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全國電影院數量

㈠ 院線制的中國院線制的發展歷程

解放後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電影發行放映體制一直是「統購統銷」 + 「層級發行」模式，即大小製片廠生產影片後一次性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輸入輸出公司(簡稱中影)買斷，後者再分別經按照省、市、縣這樣的行政層級的發行公司發行到各電影院。但是這種模式存在於計劃經濟體制下，不適應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對我國電影工業的萎靡必須承擔一定責任。並且自1984年開始電影製片不再由國家統一撥款，電影的發行放映也需要一個與之配套的市場機制。
我國電影發行放映改革先後經歷兩次重要時期，其標志年份一是1993年，以《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業內常稱三號文件)和《電影行業機制改革方案實施細則》為主，輔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輸出輸入公司影片購銷暫行辦法》等政策出台為代表；二是2001年，以《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和《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業內常稱1519號文)等政策為代表。
1993年正式出台的相關政策裡面並沒有談到「院線」，但是院線制的起步卻與此次電影機制改革緊密相關。此階段的電影機制改革最重要的內容是電影製片廠自辦發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把影片直接銷售給各省和省以下的電影公司，可以和發行部門實行發行收入分成(這開始了早期的分帳發行機制)。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對電影發行起到了很大的改革促進，但是對放映的影響有限。因為電影院仍是國有，被納入地方行政管理范圍內，加上電影院設備和管理落後，因此整體發行成本較高、發行混亂，省級電影發行公司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影公司在地方上獲得壟斷性。電影發行和放映是一個整體，相互制約，分帳發行和院線制度以及多廳影院等都緊密相連，由於我國當時無法建成院線，製片廠由面對一個壟斷性的中影改為32個壟斷性的省級電影發行公司，所以改革的成效有限。正是基於這樣，2001年才出台進一步的深化電影改革意見，並促進院線建立。
市場競爭卻使得一些先行者在1995年前後就開始了院線制的探索，摸著石子過河，付之具體實踐。其中包括福建、上海、四川等地出現了第二發行渠道，這些發行渠道所面向的主體影院構成了獨立於省級發行公司所控制的影院以外的「院線」，因此某些省出現了這種院線雛形。最關鍵的是，這種模式即省內電影院聯營代表了我們對院線的認識。
2001年12月18日廣電總局和文化部頒發的《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提出院線制將成為我國電影發行放映的主要機制，10條細則中4條用於明確院線的建設和發展，其中包括帶有行政色彩的政策：
實行以院線為主的發行放映機制，減少發行層次，改變按行政區域計劃供片模式，變單一的多層次發行為以院線為主的一級發行，發行公司和製片單位直接向院城公司供片；有條件的地區，要盡快組建兩條或兩條以上的院線；鼓勵有實力的院線跨省經營。凡是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沒有形成院線的地方，將停止向其供應進口分帳影片(經批準的地區除外)。2002年10月1日之前，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東、四川要率先組建兩條院線，否則將停止向其供應進口分帳影片。 組建院線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和要求：(1)10家以上以資本或供片為紐帶的專業影劇院，其中實行計算機售票的影院不少於8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於800萬且電影專項資金如實上繳，可以發起組建一條省內院線，由省級電影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報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備案。(2)15家以上以資本或供片為紐帶且影劇院分布在不同省級區域的專業影劇院，其中計算機售票不少於10家或者年度票房不低於1000萬且電影專項資金如實上繳，可以發起組建一條跨省院線，協商跨區域省級電影行政主管部門後，報送國家廣電總局審批，並向有關省級電影行政主管部門抄送批件。(3)一個省的院線組建最多不超過三條。以簽約形式組合的院線，簽約期不少於3年(含3年)。一個影院只能加入一家院線。簽約期滿後，可以重新進行選擇。
這種改革一方面是基於1993年政策推動的改革並不徹底，新的地方壟斷和中間發行環節仍然導致機制不暢；一方面是推動國產片的生產發行放映的任務日趨緊迫。院線制改革總體上再次將原有產品流通鏈條中的「發行」一節縮減，在院線中包含了一個發行主體和若干影院，而各電影製片廠和中影直接面對院線發行，以期達到減少發行層次，合理分配製片發行放映三方利益。由於對院線公司的運營管理有具體審核要求，尤其是國產片放映時間要達到2/3，這樣不僅僅有利於發行放映的管理，對於電影生產會起到直接促進。
據中國電影集團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消息，截至2002年6月1日，已批准成立的30家省內和跨省院線，含電影院846座，1536塊銀幕。新疆、內蒙古、寧夏、青海等9省、自治區獲准緩建院線。

