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電影音樂發展史

⑴ 音樂劇的發展歷程

音樂劇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輕歌劇（Operetta）、喜劇（Comedy）和黑人劇（Minstrel Shows）。

早期發展史

在17世紀~18世紀的歐洲，音樂成了人們用來表達思想和感情的有力工具。在歐洲，各種各樣的音樂都得以茂盛發展，出現了清唱劇和歌劇。但華麗或庄嚴的歌劇或清唱劇並不能完全滿足觀眾，於是出現了被稱之為「居於雜耍和歌劇中間」的藝術形式。

歷史上第一部「音樂劇」是約翰·凱的《乞丐的歌劇》（The Beggar's Opera），首演於1728年倫敦，當時被稱為「民間歌劇」，它採用了當時流傳甚廣的歌曲作為穿插故事情節的主線。

美國娛樂

19世紀，城市在美國紛紛建立，音樂劇隨之繁盛起來，它們以城市觀眾為對象，出現了輕歌舞劇（vaudeville）及其更為粗俗的姐妹劇種———滑稽表演（Burlesque）。

快樂的少女

1893年曾經活躍一時的英國人瓊斯完成了一部後來載入史冊的音樂劇《快樂的少女》，在倫敦王子劇院首演時激起觀眾狂熱反響。劇情故事生動連貫，舞蹈演員即是劇中人物，採用相關的舞蹈動作和話劇式的丑角說白，清晰敘述了這些演員如何千方百計躋身於貴族社會的故事。

20世紀初

進入20世紀，歐洲的作曲家給美國帶來的一種小歌劇形式。由於多年來受到歐洲歌劇如吉爾伯特和蘇利溫的英國喜歌劇，加上其他的天才如約翰·斯特勞斯的維也納小歌劇，

奧芬巴赫的法國輕歌劇等的影響，使觀眾自動地有了一套評判音樂好壞的標准，而且也影響了觀眾的欣賞口味。有意味的情節，優美的音樂和文雅的歌詞成為編創者追求的目標。

現代

在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前衛劇場的觀念滲入主流作品；搖滾樂、社會變遷豐富創作的素材，歐陸作品進口美國，百花齊放。

20世紀60年代，甲殼蟲和搖滾樂由英國沖向世界，各國音樂劇作曲家對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由抵制逐漸轉向吸收，英國的韋伯率先在《耶穌基督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這部以古老的聖經故事改編的內容沉痛、主題嚴肅的音樂劇中採用了輕音樂及搖滾樂，

使之具有了現代感，歌曲變得活潑，通俗、易於演唱。在配器上也打破了管弦樂的嚴格限制，將電聲樂器引入音樂劇，從而加強了它的時代感和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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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代表

1、安德魯·洛依德·韋伯

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年3月22日生於英國倫敦，音樂劇作曲家。

1968年韋伯的音樂劇《約瑟與神奇綵衣》首次登上舞台。截至2013年，他一共創作了13部音樂劇，一部聲樂套曲，一組變奏曲，兩部電影配樂和一首安魂曲，獲得7次托尼獎，

7次奧利弗獎，3次格萊美獎，並且憑借《艾薇塔》中的歌曲《You Must Love Me》贏得奧斯卡和金球獎的最佳原創歌曲獎。

2、喬治·格什溫

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1898－1937），原名雅各布·格肖維茨（Jacob Gershowitz），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俄國猶太移民家庭，美國著名作曲家，寫過大量的流行歌曲和數十部歌舞表演、音樂劇，是百老匯舞台和好萊塢的名作曲家。

1924年為保爾·懷特曼的爵士音樂會寫了《藍色狂想曲》獲得巨大成功。格什溫的卓越貢獻是把德彪西和拉赫馬尼諾夫的風格與美國的爵士樂風格結合了起來，雖缺乏熟練的寫作技巧，卻是個了不起的旋律天才。格什溫1937年夏因患腦癌去世，去世時三十九歲。

⑵ 中國電影音樂 的現狀，發展情況，歷程概述

電影音樂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百年歲月也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印證著她最初的稚嫩，曾經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國電影音樂的萌芽與初創

（1905－1045）

《定軍山》是中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根據默片的需要，電影只拍了京劇《定軍山》中的「請纓」、「舞刀」、「交鋒」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時期的影片在放映時還是有「配樂」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動影像，台下或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組成的小樂隊，用來活躍現場氣氛。人們漸漸開始注意到音樂和影片內容的結合，當音樂的情緒和電影的內容發生關系時，音樂幫助人們理解劇情。但是由於音樂不具有約定性的語義，所以音樂與影片內容的聯系並不一一對應。

在默片時期，我國電影市場以好萊塢影片為主，配樂沿用了「劇院音樂」的做法，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電影音樂。

1930年上海電通公司聯合唱片公司從國外購置了有聲電影全套機器，正式製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此後，有聲片漸漸興起。

「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在隨後的三四十年代，它們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30年代，當抗日成為時代主旋律時，革命斗爭迫切需要與之相配合的歌曲。

《畢業歌》、《漁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頭》、《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歌曲都是專門為電影創作的。以聶耳為代表的左翼歌曲創作者們將歌曲這種宣傳手段應用到電影當中，一方面為歌曲在電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電影歌曲也因此成為早期中國電影音樂的主流。

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現，由劇中人物唱出，真實、自然，符合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賀綠汀根據當時的兩首蘇州民謠《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編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現於小陳和小紅暗生情愫時；第二次卻是在兩人發生誤會後，在酒館里小陳賭氣拿出錢來叫小紅唱歌，小紅含淚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畫面不時疊出那天清晨兩人的甜蜜情景，「患難之交恩愛深」的歌詞此時聽來別有一番酸楚滋味。這樣強烈鮮明的藝術對比在中國電影音樂史上至今無出其右者。再如《萬里尋兄詞》、《鐵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

在眾多的電影歌曲當中也出現了主題歌的雛形，有些電影歌曲恰好點了影片的主題，起到了主題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畢業歌》，它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兩次出現，整首歌曲持續50多秒，交待了時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為全片的點睛之筆。

當時電影音樂的配樂方式多為用現成的音樂作為電影配樂，電影總體上缺乏音樂方面的整體規劃。但是在影片《風雲兒女》片尾出現的《義勇軍進行曲》直接表達了影片的核心主題，已開始具有了主題歌的藝術表現功能。

主題音樂的表現手段在當時已經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樂素材，而且還因人物、情節的不同，以變奏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音樂貫穿手法的最初嘗試。

這個時期基本上沒有專門為電影創作的音樂（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創作過程中，「配樂」這個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樂素材重新編輯，使之與畫面相配合，加強劇中人物的動作表情。這時的音樂使用與畫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賦予畫外含義，沒有將音樂作為一個獨立的電影表現元素參與創作。

