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傳唱紅色歌曲的意義
傳唱紅色歌曲的意義
傳唱紅色歌曲的意義，廣義上的紅色歌曲沒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達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稱之為紅色歌曲,紅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豐富的。傳唱紅色歌曲的意義。
唱紅歌的意義
一、紅歌能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紅色歌曲大都是當時歷史實踐的產物，它是當時革命實踐的真實寫照。有許多紅歌首先就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傳唱的，後經詞、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廣的，它膾炙人口，便於記憶。因此人們每當聽到紅歌就會產生對那段革命歷史的記憶。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唱響紅色歌曲是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加強革命傳統教育的好辦法。
二、紅歌能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一提起紅歌，有些人就認為這是老一套，與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沒有什麼聯系，其實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正因紅歌不但產生在革命戰爭年代而且也產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貴作曲、蔣開儒、葉旭全作詞）、《走進新時代》（印青作曲、蔣開儒作詞）等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產生的。《春天的故事》無論從歌詞還是旋律都十分優美動聽、和氣可親。
三、紅歌的歌詞健康向上，音樂旋律優美動聽、鏗鏘有力。當人們聽到紅歌時就覺得十分激動，有時也會跟著唱上幾句，隨著旋律的起伏和歌詞的傳唱，人們的心靈受到了振奮，久而久之人們受到了潛移默化的教育。紅歌不但凈化了人們的靈魂，鼓舞了人們參與改革開放的熱情，還能教育人們熱愛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的祖國，啟發人們健康向上、樂觀大度，勤奮工作、熱愛生活。
四、紅歌能使人們得到藝術的享受。紅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樂旋律，它是有著具體資料的綜合藝術。許多紅歌都與影視藝術結合在一齊，成為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使一部影視作品錦上添花，流傳至今。如，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和舞劇《紅色娘子軍》就是紅歌與影視作品的完美結合。觀眾不但受到了影視作品故事情節的教育，而且還學會了唱紅歌。
五、加強新時期的思想工作不妨來點「灌輸」，正因先進的思想從來就不會自然生成。為了發揚革命傳統，傳承中國文化，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筆直推薦我們的文化教育部門，要經常向人們和少年兒童推薦紅色經典歌曲，我們的領導幹部也要用心推薦紅歌、帶頭唱響紅歌，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讓紅色歌曲唱遍全中國。
12月29日，「建黨百年百首紅色經典影視歌曲評選發布」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大型文藝演出在北京電影學院海淀校區舉行，由聽眾和業內專家評選出的一百首紅色影視歌曲正式發布，包含《團結就是力量》《唱支山歌給黨聽》《讓我們盪起雙槳》等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
在建黨百年之際，北京電影學院聯合聲音學院、中國電影音樂研究院推出「百首紅色影視歌曲評選發布活動」，將黨歷史學習和影視音樂發展緊密結合。活動邀請聽眾和業內專家評選出百年來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百首紅色經典影視歌曲，向建黨百年獻禮。經校內初評、專家評選、群眾評選、終審四個階段，一百首紅色影視歌曲最終公布。
1990年播出的影視作品《渴望》中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和主題曲《渴望》榜上有名。發布會上，《渴望》曲作者雷蕾講述歌曲背後的故事。原來，《渴望》詞曲作者二人在現實中是夫妻。詞作者易茗在創作時一度找不到感覺。某天，雷蕾即興在鋼琴上彈奏的旋律觸動了易茗的靈感。於是有了「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睏惑，亦真亦幻難取捨」的歌詞。
歌曲副歌一段，歌詞曾經是「細雨茫茫、空巷寂寞，吹來風兒不冷也不熱。雁陣驚寒、聲聲顯赫、牽動南來北往的客」，但雷蕾的曲調到這里已經激昂上去，相比而言歌詞顯得綿軟無力。於是易茗經反復琢磨，最後定為「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誠的生活，誰能告訴我是對還是錯，問詢南來北往的客。」歌曲旋律平實，沒有花哨的裝飾，節奏平穩，和著歌詞，將人生感悟徐徐道出……
發布後，該校表演學院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編排的大型文藝晚會《延安·延安》登上舞台。晚會由七個故事組成，《從武 漢到延安》作為開篇，以吳印咸奔赴延安作為主體敘事，以熱情洋溢的陝北秧歌拉開整部晚會的序幕。
《李林的信》講述抗日戰爭時期革命烈士李林的故事，凌厲的舞蹈表現出遊擊隊員視死如歸的頑強信念。
《抗美援朝》講述志願軍英雄宋阿毛的故事，在「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旋律中志願軍戰士甘於奉獻，敢於犧牲的精神。
從《社會主義建設》到《消失的半個五八班》講述電影學院學生在不同歷史時期承擔起的歷史重任，歌頌他們以青春之我建設偉大祖國的壯志豪情。《抗「疫」》描述在新冠疫情襲來之時，黨帶領人民不懼危險、克服困難、團結一心戰勝病毒的感人故事。《不忘初心》作為晚會的尾聲由師生代表共同演唱。
晚會以「全景式」的呈現與觀賞模式，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每一代電影人的奮斗之路，以精心的.布景與燈光設計營造出一種時空交錯之感，旨在從視聽角度傳遞表演學院師生對「100年」這一時間跨度的藝術性理解。
紅色歌曲的文化寓意，在我國不同時期有著明顯的不同。抗日戰爭時期，紅色歌曲在人民群眾中起著振興中華民族精神，號召群眾團結一致，團結起來一致抗敵的鼓舞性作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色歌曲起到了瓦解敵軍意志、擁護共產黨英明決策、歌頌黨為人民帶來的幸福美滿生活的作用;當下，紅色歌曲在人民群眾中的廣泛傳唱更有著其深刻的時代內涵。老年人對紅歌的傳唱，是對逝去的光陰的懷念，青年人傳唱紅色歌曲，是對英雄人物的緬懷：引導兒童傳唱紅色歌曲，發揮的是紅色歌曲的政治教育意義，啟發學生不忘歷史、銘記教訓。但無論各個階層在傳唱紅歌的心理上有多大的差異，從整體上，紅色歌曲是民族精神的傳遞，是對民族氣節的頌揚，這種屬性是紅色歌曲與生俱來且會隨著時代的發展產生新的意義。
中國紅色歌曲的概念界定
紅色歌曲在我國流傳甚廣，近幾年來也有很多學者對其概念及外延展開了論述。王新樂在其《紅歌隨想》一文中提出，「紅色歌曲」就是「贊揚、歌頌革命和祖國的歌曲，它們普遍具有濃郁的感情基調，有較強的歌唱性、節奏感」。在這里，「紅色歌曲」的概念顯得十分寬泛。即內容上「贊揚、歌頌革命和祖國」，音樂上具有較強的歌唱性和節奏感的作品歌曲都可稱之為紅色歌曲。與之相類似的觀點還有學者張建國的《中國「紅歌」傳播現狀及其音樂文化思考》一文，他提到：「『紅歌研究，拓寬了其概念內涵使其從傳統的革命歌曲擴展為所有的愛國與進步的歌曲……傳統意義的紅色歌謠，是革命戰爭的產物;隨著『紅歌會和紅色旅遊活動的盛行，紅歌已經成為各個時期各類健康進步、勵志向上的優秀經典歌曲的代名詞。」學者徐恩煊在其《紅色歌曲對大學生的教育意義》一文中指出：「紅色歌曲可以理解為歌頌和贊揚祖國、革命以及人民英雄等所作之歌，它具有濃郁的感情基調以及強弱對比較為明顯的節奏感等特點……紅歌是我國五四運動以及改革開放等時期創作的健康進步歌曲，主要類型有解放之歌、抗日戰爭之歌曲和紅軍之歌等。」