㈡ 影視展覽發展現狀

眾所周知，在眾多的藝術門類中，像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戲劇等，都是在蒙昧時代或者文明時代的初期已經出現。然後，在經過一段漫長的歲月長河裡，人類便再也沒有出現新的藝術形式或種類。

直到20世紀上半葉，電影，這門新的藝術形式才步入人們的視野，從1895—1907的早期電影開始，以魯米埃爾兄弟和梅里愛為代表的初期導演開始了一系列的電影製作，他們技術上推求標准化，藝術上講求構圖技巧等，都是在電影形成期所做的重要貢獻，但是當時的科技都具有局限性，所以使得電影過於真實，拍攝角度固定，域別無變化，而且時間很短。中國在這一時期，也就是1905年出現了屬於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

一、世界電影產業的發展

1、1908—1926年，電影產業進入了發展期，出現了經典好萊塢電影，德國表現主義電影，法國印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電影，還有前蘇聯蒙太奇學派電影等，其中大家一定認識卓別林吧，身為喜劇大師的卓別林可以說是好萊塢無聲電影經典中的經典，記得小時候在電視上我還有看過他的《淘金記》、《大獨裁者》、《摩登時代》等等，黑白的畫面風格中就是因為有了他動情的演繹才有熒幕外眾多觀眾的笑聲，還有冷麵笑星基頓等，電影介紹海報也出現了彩色形式。中國在1923—1927年間也開始了對於電影的探索時期20世紀20年代，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在整體上處於上升態勢。作為一種娛樂產業，電影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這一態勢的影響。因此，當《孤兒救祖記》一炮走紅，在經濟效益和社銷攜會收益都取得驕人成績之時，商人的投資熱情開始轉向電影，從而掀起了中國電影發展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923--1925年間，全國各地共開設175家電影公司，其中上海有141家。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公司僅僅空掛一個招牌，實際上無悄斗慎所作為：有的缺乏辦公司的實力，以借用或拼湊器材及人才的方式進行拍攝。如專事拍戲裝片的大中國影片公司（1925）和專拍滑稽片的開心公司（1925）等。

2、1927—1945年，電影事業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成熟，啟敬這一階段好萊塢經典電影出現了有聲的電影，這是一個影視業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電影出現了多種類型：兒童片，科幻片，恐怖片，西部片，歌舞片，犯罪片，喜劇片，戰爭片，愛情片，倫理片，驚險片，災難片等。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3、1942—1951年，世界電影進入了新發展期，如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它追求生活真實，要求表現義大利人民飽經戰爭的痛苦和生活中的苦難，譴責社會中的不公正。特徵是：記錄性，實景拍攝，長鏡頭的運用，非職業演員的運用，結構形式簡單直觀，地方方言的運用。代表作就有：《擦皮鞋》，《羅馬11時》。1959—1964年，法國出現了「新浪潮」運動，1962—1984年又出現了新德國電影運動。總而言之，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特點就是：1、反對傳統情結，體現人本主義；2、強調表現作者「自我」，體現唯我主義；3、強調表現內心，體現非理性主義。

但是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二、中國電影的發展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三、世界電影產業的新格局

進入80年代以來，我們看到，日本的索尼買下了美國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哥倫比亞電影電視公司和韓國的三星公司（一個大型的獨立製作公司）。日本的Matsushita收購了美國的MCA.

