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話評述法國電影藝術家

A. 福樓拜簡介

[編輯本段]福樓拜介紹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古斯塔夫·福樓拜
出生年代:1821-1880
法國重要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
19世紀中葉法國重要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古斯塔夫·福樓拜，1821年12月17日出生在盧昂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間法國的時代風貌，揭露了丑惡鄙俗的資產階級社會。他的「客觀而無動於衷」的創作理論和精雕細刻的藝術風格，在法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 著名短篇小說家莫泊桑就曾拜他為師，所以福樓拜是莫泊桑人生中的恩師，他們的寫作風格也很相似。
生平創作
他青年時在巴黎攻讀法律，因病輟學。父親去世後，他陪寡母住在魯昂遠郊克魯瓦塞，靠豐裕的遺產生活，專心埋頭於文學創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識地考察社會，了解農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國資本主義上升發展時期，但對資本主義的繁榮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1852年起，福樓拜花了4年多時間寫成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小說以簡潔、細膩的筆觸，再現了19世紀中葉法國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愛瑪在修道院度過青年時代，受到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成年後，嫁給平庸的市鎮醫生包法利。失望之餘，為紈絝子弟羅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婦。但羅道耳弗只是逢場作戲，不久便對她心生厭倦，遠離而去。愛瑪遂又成了賴昂的情婦。為了滿足私慾，愛瑪借高利貸，導致破產，最後服毒自盡。小說一問世便轟動文壇，福樓拜獲得盛譽，但遭到當局控告，認為他誹謗宗教，有傷風化。此事對他壓力很大，因此，創作轉向古代題材。5年後，福樓拜發表了第二部長篇小說《薩朗寶》，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發生的雇傭兵和民眾的起義。作者以現實主義筆觸再現了當時激烈的社會斗爭的廣闊場面。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對福樓拜的創作並未產生很大影響，他潛心修改舊稿《聖安東的誘惑》。小說敘述了中世紀埃及的一個聖者克服魔鬼種種誘惑的故事，表達作者對社會貪欲的極端厭惡。1875～1876年，福樓拜與喬治·桑發生文學論爭。喬治·桑責備他過於客觀，缺乏感情，促使福樓拜寫出了《三故事》。所寫3篇故事各具獨特的格調和題材。《聖·玉連外傳》根據宗教傳說改寫而成；《希羅底》描寫中世紀近東基督教內部的紛爭；《一顆簡單的心》是其中最為傑出的短篇。它寫一名女僕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過日常生活細節，塑造了一個朴實動人的勞動婦女形象，展現了她美好善良的心靈和勇敢機智的品質。高爾基盛贊這個短篇「隱藏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術」。
福樓拜的最後一部小說《布法與白居謝》差一章沒有完成，它可以說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寫1848年革命在法國外省引起的反響。布法和白居謝是兩個抄寫員，白居謝得到巨額遺產後，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鄉下定居，兩人對農業、化學、地質學、史學、文學等加以研究，然後又逐一摒棄。1848年2月革命消息傳到鄉間，他們又轉向哲學、神學、教育學、法學的研究，但最後一事無成，又回到他們的老本行。
藝術成就
福樓拜認為藝術應該反映現實生活，要敢於揭露醜惡現象。在精確地再現社會現實方面，他是位傑出的現實主義大師。但是，他主張文學應嚴格、細致、忠實地描繪事物，文學可以將丑惡的生活現象照實描繪，這又為19世紀後期的自然主義開辟了道路。
他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塑造典型上。他善於在篇幅不很大的長篇小說中塑造一系列個性突出的典型人物，為此，他十分注意觀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細節的真實。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時又注意環境的描寫。他經常進行廣泛調查和實地考察。在描寫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運用簡潔的語言抓住特徵，烘托氣氛。他特別強調語言的重要作用。為了錘煉語言和句子，常常反復推敲。他認為，「沒有美好的形式就沒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詞精粹、明晰而准確。他曾是莫泊桑文學上和精神上的導師，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同行們公認的語言藝術大師。