關於紅色歌曲具體產生的年代，也有學者進行了論述。「狹義的紅歌，或可稱嚴格意義上的紅歌，指產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6年『文革結束之時段的歌曲作品，而『文革前後尤其是『文革期間的歌曲作品是其核心。」「它（中國紅歌）特指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人民群眾創作和傳唱的優秀革命歌曲與勵志歌曲。」還有很多學者對紅色歌曲的產生年代進行了考究，雖然眾多學者對紅色歌曲具體產生的年代都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但是關於紅色歌曲的內容及旋律特徵的探討，各位學者的論述幾乎是一致的。
通過對「紅色歌曲」概念的梳理發現，對紅色歌曲概念的界定集中在年代的限制上。廣義上的紅色歌曲沒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達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稱之為紅色歌曲;狹義上的紅色歌曲便是周耘提出的概念。廣義的紅色歌曲由於沒有了年代的限制，即改革開放至今產生的所有與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相關，以及對舊時革命歌曲進行改編的作品皆可納入到紅色歌曲的陣營中來，研究范圍大大拓寬，至於其自身的審美價值，則有待於時間的檢驗。對紅色歌曲的定義，我們不妨以一種大方的情懷來看，不必囿於概念的旋渦。筆者支持紅歌寬泛概念的定義，紅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豐富的。
長久以來，紅色歌曲以合唱的形式在群眾中廣泛傳播。這是由於很多紅色歌曲在產生之初就是以群眾歌詠的方式呈現的緣故。合唱的形式，更易於紅色歌曲之「紅色」的文化傳達。合唱這一藝術形式在傳播過程中起到了團結大眾、凝聚精神的積極作用。隨著我國音樂學界對西方作曲技法的積極探索，越來越多的作曲家開始站在本民族的文化領域思索音樂形式的創造，創作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符合時代潮流和中國民族特色的合唱作品。比如，在舞台上活躍了數十年經久不衰的合唱作品《我和我的祖國》《游擊隊歌》《保衛黃河》等。這些作品以其鮮活的生命力讓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感受到了戰火交織年代中傳承下來的鬥志昂揚、樂觀向上的革命主義精神。《沂蒙山歌》《牧歌》等作品用溫婉的具有融合性的音色傳唱出人們心中對美好生活的感慨，《憶秦娥·婁山關》以中西結合的創作手法及演唱方式讓人們既感受到革命樣板戲的藝術特色，又感受到革命年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信念。紅色歌曲，既是特殊年代的歷史記憶，又是革命精神在時代中的弘揚。
㈡ 分別用一兩句話談談當代中國音樂、動畫、電影、文學的發展及趨勢
音樂：逐漸國際化、高智商化、時尚化、快節奏化（像我這種out的九零後完全跟不上了）
動畫：越來越矯揉造作（不過我覺得《秦時明月》還好點）
電影：思想越來越開放
文學：接近黑暗、腐朽的扯淡（用我同學的話說）
㈢ 中國電影音樂 的現狀，發展情況，歷程概述
電影音樂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百年歲月也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印證著她最初的稚嫩，曾經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國電影音樂的萌芽與初創
（1905－1045）
《定軍山》是中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根據默片的需要，電影只拍了京劇《定軍山》中的「請纓」、「舞刀」、「交鋒」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時期的影片在放映時還是有「配樂」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動影像，台下或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組成的小樂隊，用來活躍現場氣氛。人們漸漸開始注意到音樂和影片內容的結合，當音樂的情緒和電影的內容發生關系時，音樂幫助人們理解劇情。但是由於音樂不具有約定性的語義，所以音樂與影片內容的聯系並不一一對應。
在默片時期，我國電影市場以好萊塢影片為主，配樂沿用了「劇院音樂」的做法，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電影音樂。
1930年上海電通公司聯合唱片公司從國外購置了有聲電影全套機器，正式製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此後，有聲片漸漸興起。
「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在隨後的三四十年代，它們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30年代，當抗日成為時代主旋律時，革命斗爭迫切需要與之相配合的歌曲。
《畢業歌》、《漁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頭》、《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歌曲都是專門為電影創作的。以聶耳為代表的左翼歌曲創作者們將歌曲這種宣傳手段應用到電影當中，一方面為歌曲在電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電影歌曲也因此成為早期中國電影音樂的主流。
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現，由劇中人物唱出，真實、自然，符合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賀綠汀根據當時的兩首蘇州民謠《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編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現於小陳和小紅暗生情愫時；第二次卻是在兩人發生誤會後，在酒館里小陳賭氣拿出錢來叫小紅唱歌，小紅含淚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畫面不時疊出那天清晨兩人的甜蜜情景，「患難之交恩愛深」的歌詞此時聽來別有一番酸楚滋味。這樣強烈鮮明的藝術對比在中國電影音樂史上至今無出其右者。再如《萬里尋兄詞》、《鐵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
在眾多的電影歌曲當中也出現了主題歌的雛形，有些電影歌曲恰好點了影片的主題，起到了主題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畢業歌》，它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兩次出現，整首歌曲持續50多秒，交待了時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為全片的點睛之筆。
當時電影音樂的配樂方式多為用現成的音樂作為電影配樂，電影總體上缺乏音樂方面的整體規劃。但是在影片《風雲兒女》片尾出現的《義勇軍進行曲》直接表達了影片的核心主題，已開始具有了主題歌的藝術表現功能。
主題音樂的表現手段在當時已經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樂素材，而且還因人物、情節的不同，以變奏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音樂貫穿手法的最初嘗試。
這個時期基本上沒有專門為電影創作的音樂（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創作過程中，「配樂」這個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樂素材重新編輯，使之與畫面相配合，加強劇中人物的動作表情。這時的音樂使用與畫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賦予畫外含義，沒有將音樂作為一個獨立的電影表現元素參與創作。