再看，多媒體領域的世界大亨澳大利亞的默多克，是怎樣擁有一個最為多樣化的國際性傳媒帝國的：1994年他所擁有的新聞集團收購了美國的20世紀福克斯，同時還掌握了福克斯電影製片廠、福克斯網、英國天空廣播（歐洲主要的直接衛星廣播之一）、電視指南和哈普柯林斯出版社的大部分所有權。此外，他還擁有能轉播幾個衛星電視頻道、BBC、MTV、電影以及針對亞洲和中東大部分地區觀眾的兩個中文頻道的星電視（StarTV）。其新聞帝國包括《倫敦時報》、《陽光報》和《世界新聞》。另外，他還正將他的衛星頻道從英國空中廣播、星電視（Star TV）和福克斯擴張到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

再看，2005年6月，美國膠片和圖像處理巨頭伊斯門·柯達公司與歐洲數字投影機供應商巴寇（Barco）公司又達成戰略聯盟，向世界各地的數字影院運營商提供數字影院系統，聲稱將為客戶提供簡單化的打包出售，全球化的服務網路和統一升級服務，以便使兩家在未來新的數字革命中求得共同發展。

等等這些都讓我們看到，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國際間跨國影視集團兼並、重組、整合、擴張的趨勢日益加劇，不僅好萊塢的所有權被全球化所逐步取代，而且當今國際影視傳媒業也越來越全球化的發展趨向。

「現在我們往往以這樣的方式來生產電影，採用法國導演、法國製片，好萊塢明星配置、好萊塢技術方法進行合作，在法國或義大利等國拍攝，法國融資。《第五元素》、《聖女貞德》等都是合作拍的，取得了很好的票房。」

四、總結

總之，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國在探索保護和發展本民族電影產業，拓展國際市場的行動策略中，不僅有各自不同的具體保護措施，還更多地採取了合作拍片、優勢互補、協同作戰的雙贏共享發展策略。

「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語）我們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保持個性，又借鑒他國長處，把中國的發展納入世界軌道，在與世界整體進程的互動與交流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才是應思考的首要課題

㈢ 電視電影的歷史變革

上個世紀90年代末，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率先嘗試製作電視電影。
投身到電視電影的製作隊伍。
2008年，電影頻道電視電影將走進第10個年頭，也必將迎接更好的發展。
自1995年起，中國中央電視台第六頻道——電影頻道開播，這一專業化電影頻道迅速吸引了全國億萬電視觀眾關注和期待的目光，並逐漸培育著觀眾在電視上收看電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習慣。來自各方面的調查已經顯示，中國當代電影觀眾的主體已經在向家庭方面轉移，中國觀眾觀看電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經變成從電視里收看。調查還顯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電影頻道播映的收視率高達2000萬人次，遠遠高於同等影片在電影院的觀眾上座人次。因此，電影頻道此舉，無疑對於傳統意義上的電影觀看方式和習慣是一次重大的挑戰，抑或是變革與創新。
據有關部門1998年的統計數字，全國能夠收看到電影頻道的觀眾約達4.3億人，佔全部電視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萬人、晚間有4600萬人收看電影頻道。為了滿足廣大電視觀眾收看電影的需要，電影頻道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時間里，就購買了建國後拍攝的3600部國產影片總量的61%，約為近2200部影片。雖然國內各電影製片廠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與電影頻道每天近20個小時的節目播出時間、日吞量約10部影片，年吞量約3600餘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無疑是杯水車薪。更何況國產影片同樣也存在先爭取影院票房、爭取收回成本、賺取票房利潤的「首要任務」，因此無暇顧及電視也就理所當然了。於是，電影頻道於1999年起開始自行製作電視電影。為此，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每年投資6000多萬元拍攝電視電影。電影頻道攝制完成了300餘部電視電影。

㈣ 中國電影史的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蘇聯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後，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製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卧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製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於嘗試著下了海，並且開始學習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當今美國巨片《蝙蝠俠》系列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㈤ 蘭州最早的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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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的蘭州文化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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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的蘭州劇院。本報記者 郁婕 攝

蘭州劇院「沒」了。

從1957年蘭州最早的一所大跨度劇院到2009年的「一片瓦礫」，蘭州劇院在走過52個年頭後，戛然而止！當然，與蘭州人最熟悉的那幢建築一起灰飛煙滅的，還有「蘭州劇院」這一稱謂。

