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求《從西方電影看中外文化差異》為題的論文
從發展來看，中國電影事業比西方電影事業起步要晚幾十年。西方電影尤其是美國電影常常有一些不經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營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經意間一個細節讓你忍俊不禁。相比較而言，中國香港電影界的奇跡「無厘頭」電影可謂從頭到尾讓人樂翻天，這不僅僅體現在情節設計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環境的布置以及音樂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個人的淺薄認識，美國電影是「幽默」，香港電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無法評斷孰優孰劣。電影只是文化的一個縮影，不同風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從影片的題材上來看，西方電影的藝術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動畫片也是別具一格，常常讓人感慨：啊！原來電影還可以這樣！而中國電影在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內斂的韻味與風格，在國際電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過音樂與電影的比較，中西方文化的特點差異在我們腦海中都有了一個大概的印象，接下來，我們又探討了中西方文化的具體典型及其深層原因。在做這一部分內容時，我們查閱了相關書籍並充分利用了網路資源。一 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華民族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三面連陸一面靠海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從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強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誕生於半封閉大陸自然環境的儒家倫理，教誨人們重土輕遷，安貧樂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們在久遠的傳統中沉澱了一種封閉的惰性心理和慣性思維方法，保守，缺乏開放的意識；眷戀家園故土，提倡清靜無為；安於現狀，墨守成規，因循守舊，風險意識和競爭精神不強，時間觀念和進取意識淡漠。所謂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這個道理。「東方人並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競爭意識，他們總是顯得嚴肅、執重，從不著急，時間觀念淡漠。而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與古羅馬均處在半島之上，多面臨海，海上交通發達，航海貿易繁榮，這就使這些國家形成了打破血緣關系的開放式的社會。激烈的社會動盪、頻繁的人員往來和波濤洶涌、變幻莫測的海洋形成其開放變易的文化品格，鑄就了其靈活、開放、勇敢、進取、協作的民族精神，倡導艱苦奮斗和自強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革故鼎新，富有冒險精神和挑戰勇氣。二.倫理型文化與功利型文化：中國傳統倫理總體取向是重義輕利。作為支配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張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 「以義制利」，提倡義利發生矛盾時，應當捨生取義。泛道德主義的中國傳統，用道德解釋一切，導致國民樂於言義恥於談利，重道德修養，輕外在事功的價值取向，從而導致科學在古代中國失去獨立的人格價值和社會地位。人專注於自身的內心世界，喪失對理性和自然的興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傳統和對科學的探索熱情。道德與理性的分離，使中國傳統出現反理性的傾向，從而阻礙了中國科學精神的發育。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空論玄談盛行，科學衰微和商業不發達的深層原因之所在。科學技術被視為怪技奇巧，商人被貶為四民之末，從而也導致中國古代科學盡管發達卻難於付諸施用，商業發展緩慢，國家積貧積弱的嚴重後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對象。 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個人的權益的實現，並且認為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與生既來的，是天賦的。趨利避苦是個體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權利和利益的過程中不須負任何道德責任，可以不擇手段。在西方歷史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盛行不衰，構成了西方主流價值取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成了社會亘古不變的信條。在最大限度地謀求自身的利益觀念的驅動下，科學與技術在西方尤為受到重視，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在西方非常發達。在現實生活中，西方人表現出求新奇、好創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學觀念和技術意識深入人心，成為構成人格的重要因素。這也導致西方社會重理性而輕情感，長於說理而短於談情，善於邏輯思維而疏於直觀感受。 三.和諧型文化與抗爭型文化：中國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輕天道，重道德而輕知識。中國文化始終把謀求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一作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對人的獨立意志和銳意進取，培養人的群體觀念、順從誠敬意識等，尋覓的是一種中庸的、調和的處理途徑。中國文化的那種和諧觀念，同時也體現和培育了國民順從、屈服、保守與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精神，鮮有抗爭意識和反叛勇氣。從而也造成了謙虛謹慎、含蓄內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支配下，自古以來西方社會就把自然與人區分並對立起來，自然僅是被人認識、利用、征服的對象，強調人的獨立自主和積極進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戰，大膽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進的思維方式和不擇手段的行為方式去達到目的、爭取勝利的精神品質和心理狀態，從而形成率直、豁達，具有剛硬的文化品格。