影片《十字街頭》中老趙失業後，一人在房間里黯自神傷，時而憂心忡忡，時而寬慰自己，音樂也隨之抑鬱或輕松。音樂在這里成為老趙的「內心獨白」。每一段音樂情緒的選擇與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畫面效果，但顯得過於簡單和幼稚。而在影片《馬路天使》中小紅、小陳、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頭拉客的小雲截住，這段影片中沒有音響對白，音樂持續了四分半鍾，音樂的寫作細化到了鏡頭。音樂在這里起到了音響的作用，共出現了三記鑼聲，一次鼓響。鑼聲在聽覺上增加了緊張的氣氛，視覺上加強了人物的動作性。鼓聲則帶了一絲喜劇效果。總的說來，這段配樂具有造型性，音樂和表演融為一體，和畫面完全同步。
建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的成熟階段
（1949－1966）
建國之初，政府對電影事業的方針政策相當寬松。1951年前後對《武訓傳》簡單、粗暴的批評嚴重挫傷了電影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和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以及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批評了左傾思想，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後，大批電影將焦點對准「人」，出現了《不夜城》、《鐵道游擊隊》、《蘆笙戀歌》、《柳堡的故事》、《李時珍》、《宋景詩》、《神秘的旅伴》、《新局長到來之前》等多種題材、多種角度的優秀影片，它們描繪人性、歌頌愛情，出現了很多深受人民喜愛的電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之後，一些抒情性較強的電影歌曲成為眾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艷陽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議。這一時期電影音樂理論研究和作品批評剛剛開始，一些經驗豐富的電影音樂作曲家、理論家，如何士德、王雲階、徐徐等人針對當時電影音樂創作的弊端撰寫文章，並開始對部分影片進行音樂角度的評論，觀點鮮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躍進等運動給電影創作帶來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建黨40周年，周恩來、鄧小平親自抓一批重點影片的創作。周總理特別提出：獻禮片缺少載歌載舞，使人看了高興的少數民族影片。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劉三姐》等少數民族音樂片。隨後頒布的《文藝八條》、《電影三十二條》是這一時期指導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調整、恢復的綱領性文件。此時出現了很多在音樂的使用上可圈可點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詩瑪》、《紅色娘子軍》、《冰山上的來客》等。而此時的電影音樂理論爭鳴也更加熱烈，周揚、李煥之、趙氵風、王雲階、徐徐、葛炎、黃准、蕭遠、吳應炬、李樹寶等紛紛撰文，一方面總結經驗，另一方面對電影音樂藝術創作做理論上的探討。在顛簸的歷史演進中，電影事業幾經挫折，但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電影音樂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階段。
經過四五十年代的探索，電影界形成了一支專業的電影音樂創作隊伍。1949年4月，中央電影局在北平成立，電影局藝委會下設音樂處負責領導全國的電影音樂工作，各個電影製片廠都擁有自己的樂團和電影音樂創作組，這些機制有效地保證了電影音樂的質量。
1953年以後，中央電影局音樂處一方面選派大批幹部出國學習；另一方面組織了為期一年半的作曲幹部訓練班，由有豐富電影音樂創作經驗的電影音樂作曲家何士德、王雲階、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專業課，李煥之、馬可、楊蔭瀏、姚錦新教授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培訓班還觀摩了國內外的影片，研究電影音樂創作經驗，這個培訓班對滿足各電影製片廠影片生產的迫切需要，有著直接的影響。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在新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都促使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更加成熟起來。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王雲階建國後曾為《護士日記》、《林則徐》、《阿Q正傳》等影片作曲。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雷振邦曾為《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等40多部電影作曲，其中《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蝴蝶泉邊》等影片插曲都廣為流傳。他的作品以民間音樂素材為基礎，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劉熾曾為《上甘嶺》、《英雄兒女》、《祖國的花朵》作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葛炎為《中華女兒》、《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老兵新傳》、《聶耳》、《枯木逢春》、《阿詩瑪》等電影作曲。此外，電影《白毛女》的音樂創作者瞿維、張魯、馬可，《平原游擊隊》的作曲車明、《李時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紅色娘子軍》的作曲黃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賢、《鐵道游擊隊》的作曲呂其明、《草原上的人們》的作曲向異、《祝福》的作曲劉如曾都是當時很有實力的電影音樂作曲家。
當時創作的很多電影歌曲一直傳唱至今。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些電影音樂概念被廓清，很多創作方法被很好地總結出來，促進了電影音樂的成熟。由於有了成熟的創作隊伍，電影音樂漸漸擺脫了「拼貼」的傳統，大部分電影配樂都是原創音樂。這就使人們對音樂與影片的結合有了更多的探討，認識到音樂在影片中不能僅處在伴奏的地位，作為電影中一個重要的表情元素，應與畫面有更加緊密、更多層面的結合。在音畫的配合上，藝術性更強了，電影音樂的藝術表現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擊隊》中用日本的調式音階寫了日本兵主題，用在鬼子進村等場景里，大家耳熟能詳。《董存瑞》中為董存瑞設計了一個詼諧、歡快的音樂主題，並且和其它場景音樂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鋪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樂隊，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鄉的意蘊，另一方面貫穿始終的主題音樂更使影片處在統一的情緒氣氛之中。《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紅色娘子軍》、《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聶耳》等則將主題歌的音調加以變奏，成為片中的主題音樂。
這個時期，主題音樂的概念逐漸建立和成熟，電影中出現了不少出色的音樂整體設計。比如《南征北戰》中為敵我雙方設計的主題音樂，伴隨著在強攻摩天嶺的情節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畫面交錯表現敵我雙方從山脊的兩邊爭分奪秒搶占高地，音樂也隨著畫面的切換而轉變到各自的主題，在幾秒到幾十秒不等的頻繁轉換中，音樂保持著很好的連接，並通過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緒一層一層推向高潮。特別是當敵軍潰敗、倉皇逃遁的時候，雜亂、霸道的敵軍主題音樂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節奏和殘留的微弱情緒，體現出他們軍心渙散，潰不成軍，這樣的音樂處理十分形象。在我軍將士最後攻入敵軍指揮部的時候，畫面上反映出敵軍畏懼投降的場面，而音樂卻是極其昂揚、激越的我軍主題，音樂在這里與畫面共同承擔了敘事的功能。音畫對位的這種表現方式當時並不多見，它有效地拓展了畫面的表現空間，使音樂與畫面配合的層面更加豐富。