福樓拜的代表作
福樓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國著名福樓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簡潔而細膩的文筆，通過一個富有激情的婦女愛瑪的經歷，再現了19世紀中期法國的社會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藝術形式使它成為近代小說的一個新轉機。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小說家知道即使是小說，也要精雕細琢。這不僅是一部模範小說，也是一篇模範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為作者帶來了麻煩。許多人對號入座，批評福樓拜這部書「破壞社會道德和宗教」，他還被法院傳了去：原來是有人告他「有傷風化」。這時許多讀者紛紛向福樓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連一向反對他的浪漫主義作家也為他辯護。法庭上，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作家被宣告無罪——由此可見《包法利夫人》的影響。
藝術貢獻
米蘭·昆德拉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樓拜的出現，小說才終於趕上了詩歌。眾所周知，歐洲的小說最早是從敘事長詩中分化出來的。也就是說，敘事詩中描述事件進程的部分被剝離出來，漸漸成為一種專門的說故事的體裁。小說的誕生使詩歌失去了「敘事」的天然權利，而較多地從事抒情。然而，與詩歌這種古老的藝術相比，小說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長期以來遭受冷落與歧視也就不足為怪了。在我看來，小說的不成熟，除了它作為一門專門的藝術尚未得到充分的發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與詩歌的關系十分曖昧，沒有擺脫對於詩歌母體的依賴。它自身特殊而嚴格的文體上的規定性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未能形成。早期小說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強了，然而詩歌也可以講故事，而且一度講得很好，那麼小說與敘事詩的差別究竟在哪兒？甚至就連小說藝術的評價尺度，也是從詩歌那裡借用過來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們在評價一部偉大小說時最常用的語匯仍然是「這種一部偉大的史詩」。「史詩」的風范依舊是小說的最高評判標准。這就好比說，在小說的園地里獲得成就，卻要到詩歌的國度去領受獎賞。
關於《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認為是「新藝術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說」，「在文壇產生了革命性的後果」。波德萊爾、聖伯父、左拉等人紛紛給予這部作品極高的評價。由於這部作品的問世，福樓拜在一夜之間成為足可與巴爾扎克、司湯達爾比肩的小說大師，舉世公認的傑出的文體家。福樓拜的巨大聲譽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包法利夫人》無懈可擊的文體成就。到了本世紀初，福樓拜的影響與日俱增，現代主義的小說家也把他奉為始祖與楷模，尤其是50年代後的法國「新小說」，對福樓拜更是推崇備至，他們認為正是福樓拜使小說獲得了與詩歌並駕齊驅的地位。新小說的重要代表阿蘭·羅布－格里耶為了進行所謂的文學變革，將福樓拜看成敘事藝術上真正的導師和啟蒙者，甚至把福樓拜視為巴爾扎克的對立面，對巴爾扎克似的「過時的」寫作方式展開徹底地批判和清算。那麼，《包法利夫人》在文體和敘事上究竟取得怎樣不同凡響的成就，對於小說的發展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結是採用第一人稱來敘事故事的。從第二小結開始直至作品結束用的是第三人稱。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現了這樣一個句子：「我們正上自習，校長進來了，後面跟著一個沒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個端著一張大書桌的校工。」
