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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斯是個爽直而暴躁的粗漢，稍不如意便出手打人，故常常光顧監獄。里昂則是個不務正業，到處流浪的傢伙，他把已懷孕的妻子扔在家裡。一天，這兩個寶貝在加州鄉村相遇，遂結成莫逆之交。麥克斯想先去丹佛看望妹妹，然後赴匹茲堡開一所洗車行。里昂則表示要回底特律看一看他那未曾見過面的孩子，但最後還是跟著麥克斯走。在旅途中，里昂始終帶著一隻小紙箱，裡面有台燈等給孩子的禮物。他棄家出走，心情很沉重。麥克斯開導他：只要憑個人的力量一定能創出一番事業來。

⑵ 誰能作些台灣導演王童的電影《稻草人｝的電影的影評

稻草人》：荒誕的歷史和歷史的荒誕

看過一部好的電影（起碼合自己的口味），會讓自己興奮好久，躲避在心中積壓著的陰翳和不快也會迅速消散不見。幾天前一個晚上的夢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脹脹的，血雨腥風的季節，我如流浪於城市中的單身漢，在傳單與殺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紙，莫名的恐懼擴散整個無緒的夜晚。我好像經歷了槍林彈雨和世事滄桑的老人，花費寶貴的青春去回味曾經遺忘或記得的過往，但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映現。記得早晨驚醒，唯一的念頭就是「祝願世界永遠和平」，彷彿下意識地被人放置到「遙遠」的戰爭年代或許是現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滿戰爭的歷史，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我來說，這也許應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關於戰爭的想像都來源於文字書寫的歷史書和相應的戰爭題材的電影，戰爭如同安靜的歷史名詞舒心地躺在從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利益者們編寫的回憶錄中或者二維的屏幕裡面，生活於相對和平的季節里的我有時候甚至會「天真」地渴盼戰爭的到來，這種青春期中蘊涵著的類似英雄主義的理想與沖動曾多次鼓動我做著在打仗中發泄和充當英雄的夢，可是在真正的戰爭夢中，那個我卻為之顫栗，邊扭頭邊奔跑的形狀成為夢醒之後被現實的我嘲笑的委瑣和狼狽，好像並沒有遇到危險和死亡，但整個氛圍讓我產生了生命的畏懼而不是英雄式的凜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為現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這樣季節的一個奇怪的夢，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預示著什麼，或許它根本就沒有什麼含義，可是我不想用「無意義也是一種意義」的狡辯迎合思考的懶惰。幸運地是從昨天看的電影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許僅僅是說服自己的一種解釋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們不是很熟悉的台灣導演，在看過他的《稻草人》之後，我似乎覺得他或許是台灣導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導演（不過，這也沒關系，對於熟悉各種歷史的人來說，被同時代的人所「遺漏」的很可能成為後世的大師，而後世的人也極其願意「挖掘」這樣的大師來彌補當下的學術空白或藉此說明前人的麻木），至於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輩所能言語和拍板，按照詩人臧棣的說法，這樣的事情應該交給歷史來做（似乎歷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還是我們束手無策之後的暫時擱置呢），我在此就不饒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它輕易地把嚴肅的戰爭時代用非常荒誕的筆法呈現出來，固然沒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戲噱裡面卻無不張顯著慘烈和可悲。與其說它告訴（傳達）了我們一個荒誕的歷史圖景，不如說它呈現了歷史的一種荒誕。

可愛的稻草人開門見山，向我們講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腦袋看來，周圍的人和它一樣，「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夢，等待同樣的明天」。聰明的導演把攝影機藏在永遠不會說謊的稻草人後面（連話都不會說，當然也不會說謊了），神采飛揚的故事和故事誕生的時代被輕易地用恰似真實的口氣和誇張的鏡頭呈現出來，而稻草人恰恰成了敘述「荒誕」的合法人。

阿發和闊嘴由於母親用牛糞辛勤地滋潤不得不患上色盲成為准健康的殘疾人，從而幸運地逃脫為天皇打仗的神聖責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鄉下。閉塞的環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顯得井井有條，沒有日本人的屠殺因為沒有游擊隊反抗或者說沒有先覺的人領導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渾身「長著長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裡的婦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國鬼子）的美國人的飛機偶爾光顧這里給他們送來可以換來海魚的定時炸彈之外也沒有血腥的槍炮，當然更不會出現什麼犧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陣亡者。導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輕松愉快地音樂以渲染敘事的情緒和節奏，搞笑的場面令觀眾暫時麻痹於這些發生在殘酷戰爭時期的平靜生活。從影片在輕昂的日本軍歌伴奏下當地人從日本軍人手中庄嚴地交還幾個戰死士兵骨灰盒的儀式開始，帶有滑稽的表演和音樂基本上始終伴隨整部影片。顯然相對沉重的題材被導演用極為荒誕的手法或視角表現出來，苦難與悲慘的眼淚被無意識的微笑替代，除了貧困的辛酸人們似乎找不到通常電影和歷史書中所敘述的戰爭的影子，沒有反抗和沖突，更不要說敵我矛盾和斗爭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戰爭的慘烈卻似乎沒有因為外在的荒誕形式而絲毫減弱，每一個畫面背後無不烙上戰爭或被佔領的影子。