蘭州劇院「演出」已經結束——有人這樣說；蘭州劇院真正的「演出」才開始——也有人這樣說……究竟，瓦礫之上崛起的將會是什麼？

百萬元票房的記憶

一片殘磚瓦礫裸露在驕陽下。

就在這個夏天的7月，蘭州人與他們相伴了半個多世紀的蘭州劇院徹底地「告別」了。

快到上午11時的時候，老胥又從機房裡轉了一圈，一看沒事，他就下來到院子里涼快涼快。

「我是1978年來的，馬上就退休了，退休手續已經交上去了，（批下來）大概也就到八九月了。」老胥叫胥希虎，是蘭州劇院的電工，也是眼下劇院里還在上班的職工中工作年限最長的一位。

院子里，原先那幢樓頂上寫著「蘭州劇院」四個大字的三層樓已經沒有了，一片空地上殘留著碎石和瓦片，空地的四周用一米多高的鐵絲護欄圈住了。不過，拆除了的老樓的痕跡還是很明顯的——一道深黑色殘牆的印跡自然地在空地四周「畫」了個圈。

「劇院的營業依然正常進行，現在主要是在劇院右邊的附屬小樓內放電影和錄像。」蘭州劇院副經理宋瑞珉說。

快中午12時的時候，老胥又上樓去機房看了看，機房和電影廳都在二樓，錄像廳在三樓。老胥上去的時候，能坐100多人的電影廳里坐著4個人，一對小情侶和兩個女學生。眼下，正是蘭州各大影院的暑期檔，上映的《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變形金剛2》、《麥兜響當當》等影片多是針對學生群體的。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劇院的時候，看電影的人那叫個多，場場滿，真正的對票入座，一場電影放下來，把好幾個對票員忙壞了。」老胥是電工，所以，啥時候都要在崗。不過，像這樣一天沒幾個人看電影的情況，老胥說他已經習慣了。因為他覺得「電影市場的輝煌已經過去了」。

老胥說他以前有個厚厚的電話本，上面的電話記得密密麻麻的，「知道不，這些電話都是求我幫忙找電影票的。每次演電影，都有不少人提前給我留下電話，等我搞到電影票以後聯系。」不過，幾年後，老胥的這個電話本就沒用了，沒有人再托他找電影票了，「後來我就撇掉了。」

蘭州劇院、解放劇院，還有金城劇院和東方紅電影院可以說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蘭州市幾個比較有名氣的劇院，這當中，尤其以蘭州劇院為重。這不僅僅是因為蘭州劇院1300多的觀眾容納量，更是因為它曾在這個業界的「翹楚」地位。「（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具體哪年記不清楚了，我們蘭州劇院創了100萬的紀錄，為此，還得到了表彰，頒發了證書。」老胥說的這100萬元的紀錄，也就是現在說的「票房收入」。「當時蘭州市受到表彰的劇院就蘭州劇院一家，因為，只有我們一年創造了100萬的紀錄。」

「1979年，全國城市電影觀眾達293億人次，而到了1999年，觀眾則下降到了4.6億（城市觀眾）左右，只相當於20年前的一個零頭，是當時的六十分之一。」無疑，來自相關部門的這一組數據也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像蘭州劇院這樣一批國字型大小老劇院的輝煌和沒落。據了解，在電影放映業鼎盛時期，包括學校和廠礦企業俱樂部在內，蘭州市有影劇院40多家。

眼下負責辦公室工作的小梁是上世紀90年代到蘭州劇院的，那個時期也正是劇院，特別是電影院觀眾流失最凸顯的時期。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電影市場開始整體滑坡。「印象中，2000年我們劇院改造後引進的首部美國大片《垂直極限》曾經引起了相當的轟動，感覺有那麼一陣子看電影的人又多了。」小梁說。

曾經的戲曲舞台主陣地

蘭州劇院始建於1957年，是建國初期我國自行設計，由當時的蘭州市人民政府投資60萬元建造的蘭州市最早的一個大跨度劇場，其建築聲學設計效果在上世紀80年代被譽為「國內十大最佳建聲設計劇場」。蘭州劇院不僅是蘭州市文化出版局所屬全民所有制文化企業，也是一所兼具市政府禮堂功能的蘭州市老字型大小大型文化場館。