影片《十字街頭》中老趙失業後，一人在房間里黯自神傷，時而憂心忡忡，時而寬慰自己，音樂也隨之抑鬱或輕松。音樂在這里成為老趙的「內心獨白」。每一段音樂情緒的選擇與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畫面效果，但顯得過於簡單和幼稚。而在影片《馬路天使》中小紅、小陳、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頭拉客的小雲截住，這段影片中沒有音響對白，音樂持續了四分半鍾，音樂的寫作細化到了鏡頭。音樂在這里起到了音響的作用，共出現了三記鑼聲，一次鼓響。鑼聲在聽覺上增加了緊張的氣氛，視覺上加強了人物的動作性。鼓聲則帶了一絲喜劇效果。總的說來，這段配樂具有造型性，音樂和表演融為一體，和畫面完全同步。

建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的成熟階段
（1949－1966）

建國之初，政府對電影事業的方針政策相當寬松。1951年前後對《武訓傳》簡單、粗暴的批評嚴重挫傷了電影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和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以及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批評了左傾思想，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後，大批電影將焦點對准「人」，出現了《不夜城》、《鐵道游擊隊》、《蘆笙戀歌》、《柳堡的故事》、《李時珍》、《宋景詩》、《神秘的旅伴》、《新局長到來之前》等多種題材、多種角度的優秀影片，它們描繪人性、歌頌愛情，出現了很多深受人民喜愛的電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之後，一些抒情性較強的電影歌曲成為眾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艷陽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議。這一時期電影音樂理論研究和作品批評剛剛開始，一些經驗豐富的電影音樂作曲家、理論家，如何士德、王雲階、徐徐等人針對當時電影音樂創作的弊端撰寫文章，並開始對部分影片進行音樂角度的評論，觀點鮮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躍進等運動給電影創作帶來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建黨40周年，周恩來、鄧小平親自抓一批重點影片的創作。周總理特別提出：獻禮片缺少載歌載舞，使人看了高興的少數民族影片。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劉三姐》等少數民族音樂片。隨後頒布的《文藝八條》、《電影三十二條》是這一時期指導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調整、恢復的綱領性文件。此時出現了很多在音樂的使用上可圈可點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詩瑪》、《紅色娘子軍》、《冰山上的來客》等。而此時的電影音樂理論爭鳴也更加熱烈，周揚、李煥之、趙氵風、王雲階、徐徐、葛炎、黃准、蕭遠、吳應炬、李樹寶等紛紛撰文，一方面總結經驗，另一方面對電影音樂藝術創作做理論上的探討。在顛簸的歷史演進中，電影事業幾經挫折，但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電影音樂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階段。

經過四五十年代的探索，電影界形成了一支專業的電影音樂創作隊伍。1949年4月，中央電影局在北平成立，電影局藝委會下設音樂處負責領導全國的電影音樂工作，各個電影製片廠都擁有自己的樂團和電影音樂創作組，這些機制有效地保證了電影音樂的質量。

1953年以後，中央電影局音樂處一方面選派大批幹部出國學習；另一方面組織了為期一年半的作曲幹部訓練班，由有豐富電影音樂創作經驗的電影音樂作曲家何士德、王雲階、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專業課，李煥之、馬可、楊蔭瀏、姚錦新教授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培訓班還觀摩了國內外的影片，研究電影音樂創作經驗，這個培訓班對滿足各電影製片廠影片生產的迫切需要，有著直接的影響。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在新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都促使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更加成熟起來。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王雲階建國後曾為《護士日記》、《林則徐》、《阿Q正傳》等影片作曲。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雷振邦曾為《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等40多部電影作曲，其中《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蝴蝶泉邊》等影片插曲都廣為流傳。他的作品以民間音樂素材為基礎，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劉熾曾為《上甘嶺》、《英雄兒女》、《祖國的花朵》作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葛炎為《中華女兒》、《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老兵新傳》、《聶耳》、《枯木逢春》、《阿詩瑪》等電影作曲。此外，電影《白毛女》的音樂創作者瞿維、張魯、馬可，《平原游擊隊》的作曲車明、《李時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紅色娘子軍》的作曲黃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賢、《鐵道游擊隊》的作曲呂其明、《草原上的人們》的作曲向異、《祝福》的作曲劉如曾都是當時很有實力的電影音樂作曲家。

當時創作的很多電影歌曲一直傳唱至今。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些電影音樂概念被廓清，很多創作方法被很好地總結出來，促進了電影音樂的成熟。由於有了成熟的創作隊伍，電影音樂漸漸擺脫了「拼貼」的傳統，大部分電影配樂都是原創音樂。這就使人們對音樂與影片的結合有了更多的探討，認識到音樂在影片中不能僅處在伴奏的地位，作為電影中一個重要的表情元素，應與畫面有更加緊密、更多層面的結合。在音畫的配合上，藝術性更強了，電影音樂的藝術表現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擊隊》中用日本的調式音階寫了日本兵主題，用在鬼子進村等場景里，大家耳熟能詳。《董存瑞》中為董存瑞設計了一個詼諧、歡快的音樂主題，並且和其它場景音樂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鋪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樂隊，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鄉的意蘊，另一方面貫穿始終的主題音樂更使影片處在統一的情緒氣氛之中。《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紅色娘子軍》、《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聶耳》等則將主題歌的音調加以變奏，成為片中的主題音樂。

這個時期，主題音樂的概念逐漸建立和成熟，電影中出現了不少出色的音樂整體設計。比如《南征北戰》中為敵我雙方設計的主題音樂，伴隨著在強攻摩天嶺的情節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畫面交錯表現敵我雙方從山脊的兩邊爭分奪秒搶占高地，音樂也隨著畫面的切換而轉變到各自的主題，在幾秒到幾十秒不等的頻繁轉換中，音樂保持著很好的連接，並通過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緒一層一層推向高潮。特別是當敵軍潰敗、倉皇逃遁的時候，雜亂、霸道的敵軍主題音樂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節奏和殘留的微弱情緒，體現出他們軍心渙散，潰不成軍，這樣的音樂處理十分形象。在我軍將士最後攻入敵軍指揮部的時候，畫面上反映出敵軍畏懼投降的場面，而音樂卻是極其昂揚、激越的我軍主題，音樂在這里與畫面共同承擔了敘事的功能。音畫對位的這種表現方式當時並不多見，它有效地拓展了畫面的表現空間，使音樂與畫面配合的層面更加豐富。