在這里，「我們」這個詞可不是隨便寫寫的，它的意義非同一般。諸位不妨回憶一下巴爾扎克的小說通常是如何開頭的。比如說：「路易·朗貝爾於1797年生於旺代省的一個小鎮蒙特瓦爾，他的父親在那裡經營著一所不起眼的製革廠」（巴爾扎克《路易·朗貝爾於》）。有人曾針對這個開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在講述這個故事呢？是作者嗎？作者的語調為什麼那麼不容置疑？他為什麼會無所不知？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小說讀者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這種堅定、明確、無所不知的語調顯示出作者凌駕於故事、讀者之上，當屬沒有疑問。而且這種口吻尚未完全擺脫口頭故事的講述形式。如果有人針對《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樣的問題：誰在講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們」；講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們看到了」；而且敘事者在「看到」的同時，讀者也看到了。故事展開的時間與讀者閱讀的時間是同步的（在巴爾扎克那裡，故事早就發生過了），這樣一來，作者一下子把讀者帶入到事件的現場，相對於巴爾扎克，這里的故事顯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類似的第一人稱敘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玩藝兒，可在當時，福樓拜所跨出的這一小步，其意義卻不同尋常。而且我認為福樓拜在文體上的貢獻當然不只是人稱的變化。在這種變化的背後，一種完全不同於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的敘事方式真正確立了起來，在福樓拜的筆下，以往全知的敘事視角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無所不知的立場，模仿上帝的口吻說話；不會隨時從敘事中「現身」，對作品的人物、主題展開評述，提供意義；不再擁有將自己的思想和傾向強加給讀者的特權。
福樓拜是歐洲文學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說，並開始在實踐中成功實現這一信條的作家之一。他要求敘事排除一切的主觀抒情，排除作者的聲音，讓事實展現它自己。他認為作者的意圖和傾向，如果讓讀者模模糊糊地感覺和猜測到，都是不允許的；文學作品的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字句都不應有一點點作者觀念的痕跡。正如他的學生莫泊桑所說的那樣，福樓拜總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隱藏自己，像木偶戲演員那樣小心翼翼地遮掩著自己手中的提線，盡可能不讓觀眾覺察出他的聲音」。福樓拜在給喬治·桑的信中也曾這樣寫到：「說到我對於藝術的理想，我認為就不該暴露自己，藝術家不該在他的作品裡露面，就像上帝不該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國學者布呂納曾敏銳地指出，「在法國小說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說明某些東西的結束和某些東西的開始。」我們從後來的羅蘭·巴特、德里達等人的敘事理論中都可以清晰地聽到福樓拜的聲音。如果說歐洲小說文體變革的歷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樣，被看成是作者的聲音不斷從作品中消退的歷史，那麼福樓拜無疑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性人物。
也許會有同學提出這樣的觀點：既然小說都是虛構的，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早就達成了一種默契，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小說之前早就預先接受了小說的虛構性這樣一個事實，那麼作者如何講述這個故事（是客觀化還是主觀化的敘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動讀者，更何況，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隱藏自己，並未完全放棄對讀者的「引導」，只不過這種「引導」更為隱蔽、更為機巧。對一種修辭的放棄就必然意味著另一種修辭的確立，說到底，「客觀化」也只能是一種修辭手段而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說，我也是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理解福樓拜文體變革的意義的。實際上，福樓拜將自己從敘事中隱藏起來，其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顯露」；對敘事視角進行限制，其目的正是為了讓敘事獲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視角的敘事中，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是公開進行的（在古老的說書的場合，聽眾甚至還可以直接向講述者提問，或者進行討論）：作者講述，讀者閱讀。但福樓拜不滿足於這種公開的交流，因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歡一種暗中交流，也就是說，作者並不告訴讀者自己的見解和傾向，而讓讀者通過閱讀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樣一來，讀者與作者之間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擴大了。