阿發和闊嘴的妹妹水仙是村裡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應征入伍了，嶄新的新娘服好像還沒從身上脫下來，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憐的水仙成了瘋癲的寡婦，身上依然穿著結婚時的紅衣服。在綠色田野中飛舞的紅衣袖，如同死亡的幽靈一樣不時地出現在美麗的畫面上，成為一個戰爭受害者的象徵符號。有意思的是，阿發和闊嘴在地里揀到的美國飛機扔的定時炸彈卻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間里，一個瘋女人與一個和炸死她男人一樣威力的炸彈睡在一起，這樣無意識嬉鬧（胡鬧）的情景裡面分明是虛構出的巧合為了來營造強烈的悲劇。水仙的存在如同搖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虛燈對於整部電影一直是一個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導演沒有利用她的瘋癲來創造喜劇效果，顯然她成為一個認真存在的指稱物。我清醒地記得她唯一沒有大吼大叫地出現在片子里的鏡頭就是黑夜裡在他家抓住一個偷吃糧食的逃兵，他說自己剛結婚就被抓走了，並不是他不願意為天皇效力，他用沙啞的聲音演唱在軍部學會的日本軍歌來證明對天皇的忠誠，而是實在舍不下已經懷孕的妻子，善良的阿發一家拿出本來已經拮據的食物給他吃，昏暗的環境里水仙死死地盯著渾身贓兮兮的逃兵，雙手驚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她對於這樣一個熱鬧的場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寧，也許逃兵的衣服讓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覺得這是整個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慘的鏡頭。

片子中讓我尤為感到親切和安慰的是反襯出的中國農民身上的天真質朴與純潔的善良，這也許是任何文化都無法改變和變更的通過幾千年農業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樣實朴的性情。阿發的老闆（不知道這里的老闆是不是僅僅代表對城裡人的稱呼）也是親戚（老闆的妻子和阿發的妻子是姐妹），為了躲避戰亂從城裡跑到阿發家裡來住，本來已經窮的難以溫飽的阿發一家卻用最好的飯菜（特意賣了一條魚）來招待客人，熱情地安排老闆一家在家裡住下，那份質朴的溫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陸的農村習俗中，而從城裡來的老闆卻在沒有和阿發兄弟商量的情況下就把他們的地賣給了糖廠（或許地是老闆的，可是這些地卻是阿發兄弟一家的命根子）。當老闆把賣地的事情告訴正在田間耕種的阿發與闊嘴時，導演用了一個中遠鏡頭，三個人被放在同一個鏡框里，左邊老闆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邊的兩兄弟垂著頭立在地里，遠處是霧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個畫面壓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調，彷彿戰爭的壓力都沒有給他們帶來過多的恐懼，而剝奪他們的土地卻如同斷了他們的命根。

從片子里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虛構，農民像往常一樣進行著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誰來統治，地總要種，飯總要吃，打仗也必定要來捉壯丁，不管替國民黨打日本人，還是替日本人進行大東亞戰爭，對於閉塞安詳的農民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打仗的名譽不一樣，一個可能帶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個可能為了天皇效忠，同樣的光榮獎章農民是分不出它們非此即彼的區別的，或許正如阿發所說，打仗回來換來的獎旗連做一個內褲都不夠。這不是說明他們沒有覺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與虛幻的榮譽面前，也許內褲比獎旗更實在（盡管內褲在某種程度上也關涉榮譽與文明，估計我們的老祖宗是不穿內褲的，現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擴張與全球化的結果吧）。日本人動員農民打美國和進行大東亞戰爭，是打著天皇的旗號，和我們起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質的概念，但同樣激昂振奮的宣傳，卻不自覺地喚起人們為什麼什麼而就怎樣的激情與亢奮。它們的效果是一樣的，無非把更多的人納入到戰爭的游戲裡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滿正義的勇氣來殲滅所謂的另一方的「敵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徵兵的農民不過是根據地域（受誰統治和管理，當然地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與民族是暗合的）來不自覺或不受支配地劃分到不同的戰爭序列中，他們的犧牲和田裡的麻雀一樣隨意平常。如果我們採用正義與法西斯相對立的視角判斷，台灣人民被日本徵兵進行東亞戰爭顯然是助紂為孽的行為，可是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一個個參軍的人民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呢？所造成的悲傷後果似乎無法用鮮明的價值判斷來衡量，在我看來，無論戰爭中的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人類來說都是一種罪惡。盡管有時候「以惡報惡」的方式成為正義事業的合法化，但報復與其說是「懲罰」不如說是對罪惡者的「模仿」。

