送去瑞典，寄養在一個陌生家庭里。對於小埃羅來說，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聽著陌生的語言，接受一對陌生的「父母」是痛苦的事情。他內心深處一直盼望返回芬蘭的家，回到母親的懷抱。可有一天，基爾斯蒂來信卻說要和新認識的男友移居德國，希望埃羅留在瑞典。「失去」親生母親的小埃羅在傷心的日子裡漸漸與瑞典媽媽西格娜接近，也逐漸融入瑞典家庭。就在小埃羅找到新的歸宿的時候，戰爭結束了，所有被送到瑞典的芬蘭兒童必須回到芬蘭。小埃羅又要離開養母，再度經歷與「親人」的生離死別。

4. 北京國際電影節2022入圍名單

北京國際電影節2022入圍名單：

土耳其/波蘭/德國/丹麥合拍影片《安納托利亞豹》

美國影片《珍妮熱線》

泰國影片《速度與愛情》

法國影片《全職》

中國影片《海的盡頭是草原》

印度影片《傑伊·比姆》

中國扮銷影片《回西藏》

中國影片《追月》

印度影片《印度刺客》

中國影片《媽媽!》

芬蘭影片《一個不願觀看<泰毀伍坦尼克號>的盲人》

德國/伊拉克/卡達合拍影片《入學考試》

法國影片《真正的家人》

西班牙影片《好老闆》

瑞士影片《擺動》

玻利維亞/烏拉圭/法國合拍影片《我們的家園》

主競賽單元獲獎名單

天壇獎最佳影片：《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 （芬蘭）

最佳導演獎：法比安·古爾吉特《真正的家人》（法國）

最佳編劇：泰穆·尼基《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 （芬蘭）

最佳男主角：佩特里·波科萊寧《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 （芬蘭）

最佳女主角：吳彥姝《媽媽！》

最佳男配角：桑托斯·肖克《我們的家園》

最佳女配角：西格妮·韋弗《珍妮熱線》

最佳藝術貢獻獎：《擺動廳余游》（瑞士）

最佳攝影：西爾萬·希爾曼《擺動》（瑞士）

最佳音樂：伊蕾娜·德雷澤爾《全職》（法國）

5. 第11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入圍影片又哪些

其中9月份大虞海棠就要出第2季了，他肯定會入這個國際電影節入圍的，因為大魚海棠之間出現過一次就是打刀國家動漫的巔峰。

6. 芬蘭電影《希望的另一面》觀後感

     《希望的另一面》是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又一部極具個人風格的電影。這位芬蘭電影大師將鏡頭聚焦在難民題材上，用兩條故事線講述了敘利亞難民偷渡到芬蘭後與當地人結識的故事。影片再續黑色幽默的喜劇方式，用極簡美學的電影語言帶領觀眾進入難民與芬蘭本地人的內心世界，表達了導演對個體的悲憫之心以及對芬蘭法律和當地政府的深沉反思與哀愁。在冷峻疏離的影像中，人文關懷不再僅是一句空洞乏力的口號，而是鄰里慷慨伸出的援手，是足以跨越國界和民族的情感力量。

底層難民：生存窘境與人文關懷

       種族和移民一直以來都是歐洲電影導演所關心的問題，很多電影以此為中心建構敘事，考里斯馬基在這部影片所呈現的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社會問題和問題背後的社會矛盾。

        影片的開頭里從煤堆里爬出來的敘利亞難民哈立德，他的目光空洞而又呆滯，穿過黑夜中寂靜的港口，無人知曉也無人在乎他的存在。敘利亞還沒發生戰爭時，他有份體面的工作。當戰火燒到哈立德家鄉時，他和相依為命的妹妹不得不開始流亡的生活。在流亡的日子裡，兩人每天都在擔驚受怕中度過。在匈牙利邊境逃亡被邊防軍發現，一陣騷亂之後他和妹妹走丟了。哈立德跑遍了歐洲的好幾個國家尋找妹妹都沒有找到。之後他偶然上了一艘開往芬蘭的運煤船來到了芬蘭。哈立德忙著尋求芬蘭的庇護，以難民身份安定下來後再尋找自己的妹妹。而芬蘭本地人中有一部分對於難民是很不友好的，在哈立德完成移民審查後，獨自一人等公交車時遭到了芬蘭人的挑釁，三人對哈立德充滿惡意，對他進行嘲諷並准備毆打他。甚至在哈立德跑上公交車的時候，他們仍然把酒瓶扔向哈立德。而哈立德環視四周，所有人都在用冷漠的眼神看著他，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自己。在難民收容所播出的國際新聞中，敘利亞發生大規模的襲擊，當地的兒童醫院瞬間被夷為平地。但就算有這樣的新聞，芬蘭政府還是以不存在軍事襲擊為由，拒絕了哈立德的庇護申請。這一事實極其殘忍，隱喻了芬蘭假意歡迎難民卻不能給予難民保障的虛偽。就是在這種不安和緊張的日子裡，哈立德的心態慢慢地變了。在被當地人無休止的羞辱和政府無情的拒絕後，哈立德變得不再彬彬有禮，也不再注意自己的儀表。也許是他覺得或許自己做出怎樣的努力都不能逃離生存的窘境，他邋遢地出現在垃圾桶旁邊，當維克斯特倫要求他離開時，他張口就說是否要打架。哈立德的戾氣被這個世界完全地激發了出來，但他往往只能繼續在這個荒誕的世界裡卑微地生存下去。