福樓拜的客觀化敘事並沒有完全放棄了自己「引導」讀者的權利。因為從《包法利夫人》這個作品來看，作者本人的傾向、立場和意圖仍然可以在閱讀中被我們感覺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純客觀」這樣的說法。因為這個概念把一些本來很清楚的事實弄得一團糟。況且，《包法利夫人》並不是一個「純客觀」的作品，它與後來「新小說」的羅布－格里耶等人所謂的「物化小說」、「純客觀敘事」有著本質的不同（我也不是說羅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無是處，至少他的《嫉妒》相當不錯），但羅布－格里耶把福樓拜在修辭上的一些趣向極端化之後，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個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問題：「非人格化敘事」也好，純客觀、物化敘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這種「純客觀」呢？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作家寫作當然不能離開語言文字這一工具，語言文字本來就是「文化」的產物，它既不「純」，也非「物」，「純客觀」如何實現呢？它不是神話又是什麼？後來羅布－格里耶乾脆不寫小說（據說最近他又從重操舊業），去搞電影了，因為他覺得攝影機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來，這仍然不能自圓其說。攝影機固然是物，但操縱攝影機的人當然也是「文化」的產物，他（她）有著自己的特殊的價值觀和感情上的喜、憎、哀、樂，如何能夠「純客觀」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樓拜的變革並未拋棄傳統的敘事資源，也沒有損害作品文體的和諧與完美，以及最為重要的，敘事分寸感。我們在以前曾說過像列夫·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輕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華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茨威格說他比偉人還偉大），而福樓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點。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製作出來的傑作，自從問世以來，即成為「完美」的象徵。福樓拜對語言和文體十分敏感，創作態度更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在《包法利夫人》這部作品中，作者並未隨意處理任何一個細節和線索，力圖做到盡善盡美。敘事的節奏，語言的分寸，速度和強度的安排都恰到好處，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的出場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關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說，愛瑪首先與萊昂相遇，但在愛瑪與萊昂的關系急劇升溫的時候，作者卻讓他去了巴黎，萊昂離開後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飛蛾撲火地投入魯道爾弗的懷抱，而當愛瑪與魯道爾弗的情感冷卻之後，萊昂又從巴黎回來了。這樣的安排不僅使情節的發展合情合理，而且敘事亦出現跌宕和變化，避免了平鋪直敘的通病。再比如，子爵與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徵性的人物，雖然著筆不多，但他們每次出現都會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預示著故事進程的某種微妙變化。愛瑪的「失足」（她與魯道爾弗墜入慾望的河流）在小說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選的地點既非魯道爾弗的木屋，也非他們散步的樹林和花園，而是別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農業展覽會的會議廳里。其間，魯道爾弗對愛瑪發動的語言攻勢常常被大會主席的講話所打斷。虛偽的愛情誓言和表白與公牛、種子、獎章、糞池一類的話語完全並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說明。整個調情過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謬，而字里行間卻到處彌漫著被壓抑的、急不可待的慾火。不同類型話語的陳列所形成的張力使這個場景令人十分難忘。事實上，這也是我所讀過的有關「調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關於語言