除了主題的設計，在音樂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獨具匠心的段落。《鐵道游擊隊》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車一場中，游擊隊員的隨手彈撥原是畫內樂，醞釀著山雨欲來的氣氛，隨著劇情的緊張發展，各種畫外配器逐漸加入，匯成了氣勢磅礴的畫外交響樂。諸如此類的運用，顯示了當時對於電影音樂規律的進一步了解。

技術的提高也直接影響了電影音樂的發展。1958年出現了第一部立體聲電影《老兵新傳》，用四個聲軌記錄聲音，但在這部影片中，主要體現在人物對話的聲音處理上。錄音技術的不斷提高，多聲軌錄制技術的運用給聲音元素的處理帶來了更多的可能，從技術上來講有了足夠的聲軌來分別錄制音樂和音響，使得聲音更有層次。《林家鋪子》里有一段阿秀與同學去趕廟會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聲起，這是聲音的第一個層次；阿秀和同學愉快地走向廟會，漸漸絲竹的主觀配樂插入，伴隨著她們走進人群中看雜耍，這是聲音的第二個層次；這時，廟會上客觀的鑼鼓聲又漸漸取代了主觀配樂，這是第三個層次；而此時又一個音響———遠處的汽笛聲把人們帶到了江邊剛剛靠岸的上海難民的輪船上，這是聲音的第四個層次。在這些音樂和音響的襯托下，人物的語言也十分清晰，聲音的強弱對比明顯，各種聲音元素的連接自然順暢，層次感強。

17年電影中涌現出大量優秀的電影歌曲，這一時期的電影歌曲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當時缺少其他娛樂方式的條件下，電影不但負載著鼓舞士氣、宣傳教育的重任，還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豐富老百姓娛樂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電影歌曲都能夠隨著電影的放映而傳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我的祖國》、《幸福不會從天降》、《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

這一時期電影歌曲形式多樣，體現了歌曲創作的繁榮。如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以獨唱的形式出現，《蘆笙戀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戀用《阿哥阿妹情意長》的對唱形式表現，《五朵金花》里阿鵬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對唱，《劉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對歌場面。《英雄兒女》中《英雄贊歌》和《上甘嶺》中《我的祖國》則以一領眾和的形式為人們熟知，《洪湖赤衛隊》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動。

建國17年期間一種新的插曲形式被廣泛應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劇中人演唱的，這一時期有了以畫外樂的方式出現的插曲，這些歌曲不再是有聲源的，而是由創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詞仍然結合電影的內容，從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義，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拓展畫面空間的作用，將影片不能直接表達的意義，用歌曲加以表現，有的和畫面的蒙太奇聯系起來，起到連接畫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開篇就用「台上悲歡人常見，誰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劇配唱拉開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發展的各個關鍵點、轉折點都會藉助配唱對故事情節加以總結概括，並且對情節發展起到預示的作用。當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闆等人的卑鄙行徑時，法庭上一片騷動，這時歌曲唱道「雀亂群，鴉噪庭，黑手難遮日月明……」。而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當牧民卡勒為了護送古蘭丹姆去找解放軍，在路上被特務打死，這時出現女聲合唱的高亢旋律：「光榮啊，祖國的好兒女。光榮啊，薩米爾的雄鷹……」這些都體現出對電影配樂形式和功能的進一步探索，顯現出越來越濃烈的主觀意識，在文革電影中這種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極端了。

當時對電影有一個評價標准「故事好、演員好、攝影好、音樂好」，但是也有由於太注重音樂的使用而適得其反的例子。在進行綜合聲音合成的時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樂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樂的段落減少和壓低對話和音響，甚至為了「爭取音樂的完整性」和導演發生爭執，沒有擺正音樂在電影中的位置，這是對電影音樂規律認識不夠而造成的。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文藝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要求，文藝界的創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進行探索，理論界也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電影藝術》、《電影文學》、《人民音樂》等雜志都曾刊登理論文章對電影音樂的民族風格、民族樂器的使用問題進行討論。

這一時期不斷探討修正中的文藝政策直接影響了藝術的發展。在建國17年期間「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氛圍中，創作者的注意力事實上轉向了對農村和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藝術上的深度挖掘，電影音樂民族化的藝術探索也呈現出極高的成就。

在樂器的選擇上，首先配器漸漸放棄了建國初期的以管弦樂為主的做法，在各種題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嶺》中交響樂的手法與民族音樂語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樂確立影片音樂主題，烘托環境氣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揚琴、笛子等特色樂器，用於表現人物內心細膩的情感。而到了後來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林則徐》、《小兵張嘎》中就以民族配樂為主，樂器也增加了板胡、箏、響板、嗩吶、阮等大批的民族樂器，形成了民族管弦樂隊，用民樂刻畫各種情緒氣氛。

在音樂素材的選擇上，大量結合了民歌、地方曲藝。《枯木逢春》中的評彈，《舞台姐妹》中的越劇，《林則徐》中的廣東民間音樂和地方戲，《阿詩瑪》、《五朵金花》、《天山上的來客》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調更不必贅述。這些民族音樂語匯有時作為主觀配樂，易於被當時的觀眾接受。而更多的時候是來自影片中的電台節目、集市上的賣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觀音樂，顯得更為真實親切。《紅旗譜》朱老忠回鄉在車站巧遇同鄉一場戲，當朱老忠走在嘈雜的車站上時，配樂是一段介紹朱老忠一家被惡霸欺負，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的整個過程，隨著鏡頭的運動，畫面上出現了集市上的說唱藝人，音樂由主觀轉為客觀，既交待了劇情，又交待了環境。
17年電影音樂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為新時期出現的大量民族特色的電影配樂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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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影形式音樂發展歷程分為哪幾個時期

影形式音樂發展歷程分為從萌，芽到成長,繁榮。根據查詢相關公開信息顯示影形式音樂發展歷程一共分成了3個時期，這三個時期是從萌然後到芽到成長再到繁榮。

⑷ 中國電影音樂的發展歷史

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電影所指涉的歷史和地理范圍非常之廣，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海外華人社區。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們開始大膽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國電影獲得許多國際大獎，而且逐年增多。由於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日益受到歡迎，中國電影工業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資並且不斷地與外方合作拍片。隨著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國際化，中國電影實際是由什麼組成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它是由中國人為中國人生產的嗎？假定關於中國電影的性質已達成某些共識，那麼，紮根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而有別於好萊塢現象的這種電影有它自己的特點嗎？這些特點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國際電影界所洞察與闡釋的呢？這些特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國際對話呢？