「為什麼叫劇院不叫電影院？就是因為它其實更為重要的功能是一個文化陣地——戲曲演出場所。」省劇協副主席、蘭州市戲劇舞蹈家協會副主席嚴森林說，蘭州劇院就是為了戲曲藝術而建立的，因為畢竟戲曲在我國的歷史是遠遠早於電影的。「它曾是蘭州市『春光』越劇團(已撤銷)、青年京劇團(已撤銷)、秦劇團、豫劇團等省屬市屬文藝團體的專業演出場館，也是蘭州市大型會議、學術報告、群眾文化及大型節會活動的主要場館，國內外許多著名文藝團體、表演藝術家都曾在此登台演出。正因為此，它也成為了蘭州市家喻戶曉的標志性文化場館。」

在嚴森林的印象中，「文革」之後的幾年時間，蘭州劇院可以說是蘭州市戲曲演出的「主陣地」。「因為那個時期整個國家都處於恢復傳統戲的演出階段，這樣前後有5年的時間，除蘭州劇院外，金城劇院、蘭園劇院等都頻繁地進行著戲曲演出。」

對於這一點，老胥也有非常深刻的記憶。

和電影相比，老胥更愛看戲。作為老蘭州人的他，尤其是喜歡聽秦腔。在劇院工作的他，和其他戲迷相比而言，自然就有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上班的時候就可以過把秦腔癮。「在當時，我們劇院的舞台還是相當不錯的，燈光、舞檯布置檔次在同業中都是比較高的。大概在1978年，全省老藝人大匯演就在我們劇院進行，這次演出影響特別大，來看戲的人特別多，演出一直持續進行了近兩個星期，當時，包括很有名的老藝人劉金榮、周振旭等都參加了演出。現在，參加當時匯演的那一批老藝人全部都去世了。」老胥說。

相對於劇院電影放映業務逐步走向低迷的狀況而言，戲曲退出「劇院舞台」的跡象似乎來得更早些。在電影輝煌的時代，戲劇演出就呈現出了「沒落」的景象，而隨著電影放映市場在上世紀90年代的明顯滑坡，蘭州各大劇院中已經再難覓到「戲劇演出」的身影了。取而代之出現在「劇院舞台」的就是各種歌舞表演。1998年以李谷一、朱明瑛等為代表的東方歌舞團到蘭州劇院的演出，無疑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老胥說：「不過像這樣的專業歌舞團的表演畢竟是少數，隨後，多是一些『走穴』的非專業歌舞團。當然，這樣的歌舞演出也只是紅火了一陣子。」

「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戲曲自身的主觀因素，還有客觀原因。隨著電影、鐳射、錄像、電子游戲等娛樂形式的風起雲涌，使得戲曲舞台受到了沖擊，加之戲曲自身發展也顯現出一種萎縮的現象，所以，戲曲被『擠』出『劇院舞台』是一個現實。」嚴森林說，戲曲退出「劇院舞台」也說明了一個現狀：劇院缺失了它本該擁有的文化場地的功能，城市文化場地和藝術舞台在萎縮。「這里不僅僅是指已經拆除了的蘭州劇院，就目前蘭州市而言，演出劇場也就一兩個了。」

原址上起建文化藝術中心

來自蘭州大劇院的信息：到2011年，蘭州劇院將變身蘭州文化藝術中心，成為我省具有較高規格、現代化、標志性的大型文化設施。

「拆除是必須的。」蘭州劇院總經理秦永安表示，蘭州劇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謝幕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應該有更好的符合時代發展的新的（劇院）來取代它。」

秦永安說，事實上在2007年就因為消防原因，蘭州劇院基本上處於停業狀態了，因為盡管在過去，蘭州劇院算得上是蘭州有影響的和設施不錯的「老字型大小」劇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了，特別是硬體上。「常年的超負荷運轉，系統老化陳舊，消防隱患嚴重，拆除是唯一的選擇。」

在蘭州劇院之前，因為同樣的原因，始建於1950年的市屬的解放劇院和省屬的飛天劇院、東風劇院等「老字型大小」劇院也都已被淘汰「出局」了。而隨著蘭州劇院的「消失」，蘭州市演出場所的緊缺，使得蘭州的舞台藝術無疑又缺少了一塊屬於自己的陣地。