對於生存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台灣來說，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尷尬和曖昧造成了雙方對峙的跳板或犧牲品，在兩者的爭奪當中，成為利用的砝碼和改造的對象。其實，從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滲透力。在台灣被日本佔領的相對穩定的五十年裡，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灣幾乎成為一個准日本化的地區。在影片中，當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長官）是日本人，孩子從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語進行的，甚至出現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師的訓教中，我們看到了教員讓一個孩子用放大鏡對准太陽然後把白紙點燃，從而闡發天皇如太陽一樣無時不刻地照耀著我們，而我們只有像放大鏡一樣團結起來，才能發揮更大的能量。如此誘人的國民教育，無非是為極權時代的統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壘，而人民在這種汁液的培養中不自覺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著光榮的旗號輕易利用的質料。這樣的方式在任何極權的社會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時借用了強有力的不會輕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現實的領袖或虛幻的天堂，事實證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歷史的魅力。

片子最後一個荒誕的故事就是阿發兄弟在大人的帶領下去鎮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揀到的定時炸彈的事情。導演當然不會讓炸彈在路上爆炸產生悲慘的結局，而是非常聰明地讓他們在治安所長官的逼迫下把炸彈仍到海里然後爆炸，固然他們沒有領到任何獎品，卻意外地得到了許多炸死的死魚（浮在水面上的魚誇張地多，就像《濃情巧克力》裡面使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眼淚曬干變成鹽的故事一樣浪漫），他們同樣滿載而歸。伴著他們一家人在昏黃的燈光下幸福地吃魚的情景，阿發的母親發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國人能三兩天就轟炸一次就好了，那麼我們天天都有魚吃了」，映現的燈光逐漸變小變小，消失在黑暗裡，片子結束。

《稻草人》曾經被姜文大加贊賞，據說在他的新片《鬼子來了》裡面有好多借鑒《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獨特之處在於用這樣一種不是很嚴肅很沉痛的方式來對待可以很煽情地觸動民族情緒的戰爭題材電影的姿態和視角，也就是說使用了另外一種講述戰爭的故事的方式。我們發現它的戲噱和荒誕的處理絲毫沒有掩蓋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現帶來更多鮮活的東西。盡管它不是歷史的真實，也不帶有強烈的訴述的願望，但卻能啟發人的想像，看到更多被歷史書以及通常行述歷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實的「情感」，這里的「情感」不僅僅指個人的情緒，而是對歷史對過去事情的一種感情，就是說我們不應把歷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隨便玩弄的「橡皮泥」，而應抱有對待人一樣的感情來看待歷史，也就是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前言中所提到的「溫情的理解」的態度。所以，我覺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敘述很有張力或快感。