回顧中國電影一個世紀的發展，不由使我們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電影在西方發明。這不僅是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戰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自從189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視覺技術的發展與中國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事件的聯系日趨緊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戲在上海的徐園上演。在此後的百年間，引進的西方電影技術在中國本土得到廣泛應用，而且已成為中華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項研究里，我們把中國電影史的斷代精確地界定在這百年（1896～1996）間，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決定的。我們把1896年作為起點，因為從一年開始，中國電影的消費與銷售開始具備跨國家的性質（當然也可以設想以始於1905年拍攝的第一部中國影片或是 1913年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作為中國民族電影史的開端）。

我們把對於中國三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的電影的探討下限定在1996年，因為從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獨立於大陸的地緣政治實體，這一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無疑將會對中國電影，特別是對後殖民的香港電影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盡管預測將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電影的形貌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在次對中國跨國電影百年史進行一番梳理。我們將探究在中國電影史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影像生產與消費的一系列模式：從傳統的"影戲"到機器再生產的現代時期的"電影"，到後現代時期的電子影像的"模擬"（simulacrum）。我們的假設是，這樣一種視覺的歷史詩學不可避免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系，而且深深地植根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學之中。自從電影媒體完全整合到經濟和文化之中並調和這兩者以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勾畫中國文化政治與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關系的輪廓的一個很具說服力的例子[1].

接下來我將簡要回顧歷史，並對可被稱為"跨國的中國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個相關的理論。種種跡象顯明，似乎只有在恰當的跨國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民族電影。人們必須以復數的形式提及中國電影，並且在影像製作發展過程中把它稱作跨國的。中國個案中的跨國主義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作觀察：第一，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分成了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大陸、台灣、香港——由此而來，這三個地區之間出現了中國的民族電影/地區電影的競爭與合作。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國電影的生產、銷售、消費的全球化。第三，電影話語本身對中國及中華性的表述與質疑，即對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個人或群體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性別認同的交叉檢驗。第四，一次對中國"民族電影"的重新回顧與審視，就好象是在回顧性地閱讀跨國電影話語的"史前史".這一過程旨在揭示民族電影話語的政治潛意識——電影的跨國根基與條件。這些是任何一個民族電影規劃必定要克服與超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免受實際的或假想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或是為了迫使少數民族保持沉默來維持國家統一。

在此我要以中國電影為例來說明當今世界電影形勢的變化。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跨國電影的發展是電影生產、銷售、消費這一系列機制全球化的結果。世界電影業的變化發展不僅使人們對"民族電影"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而且使電影話語中"國家性"（nationhood）

的建構復雜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國電影史概可以作為一個世界電影史總體發展趨勢的一項個案和範例來閱讀。對一個特定的民族電影的研究於是成為跨國的電影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民族電影與現代民族國家

電影作為一種發端於西方的新技術和藝術形式，最早出現在1895年；電影發明一年以後，傳入上海。可能是盧米埃爾兄弟的一名攝影師兼放映員，在徐園的游藝會上放映了電影短劇。

接著來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國的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帶來愛迪生公司的電影在茶館和游樂場所放映[2].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放映的大多片子為外國電影，放映場所先是在茶館後是在影戲院。外國影片占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90%，居於主導地位。人們不難料想，好萊塢電影是風頭十足。

1905年，任景豐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館里拍攝了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他拍攝的是著名演員譚鑫培所表演的京劇。鄭正秋於1913年拍攝的家庭短劇《難夫難妻》，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故事片。不過，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在中國的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的。

同年，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拍攝了香港的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布拉斯基後來又把這部片子帶到美國，因此它成為最早在國外放映的中國電影。由此可見，中國電影從誕生之初便是跨國資本的產物。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民族電影是在引進的西方的電影技術、意識形態、藝術手段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壯大的[3].程季華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這本代表官方觀點的著作中，中國的左翼進步電影的發展是在與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霸權的斗爭中成長的[4].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所作的生死搏鬥與作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困境息息相關。現代性、民族建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以及新的性別認同都是此類民族電影的中心主題。中國的民族電影已成為鍛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軟性"娛樂電影（羅曼司、蝴蝶派小說、武打片、鬼怪片、古裝劇）

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左翼電影工作者充分利用電影這一新的視覺技術的政治與革命潛力，試圖把它發展成為自覺的社會批評的大眾藝術[5].正如其他民族電影一樣，中國電影也是"國家神話的鼓動者和國家的神話"[6].通過創造一套連貫的形象與意義、敘述集體歷史、以及上演普通民眾生活的悲喜劇，電影給有可能呈現為異質的實體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現代中國".

中國音樂發展史：粉碎「四人幫」後最早流傳兩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幫」結束十年浩劫後,人們無比喜悅的歡樂心情。另一首是管弦樂《歡慶舞曲》。記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國慶辦公室的一位年輕人來到我家對我說,今年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天安門廣場要舉行焰火晚會,各界群眾將組成110個舞圈跳集體舞,國慶辦公室正在徵集舞曲,希望你能參加應征。由於「文革」時期把三拍子的圓舞曲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輕歌曼舞」成為忌諱,所以我們希望這次在焰火晚會上能產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歡的圓舞曲。幾天後我交出了小樣,再幾天後通知我寫總譜,再十天之後,這位年輕人到我家取走了總譜,中央樂團很快錄了音。國慶節的當晚天安門廣場一片歡騰,十幾萬人伴隨著《歡慶舞曲》翩翩起舞,興高采烈,有如奔涌著的歡樂海洋。之後《歡慶舞曲》出唱片,出總譜,還成為中央電視台一段時間內一個欄目的開始曲。轉年,國慶辦公室又約我再為1978年的國慶晚會寫作《歡慶舞曲》的姊妹篇《節日舞曲》,後因那次晚會沒有舉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節日舞曲》被改成了軍樂直到現在還時有演奏。

就我個人來說,1977至1979年這三年是我音樂創作中經歷的一個高峰期。繼兩首管弦樂曲之後,又為武漢軍區描寫陳毅元帥的話劇《東進!東進!》作曲,寫了7首陳毅詩詞歌曲,緊接著又為葉劍英元帥詩詞《八十書懷》、周恩來總理詩詞《大江歌罷掉頭東》作曲,並於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劇院為新中國建立三十周年獻禮的歌劇《記住啊請記住》作曲,緊接著又接受為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獻禮歌劇《星光啊星光》作曲,與此同時,我還擔負著八一廠的故事片《雪山淚》,峨嵋廠的故事片《挺進中原》,珠江廠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務。兩部歌劇、三部電影同時進行,偶爾還穿插一兩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時間非常緊張。《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寫出來了,音樂構思像開水龍頭似的從心中流淌出來。我寫出來之後交我同學滬邑同志修改,然後再交由歌劇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團一位同志和滬邑三人進行配器,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了,中國歌劇院急等著排練。此劇演出時盛況空前,一票難求,各界觀眾絡繹不絕,非常踴躍。