除了主題的設計，在音樂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獨具匠心的段落。《鐵道游擊隊》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車一場中，游擊隊員的隨手彈撥原是畫內樂，醞釀著山雨欲來的氣氛，隨著劇情的緊張發展，各種畫外配器逐漸加入，匯成了氣勢磅礴的畫外交響樂。諸如此類的運用，顯示了當時對於電影音樂規律的進一步了解。
技術的提高也直接影響了電影音樂的發展。1958年出現了第一部立體聲電影《老兵新傳》，用四個聲軌記錄聲音，但在這部影片中，主要體現在人物對話的聲音處理上。錄音技術的不斷提高，多聲軌錄制技術的運用給聲音元素的處理帶來了更多的可能，從技術上來講有了足夠的聲軌來分別錄制音樂和音響，使得聲音更有層次。《林家鋪子》里有一段阿秀與同學去趕廟會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聲起，這是聲音的第一個層次；阿秀和同學愉快地走向廟會，漸漸絲竹的主觀配樂插入，伴隨著她們走進人群中看雜耍，這是聲音的第二個層次；這時，廟會上客觀的鑼鼓聲又漸漸取代了主觀配樂，這是第三個層次；而此時又一個音響———遠處的汽笛聲把人們帶到了江邊剛剛靠岸的上海難民的輪船上，這是聲音的第四個層次。在這些音樂和音響的襯托下，人物的語言也十分清晰，聲音的強弱對比明顯，各種聲音元素的連接自然順暢，層次感強。
17年電影中涌現出大量優秀的電影歌曲，這一時期的電影歌曲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當時缺少其他娛樂方式的條件下，電影不但負載著鼓舞士氣、宣傳教育的重任，還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豐富老百姓娛樂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電影歌曲都能夠隨著電影的放映而傳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我的祖國》、《幸福不會從天降》、《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
這一時期電影歌曲形式多樣，體現了歌曲創作的繁榮。如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以獨唱的形式出現，《蘆笙戀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戀用《阿哥阿妹情意長》的對唱形式表現，《五朵金花》里阿鵬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對唱，《劉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對歌場面。《英雄兒女》中《英雄贊歌》和《上甘嶺》中《我的祖國》則以一領眾和的形式為人們熟知，《洪湖赤衛隊》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動。
建國17年期間一種新的插曲形式被廣泛應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劇中人演唱的，這一時期有了以畫外樂的方式出現的插曲，這些歌曲不再是有聲源的，而是由創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詞仍然結合電影的內容，從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義，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拓展畫面空間的作用，將影片不能直接表達的意義，用歌曲加以表現，有的和畫面的蒙太奇聯系起來，起到連接畫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開篇就用「台上悲歡人常見，誰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劇配唱拉開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發展的各個關鍵點、轉折點都會藉助配唱對故事情節加以總結概括，並且對情節發展起到預示的作用。當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闆等人的卑鄙行徑時，法庭上一片騷動，這時歌曲唱道「雀亂群，鴉噪庭，黑手難遮日月明……」。而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當牧民卡勒為了護送古蘭丹姆去找解放軍，在路上被特務打死，這時出現女聲合唱的高亢旋律：「光榮啊，祖國的好兒女。光榮啊，薩米爾的雄鷹……」這些都體現出對電影配樂形式和功能的進一步探索，顯現出越來越濃烈的主觀意識，在文革電影中這種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極端了。
當時對電影有一個評價標准「故事好、演員好、攝影好、音樂好」，但是也有由於太注重音樂的使用而適得其反的例子。在進行綜合聲音合成的時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樂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樂的段落減少和壓低對話和音響，甚至為了「爭取音樂的完整性」和導演發生爭執，沒有擺正音樂在電影中的位置，這是對電影音樂規律認識不夠而造成的。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文藝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要求，文藝界的創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進行探索，理論界也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電影藝術》、《電影文學》、《人民音樂》等雜志都曾刊登理論文章對電影音樂的民族風格、民族樂器的使用問題進行討論。
這一時期不斷探討修正中的文藝政策直接影響了藝術的發展。在建國17年期間「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氛圍中，創作者的注意力事實上轉向了對農村和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藝術上的深度挖掘，電影音樂民族化的藝術探索也呈現出極高的成就。
在樂器的選擇上，首先配器漸漸放棄了建國初期的以管弦樂為主的做法，在各種題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嶺》中交響樂的手法與民族音樂語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樂確立影片音樂主題，烘托環境氣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揚琴、笛子等特色樂器，用於表現人物內心細膩的情感。而到了後來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林則徐》、《小兵張嘎》中就以民族配樂為主，樂器也增加了板胡、箏、響板、嗩吶、阮等大批的民族樂器，形成了民族管弦樂隊，用民樂刻畫各種情緒氣氛。
在音樂素材的選擇上，大量結合了民歌、地方曲藝。《枯木逢春》中的評彈，《舞台姐妹》中的越劇，《林則徐》中的廣東民間音樂和地方戲，《阿詩瑪》、《五朵金花》、《天山上的來客》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調更不必贅述。這些民族音樂語匯有時作為主觀配樂，易於被當時的觀眾接受。而更多的時候是來自影片中的電台節目、集市上的賣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觀音樂，顯得更為真實親切。《紅旗譜》朱老忠回鄉在車站巧遇同鄉一場戲，當朱老忠走在嘈雜的車站上時，配樂是一段介紹朱老忠一家被惡霸欺負，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的整個過程，隨著鏡頭的運動，畫面上出現了集市上的說唱藝人，音樂由主觀轉為客觀，既交待了劇情，又交待了環境。
17年電影音樂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為新時期出現的大量民族特色的電影配樂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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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中國電影音樂有哪些民族特色