如果我們可以發揮聯想的話，類似的情景似乎在國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國導演布爾曼拍攝了《希望與光榮》，採用兒童的視角看待二戰期間被德軍轟炸下的倫敦的情景，由於孩子沒有過多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戰爭在他們眼裡可能會有許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比如到廢墟里揀彈殼（當然沒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籮筐揀炸彈那麼誇張，也沒有阿發兄弟運送炸彈而大獲海魚那麼神奇），比如一個跳傘飛行員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電影的殘酷消解在無聲無息的日常生活中，沒有血液出現的戰爭同樣擁有了悲慘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有沒有從這里獲得有利的借鑒）。1991年義大利導演加布里埃爾·薩爾瓦托雷導的《地中海》把幾個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臘小島上，沒有戰斗的士兵和當地人幸福相處，好像同樣也把殘酷的二戰賦予了許多荒誕和浪漫的故事。這種敘述上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話語重述歷史的方式，給我們帶來了另一種充滿歡樂或日常溫情的戰爭想像，但決不是粉飾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樣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開頭，夢中戰爭的情景或許也可以看作感受戰爭的一種方式，戰爭或說歷史對於我們的感覺，可能更多地是一種感情或者它們給我們某種可親的想像和氛圍，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證確定下來的實證的復現與干癟癟的實錄。對於歷史的記憶也不光光是通過嚴正的推理或者宏偉的國家敘述所勾畫出來的威嚴，而應該擁有自己個人的讀解甚至虛構在裡面，因為這樣的歷史才有鮮艷的活力。荒誕的歷史也許只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而歷史的荒誕卻是我夢中依稀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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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導演王童1987年作品《稻草人》。
劇情：日本統治台灣的末期，佃農陳發、陳闊嘴兄弟倆除了撫養一群孩子，還要供養耳聾的母親和因丈夫戰死海外而發瘋的妹妹，加以田裡收成不好，家境十分貧困。一天，地主下鄉避難，兄弟倆盡其所有加以招待，誰知地主吃喝之後，聲稱所有旱田將出售他人。第二天，在兄弟倆那塊小田地上掉下一個未爆炸的大炸彈，全村震驚，卻樂壞了刑警，他認為上繳這個炸彈，可能因此而陞官。於是在刑警鄭重其事的押解下，兄弟倆恭恭敬敬地抬著這個「呈獻天皇」的禮物運往市鎮。途中山路崎嶇，炸彈不時出現險情，兄弟倆和刑警都發揮了「只要炸彈，不要性命」的勇氣，終於把炸彈抬入市鎮。豈料日本警察一見炸彈甚為驚恐，要他們立即丟入海中。兄弟倆絕望之下只好從命。炸彈一入海中應聲爆炸，卻見海面浮起死魚無數。兄弟倆沖入海中撿魚，脫下褲子裝魚，最後滿載而歸。兄弟倆看著全家人興奮地吃魚的樣子，覺得老天還是公平的，總會掉下些運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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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是由美國華納兄弟影業製作發行的112分鍾劇情影片該片由傑瑞·沙茨伯格執導，吉恩·哈克曼、阿爾·帕西諾主演，於1973年4月11日在美國紐約上映該片講述了本來打算開一家汽車清洗店的麥克斯，因為好朋友里昂的精神失常，所以決定把錢用來醫治好他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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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是由王童執導，張柏舟、卓勝利、吳炳南、柯俊雄等共同主演的劇情片。

該片講述了在日殖末期的台灣，佃農陳發、陳闊嘴兩兄弟為了養活成群的孩子、耳聾的母親和發瘋的妹妹，背著炸彈向殖民政府邀功領賞的荒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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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稻草人

電影《稻草人》海報英文名字：Scarecrows
導 演： William Wesley
國 家： 美國
時 長： 83min
年 代： 1988

五名劫匪在作案後劫機試圖飛往墨西哥邊境，但其中一個為私吞贓物而帶錢跳傘逃走，眾人無奈只能追其而去。然而他們不知道現在所處的地方竟是一個被巫術詛咒已久的稻草人墓地，人們接連被復活的稻草人殺害。不過凡是在此被殺的死者都會變成活死人追殺其他倖存的人類，劫匪們被逼入了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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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吊橋上抬炸彈和抬棺材同時遇到的什麼電影

1987年10月在中國台灣上映的電影《稻草人》
王童執導，張柏舟、卓勝利、吳炳南、柯俊雄等主演的劇情片。
講述在日本殖民末期的台灣，佃農陳發、陳闊嘴兩兄弟為了養活成群的孩子、耳聾的母親、發瘋的妹妹，背著炸彈向殖民政府邀功領賞的荒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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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稻草人》
導 演：王童
編 劇：王小棣 宋綋
主 演：張柏舟 卓勝利 吳炳南
上 映：1987年

本片於1987年獲第二十四屆金馬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錄音獎，1988年獲第
三十三屆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

這是一部描寫一群純朴善良的百姓，生活在一個荒謬的時空中所引發的一連串喜趣。故事的背景是1940年代，兩代佃農的陳姓兄弟在他們田裡撿到一個美製未爆 炸彈，兩人准備將它送去給日軍邀功，引發不少笑料，最後炸彈在日軍的喝斥下，投進海中，誰料炸彈意外引爆，死魚浮出海面，兩人滿載海魚
愉悅的 返家。

這部影片歷經兩年完成，對農村生活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深刻描繪，尤其濃郁的人情刻劃，超脫台語片里常有的嘻笑怒罵的低級趣味，呈現出日據時代台灣庶民生活的悲歌。

⑼ 《稻草人》劇情簡介|鑒賞|觀後感

《稻草人》劇情簡介|鑒賞|觀後感

1987 彩色片 96分鍾

中國台灣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攝制

導演：王童 編劇：王小棣 宋弦 攝影：林振聲 丁復義 主要演員：張柏舟 卓勝利 吳炳南 文英 楊貴媚本片獲1987年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三項大獎，亞太影展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獎