這次音樂高潮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小平同志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開創新局面》。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特別是創作歷程可以看出,當時的創作熱情是多麼高漲!人民的命運,時代的風雲和作者的聯系是多麼緊密,對一個作者產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

1983年至1985年匯聚眾多文藝界人士、藝術團體創作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以及後來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的「精品工程」獎、中央電視台的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眾多的評獎比賽,也都對新的歷史時期的音樂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到紀念建黨80周年是第二次音樂高潮

2001年「5·23」舉辦了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評選活動,從此創設了我國的第一個音樂大獎,吸引了全國音樂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第一屆金鍾獎設立了創作獎,分聲樂和器樂;表演獎,分民族、美聲、通俗三種唱法;還特別為年屆80高齡、從事音樂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樂家設立了終身成就獎,這在我國和世界上都是首開先河,引起文藝界和社會上的強烈共鳴。結果121部交響樂應征,評出了金銀銅獎21部;應征歌曲256首,評出金銀銅獎36首;參賽歌手81名,評出金銀銅獎18名,老音樂家的終身成就獎評出了27位,頒獎晚會和慶祝酒會盛況空前,熱烈非凡,一些與會者激動得熱淚盈眶。

紀念建黨80周年音樂會,推出的新作品有遼寧的《陽光》,山東的《祖國》,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響音樂會,產生了交響組曲《陽光下的祖國》,鋼琴協奏曲《春天的故事》,交響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類體裁的新歌。同一時期產生的歌劇《蒼原》、《黨的女兒》也受到普遍好評,這都為慶祝建黨80周年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有力地推動了音樂創作和音樂事業的向前發展。

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再到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形成了第三次音樂高潮

2005年中國隆重地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為此,中宣部有關領導專門主持召開音樂創作動員會議。中宣部撥出專款推動這項工作,中國音協積極投入,各省市積極響應,中國音協與廣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聲交響音樂會」在廣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說:「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音樂了,聽得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當時中宣部文藝局主持召開了座談會,給予高度評價。同一時期廣東省委宣傳部還舉辦了「時代之聲——傅庚辰作品音樂會」。河北舉辦了《英雄河北》、湖北舉辦了《三峽回響》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紀念音樂會,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國音協在人民大會堂組織了隆重紀念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中央有關領導出席並作重要講話。當晚由中國音協組織舉行的冼星海作品音樂會極其成功,當《黃河大合唱》演唱結束時贏得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從2003年至2007年涌現了大批優秀作品:大型聲樂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響樂2008》,交響詩《紅星頌》,交響組曲《地道戰留給後世的故事》,交響樂《聖火2008》,交響合唱《金陵祭》,歌劇《野火春風斗古城》、《木雕的傳說》,舞劇《紅梅贊》、《閃閃的紅星》、《紅河谷》、《一把酸棗》、《風中少林》、《南京1937》、《西遊記》以及近期出現的交響組曲《喬家大院》、交響樂《巍巍昆侖》、《江山多嬌》等。交響樂創作思想、創作道路更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中央領導同志對兒童歌曲十分重視,指示中國音協要下決心抓好兒童歌曲創作,並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組織。中國音協堅決貫徹中央領導指示,召開詞曲作者座談會,廣泛徵集作品並與共青團中央、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兒童歌曲電視大賽。經過三年努力,兒童歌曲匱乏的局面有所好轉,產生了《做一個合格的小公民》、《讀唐詩》、《司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憫農》等一批優秀兒歌。電視劇音樂也出現了《誓言無聲》、《江山》、《沙場點兵》、《陳賡大將》、《喬家大院》、《紅頂子商人胡雪岩》、《井岡山》、《戈壁母親》等好作品。第十屆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評出了《吉祥三寶》、《蓋樓的哥們》、《望月》等20首優秀獎歌曲,《永恆的彩霞》等20首入選獎歌曲。民族管弦樂也產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東為廣東音樂作了新的編配,《國樂飄香》音樂會獲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國音協中國文聯演藝中心和總政宣傳部共同推出的紀念建軍80周年軍旅音樂作品展演周《革命詩篇——傅庚辰作品音樂會》、《當兵的歷史——印青作品音樂會》、《長城長——孟慶雲作品音樂會》、《相聚在軍旗下——老文藝工作者音樂會》以及北京軍區、海軍、空軍、武警共八場音樂會在首都掀起了音樂熱潮。這不僅展示了軍旅音樂作品的精華,同時也雄辯地證明,作曲家必須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一個人民的音樂家，他的作品必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才能受到人民的愛戴,絕不能以「小眾」自詡,盲目陶醉在狹小的圈子裡。

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是在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之後舉行的,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的宏偉戰略目標前提下舉行的,在總賽區廣州之外,增設了長沙、南京、寧波三個分賽區,增設了合唱、民樂、流行音樂、理論評論等獎項的評選,擴大了評比面、受眾面、影響面,是對金鍾獎的重要改革,推動了金鍾獎做強做大,使金鍾獎邁入了新階段。

今年還將舉行交響樂百年回顧展。回顧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發展中國特色交響樂，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雅俗共賞,二是現代技法中國化。就是要把現代技法的科學原理、科學方法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和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中國特色的交響樂。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離開了中國的實際,脫離了中國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取得成功。

當前,我國的音樂事業如日中天,正處在一個空前繁榮的發展時期。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強大,音樂的影響力、滲透力、震撼力與日俱增,在人民群眾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會活動中出現了空前的音樂熱。從城市到鄉村,在公園、在廣場、在社區,到處充滿音樂之聲,到處充滿著歡樂的歌唱,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充滿著歌聲激揚著音樂的新時代