「拆除是為了建一個更好的服務於文化藝術的『舞台』，可能會有人擔心處於黃金地段的蘭州劇院屆時將會傾向走『商業化』路線，會喪失『藝術文化舞台』的功能，我想說的是，將來新建的蘭州文化藝術中心將比以前的蘭州劇院從設施到服務領域都更好，它將是對蘭州劇院這個『老字型大小』和『老品牌』的一種提升。」

據記者了解，在蘭州劇院原址上起建的蘭州文化藝術中心，預計投資2億元，其主體工程建設將於明年全面啟動，到2011年建成並投入使用。蘭州市文化藝術中心佔地面積11112.7平方米，建築面積為3萬平方米。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多功能音樂廳、多廳電影廳、文化教育館、藝術培訓和展覽中心、文化T台、演員公寓、辦公及輔助用房、地下停車場及設備用房等。建設項目中將充分考慮到了總體設計功能的先進性，其中多功能音樂廳建築面積約6200平方米，設1200個座位，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力求建成在西北乃至國內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設施和城市標志性建築物；多廳影院建築面積約2800平方米，建成4個五星級標准放映廳。此外，藝術培訓及展覽中心、文化教育館，不僅設有音樂、舞蹈、戲劇、美術等藝術培訓場地，還同時設有健身房、圖書室、閱覽室、美術繪畫室、羽毛球場等多種設施，以滿足群眾文化活動的需求。

不是尾聲的尾聲

從小跟在爸爸屁股後在蘭州市不少劇院里聽過戲的嚴森林，眼下已經退休了，現在，他依然愛聽戲，只不過不去劇院了——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新」的戲曲舞台。

「現在劇院也少了，更主要的是到劇院里也聽不到戲了。那麼，城市裡的戲到哪裡去了？都送到鄉下去了。」嚴森林有些開玩笑地說了一句。

不過，和嚴森林一樣，眼下，蘭州不少戲迷聽戲都不去劇院了，而是去金城關聽戲。「在那裡已經有六七個戲社了，來自外省以及省內市州的一些名角好家天天在這里演出。」嚴森林說當城市裡戲劇專業隊伍已經是「空穴」的時候，這種民間的戲曲狀態絕對就是戲麴生命的一種延續，因為它表現出了戲曲特有的生態——戲曲的根在民間。「這個民間是廣義的，它是包括城市和鄉村的，所以，戲曲想發展，就必須佔領城市，佔領城市的劇院，佔領城市的郊區。」

現在，秦永安每天上班的時候總是先在那一片空地前站一站或者轉一圈，而每天心裡盼的就是一件事：新工程趕快開工。而對於即將退休離開單位的老胥來說也是一樣，也想早點看到老單位的新模樣。

「不過能不能看到，還不好說呢！」老胥的語氣有些悲觀。

㈥ 全國有多少條院線

請參考以下資料
20世紀90年代的電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廣電字（3）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徵求意見稿）為標志。自此，40多年的計劃經濟下電影的統購統銷以及由此形成的製片、發行、放映三者之間經濟分配上的不合理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其中重要一條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國壟斷經營被打破。但是問題緊接而來，各省級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區域內獨家經營、壟斷發行以及發行行業中間環節過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經過發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級公司的「江蘇突破」、「山東突破」後，製片廠、中影公司與省級公司在發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廣電部電影局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號）。這個文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精神，明確影片（著作權）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邊、窮省、區除外）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自己的影片。這一指導思想使得電影全行業所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得到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場多主體的形成。

1995年1月，隨著當時廣電部《關於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廣發影字[1995]001號）的出台，昭示著製片行業幾十年一貫制的計劃管理模式的改革終於邁開了小小的、但卻極有意義的一步。根據文件規定，全國擁有故事片出品權的不再僅僅是原來的16家製片廠，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認的省級電影製片廠終於贏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權。很快，一方面省辦廠的積極性很快調動起來。山東廠、浙江廠、山西廠等分別投拍了《孔繁森》、《信訪辦主任》、《劉胡蘭》等重點題材影片。但由於其他配套設施的缺乏，製片行業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復興。