【劇情簡介】

這是發生在台灣日據時代的一個故事。在一個村莊里，一隊日本軍人捧著插著日本國旗的骨灰盒、高奏日本軍歌來到一群呆站的村民面前，向他們宣布他們的家人在南洋為國捐軀。村民們麻木地接過骨灰盒，似乎對這一切已經習以為常了。

影片借田中的稻草人來告訴觀眾，村裡的年輕人都被抓到南洋當兵去了，只有本片的主人公阿發和闊嘴倆兄弟免了兵役，村裡人都說是他們倆兄弟經常幫日本巡查幹活的緣故。其實真正原因是他們的母親有偏方，每天晚上用牛糞塗他們的眼睛，弄得他們沙眼、散光還帶色盲，想當兵都沒人要，真是好福氣。可是他們只種兩分地，卻生了一堆比田裡麻雀還多的孩子，連名字也分不清。他們還有一個可憐的妹妹叫水仙，本是全村最美麗的姑娘，可惜過門的第二天丈夫就被抓到南洋當兵，叫美國飛機的炸彈炸死了。從此水仙就瘋了，再不肯脫下鮮紅的嫁衣，像田中的稻草人一樣，「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夢，等待同樣的明天」。

這一天，倆兄弟在田裡作活，他們先在田頭父親的墳上燒完香，然後再到旁邊給土地神燒香。阿發禱告道：土地公啊，日本人不讓我們拜你，但我知道你很靈驗。我母親操勞一輩子了，現在腰酸背疼，請你老人家保祐她……我們家的牛不久就要被日本人牽走了， *** ，想到這個心就酸，說是要給日本人做牛肉罐頭吃， *** ，土地公，我們的命真的不如日本人!阿發忍不住罵起娘，闊嘴忙提醒他，在土地公面前不要說粗話。

回到家裡，老母親對他們說，他們父親昨晚給她托夢說，自己一天到晚躺在地下曬太陽，太熱了。阿發大發脾氣：我們倆兄弟一天到晚在地里幹活都不熱，他躺在地底下倒會熱?風水是他選的，他還嫌熱?他也不想想，十幾口的家人，就兩間破棚子。今晚換我托夢給阿爸，要他變一屋子的錢，讓我們倆兄弟花都花不完。這時兒子牛糞對他說，老師要他們改日本名字，阿發大發雷霆，可當兒子對他說，改日本名就可以將配給的黑糖變白糖，阿發立即改變了主意，並要兒子去問老師，能不能將他的名字也改改。

日本和美國打仗，便經常有美國飛機來丟炸彈。老師在操場上用日語向學生號召，要大家將家裡的鐵器都交到學校來，以便造飛機打美國人。老師叫牛糞到台上來，交給他一個聚光鏡，讓他在太陽光底下聚焦一張紙，一會兒紙片燒著了。老師說，天皇陛下就是太陽，而我們就是這個聚光鏡。這時一個學生將他撿到的一塊彈片交給老師，老師表揚了他，並獎給了他兩雙襪子。

大嫂的妹妹、妹夫帶著兩個孩子來了。其實妹夫就是阿發和闊嘴的地主，他這次回來是因時局不好，准備將地收回賣給糖廠，好到日本去。

阿發一家傾其所有，殺雞買魚招待客人，巡查大人也帶著一家三口人來吃飯。阿發一家除了老母親陪客，其他人均未上桌，大小幾個孩子都站在門外，眼巴巴地看客人在大吃大喝。闊嘴忙將孩子們招呼到外邊對他們說：你們這樣看著客人吃，客人還好意思吃嗎?等客人吃好了才輪到你們吃。闊嘴興致勃勃地對他們說：「其實客人只是挾兩口意思意思，魚從來不會翻過來，等客人走了，剩下下面油油的，非常好吃。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可是一直守在門外的最小的孩子臭頭卻看見魚被翻了過來，和其他菜一起被客人吃個精光，他忍不住大聲哭了起來，哭哭啼啼地說是祖母沒看好魚。

第二天阿發和闊嘴正在田裡勞作，「老闆」(妹夫)過來告訴他們，他打算將地收回賣給糖廠。倆兄弟怔住了，獃獃地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這時闊嘴的媳婦飛快地跑來，大聲地叫他們趕快回去，日本人要牽走他們家的牛了。原來時局不好，村公所提前半年征走他們家的牛。阿發只能麻木地在公文上蓋了手印。大雨中，全家人淚汪汪地看著牛掛上紅綢帶，被日本人牽走。