中國電影音樂百年的民族頌歌（上）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1月05日 16:35 來源：CCTV.com http://www.cctv.com/program/yyzs_new/20060105/101671.shtml 《談中國電影音樂中民族音樂元素的運用》 2010-05-17 08:40 來源: www.xueshuqikan.cn 作者：中國期刊資訊網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tid=65307&cid=122 《 中國電影音樂的發展及特色風格探析》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cid=99&tid=54610&page=1 因為內容比較多，把鏈接給你，你去看一看。
㈤ 中國的音樂成長歷程
依據在中國河南省舞陽縣新石器遺址發掘出土的力支骨笛的碳14測定，中國音樂的歷史可追溯至70O0－8OOO年之前，而這些骨笛音孔的分布充分證明中國音樂水準在當時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此外，新石器時代的樂器還有塤、陶鍾、磐、鼓等。 猶如世界上眾多民族一樣，在中國文化最初的歷史時期，音樂與舞蹈一直密不可分，共同構成「樂舞」概念，然而，此時的樂舞尚不具明確的社會分工。至夏代，樂舞終於分工成為一種藝術門類而獨立於社會。 自此，音樂進入了夏、商、周那長達 1300多年漫長而輝煌的「鍾鼓之樂」時期。秦、漢之後至唐朝的1200餘年間，歌舞大麴是中國音樂的主要形式。這一階段的音樂有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別：前期的特點以漢族音樂為主要成份；後期由於中外各族音樂的空前交流，在綜合性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音樂達到一個巔峰。 中國音樂在隋唐之前，一直處於深宅大院內被帝王與貴族享用。進人隋唐時代，這一現象才有所改變：佛教寺院的廟會成為平民的音樂活動園地；酒樓亦常有詩歌吟唱。尤其至宋代，「勾欄」、「瓦肆」、「戲樓」及「茶館」等地均成為音樂舞蹈藝術演出的場所，並出現了鼓子詞、雜劇、南戲等諸多音樂藝術表演形式。 宋代以後與「平民音樂「同時得以較大發展的還有「文人音樂」，並以琴樂為主。宋朝以後，琵琶、箏、笛、簽、蕭等樂器得以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說唱和戲曲的藝術品種日益成熟並日益豐富，如彈詞、大鼓、牌子曲、崑曲等，構成這一時期音樂藝術極為重要的兩大載體。而發展比較遲緩的樂器到了清代也開始成熟，以胡琴為主的弓弦樂器在為戲曲伴奏及投弦樂、吹管樂的合奏等方面日益顯示出重要作用。 早在遠古時期，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先民們在勞動生活中生發出來的民間歌曲是中國音樂的精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便以反映社會歷史內容的廣泛恢宏及典型深刻等特點，堪稱是以歌唱形式揭示周朝民族民間社會的哈世紀史」。而後來漢代的「樂府」在記錄和推廣民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唐王朝在對外文化交流，廣泛吸收其周邊民族音樂的背景下，依然保持著中國民歌旺盛的生命力。 宋代至明、清以來，在原有民歌體裁繼續傳播的基礎上，隨著城鎮商業經濟日益繁盛，號子、田歌、山歌、信天游、花兒等民間小調體裁也廣泛流傳。綜述中國民歌，具有歷史悠久，蘊藏豐厚；題材豐富，風格多樣；手法簡潔、語言精煉等特點。 中國民族樂器是中國音樂必不可少的組成，經數千年發展形成了品種眾多，曲目豐繁的態勢，大致可分為合奏與獨奏兩大類。合奏樂器多為鑼鼓、鎖吶、二胡、琵琶、揚琴、三弦、笛、笙、簫等等。獨奏樂器通常以古琴、琵琶、二胡、板胡、笛子、箏等為主。 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由於禮佛儀式的需要，佛教音樂開始與中國本土的音樂形式結合。佛教音樂一般分詠經與歌贊兩部分。梁武帝蕭衍是推動佛教經典與中國音樂文化結合的重要人物；而唐代則是佛教音樂最終與中國化的音樂藝術融為一體的時期。道教，是產生於中國本上的宗教。道教也將音樂做為齋蘸儀式中通神達聖的工具。
20世紀，東西方文化交匯沖撞，中國音樂藝術掀開了波瀾壯闊的嶄新一頁。蕭有梅、李叔同、沈心工等一批通古曉今、學貫中西的新型音樂家成為新音樂運動的助產士。在抗戰救國的狂飆之中，成千上萬首極具時代精神的音樂作品脫穎而出；除歌曲創作獲得汪洋大海般的收獲之外，交響樂、大合唱、歌劇、鋼琴、小提琴等諸多領域均呈現出歷史性的進展；冼星海、聶耳、賀綠汀、馬思聰、呂驥等一大批音樂家在各自的領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在音樂教育、音樂創作等領域中採取百花齊放的方針，鼓勵創作出了一批時代性、藝術性、民族性俱佳的作品：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電影音樂作品《劉三姐》；歌劇《洪湖赤衛隊》；鋼琴曲《黃河》等等。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中國音樂在與西方等外來民族音樂的交流融匯之中，發生了本世紀東西方音樂文化的又一次大沖撞。這次沖撞對於新時期中國音樂文化建設的影響至深至巨，從音樂創作、表演、音樂教育、音樂理論，乃至音樂出版、音樂市場，幾乎滲透到音樂藝術的一切領域，由此形成了新時期音樂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的光輝景象。
「新潮音樂」的強勁崛起和流行音樂的大潮湧動是這一時期中國專業音樂發展中兩個最重要的現象。20年來，中國音樂家和音樂藝術表演團體廣泛參加了各種國際性的音樂交流和比賽活動，許多人獲得了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他們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在將具有優秀傳統的中國音樂文化介紹給世界人民的同時，還將外國優秀的音樂藝術、音樂思潮、音樂理論引進中國。為豐富人民群眾的音樂生活，提高其音樂素養，中國各地還定期舉辦一些大型音樂節：如「上海之春」、「北京合唱節」、「羊城音樂花會」等。另外，群眾業餘音樂表演活動也十分活躍：北京的「五月的鮮花」；上海的「十月歌會」；福建的「學校音樂會」等，均是每年定點定期舉辦的業余群眾音樂活動。
㈥ 在新文化運動中怎樣認識中國新音樂文化怎樣發展中國新音樂文化
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新音樂」的最初含義是指近代以來學習、借鑒西方音樂技術手法同時融會中國傳統音樂的某些因素而創作的不同於中國古代音樂或傳統音樂的音樂樣式。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曾志忞。1904年，在譯補《樂典教科書》「自序」中，曾志忞提出「為中國造一新音樂」、 「特造一種二十世紀之新中國歌」的著名宣言，其內涵是指學習西方音樂，創造以當時學堂樂歌為代表的新式歌曲。學堂樂歌的編創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一股音樂思潮——學習西樂思潮的濫觴，也正是在這一思潮的裹挾下，一批新型知識分子和從事學校音樂教育與樂歌編創者發出了創造中國新音樂的新聲。在西學東漸與西樂輸入的背景下，中國音樂的嬗變與轉型已然發生。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音樂的發展進入到後來史家們所謂的「新音樂史」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為中國音樂的歷史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語境，新音樂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初步發展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織部分。盡管1920年代明確冠以「新音樂」命題進行論述的文獻還很少看到，但這一時期有關中樂或國樂與西樂之優劣的比較以及中國音樂出路的討論等熱點問題，大都涉及到是否要學習西方音樂文化以創造新音樂文化的問題。以蕭友梅、趙元任等人為代表的新音樂創作已經從實踐上證明了學習西樂以創造新音樂的可行性。