福樓拜在小說中有過這樣一斷描述：我們敲打語言的破鐵鍋，試圖用它來感動天上的星星，其結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來，福樓拜對語言有著特殊的敏感，對於語言在表述意義方面的巨大困難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福樓拜把語言的准確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對語詞的甄別和取捨為什麼會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將《包法利夫人》視為學習寫作者的最好教科書，這樣的評價並不過分。
福樓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 《薩朗寶》 《情感教育》 《聖安東的誘惑》 《聖·玉連外傳》 《一顆簡單的心》 《布法與白居謝》

B. 影視文學劇本範文600字

散文：文學與電影
韋斯特的評論道出了一些事實。法國人喜歡美國人的異域風情、暴力和羅曼蒂克。他們寫了大量有關南方哥特式情調與硬漢現代主義的東西，並且通常會忽視任何缺少安德烈·紀德所說的「地獄的徵象」（a foretaste of Hell）的東西。紀德本人則稱哈米特的《血腥的收獲》（Red Harvest）為「關於暴行（atrocity）、憤世主義（cynicism）和恐怖（horror）的終極之作」；安德烈·馬爾羅則稱福克納的《聖殿》為「希臘悲劇介入驚悚小說」；而阿爾貝·加繆則坦白，他在讀完凱恩的《郵差總按兩次鈴》之後受到啟發，寫下了《局外人》（The Stranger）。
這種對文學硬漢風（literary toughness）的激情與戰後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有著有趣的關聯。在美國，戰後十年是朝鮮戰爭、紅色恐懼和向消費經濟回歸的時代；而在法國，則是殖民地的反抗運動和導致戴高樂執政的議會混亂局面。在這兩個國家中，那些原本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例如帕索斯和馬爾羅，完全改變了他們的.政治信仰；其他人，例如達希爾·哈米特，則被囚禁或列入黑名單。自從蘇德協定以來，西方的左派陷入了混亂之境，下述事實則使法國的情況變得復雜起來，因為這個國家剛剛才從法國人自己所謂的「黑色年代」（les ann es noires）——被佔領、被折磨、妥協與合作的歲月——中抽身而出。當面對著只能在資本主義與_主義之間二選一的狀況時，許多法國藝術家希望以個人風格的反抗來取得「自由」。對於他們來說，戰前的美國小說就是一個範例——特別是那些描繪了一個暴力、腐敗世界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曖昧的個人行為才是唯一的救贖手勢。薩特在《文學是什麼》中寫道：「並不是美國人的殘酷和悲觀主義打動了我們。我們在他們的文學中看到了那些人，他們在那塊過於巨大的大陸上淪陷、迷失，就像我們迷失在歷史中一樣；他們雖然沒有傳統，但卻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努力呈現他們在無法理解的事件中的昏厥（stupor）和被遺棄感（forlorness）。」
同年，薩特說現代生活已經變得「奇幻」（fantastic），它由那些「沒有出口的由走廊、大門和樓梯組成的迷宮，以及無數繪有路徑圖卻毫無意義的路標」組成。他回想起法國公民剛剛經歷的對_折磨的恐懼，並倡導「極端情境」（extreme situations）文學，在這種文學中，敘事是曖昧的，而且並不需要一個「全知的見證者」。他堅持，小說必須從「牛頓力學向廣義相對論」轉變；小說人物的「頭腦半是清醒半是混沌，我們可以同情一個人勝過其他人，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應該）擁有優先的視角」。
與超現實主義者把電影當做事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不同，存在主義者們多為作家，並對好萊塢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然而，考慮到薩特所引領的法國知識界風潮，年青一代的電影人對美國驚悚片的特殊熱情就不足為怪了。這些電影總是改編自那些受尊重的作家的小說；它們有時運用多重視點敘事；如迷宮般的封閉的場面調度，充斥著疏離的人們。因此，埃里克·侯麥在1955年評述道：「我們本能地偏愛那些帶著邪惡標志的臉和酒吧的霓虹燈，而非那些容光煥發的臉和牧場的氣息。」