晚上全家人沮喪地睡著，突然老母親大喊起來：「小偷，快來抓小偷啊!」全家人都爬起來，打著燈火才看見屋角落蜷縮著一個衣衫破爛的年輕人，原來他是鄰近村子的逃兵。他向他們哭訴，自己的妻子懷了孕，他沒辦法才逃到山上。他說，「我也想向天皇效忠啊，我連軍歌都練好了，不信你們聽……」，逃兵哭泣地唱起了日本軍歌，全家人都同情地落下了眼淚，連忙送了他很多吃的東西。阿發悲憤地說，「我們為什麼要當日本兵，不是死就是斷手斷腳，只得到一張獎狀和一面旗子，那有什麼用啊!」闊嘴說，那面旗子連作 *** 都不夠。

一早，孩子們就悄悄起身，來到大橋邊。他們是等著美國飛機扔炸彈，他們好撿彈片。過一會兒，果然飛機來轟炸了，孩子們嚇得哇哇哭叫。好一會兒轟炸才結束，可是村裡卻鬧騰開了，原來是阿發他們的田裡落下了一顆未爆炸的大炸彈。村裡所有人包括日本巡查大人還有傷殘的士兵阿勇都來了，他們膽戰心驚地卧在遠遠的地面，觀察著炸彈。牛糞對阿發說，炸彈去交公會有獎勵。阿發一聽，壯著膽子向炸彈爬去，他和闊嘴拿著棍子試著打了一下炸彈，見沒動靜又狠狠地敲打起來。村民們見沒事便都圍了上來，阿發和闊嘴喜洋洋地將炸彈捆好，抬回了家准備去領賞。老闆大方地說，炸彈雖是落在他的田裡，但田是他們倆兄弟種的，就歸他們倆兄弟好了，倆兄弟向他千恩萬謝，還有巡查大人也決定第二天和倆兄弟一起送炸彈到鎮上的軍部去。

第二天一早，倆兄弟帶著家人的無限企盼和得意地哼唱著軍歌的巡查大人出發了。一路上，他們對炸彈像聖品似地百般呵護，怕炸彈被太陽曬，用衣服蓋在上面，甚至連自己喝的水也澆在炸彈上。好不容易跋山涉水來到鎮上，路上吸引了許多圍觀的人，巡查大人要倆兄弟抬炸彈在亭中等著，他自己跑去軍部報告。

喜氣洋洋的倆兄弟正等著領賞，巡查大人卻沮喪地跑來通知他們，軍部的大人怕危險不接收炸彈，要他們立即抬走。阿發他們一下傻了，想到獎品將成泡影，惶急中，阿發竟不顧一切地舉起棍子狠狠地敲打著炸彈，向軍部的軍官叫喊： 「大人啊，你看，它沒有危險啊! 我敲給你看啊!」那個軍官又驚又怒，竟端著槍向天放了幾槍，然後遠遠地押著阿發他們抬著炸彈向海邊走去。

阿發他們無奈，只好站在岩石上將炸彈拋向海中。失望的倆兄弟剛要離去，卻忽地聽見大海中傳來巨大的爆炸聲。他們好一會兒才明白是炸彈炸了，他們對望了一眼，正慶幸哥倆命大，周圍的人卻指著海里大叫：「魚，魚!」大家紛紛向海里跑去。原來是炸彈將許多魚給炸了上來，阿發他們也忙奔入海中，一邊搶著撈魚一邊向人群大喊： 那是我們的炸彈炸上來的!

傍晚，家裡人翹首等待倆兄弟帶獎品回來。一會兒，牛糞歡呼起來，「阿爸回來了!」大家看見倆兄弟和巡查大人挑著捧著一大堆魚從遠處走來，都愣住了。

晚上，一家子喜氣洋洋地圍在一起吃魚。孩子們再也不擔心客人搶吃他們的魚了。祖母高興地笑著：「好新鮮啊，好久沒吃過這么多的魚!」只有闊嘴的老婆在暗暗掉淚，她原本盼著丈夫能給她帶回她渴念了很久的東西：胭脂、紅粉等。阿發倆兄弟開心極了，因為不僅是意外收獲了許多魚，而且老闆告訴他們，糖廠的人可能是時局的原因沒有來買地，他考慮過兩三年再說，地還讓倆兄弟種著。闊嘴真誠地對老闆說：「我們倆兄弟今天能有這么多的魚，都是老闆所賜，你真是一個大好人，祝你到日本後一切都順，順順順!」