由於市場上影片節目的嚴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須往前邁進一步。1997年，製片（出品權）進一步放開，無論「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甚至「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都均可「參與攝制電影片」。1995年的改革還僅僅是打破原16家製片廠的壟斷，而1997年的改革則是完全取消了國有製片企業的壟斷保護權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執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嘗到了改革所帶來的實惠。因《離開雷鋒的日子》一炮走紅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得到了廣電部電影局果斷給予的極高獎賞——影片製作企業生產的出品權。

也是在1997年，單片發行權開始放開。《鴉片戰爭》以民間集資方式操作並以此成立四川《鴉片戰爭》影視製作有限公司，這一舉動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發行上，電影局則對這家沒有單獨出品權的公司首次給予了影片單獨發行權，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廠發行此片時一樣的權利。同年，地處深圳的南國影聯開始了從放映行業爭取單片發行權的第一步。這家以放映為主的股份公司，於1997年10月以委託代理方式購買了合拍影片《聯合出擊》的國內版權。

2002年開始，以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頒發為總標志，中國電影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革和產業化進程。其中重要一個環節是製片業的初步放開，一些民營機構也擁有了獨立拍攝電影的條件。這進一步促使民營資本注入到電影製片業中來，從而為電影製片業帶來新鮮血液。以往，民營機構拍攝電影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缺乏「資格」，所以必須與電影製片廠合作，使用廠標。近年來，廣東巨星、華誼兄弟、北大華億、中博時代、海潤等一些民營影視製作機構迅速成長，它們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手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由於政策上的限制，他們只能以影視界「游擊隊」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著民營機構無需再買廠標，可以獨立投資拍攝電影。該措施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要求——此次形成的製片格局打破了舊有的國有製作機構一統天下的格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雖然現在這個多元懸殊還很大），將更具有競爭性，因為它們都將在市場規律下平等坐次，優勝劣汰。

發行放映業的機制改革同樣激烈，主要體現在「院線制」的推廣上。經過近半年時間的醞釀組建和緊鑼密鼓的運作，2002年6月1日，全國23個省（市）的30條院線正式掛牌營業。其中，11條為跨省院線，19條為省內院線。同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兩條院線的組建工作，而江蘇和浙江則分別組建了3條院線。

院線制的生命力在短時間內顯示出來，7月中旬上映的分賬大片《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僅10天，30條院線的票房就突破2000萬元，院線制的威力可見一斑。上海聯合院線成立伊始，一個接一個創造票房佳績，遠遠超過院線制之前的票房指數。北京新影聯院線成立以來也是捷報頻傳，市場走勢強勁。重慶萬和院線所屬6家影院在經歷了6月份市場嚴重下滑之後票房全面回升。院線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當屬廣大電影觀眾，電影公司引進分賬大片的速度明顯加快，《精靈鼠小弟2》幾乎與國外同步上映，加盟溫州雁盪院線的一家縣城影院，已能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時上映分賬大片，使小城鎮的觀眾也能在第一時間欣賞到分賬片，這在實行院線制之前是絕對不可能的。

應該說，院線制是電影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電影發行放映與時俱進的必然。其深刻意義在於徹底改變了電影市場環境，使中國電影市場打破行政分割與封閉狀態，在國內地域間形成一個整體，從而擴大電影市場規模，促進電影資源的流動性，從而建立起良性運轉的電影市場機制。不過，由於在院線制的推廣上行政措施太多，組建的市場化因素過於弱小，組建時間倉促，目前院線之間實力、規模及運行機制相差較大，有的還不太正規，因此當前所建立起來的院線制僅僅是一個雛形，只能說它為過去的四級發行劃了個句號，至於院線的發展壯大，尚任重道遠。同樣，院線制中影院所應該享受的自主權，諸如充分的選片權，以影院為主、發行公司指導為輔的票價定價策略，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改制後的影院位置依舊停留在「一頭在市場，一頭在國營」的狀況中，還處於低級運行階段。