C. 電影理論的本體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勃興使電影理論空氣為之一變。以法國的A.巴贊和美國的S.克拉考爾為代表的紀錄派理論從50年代起取得了堪與蒙太奇理論相頡頏的地位。
巴贊首先是一位影評家，但他的影評文章超出了實踐的性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他留下的大量電影論文被編選成 4卷集《電影是什麼？》。
巴贊的電影影像本體論和長鏡頭理論（或稱場面調度理論），是他的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
電影本體論力求證明電影的「本體」實質，電影和存在、電影和現實的聯系。持有本體論觀點的重要代表人物除巴贊和克拉考爾外，還有美國的O.帕諾夫斯基和S.卡維爾等，但其中以巴贊和克拉考爾的理論體系為最完整、最有影響。
巴贊認為，電影本質上是「真實的藝術」。他在選集的序言中指出：「我們必將從照相影像開始，它是最後的綜合體的基本元素，然後以此為起點，簡略地提出一種關於電影語言的（哪怕算不上理論，也至少是）分析，其立論基礎是假定它具有內在的真實性。」
巴贊論證說，照相術的發明使人類長期以來企圖創造出一個符合現實原貌、而時間上獨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願望得到了實現。因此,從繪畫過渡到照相術時,最本質的現象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滿足了把人排除在外、單靠機械的復制來製造幻象的願望；人們終於獲得了一門「有了不讓人介入的特權」的藝術。以照相術為基礎的「電影這個概念與完整無缺地再現現實是等同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再現一個聲音、色彩、立體感等一應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
巴贊從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找到本體論理論的最好實踐例證，指出藝術家真實地再現現實並不等於放棄自己的創造任務。因為傳達關於人和社會的實況並不比傳達主觀視像更容易些：「藝術中的『寫實主義』形式向來都首先是具有深刻『審美意義』的形式。……在藝術中，現實如同想像一樣，是藝術家獨有的財富，而把現實的具體內容體現在文學或電影作品之中，並不比體現想像的最離奇的夢幻更容易些。」
在電影本體論的基礎上，巴贊構築起他的長鏡頭理論大廈。這一理論的兩個中心論點是：①反對蒙太奇至上論。②強調現實的多義性。
巴贊激烈地反對愛森斯坦等人的蒙太奇理論。他指出,電影從蒙太奇開始才成為一門藝術的名言,曾暫時起過積極作用，但它的效能已經發揮殆盡。蒙太奇是文學性的和最反電影的手段。電影的特性就其純粹狀態而言，相反地正在於攝影上嚴格遵守空間的統一性。但是他並不絕對反對使用蒙太奇，而認為蒙太奇在電影中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是必要的：創造必要的不真實性。這是因為電影的一部分功能是使觀眾享受幻想的樂趣，如果太真實，就完全排除了幻覺。因此，他覺得可以提出下述原則作為美學的規律：在必須同時表現動作中兩個或若干因素才能闡明一個事件的實質的情況下，運用蒙太奇是不能容許的；一旦動作的意義不再取決於形體上的接近，運用蒙太奇的權利便告恢復。巴贊的蒙太奇界限論是以現實的多義性為依據的。他指出，現實是多義的，而蒙太奇從根本上反對多義性，這是由它的本性決定的。
巴贊強調現實的多義性是為了要求影片創作者通過選擇來突出事件的含義。他認為，電影敘事單元不是鏡頭，而是事件，這是具體現實的片斷，而現實本身是多面的、多義的，一個事件的確切含義是在悟出它與另一些事件之間的聯系後才能逆推出來。他還認為，雖然電影確實大抵只能從外部把握它的對象，但是它有千百種手段去處理客體的表象,能清除所有模糊的含義,使事物表象成為反映一種單一的內心現實的符號；銀幕形像存在的前提是情感與情感的外部表現之間具有必要的、明確的因果關系。
巴贊認為，從多義的現實事物中「悟出」其「確切的含義」的人，應當是觀眾。而要做到這一點，觀眾在看電影時就必須對畫面的內容有選擇的權利。只有不被剪斷的景深鏡頭才能給予觀眾這一權利。巴贊以O.威爾斯的影片為例，指出，這位導演在《公民凱恩》里用景深鏡頭來刺激觀眾，這種技巧迫使觀眾去使用他們自由的注意力，同時也使他們覺察到事實的多重矛盾，這就使其景深鏡頭具有三重的真實，即本體論的真實、戲劇的真實和心理的真實。他稱贊《安倍遜大族》，認為其鏡頭段落絕不是僅僅消極地拍下同一場景中的動作，它拒絕分割事件，拒絕按空間分解劇情發生的地點，這是一種積極的手法，其效果比經典的分鏡頭可能產生的效果更要好得多。
S.克拉考爾是另一位原為德籍的美國電影學者。他採納了巴贊的理論前提，根據自己40多年的「觀影經驗」，寫出了《電影的本性》(1960)，把紀錄派理論發揮到了極至。
克拉考爾說，他的電影理論是一種「實體的美學」，而不是形式的美學。他關心的是內容。他的立論基礎是：「電影按其本性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跟我們的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近親性。當影片紀錄和揭示物質現實時，它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影片。」