⑸ 影視劇音樂的歷史

1.最早在影片上發聲的電影音樂 早期的有聲電影是用放映機和留聲機同時工作來發聲的。放映電影時，工作人員必須手持唱機磁頭、眼望銀幕，在需要配樂時立即把唱機磁頭放在唱片上。中國最早的發聲電影，是1930年天一影片公司拍攝的《歌場春色》。該片由邵醉翁導演，宜景琳主演。1933年，聯華影片公司攝制了《母性之光》，該片由田漢編劇，聶耳作曲。插曲《開礦歌》的曲調清新、剛健。同時二部合唱形式也第一次出現在電影音樂中。
2.世界上最早的電影音樂 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20世紀初，人們逐漸領悟到無聲電影需要用音樂來渲染劇情，也可以以此掩蓋放映機的噪音，於是就嘗試在電影中加入音樂。1900年9月13日，澳大利亞墨爾本市政廳放映了世界上最早的配樂紀錄影片《基督教的士兵》。這部紀錄片長50分鍾，由救世軍巴依奧斯克普公司拍攝，為影片配樂作曲的是澳大利亞音樂家R·N·馬卡諾里。1908年11月17日，法國巴黎公開放映的《基斯大公的暗殺》，是世界上最早配樂的故事片。這部影片由卡米尤·桑薩恩斯作曲。
3.最早的立體聲電影音樂 1932年，巴的電影製片人阿貝爾·甘斯和安德雷·戴布利最早在電影中配上立體音響，從而獲得專利。這是根據甘斯的無聲電影巨作《拿破崙》改編的，該片於1935年在巴黎的帕拉馬溫特影劇院首次放映。
1941年，迪斯尼製片廠拍攝的動畫片《幻想曲》，首先使用了美國無線電公司和沃爾特·迪斯尼製片廠合作製成的立體聲音樂。影片的音樂由費城交響樂團演奏，雷奧波爾德·斯托科夫斯基指揮。
4..最早的奧斯卡最佳音樂獎 從1934年開始，奧斯卡最佳音樂獎設最佳作曲、最佳配樂和最佳歌曲三項獎。作曲獎授予為大型故事片創作一系列音樂的作曲家，配樂獎不是單純選配現成的樂曲，而是創造性地使用與主題有關的音樂素材；最佳歌曲獎授予為大型故事片創作主題歌的對象。在1942年第15屆奧斯卡頒獎儀式上，美國著名音樂家歐文·伯林擔任了最佳歌曲獎的授獎人。他打開密封名單後，驚愕了一下，隨即笑逐顏開地說：「我很高興能把這個獎頒給這個我久已熟識的傢伙。」原來獲獎的正是他為影片《假日旅店》所作的歌曲《白色的聖誕節》，歐文·伯林成了第一位給自已頒獎的人。
5.中國第一部配音電影 1929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歌女紅牡丹》。該片由洪琛（化名庄正本）編輯，張石川導演，董克毅攝影，胡蝶主演。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戲院」首次放映時，不僅轟動了全國各大城市，而且名揚東南亞各地，上海遠東公司的代表菲律賓影片商，花了18000元才買下了這部影片的上映權。
6.中國最早的電影主題歌 1929年聯華影業公司攝制的電影《野花閑草》中的《尋兄詞》。在電影里穿插歌曲，或者根據電影的主題思想寫成主題歌，對增加氣氛和闡發影片的主題思想有很大的作用。《尋兄詞》由《野花閑草》的男、女主角金焰和阮玲玉兩人主唱。盡管《尋兄詞》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微不足道，但由於它是中國第一首電影主題歌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音樂進入電影以後，成為電影這個綜合藝術的一個有機部分，是一種新的音樂體裁。它在突出影片的感情、加強影片的戲劇性、渲染影片的氣氛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溶入電影以後，在它的表現形式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較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
1電影音樂的創作和構思必須根據電影的創作要素，即題材、內容、風格樣式、人物性格等因素和條件，使電影音樂的聽覺形象和畫面的視覺形象完美融合，體現導演的總體構思和美學欣賞原則。
2 電影音樂根據影片劇情和畫面長度分段陳述間斷出現，並受電影蒙太奇的制約，曲式概念有了新的發展。
3電影音樂改變了以前音樂必須是用"樂音"構成的傳統觀念，和電影中的話語、音響等結合，形成了新的分段陳述的結構，並和"噪音"一起相結合，有時音樂與語言結合，有時音樂和音響效果結合，有時與兩者都結合去恰如其分地表現抒情性、戲劇性氣氛，成為一種新形式。
4另外，電影音樂的演奏、演唱必須經過錄音、洗印等一系列電影製作工藝，最後通過放映影片才能體現它的藝術功能和效果。同時，隨著錄音技術和器樂、配器技術和發展，已極大地豐富了電影音樂的音色和配器效果。

⑹ 電影音樂發展簡述 2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電視開始在美國家庭中普及，相當一部分觀眾被從影院中分流。與此同時，反托拉斯法導致影業院線被解散或出售，影業開始解散導演及演員，電影製作模式開始改變，獨立製片人出現。影業最終向電視業妥協，開始出售版權，並且參與製作電視電影、室內劇等。

1957年以後，六十年代早期，多軌錄音技術發明，音樂音響的創作性大大加強。現代派作曲技法、爵士樂、搖滾樂風格等不斷融合，形成了新的音響效果。與此同時觀眾對新音樂的需求增多，新的音樂形式更多地融入影視配樂中，他們對傳統的管弦樂作曲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John Williams1974年「大白鯊」的配樂標志著新浪漫主義風格重回好萊塢，1977年的「星球大戰」配樂更是塑造了歷史性輝煌。

然而交響樂的二次輝煌轉瞬即逝。隨著Arp 以及Moog 從巨型到家用的轉型，合成器開始變得流行。1983年MIDI協議制定。劃時代的合成器配樂作品，比如Vangelis的「烈火戰車」，「征服天堂」配樂。一段時間，電子聲音成了配樂中壓倒性的主流。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作曲家開始加入合成器陣營。還有一批新型的配樂作曲家誕生了，采樣、midi方面的專家，比如代表人物Hans Zimmer。

而後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純合成器聲音的冰冷與音色虛假，交響樂、交響樂音色開始再次被作曲家使用作為增補。並且直至今日，電子音色與交響樂音色持續融合使用。更多的風格和元素也開始融合、並存到了配樂中。

（以上是由筆記整理的電影音樂發展史極簡述。有機會再更詳細的分部分、章節整理。）

⑺ 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歷史

第一發展階段：1917-1936年（上海時期）

從中國流行音樂先軀黎錦暉先生從事音樂活動算起，中間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劇社為線索，先以兒童歌舞劇如《三蝴蝶》、《麻雀與小孩》歌舞表演《可憐的秋香》、《寒衣曲》等開始，繼而創作了中國第一批家庭愛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愛你》、《桃花江》、《特別快車》等。本期終止於明月歌劇社音樂團體的解散，眾歌星大都進入電影界為止。

第二發展階段：

前期：1937-1949年（上海時期）

本期從周璇進入電影界後，在影片《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兩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傳遍全國。由她開創一代歌風影響整個中國歌壇。

此期歌壇整個情況是沒有歌舞表演團體表演。專門靠灌唱片和電台播音來演唱的歌星是少數，大多數歌星都以拍電影為主，演唱電影插曲的影歌雙棲形式出現。本期到共和國成立後，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轉移到香港發展為止。

後期：1950-1969年（香港時期）

本期從姚敏、姚莉兄妹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轉移到香港發展開始。最初還是以影歌雙棲為主，隨時間推移，靠演唱和錄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員本人唱插曲，請專業歌星配唱的情況也多起來，但仍無明顯有影響的歌舞團體表演。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國語流行歌曲在香港漸趨衰落，粵語歌曲中興，在歌壇上占據主導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許冠傑。