       對哈立德來說家人的離世、無止的逃亡和生存的焦慮都是生活帶給他的不幸，可當他認識了熱心助人的伊拉克難民和維克斯特倫等人，他們讓他看到生活的希望。希望的另一面並非絕望，而是灰暗中隱約透出的希冀。面對流浪的哈立德，維克斯特倫先是讓他填飽肚子，接著為他提供一份餐廳的工作和倉庫的住處。餐廳檢查後大叔還自掏腰包找人幫他做了一個假證件，甚至哈立德與妹妹的重逢，也是大叔利用自己的人脈將妹妹安全地偷渡到芬蘭。而當哈立德被判決遣返後，收容所的工作人員拖住押送的警察，幫助哈立德逃走；走在芬蘭街上，哈立德被排外的新納粹組織欺凌，一群流浪漢站出來驅趕他們；餐館的其他夥伴也對他很好，默默地幫助他。哈立德慢慢融入芬蘭這個大群體中，他告訴伊拉克好友自己已經開始喜歡芬蘭這個地方了。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盡管國家虛偽無情，但是個體卻是黑暗社會中的閃光點，給人以希望和溫暖。部分芬蘭人對難民的惡意與個體的溫情形成對照，考里斯馬基電影中的善與惡的雙重性由此表現出來。

       影片最後，哈立德還是逃不過新納粹分子的襲擊，而妹妹也和以前的哈立德一樣，試圖在警局尋求難民庇護。被捅傷的哈立德躺在樹下，前方並非一路坦盪，但的確也看到了希望在召喚。最終的結局到底如何，導演並沒有給我們答案，正如妹妹所說，每個人都只是想活在這人世間。種種設置背後，體現的是導演對善良大眾懷有的信心以及對政府人道冷漠的高度譴責，而真正能用善意擁抱每個人的時代，任重而道遠。

極簡美學：獨特音樂建構敘事

       獨樹一幟的音樂也是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電影的另一個特色。對於電影里一貫的木訥沉默的角色來說，音樂才是他們的內心獨白。音樂在考里斯馬基的電影中既成為一種表意手段，也承載著具體的表意內容，成為其電影美學中不可分割與極為獨特的部分。

       音樂可以用來解釋人物的內心，使鏡頭獲得足夠的情緒強度，觀眾能夠更好理解主人公的情感。影片開頭里一個敘利亞難民和一個芬蘭本地人在斑馬線上相遇，他們二人在同一個夜晚失去了家庭的庇護。此時伴隨著音樂「即將在這冰冷死寂的地下長眠」暗示兩人一起走進了無邊的孤寂和黑暗。而在當知道自己被判決遣返的那個夜晚，哈立德拿起樂器獨奏一曲，鏡頭掃向收容所里每一個難民的臉，他們處在失望與悲傷的情緒之中，每個人都在等待最終的結果，可能被庇護或者被遣返。這些難民來自不同的戰亂國家，但此刻大家的心境是一樣的。作為現實主義影片，這樣的代入感更強，觀眾和演員都處在對位的音樂情感之中。

       除了幫助烘托影片氛圍，音樂的直觀表意的敘事性在其電影中被運用得非常巧妙。影片中的音樂大多有跡可循，聲源就在畫面里，比如樂隊的現場演唱或者唱片機等，並在表現上具有足夠的時間持續性。如此強調音樂屬於情節內部而不是外部，強化了音樂在其電影中的敘事性意義。哈立德與伊拉克好友在酒吧望向遠方時，兩位芬蘭老人拿著吉他彈起當地民謠「男人在內心悄悄祈願，希望作物保收無恙」。作為男人，他們最樸素的願望就是在這片土地上有一個帶著壁爐的溫暖的家，人們可以通過勞作獲得糧食，養活一家老小。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願望，對難民來說卻遙不可及，他們難以立足，即使找到工作，也沒有足夠的錢把仍在戰火中的家人接過來。此外，維克斯特倫盤下生意慘淡的餐廳後，營業當天唱片機響起音樂「沒有翅膀的生靈，註定停留在灰冷的土地上」，鏡頭給予服務員與廚師的特寫，展現餐廳工作人員對蕭條生意的無奈，擔心自身工資無法按時發放，也為後面維克斯特倫數次更改餐廳的經營策略埋下了伏筆。

       音樂除了襯托主人公的心情，渲染氣氛外，還有一種特殊的作用—反諷。當哈立德結束移民局的審問，獨自在酒吧喝酒時，鏡頭將他與門口吹口琴的老漢並置在一起。雖然此時故事情節悲傷憂郁，哈立德不知他該何去何從，但音樂卻很滑稽搞笑，如歌詞「我們徹夜歡愉，黎明已消失不見」。導演在這里沒有設置一句對白，音樂效果因為對白的缺乏反而更強烈，這種轉換方式在哈立德悲劇性命運的敘述中製造出了喜劇因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一情節的沉重性，觀眾不由自主地傾注了更多的同情和哀嘆。

結語

       希望的另一面，是不為人知的心酸和渺小。兩位主人公都承受著制度或命運的摧殘，可是他們都不願放棄，而是向命運掙扎，向明天迸發。導演考里斯馬基運用極簡的電影元素把看似冷酷無情的現實包裹在希望的烏托邦中，間接隱喻出看似平靜的芬蘭社會背後的社會問題，展現出導演對於底層難民人生的同情與憐憫。考里斯馬基在電影中不斷探尋著人的主題，寄希望於正義與善良的回歸，給出了對人性價值的人文關懷與思考，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