和巴贊一樣，克拉考爾也拋開了傳統的藝術觀念來看待電影，但比巴贊走得更遠。他斷言說，傳統藝術觀念「並不、也不能適用於真正『電影化』的影片」，因為傳統的藝術是「從上層到基礎」，即從思想意圖出發來消化物質現實材料，而唯獨電影是「從基礎到上層」，即從對物質現實的如實反映開始，最後走向某個問題或信念。因此，「如果電影是一門藝術，那麼它便是一門不同於尋常的藝術」，「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藝術。」
克拉考爾的理論目的是通過對各類電影的審查，找出一條最符合電影本性的發展電影的路線為此,他詳盡地分析了電影的材料與方法，摒斥了一切「非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樹立起他的「電影化的」標准，最後在人類活動的總的背景上論證了電影的規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爾用「物質現實的復原」來概括他的「電影化」的概念。為了達到「復原」的目的，他只允許電影發揮「紀錄」和「揭示」兩種功能，而排斥一切經過藝術家設計的、有明確思想意圖的、在故事結構上有頭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純視聽形式的實驗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影片固然傾向於避免講述故事，但它們在這樣做時卻很少考慮電影手段的近親性，忽視攝影機面前的現實；它們廢除了故事的原則，只是為了樹立藝術的原則，在這次「革命」中也許藝術得到了好處。電影則一無所得。
在克拉考爾看來，最「電影化」的形式和內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謂「找到的故事」有3個特徵:①它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構想出來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元素，很少有可能發展成一個獨立自在的整體；③它能再現出我們周圍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過攝影機的揭示而從生活流中實現出來，繼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爾深深意識到，他給電影規定的嚴格的價值標准必然會遭到反駁，因為他對一切「非電影化」的題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對電影的獨特信念和熱情外，無法在電影理論范圍內找到任何根據。於是他便轉而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變遷這一更為廣闊的背景中論證他的電影功能論。克拉考爾認為，看電影的意義在於使現代人有可能經驗物質現實，把注意力從內心世界轉移到生活的外部現象上來。現代人非常需要這個「轉移」，因為他們患了「思想空虛症」和「認識抽象症」。他認為，人的內心世界和外部現實之間的關系在過去3或4個世紀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有兩個變化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漸失人心，一是科學的威信穩定上升。由於現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們對理性的作用發生了懷疑，趨向於反理性主義；另一方面，科學的發達導致人們「把現實現象數學化」，把事物的具體的物質內容化為抽象的認識。這兩者最後使觀代人成為對觀實漠不關心的「孤獨的人群」。唯有電影才有可能幫助人們「通過攝影機來經驗這個世界」，使它從冬眠狀態中、從虛假的不存在狀態中徹底恢復活力。
J．米特里 在對電影進行整體性研究的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電影教授 J．米特里。他的兩卷本著作《電影的美學和心理學》出版於1963年。其中廣泛地論述了50年來電影理論所涉及的一切問題，評述了多種不同的論點，有明顯的綜合性質。根據法國電影研究家C.麥茨的概括，米特里在他的著作中主要論述了10大問題：①現代電影；②主觀鏡頭；③電影中的有聲語言；④電影音樂；⑤電影中的彩色；⑥純「視聽」影片；⑦電影對戲劇程式的逐漸擯棄；⑧電影與戲劇；⑨電影與小說；⑩隱喻、象徵、語言。