第三發展階段：1970-1981（台灣時期）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台灣的流行音樂逐步發展起來。取代了國語流行歌曲漸趨衰落的香港歌壇的位置。其標志是謝雷的《曼麗》紅遍東南亞，奠定了台灣流行歌壇的領先地位。

之前，台灣歌壇所演唱的歌曲有漢族及各少數民族民歌（包括閩南語歌曲）；上海時期和香港時期的國語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響的創作歌曲。後來逐步創作出處於上海時期流行歌曲與現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間具有自己特點的時代曲。這種風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才漸趨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台灣曾出現過著名的校園民歌運動。由學生首先發起創作、演唱，影響深遠，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內地歌壇。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匯入了流行音樂，融合在一起發展，為流行音樂注入了新鮮血液。

第四發展階段：1982年以後（重心多元化時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開始衰落，由於羅大佑一張《之乎者也》專輯，緊跟著蘇芮一張《搭錯車》專輯，改變了台灣歌壇的風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礎。

本期歌曲風格遠離了中國原有的傳統，受歐美影響更深，以台灣為首的華語流行音樂發展迅速。因為在此期間隨科學不斷發展，高科技手段應用到音樂製作中，加之商業化趨向更為明顯，這都對流行音樂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出現華語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開花的景象。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政策，流行音樂也有所發展。這樣其市場更加廣闊，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

在此期間聽眾有明顯的分化現象，流行音樂幾乎成為年青人的專利，多數老年聽眾不能接受。這與上海時期的流行音樂同民間音樂、嚴肅音樂都沒有很嚴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情況截然不同。

商業性的中文流行音樂是與留聲機同步出現的，後者最早是由法國人Labansat帶至上海西藏路的。百代是創建華語流行音樂工業的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

20世紀20年代，華語流行音樂被稱為時代歌曲。它們被視作華語流行音樂的原型。從地域上說，上海是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心。被視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的黎錦暉是該種音樂體裁的創始者。他創作於1920年代的作品《毛毛雨》被視為最早的中文流行音樂。

20世紀30、40年代，在上海，一大批真正意義上的華語流行音樂作品涌現了出來，眾多音樂人成長了起來。藉助唱片、電影、歌舞、播音等傳播媒介，在當時的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掀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式的歌曲傳唱熱潮。有專家認為那個年代的上海老歌已經彰顯出一種現代性。

中華民國時期最初的「七大歌星」奠定了華語流行音樂在亞洲社會中的地位。這些歌星在演唱中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小曲、日語流行音樂等的演唱技巧，其演唱風格與之前任何中文音樂均不盡相同。此時，處於襁褓之中的中國電影工業正在成長，並網羅歌手擔當電影演員或電影歌曲配唱工作。

由於其成功的歌唱和電影表演生涯，周璇被視為這一時代中最具代表性的華語流行音樂明星。這一代人見證了女歌手在輿論中從「歌女」一躍成為「明星」的歷程。她們甜美的歌聲也通過位於各大城市的廣播電台傳到家家戶戶的收音機里，而唱片則在唱片公司的包裝下成為極具吸引力的娛樂商品。該時代由於中國抗日戰爭中日本軍隊佔領上海而遭到干擾，但最終仍延續至1940年代末期。

(7)中外電影音樂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從奠基人黎錦暉先生從事音樂活動算起，至今已有八十餘年的歷史。根據歌曲風格的變化和發展重心的轉移，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第二發展分階段中間出現了重心的轉移分為前後兩期，加上中國流行音樂發展史前的學堂樂歌，這樣共有六個部分。

在流行音樂出現之前，只有在學校里學生演唱的學堂樂歌。先在學生中演唱，後來也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可以說是沒有出現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詞曲作家代表為李淑同（弘一法師）、趙元任和沈心工。

參考資料網路——華語流行音樂

⑻ 略講電影配樂史，順便介紹幾位配樂大師

自有電影以來，配樂便作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了。

默片時代伊始，創作者便認識到，在影片中於不同基調的情節中加入適當的音樂，對故事渲染，氣氛烘托可起到不可描述的襯帶作用。

但當時技術水平有限，尤其開始膠卷攝制後，默片盛行的原因，無形中便加大了音樂出現的難度，讓聲音(言語、配樂)的存在與發展，都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

由此似乎也可推斷出默片為何最早發展盛行。

一肯定是當時的客觀的科學技術原因，其未達到電影工業中，聲音製作的標准。

二來，默片確是一種很難得的藝術形式，仿如啞劇又勝於啞劇，是其與戲劇的綜合體。現當代許多導演仍偏愛這種影片形式，最著名的應屬韓國鬼才導演金基德，其執導的《空房間》，《春夏秋冬又一春》、《漂流欲室》、《莫比烏斯》等，都是刻意弱化人物對白，僅通過人物行為來推進故事情節，由此表達及升華影片主題。其實有時想想，去掉對白，也就免去了因之而產生的一些與主題無關或者誤會的東西，所謂說多錯多，著重人物行為動作，確可使影片故事的發展加強，更集中，表達時便純粹而有爆發力。

扯回配樂的問題。

是以，一開始，電影中沒有聲音，即人物對白。但有配樂。可這里的配樂是什麼樣的呢？實時配樂。

何謂實時配樂？就是現場樂隊配樂。

膠卷送到影院，影院會配備一支樂隊。播放影片時，樂隊便根據電影製作方事先約定的曲子來演奏，或歡快灑脫，或滑稽戲謔，或哀傷悲憤，都是以影片里各個故事情節的基調而定。據說更早，都是樂隊視情節自由發揮，因此時常出亂子，比如影片里死了愛人，正哭得傷心，樂隊這邊卻歡快地演奏起兩只老虎，觀影體驗很差。

之後有了改進的所謂蠟盤發音。即將音樂刻錄在唱盤上，播放電影時，同時打開唱機，使畫面與音樂同步。這可謂是配樂在電影發展史上重要一步。

但這里強調一點，蠟盤發聲的電影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聲電影。因為這時它仍沒有將之用來做言語對白的聲音上。

下面這段要說的，引自網友，因為我確沒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第一位正式將音樂觀念引進電影中的是格林菲斯，他在《一個國家的誕生》（1915年）中，首次與音樂家合作，創作出美國民俗民謠的完整配樂形態，這是電影音樂的一大轉折點，也顯示了音樂開始屬於電影本身組成的一個要素。