「五四」以來學習西樂思潮的進一步推進以及音樂美育思潮和國樂改進思潮的興起，無不與新音樂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縱觀學堂樂歌時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音樂歷史，可以發現，盡管這兩個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有著諸多不同之處，但國人對新音樂的認識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根本主張是進一步學習西樂、改造舊樂，創造不同於傳統音樂的新的音樂樣式。具有新的形態特徵成為人們對新音樂的基本認識與要求。但是，在經過「五四」時期進一步接觸、接受西方音樂文化並有所消化之後，當歷史進入1930年代時，有關新音樂的認識與界定開始發生分化，一種觀點主張繼續深入學習西方音樂以創造中國新音樂，最終創建中國的民族樂派，其理論與實踐均表現出對借鑒西方音樂創作技術和探索新音樂表現手法及其風格的關注，可稱之為「音樂形態學」意義上的新音樂觀；另一種觀點主張新音樂應成為革命救亡的武器和工農大眾的呼聲，新音樂重在思想內容的新，其理論與實踐更多地反映了對新音樂應該以及如何發揮新的社會功能的高度重視，可稱之為「音樂功能論」意義上的新音樂觀。與此同時，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新音樂運動」也先後在不同的新音樂家群體中分別被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個新音樂運動是與「音樂形態學」意義上的新音樂觀聯系在一起，主張通過新的形態樣式與精神內涵的音樂創作，實現中國音樂的復興，最終創建俄羅斯民族樂派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樂派，其理論的提出與實踐者主要是受過專門音樂教育或有著留洋經歷的學院音樂家群體；另一個新音樂運動則是與「音樂功能論」意義上的新音樂觀聯系在一起，主張通過新的革命音樂與大眾音樂的創作，使之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武器，其理論的提出與實踐者主要是左翼音樂組織和救亡歌詠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非學院音樂家。前者延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精神同時自覺先行地以音樂創作表現救亡思潮；後者則是在救亡壓倒一切的社會形勢下應時而起並成為救亡主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音樂的啟蒙已退居其次了。因此，從1930年代始，中國近代新音樂的發展中實質上並存著兩種相互聯系但卻又有著不同內涵的新音樂觀以及兩個彼此相關但卻各自有著不同宗旨與追求的新音樂運動。然而，長期以來，有關新音樂與新音樂運動史的研究卻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上述根本問題，其突出表現就是在論及「新音樂運動」時，僅僅將其單一化地視為是由一批左翼音樂家和「救亡派」音樂家在30年代中期提出、並在此後有組織有領導地不斷發展壯大、直至新中國成立而結束的那場以革命與救亡為核心內容的新音樂運動，忽略了甚至沒有認識到早在30年代初即由陳洪、歐漫郎等人提出而後陳洪、蕭友梅等學院音樂家多有倡導與論述、盡管沒有形成特定的統一組織與明確領導人但實際上卻同樣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歷史影響、旨在強調學習西樂以創造中國民族樂派的新音樂運動。這些歷史事實與史學事實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其中的歷史實質及其復雜關系值得加以深入的思考與研究。
㈦ 中國電影音樂的發展歷史
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電影所指涉的歷史和地理范圍非常之廣，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海外華人社區。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們開始大膽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國電影獲得許多國際大獎，而且逐年增多。由於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日益受到歡迎，中國電影工業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資並且不斷地與外方合作拍片。隨著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國際化，中國電影實際是由什麼組成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它是由中國人為中國人生產的嗎？假定關於中國電影的性質已達成某些共識，那麼，紮根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而有別於好萊塢現象的這種電影有它自己的特點嗎？這些特點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國際電影界所洞察與闡釋的呢？這些特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國際對話呢？
回顧中國電影一個世紀的發展，不由使我們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電影在西方發明。這不僅是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戰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自從189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視覺技術的發展與中國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事件的聯系日趨緊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戲在上海的徐園上演。在此後的百年間，引進的西方電影技術在中國本土得到廣泛應用，而且已成為中華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項研究里，我們把中國電影史的斷代精確地界定在這百年（1896～1996）間，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決定的。我們把1896年作為起點，因為從一年開始，中國電影的消費與銷售開始具備跨國家的性質（當然也可以設想以始於1905年拍攝的第一部中國影片或是 1913年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作為中國民族電影史的開端）。
我們把對於中國三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的電影的探討下限定在1996年，因為從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獨立於大陸的地緣政治實體，這一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無疑將會對中國電影，特別是對後殖民的香港電影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盡管預測將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電影的形貌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在次對中國跨國電影百年史進行一番梳理。我們將探究在中國電影史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影像生產與消費的一系列模式：從傳統的"影戲"到機器再生產的現代時期的"電影"，到後現代時期的電子影像的"模擬"（simulacrum）。我們的假設是，這樣一種視覺的歷史詩學不可避免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系，而且深深地植根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學之中。自從電影媒體完全整合到經濟和文化之中並調和這兩者以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勾畫中國文化政治與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關系的輪廓的一個很具說服力的例子[1].