米特里的綜合性理論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對以愛森斯坦為代表的蒙太奇理論和以巴贊為代表的本體論理論進行批判性的調和。他對影片作了歷史性分類，即「蒙太奇」影片和「時空連續拍攝」影片，認為這是電影表現手段的兩大形態，但不是水火難容的。指出這兩種美學的對立只是強調了在電影手法上存在著兩種形式的差別。一種形式在電影中相當於詩的語言，另一種形式相當於小說的語言。顯然，兩者遵循的原則是不同的。不論小說家要說什麼，總是躲在主人公身後，隱藏在表面的真實性之後，他的一切努力就是旨在創造或再創造這種真實性。詩人則不然，他直接表達思想，他和事實一起，而不只是通過事實來說話。米特里更傾向於蒙太奇理論。他說：「我們首先要反對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為了捕捉住『真正』的現實，想把電影變成一種純粹紀實的手段,一種紀錄行為的機器。在一定程度上,電影是紀實的,但幸而它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它存在的條件絕對不讓它這樣。當電影純粹紀實時，它必然損害藝術。」他批評巴贊在反對蒙太奇理論時「似乎總是選擇壞影片中一些表現手法加以攻擊和貶斥」，「這種做法導致他把表現方法的應用不當歸罪??需的。但他反對「把蒙太奇效果視為電影表現形式的核心。」「把它視為一般美學的基礎，而不是僅僅把它當作表達個人風格的手段」。他指責了愛森斯坦早期著作中的「雜耍蒙太奇」理論，強烈反對把蒙太奇手法同語言進行類比。他認為電影中的每一個抽象意義都必須植根於我們的真實感覺，想要利用蒙太奇來擔負語言的工作以傳達抽象的概念，那是對電影媒介的誤用。為此，他詳細列出了各種不同的蒙太奇，指出哪些是合適的，哪些是有違於電影的本質的。
電影理論中的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的最新發展形態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電影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興?麥茨認為,在米特里之後,電影理論應當進入「第二時期」，從全面的、概括性的研究轉入精確的、科學性的局部的研究，即建立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
在電影研究中把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相提並論，一是因為，一些結構主義者，如麥茨、 P.沃倫、 B.尼柯斯、U.艾柯和克莉思托娃等，本人就是符號學家，他們的工作主要就是對電影作符號式的分析；二是因為一般性的符號學研究中往往摻雜一些結構主義哲學的因素。
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電影作一般的理論研究,力圖給電影建立科學的基礎;二是運用這個科學對具體影片進行結構主義式的「讀解」分析。麥茨的著作《論電影中意義的顯現》(卷1,1968；卷2,1972)和《語言和電影》(1971)等是最有代表性的。
麥茨把電影研究分為兩種,一是廣義的電影研究,這包括電影和其他活動之間的關系、可能產生的所有問題，如技術、工業組織、電影檢查、觀眾反應、明星崇拜等。廣義的電影是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物理、化學的研究對象。二是狹義的電影研究，僅指電影本身，不涉及影片製作的復雜程序和電影引起的種種現象。結構主義－符號學電影理論即只限於對電影動力的內在研究,是一種「尋求意義的科學」,即研究電影如何將其內含的意義傳達給觀眾，並為這種傳達制定一個清楚的模式，找出構成電影經驗的規律。
麥茨認為，電影的核心是「意義的顯現」，即「經由符號系統來理解影片所傳達的信息的人為過程」。電影的「意義的顯現」的特性決定於電影的獨特的「表現材料」。它既非現實本身，也非蒙太奇，而是「 5個材料頻道」：①多樣的活動攝影影像；②我們在銀幕之外看到的一切文字資料;③錄下的語言；④錄下的音樂;⑤錄下的噪音和音響效果。電影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任務就是分析這些「材料頻道」的「混合的意義」。
麥茨反對把電影說成一種語言，他否認電影有任何「文法」可言，但他贊成用語言學的原理來研究電影，並採用了一系列語言學的術語，如「符碼」、「信息」、「系統」、「符體」、「並列組合」等，其中最關鍵的術語是「符碼」,它是符號學的主要研究手段所謂「符碼」並不存在於電影中，它是信息據以傳達的邏輯關系，是符號學者研究了一系列影片後將影片中起作用的規則加以歸納整理編造而成的。所以「符碼」是「表現材料」發生意義、發出信息的邏輯形式。符號學就是根據編出的「符碼」（表演、燈光、走位、攝影機運動）還原影片中的信息的。
麥茨認為「符碼」有 3個基本特性：一是「獨特程度」,如「平行蒙太奇」是電影的獨特「符碼」,為其他藝術所不可能有。二是「不同的普遍性層次」，如全景鏡頭屬最普遍層次，但西部片中的牛仔褲、西部景物屬特殊層次。三是「會下降為次符碼」。「次符碼」是對「符碼」的一種用法。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影片里，「獨特符碼」和「普遍符碼」都會有不同的用法。根據這一解釋,電影結構主義-符號學作為一般性理論研究就要分析每個「符碼」的「獨特程度」、「普遍程度」和「符碼」間的相互作用；當用於對具體影片的「讀解」分析時，則要指出無數「符碼」在作品中系統地安排和交結的情況。因此,麥茨說:「電影是所有符碼加上其次符碼的總和」，這個「總和」能從電影的「表現材料」中製造出「意義的顯現」，電影理論就是贊成某些「符碼」而反對其他「符碼」的「檢查制度」。而電影史就是由過去採用過的「次符碼」組成的。

D. 眼之快感：弗朗索瓦·特呂弗訪談錄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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