同時，引進片的發行壟斷陸續被打破。雖然引進片依然由國家統一進口，但是開始調整了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中國電影集團在2002年5月宣布將美國影片《浩劫驚魂》的播映權出售給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這是該集團公司首次將電影發行權出讓給帶有外資色彩的非大陸中國公司，這在中國電影發行業中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除中影集團原進口影片發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進口影片發行公司——華夏電影發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經過兩年時間的醞釀和籌備，於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屬於股份制企業，注冊資本6000萬元，有19家企事業單位共同投資，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作為最大股東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團和上海電影集團各持11%，長春電影集團持10%，剩下的是國內電影系統有影響的製片廠和院線公司。這對進口片發行市場的多元化主體建設將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公司內部的多元化產權結構，也有利於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監督機制的形成。

在農村，發行放映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日漸開放。最基層的農村放映單位或個人拿到了屬於自己的權力。首先，1993年3號文件明確了縣級公司購買農村16毫米拷貝的權力，並一再強調，縣級公司應該通過更新觀念，轉變機制來成為16毫米的經營主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賦予。此後，1995年8月，廣電部頒發了《關於改進和家農村16毫米影片發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號文件），進一步放開農村16毫米拷貝經營權，強調任何一級公司和集體、個體的放映單位都可以自由購買，每個16毫米拷貝均含有全國放映權。這種新的運行機制，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調動了農村放映隊的積極性，讓所有的農村電影經營者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激活市場。同時，打破人為的市場阻隔，放開區域限制，讓16毫米拷貝自由流動，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價值。文件還明確要求今後每年定期舉辦16毫米影片全國性的交易會。同年11月在鄭州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會。4天的交易會成交16毫米影片節目近400個，現貨、期貨拷貝達3500多個，成交金額為400餘萬元。交易會深受基層單位的歡迎，但是在執行474號文件的過程中，由於利益的沖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農村放映隊購買影片和限制放映隊活動區域。而後農村電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㈦ 中國電影真正普及是在二十世紀多少年代

你提到的普及，那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在80年代，全國還沒幾家電影院，農村主要是大篷車流動播放露天電影。人們為了看電影甚至步行數十里路。然後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林小子，少林寺，白蓮花，紅牡丹等等。後來的電影再也沒有達到這幾部電影的高度。

㈧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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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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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中國電影的發展的簡單介紹

中國電影發展簡史

電影發明以後，很快傳入中國。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第一次放映了電影。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戲曲片斷，譚鑫培主演)。1908年，上海建成中國第一座可容250人的影院虹口大戲院。1912年，美國商人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影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1913年，中國生產了第一部有情節的故事片《難夫難妻》。以後中國電影有了較大的發展，成立了一批電影製片廠，其中較著名的有明星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天馬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等，攝制出一批對電影藝術發展有貢獻的影片，如《孤兒救祖記》、《故都春夢》和《歌女紅牡丹》等。通過這些影片培養出中國第一批電影藝術家。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進步的電影工作者拍攝了一批優秀的影片，如《狂流》、《 都會的早晨》、《春蠶》、《姊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時》和《漁光曲》等。這些影片藝術而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第一次在銀幕上表現了工人、農民和底層人民的悲慘境遇和英勇斗爭。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出現了一批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國防電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進步的電影工作者全力投入抗戰，有的直接戰斗在火線上。更多的人則在"孤島"上海，在國民黨統治區，在解放區堅持拍攝歌頌抗戰的電影，如《熱血忠魂》、《八百壯士》、《塞上風雲》、《中華兒女》以及紀錄片《克復台兒庄》、《活躍的西線》和《抗戰實錄》等。這些影片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鬥志。解放戰爭時期，又拍攝了一批優秀的影片，如《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三毛流浪記》和《烏鴉與麻雀》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預示了國民黨統治的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電影事業獲得全面的發展，建立了10多個國有電影製片廠，建起了大型電影機械廠、電影洗印廠、電影膠片廠，成立了高等電影專業學府—北京電影學院和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為龍頭的電影發行網。到90年代，全國放映單位(影院、放映隊等)已超過10萬個。故事片年產量最高達140部，每年觀眾在200億左右人次(不包括電視播放影片的觀眾)。60年代以來，為了繁榮電影事業，先後舉辦百花獎和金雞獎的評選活動，還在長春、上海等地舉辦了國際電影節。有不少優秀影片在權威性國際電影節上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