接下來我將簡要回顧歷史，並對可被稱為"跨國的中國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個相關的理論。種種跡象顯明，似乎只有在恰當的跨國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民族電影。人們必須以復數的形式提及中國電影，並且在影像製作發展過程中把它稱作跨國的。中國個案中的跨國主義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作觀察：第一，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分成了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大陸、台灣、香港——由此而來，這三個地區之間出現了中國的民族電影/地區電影的競爭與合作。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國電影的生產、銷售、消費的全球化。第三，電影話語本身對中國及中華性的表述與質疑，即對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個人或群體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性別認同的交叉檢驗。第四，一次對中國"民族電影"的重新回顧與審視，就好象是在回顧性地閱讀跨國電影話語的"史前史".這一過程旨在揭示民族電影話語的政治潛意識——電影的跨國根基與條件。這些是任何一個民族電影規劃必定要克服與超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免受實際的或假想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或是為了迫使少數民族保持沉默來維持國家統一。
在此我要以中國電影為例來說明當今世界電影形勢的變化。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跨國電影的發展是電影生產、銷售、消費這一系列機制全球化的結果。世界電影業的變化發展不僅使人們對"民族電影"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而且使電影話語中"國家性"（nationhood）
的建構復雜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國電影史概可以作為一個世界電影史總體發展趨勢的一項個案和範例來閱讀。對一個特定的民族電影的研究於是成為跨國的電影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民族電影與現代民族國家
電影作為一種發端於西方的新技術和藝術形式，最早出現在1895年；電影發明一年以後，傳入上海。可能是盧米埃爾兄弟的一名攝影師兼放映員，在徐園的游藝會上放映了電影短劇。
接著來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國的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帶來愛迪生公司的電影在茶館和游樂場所放映[2].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放映的大多片子為外國電影，放映場所先是在茶館後是在影戲院。外國影片占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90%，居於主導地位。人們不難料想，好萊塢電影是風頭十足。
1905年，任景豐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館里拍攝了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他拍攝的是著名演員譚鑫培所表演的京劇。鄭正秋於1913年拍攝的家庭短劇《難夫難妻》，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故事片。不過，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在中國的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的。
同年，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拍攝了香港的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布拉斯基後來又把這部片子帶到美國，因此它成為最早在國外放映的中國電影。由此可見，中國電影從誕生之初便是跨國資本的產物。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民族電影是在引進的西方的電影技術、意識形態、藝術手段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壯大的[3].程季華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這本代表官方觀點的著作中，中國的左翼進步電影的發展是在與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霸權的斗爭中成長的[4].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所作的生死搏鬥與作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困境息息相關。現代性、民族建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以及新的性別認同都是此類民族電影的中心主題。中國的民族電影已成為鍛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軟性"娛樂電影（羅曼司、蝴蝶派小說、武打片、鬼怪片、古裝劇）
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左翼電影工作者充分利用電影這一新的視覺技術的政治與革命潛力，試圖把它發展成為自覺的社會批評的大眾藝術[5].正如其他民族電影一樣，中國電影也是"國家神話的鼓動者和國家的神話"[6].通過創造一套連貫的形象與意義、敘述集體歷史、以及上演普通民眾生活的悲喜劇，電影給有可能呈現為異質的實體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現代中國".
中國音樂發展史：粉碎「四人幫」後最早流傳兩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幫」結束十年浩劫後,人們無比喜悅的歡樂心情。另一首是管弦樂《歡慶舞曲》。記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國慶辦公室的一位年輕人來到我家對我說,今年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天安門廣場要舉行焰火晚會,各界群眾將組成110個舞圈跳集體舞,國慶辦公室正在徵集舞曲,希望你能參加應征。由於「文革」時期把三拍子的圓舞曲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輕歌曼舞」成為忌諱,所以我們希望這次在焰火晚會上能產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歡的圓舞曲。幾天後我交出了小樣,再幾天後通知我寫總譜,再十天之後,這位年輕人到我家取走了總譜,中央樂團很快錄了音。國慶節的當晚天安門廣場一片歡騰,十幾萬人伴隨著《歡慶舞曲》翩翩起舞,興高采烈,有如奔涌著的歡樂海洋。之後《歡慶舞曲》出唱片,出總譜,還成為中央電視台一段時間內一個欄目的開始曲。轉年,國慶辦公室又約我再為1978年的國慶晚會寫作《歡慶舞曲》的姊妹篇《節日舞曲》,後因那次晚會沒有舉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節日舞曲》被改成了軍樂直到現在還時有演奏。
就我個人來說,1977至1979年這三年是我音樂創作中經歷的一個高峰期。繼兩首管弦樂曲之後,又為武漢軍區描寫陳毅元帥的話劇《東進!東進!》作曲,寫了7首陳毅詩詞歌曲,緊接著又為葉劍英元帥詩詞《八十書懷》、周恩來總理詩詞《大江歌罷掉頭東》作曲,並於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劇院為新中國建立三十周年獻禮的歌劇《記住啊請記住》作曲,緊接著又接受為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獻禮歌劇《星光啊星光》作曲,與此同時,我還擔負著八一廠的故事片《雪山淚》,峨嵋廠的故事片《挺進中原》,珠江廠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務。兩部歌劇、三部電影同時進行,偶爾還穿插一兩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時間非常緊張。《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寫出來了,音樂構思像開水龍頭似的從心中流淌出來。我寫出來之後交我同學滬邑同志修改,然後再交由歌劇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團一位同志和滬邑三人進行配器,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了,中國歌劇院急等著排練。此劇演出時盛況空前,一票難求,各界觀眾絡繹不絕,非常踴躍。