1910年8月27日，愛迪生宣布了他的最新一項發明，即有聲電影機。它可以在同一時間里把聲音和圖像都記錄下來，實現同步。因這一神器，之後便迎來了有聲電影的爆發，默片式微，直至今日。電影《雨中曲》，其中講述的便是兩種電影形式更迭交替時期，震盪下的好萊塢的故事，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這部經典影片。必看的經典。

這期間，電影配樂的發展也迎來了史前未有的發展。典型的特徵，以前或許是將已有的固定的音樂嵌入到電影里，作為配樂。而此時，會有專門的音樂家根據電影需要來作曲，進行創作，以為配樂。這些人稱為配樂師。

我們一些人應該都知道一些配樂師，像埃尼奧.莫里康內，行業內高山仰止的存在。我只隨便說幾個知道的其經典配樂作品，《黃金三鏢客》，《無恥混蛋》，《海上鋼琴師》，等等，只說這幾個自己喜愛的了，非要說完，網路一下，一摞A4紙不一定夠用。

另一個大家比較熟知，日本配樂大師，久石讓。宮崎駿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其配樂。姜文一再使用的「太陽照常升起」也是其作品。也不一一舉例了。要說的一點，通常認為，配樂為影片服務，但有些配樂大師的作品，通常已經獨立於影片之外，甚至於帶動影片升華了主題表達，更恐怖的，影片故事淪為音樂的表達工具。宮崎駿與久石讓應該就是其中的代表。

兩者同樣優秀，但常常感覺久石讓的音樂有些喧賓奪主，彷彿去掉那些音樂，宮崎駿便變得不再是宮崎駿。提兩個作品，大家感受一下，《天空之城》跟《幽靈公主》，總感覺，這兩個宮崎駿影片若去掉久石讓的同名主配樂，便會如抽去了靈魂一般。

國外的就說這兩個吧，因為本身我知道的大師不多，關鍵是我特別喜愛這兩位。

中國的配樂大師，我較國外的多了解些，但也只說幾個自己喜愛的。

第一位，胡偉立。

其人真真是仙風道骨，出世入世，高人一般的存在。這么說，不僅僅是因為我搜索大師時，圖片上的長相，確實是聽了音樂後的感想。

胡偉立配樂作品，幾乎貫穿整個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東方不敗，鹿鼎記，醉拳，龍門客棧，太極張三豐等，一摞A4紙也寫不下。尤其周星馳電影里，配樂大多出自先生之手，如國產凌凌漆，鹿鼎記，唐伯虎點秋香，審死官，九品芝麻官，回魂夜。額，簡單截個圖。

這是網路里老爺子的主要作品介紹。作品好，但不知名的更多，比如李衛當官的配樂。很多都鮮為人知。

上述隨便一部影片里的音樂作品，拎出來都是響當當的存在。也許你不知道這些配樂的名子，但當音樂想起時，你一定會驚嘆道:「哦哦，這個曲子某某電影里有。」最不濟也是「這曲子聽著好耳熟。」

且老爺子出名的的作品中多以中國傳統樂器為主。這一原因，除了老爺子深諳中國傳統音樂外，暗自揣測，也應與上世紀香港影視繁榮期，尤其古裝題材作品的爆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傳統樂器的作品，顯然與古裝影片里的氛圍基調更加契合，無形地擴大這種古典意境的渲染，觀感自然，渾然一體。影片的質量明顯會上一個層次。上世紀的古裝武俠片的推陳出新，經典頻現，老爺子的音樂作品於其中起到的作用絕對舉足輕重。當然，也不絕對非傳統樂器不可，李安的卧虎藏龍，張藝謀的英雄，很多。

這些無所謂的事不糾結了。

我崇拜老先生的一個地方，不在於他的作品於影片的利害關系。而是他似乎於每每完成的一部影視的作品中，通過一系列的音樂作品，不僅幫裡面的人物完成了一次的刻畫描述，同時也完成了一次自己人生感悟的表達。

很多東西不大能說得清楚，比如那首東方不敗里的「孤獨」，你把它單獨拎出來後，細細的品味一遍，便能明白個一二。亂了，亂了，衷情堪繭緒，欲語筆難成，不說了。補一句了，胡大師，小子很崇拜您，對您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冀望能見您一面，聽您一番教誨。

最喜歡的，僅代表個人。東方不敗里的:孤獨，雪千尋。九品芝麻官里的:抒情。國產凌凌漆里的:美麗拍檔。李衛當官里的:往事堪憶。

第二位，陳勛奇。

陳勛奇的作品不算太多，但個個有名。墨鏡王的東邪西毒里的配樂，俱出其手。其中的「天地孤影任我行」被周星馳的大話西遊用來作至尊寶與紫霞生死訣別的背景音樂，與影片開頭紫霞出場的背景音樂，即趙季平的「蘆葦盪」，同為奠定影片感情基調的主配樂。

貌似天下無雙里也有其音樂作品。與胡偉立一樣，不只是純粹的同樣偏重於個人表達的配樂大師。

其主要作品一覽。

第三，趙季平。

國內首屈一指的音樂大家。亦是高山仰止的存在。其配樂作品:霸王別姬，活著，水滸，喬家大院，笑傲江湖，大宅門……說不下，隨便上幾個截圖感受一下。

剛剛說的蘆葦盪。上一次有印象見趙季平署名的作品貌似是馮小剛的1942，之後沒怎麼關注了。

如果胡偉立的音樂作品貫穿了香港影視繁榮時代，那趙季平的作品則更廣袤地貫穿、見證了內地影視的興起，繁榮，到如今的迷茫。

趙季平的作品多與歷史片掛鉤，是以多渾厚悠遠的風格。典型如霸王別姬里的配樂，選擇的樂器多蒼涼悲壯系列。(就不說樂器名子了，因為我不知道。)

或許是真的跟影片的類型真的有關系，我總覺得情感表達上，趙沒胡、陳二人來得濃烈。像陳勛奇與王家衛合作的東邪西毒，濃得化不開。而胡偉立的既能融進去，又出的來。但你要說音樂這東西不傳遞個人感情，那肯定不可能。而且個體的偏愛不同，所以僅個人之言。兼且本身站著說風涼話就不對，我這里需要一個解釋兼道歉。最喜歡趙大師的作品，仍舊是其以為偏小資體些的蘆葦盪。

文章到這里應該算是完了，打算還要寫黃英華，譚盾，黃沾，特別是黃英華(想說他似乎跟自己的周星馳情結有關。)但作為一個門外漢，很難從專業的角度來分析欣賞，我也是寫著寫著才發現這些東西避不開。比如簡單的樂器的特性與好處，我就寫不出，因為從沒接觸過，寫到最後就變成了純粹的統計的東西，毫無意義。徒惹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