牛糞天真地對祖母說，要是美國飛機天天都來丟炸彈就好了，好讓我們每天都能有魚吃。祖母說，不要一次丟那麼多，兩三天丟一次就好了。這樣我們全年就可以吃到魚了。

【鑒賞】

台灣著名導演王童的影片《稻草人》從構思到拍攝完成歷時五年，在當時商業取向環境中，曾遭多次退稿，而王童以頑強的毅力和對電影藝術的摯愛，將《稻》片拍成一部呈現日據時代台灣庶民無奈生活悲歌的精緻電影。

中國電影史上抗日時代影片總以民族大義、國仇家恨為主題作正面描寫，而《稻》片則站在人道關懷的立場，反以荒謬的筆觸來寫戰亂的悲哀，影片通過展現一如費里尼鏡頭里的「又可笑又可悲」式的「小人物」辛酸無奈的真實生活，重新詮釋了台灣日據時期那個黑暗年代的歷史。

《稻》片一開始就以一場西樂喇叭與嗩吶混奏的荒謬不調和的喪禮，點出影片的悲喜劇基調。影片主人公阿發、闊嘴倆兄弟為了逃兵役，他們老母親用牛糞塗眼睛的「偏方」，讓他們變成「沙眼、散光還帶色盲」，想當兵都沒人要。兄弟倆每日在田裡辛勤勞作，但一家人還是食不果腹，他們認天認命，私下裡以「干他娘」來發泄對日本人的不滿。兒子牛糞對阿發說老師要他們改日本名時，他勃然大怒地罵道：「改你個頭，等你阿爸死了再改!」可當他知道改成日本名可以將配給的黑糖變白糖時，馬上改變主意，並要兒子去問老師，「看阿爸的名字能不能也改一下。」他們的親戚兼地主落井下石地要將他們種的地收回，家裡惟一的一頭耕牛這時也被提前半年征公。正當他們幾乎絕望之時，「天公疼憨人」，一顆未爆炸的美國炸彈又落進他們的田中。他們不顧危險，如獲至寶地將炸彈抬進家門，打算去領賞金。最後賞金雖落了空，炸彈卻給他們炸了一堆讓全家吃不完的魚。而「老闆」這時也告訴他們，由於時局關系，糖廠的人沒有來買地，他們仍可以種地。所有這些，影片以阿發兄弟倆的「逃兵役—繳牛充公—炸彈—魚—希望」，交織成一幅日據時代的殖民窘困生活與尷尬的民族認同的圖景。正如本片片名所隱喻的那樣，像阿發他們這樣的最底層農民，就像田中的稻草人一樣，永遠辛勤地守著自家田地，但對於掠奪者麻雀(或異主入侵)，毫無招架能力，只能靜靜地接受剝削宰制，除了宿命望天外別無他法。

王童以「溫和、恕道、人性」的導演風格著稱，他說，「一部離開對人關懷的影片，往往會失去高貴的氣質與尊嚴，所剩餘的僅是缺乏生命力的感官 *** 罷了……我相信那些原動力，就是創作者對生命高度的關懷與赤誠的心吧!」在《稻》片中，王童除了對阿發這樣的底層農民寄予無限的同情外，他更以摯愛的筆觸真實地刻畫了這些底層庶民雖生活窘困，但依然不失善良和真情。阿發由於生活的重壓，作為一家之主，他常常脾氣暴躁地訓斥著家人，但內心卻十分善良。他和一家人無微不至地照顧著精神失常的妹妹水仙。他看見老婆和弟弟一家人要用家裡的生活用品去換小販的東西，他大聲罵道，「換，換!家裡從有東西換到沒東西，你們拿我這條褲子去換好了!」可是，當他知道水仙想要小商販的紅粉，立即默默地將家裡惟一一把新鐮刀拿出來讓牛糞去換回來。影片中這樣的場面比比皆是，感人至深。如家裡好不容易吃一頓面線，大嫂為了讓家人多吃，當闊嘴問老婆有沒有給大嫂留時，她忙答道，不必了，我在廚房裡留了一碗。而阿發無意中發現廚房的碗里是空的時，他焦急地想叫住正將面條分給孩子的弟媳，他張了張嘴沒喊出來。影片僅用一個鏡頭，非常准確地將這個看似沒有溫情的漢子這時復雜的心情表現出來：阿發張了張嘴，欲喊未喊，臉上現出了凄楚和心疼的表情。影片還有這樣一段情節也十分令人感動。家裡惟一的耕牛被日本人牽走了，老闆也通知他們要將地收回，這時兄弟倆都十分沮喪，甚至可以說是孤苦無告。闊嘴的老婆問他餓不餓，要不要吃東西，闊嘴說，有什麼吃的嗎?老婆道，有東西吃就不錯了，還挑。一天沒吃飯的闊嘴道，那就吃點吧。他老婆剛要下床去拿，卻聽見外屋有吃東西的聲音，兩人誤以為是阿發，闊嘴忙道：「讓阿兄吃吧。」而另一屋大嫂和阿發也聽見了吃飯聲，阿發忙攔住要下床的大嫂，說了聲，「讓他吃罷。」這種兄弟互讓的感情令人感動。可是半夜他們才發現吃東西的不是他們，原來是家裡來了小偷。可是當他們聽了小偷的哭訴以後，不但沒有將逃兵的小偷報官，反而包了更多吃的東西給他。貧窮並沒有讓阿發一家人喪失善良，而惟其善良，生命方顯示其高貴與尊嚴。