這次音樂高潮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小平同志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開創新局面》。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特別是創作歷程可以看出,當時的創作熱情是多麼高漲!人民的命運,時代的風雲和作者的聯系是多麼緊密,對一個作者產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
1983年至1985年匯聚眾多文藝界人士、藝術團體創作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以及後來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的「精品工程」獎、中央電視台的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眾多的評獎比賽,也都對新的歷史時期的音樂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到紀念建黨80周年是第二次音樂高潮
2001年「5·23」舉辦了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評選活動,從此創設了我國的第一個音樂大獎,吸引了全國音樂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第一屆金鍾獎設立了創作獎,分聲樂和器樂;表演獎,分民族、美聲、通俗三種唱法;還特別為年屆80高齡、從事音樂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樂家設立了終身成就獎,這在我國和世界上都是首開先河,引起文藝界和社會上的強烈共鳴。結果121部交響樂應征,評出了金銀銅獎21部;應征歌曲256首,評出金銀銅獎36首;參賽歌手81名,評出金銀銅獎18名,老音樂家的終身成就獎評出了27位,頒獎晚會和慶祝酒會盛況空前,熱烈非凡,一些與會者激動得熱淚盈眶。
紀念建黨80周年音樂會,推出的新作品有遼寧的《陽光》,山東的《祖國》,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響音樂會,產生了交響組曲《陽光下的祖國》,鋼琴協奏曲《春天的故事》,交響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類體裁的新歌。同一時期產生的歌劇《蒼原》、《黨的女兒》也受到普遍好評,這都為慶祝建黨80周年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有力地推動了音樂創作和音樂事業的向前發展。
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再到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形成了第三次音樂高潮
2005年中國隆重地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為此,中宣部有關領導專門主持召開音樂創作動員會議。中宣部撥出專款推動這項工作,中國音協積極投入,各省市積極響應,中國音協與廣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聲交響音樂會」在廣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說:「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音樂了,聽得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當時中宣部文藝局主持召開了座談會,給予高度評價。同一時期廣東省委宣傳部還舉辦了「時代之聲——傅庚辰作品音樂會」。河北舉辦了《英雄河北》、湖北舉辦了《三峽回響》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紀念音樂會,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國音協在人民大會堂組織了隆重紀念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中央有關領導出席並作重要講話。當晚由中國音協組織舉行的冼星海作品音樂會極其成功,當《黃河大合唱》演唱結束時贏得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從2003年至2007年涌現了大批優秀作品:大型聲樂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響樂2008》,交響詩《紅星頌》,交響組曲《地道戰留給後世的故事》,交響樂《聖火2008》,交響合唱《金陵祭》,歌劇《野火春風斗古城》、《木雕的傳說》,舞劇《紅梅贊》、《閃閃的紅星》、《紅河谷》、《一把酸棗》、《風中少林》、《南京1937》、《西遊記》以及近期出現的交響組曲《喬家大院》、交響樂《巍巍昆侖》、《江山多嬌》等。交響樂創作思想、創作道路更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中央領導同志對兒童歌曲十分重視,指示中國音協要下決心抓好兒童歌曲創作,並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組織。中國音協堅決貫徹中央領導指示,召開詞曲作者座談會,廣泛徵集作品並與共青團中央、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兒童歌曲電視大賽。經過三年努力,兒童歌曲匱乏的局面有所好轉,產生了《做一個合格的小公民》、《讀唐詩》、《司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憫農》等一批優秀兒歌。電視劇音樂也出現了《誓言無聲》、《江山》、《沙場點兵》、《陳賡大將》、《喬家大院》、《紅頂子商人胡雪岩》、《井岡山》、《戈壁母親》等好作品。第十屆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評出了《吉祥三寶》、《蓋樓的哥們》、《望月》等20首優秀獎歌曲,《永恆的彩霞》等20首入選獎歌曲。民族管弦樂也產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東為廣東音樂作了新的編配,《國樂飄香》音樂會獲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國音協中國文聯演藝中心和總政宣傳部共同推出的紀念建軍80周年軍旅音樂作品展演周《革命詩篇——傅庚辰作品音樂會》、《當兵的歷史——印青作品音樂會》、《長城長——孟慶雲作品音樂會》、《相聚在軍旗下——老文藝工作者音樂會》以及北京軍區、海軍、空軍、武警共八場音樂會在首都掀起了音樂熱潮。這不僅展示了軍旅音樂作品的精華,同時也雄辯地證明,作曲家必須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一個人民的音樂家，他的作品必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才能受到人民的愛戴,絕不能以「小眾」自詡,盲目陶醉在狹小的圈子裡。
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是在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之後舉行的,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的宏偉戰略目標前提下舉行的,在總賽區廣州之外,增設了長沙、南京、寧波三個分賽區,增設了合唱、民樂、流行音樂、理論評論等獎項的評選,擴大了評比面、受眾面、影響面,是對金鍾獎的重要改革,推動了金鍾獎做強做大,使金鍾獎邁入了新階段。
今年還將舉行交響樂百年回顧展。回顧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發展中國特色交響樂，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雅俗共賞,二是現代技法中國化。就是要把現代技法的科學原理、科學方法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和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中國特色的交響樂。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離開了中國的實際,脫離了中國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取得成功。
當前,我國的音樂事業如日中天,正處在一個空前繁榮的發展時期。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強大,音樂的影響力、滲透力、震撼力與日俱增,在人民群眾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會活動中出現了空前的音樂熱。從城市到鄉村,在公園、在廣場、在社區,到處充滿音樂之聲,到處充滿著歡樂的歌唱,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充滿著歌聲激揚著音樂的新時代
㈧ （高人進）中國有哪些電影音樂的創作人中國電影音樂近幾年發展前景如何
不大清楚。。。。
㈨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㈩ 中國電影電視音樂的特點
電影：價值觀明朗 政治立場分明 一些獨立電影頗具人文關懷，偽大片不知道再講什麼
電視：敵我分明，內容和諧，規避政治敏感話題，
音樂：被惡俗的網路歌曲拉低了整個行業的水平，大都數歌曲歌詞內容淺陋，深度不夠，娛樂至上，缺少人文關懷和自我發現。還有一個致命的就是，行業內版權意識不高。不尊種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