這種對人的關懷與尊重，使王童突破了人物既定的刻板塑造，而直指人物心靈深處的情感糾葛，同時也形成了王童所有作品的哲學風格。正像他自己所說的：「費里尼鏡頭下那種又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所顯現的人性溫度，才是電影的精神所在。」

在《稻》片中，沒有一句直接斥責戰爭的語言，卻通過生動具有感染力的鏡頭語言，控訴了戰爭對美的毀滅，對人性的摧殘;直接告訴人們，正是戰爭，使阿發這樣的老實善良的農民生活悲慘。影片中那插著日本國旗的骨灰盒;那斷了雙腿被人用門板抬來抬去的傷兵;那不斷在頭頂上轟炸的飛機;那老婆剛懷孕為了逃避兵役在山上手腳都爬爛了的逃兵; 還有因新婚第二天丈夫徵兵到南洋就一去不回而發瘋的全村最美麗的姑娘水仙，在全片從頭至尾總是穿著鮮紅破爛的嫁衣到處瘋跑，令人心碎。

影片從頭至尾也沒有一句罵殖民者日本人的話，但卻用對比的方法對日本人進行了諷刺和批判。影片中那個日本巡查大人養著一隻大公雞作寵物，用白米飯喂雞，而阿發一家人卻食不果腹;還有當巡查大人和阿發兄弟倆在鎮上扶著美國炸彈拍照時，那個巡查大人看了看身後富士山的背景，躊躇滿志地說： 「好偉大的富士山。」闊嘴卻看了看手裡拿的尖尖的斗笠，老實地說：「偉大?跟斗笠一樣嘛。」從這些看似不經意的小噱頭里，不難看出是創作者有意的設計。影片中常常出現日本人趾高氣揚哼唱日本軍歌的鏡頭，只有一處是中國人唱軍歌，那就是那個逃兵為了證明自己也准備效忠天皇，告訴阿發他們說，「真的，我連軍歌都練好了，我唱給你們聽……」接著，他泣不成聲地唱起了日本軍歌，看到這里，觀眾不禁為之掬一把同情之淚，而痛恨把他們逼迫到如此悲慘境地的殖民者。阿發悲憤地說：「我們為什麼要當日本兵，不是死，就是斷手斷腳，只得到一張獎狀和一面旗子。」闊嘴則說，那面旗子連作 *** 都不夠。

王童是美術設計出身，在《稻》片的色彩選用上，也顯示其匠心獨運之處，影片的主體色彩是一片綠色的農村景象，這種充滿生機的綠色，象徵著農民對土地的依戀和熱愛，也顯示中國人生存的韌性。然而就在這一片的綠色中，常常出現水仙穿一身破爛鮮紅嫁衣的一抹強烈色彩。在中國風俗中，紅色象徵著喜氣和美。一身鮮紅的水仙在綠油油的田地中起舞，影片再伴以柔美憂傷的音樂，象徵著戰爭對美的毀滅。另一處，當阿發家中耕牛被日本人強行拉走，大雨茫茫中，全家人孤苦無告地看著耕牛離去，牛角上掛著的那一條紅綢帶(表示耕牛被徵用)，也給觀眾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另外，日本巡查大人的白色軍服也和農民灰色破舊的土布衣形成對比。那顆落在田中未爆的美式炸彈，上面漆著紅、黃、綠的顏色，也指涉炸彈在片中的多層意旨，即從死亡的使者變成天公的「福祉」。

參加《稻》片演出的幾乎全是台灣電視台的閩南語連續劇演員，合乎「小人物」的本質，由於王童生動有趣的設計，加上演員自然朴實又貼切的表演，本土「草」民的俚語措詞，使影片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同時，全片情節鋪陳自然，節奏快慢諧調結合，不溫不火，轉機隨處可見。《稻草人》確實是一部精緻完美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