❷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2)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篇2
淺談《紅高粱》中色彩藝術的運用與賞析
[摘 要] 當前，影視作品已經成為人們視覺審美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種視覺藝術，圖像是其造型語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語言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之一。影視作品的畫面質量直接影響著觀眾的視覺享受，而人的視覺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為強烈。電影《紅高粱》是最能反映張藝謀早期風格的一部經典作品。電影中一個個油畫似的場景，勾勒出了一個以紅色為基調的“紅高粱”世界，歌頌黃土高坡上的中華兒女抗日生活的電影，用來祭奠那些激盪在無邊無際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靈魂。
[關鍵詞] 《紅高粱》;色彩藝術;人性;魅力
高粱，象徵著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們在風中勁舞，自生自滅，是世間生命萬物的象徵。《紅高粱》對紅色渲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紅高粱，紅褂，紅褲，紅轎子，在烈日的灼燒下通紅的漢子背，以及影片最後染滿整個銀幕的鮮血，既象徵了面對惡勢力的踐踏，以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個電影充滿了詩情畫意。《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歌頌了中華兒女激揚亢奮的民族精神，敘事和抒情結合得恰到好處、寫實與寫意聯系得相得益彰，把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該部電影充滿了神奇的色彩，它頌揚了人性的本質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對大自然色彩的運用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一、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藝術效果
《紅高粱》中所營造出的以紅色為基調的畫面以及恢宏的氛圍，部分來自於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則來自於客觀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結合，“情與景會，意與象通”。這正是影片創作的基礎，同時也是觀眾喜歡的魅力所在。在這部電影意境的營造方面，色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色彩在電影創作中有助於情感的表達，它主要依賴於人們的聯想來獲得，即人們通過色彩而獲得的感受。
人物的內心深層次的刻畫能夠烘托其復雜的心理活動及其性格特點。而要想在限定的較短時間里，有限的場景中來形象、細致刻畫一個人的內心活動，那就需要能夠讓觀眾看到一個恰到好處的視覺載體，而美術色彩藝術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當這一載體。張藝謀導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藝術運用到《紅高粱》這部影片中，形象刻畫了影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他通過美術色彩的多樣變換，為觀眾准確、清晰展現了片中角色的內心活動及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
該部電影中紅色基調的大量運用，不僅對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也傳達出了影片所承載的象徵意義。人物通過色彩摻入了復雜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紅高粱》這部電影通過運用大量的色彩來營造一種紅色中國的意境，進而捕捉觀眾的眼球，以達到產生共鳴的效果。影片中鋪天蓋地的紅色，極具象徵意義。每處場景的色彩、色調無不把片中人物的特點刻畫得淋漓盡致。從最初象徵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紅高粱、紅襖、紅鞋、紅蓋頭，到最後布滿銀幕的血紅色，這些色調極具感染力，經導演的精心設計與故事情節結合得天衣無縫，為全片定下了恢弘壯烈的基調。
二、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賞析
畫面與音樂，作為構成電影的兩大元素，在電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色彩是電影語言的一部分，恰當使用色彩，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於電影情緒的准確表達，渲染影片的風格氣氛。同時，音樂在電影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強的情緒性。音樂是電影中聲音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影響著影片的氣質，深化其主體，強化觀眾的心理活動。一部成功的電影，出色的電影音樂是必不可少的。
奪得多項大獎的電影《紅高粱》，算不上張藝謀最經典的作品，卻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終，都致力於表現出感性生命的躁動。《紅高粱》不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電影《紅高粱》改編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說，講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夥純朴的農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們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經過演員的成功演繹，頌揚了生命的奔放，敢愛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令人難以預料。節奏鬆弛有度，畫面、色彩、光線及其視覺形象熱烈、活潑。該影片突破了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在《紅高粱》中，自由奔放、氣勢恢宏的生命躍上了銀幕。與同時代的影視作品相比，戰爭畫面明顯減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結束時，戰斗場面十分寫意，雖然不如傳統國產戰爭影片中的場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畫面卻更多了幾分震撼。日食、紅霞映襯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紅高粱地……
《紅高粱》在觀眾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戰爭烙印。影片成功在於純美，頌揚了愛就真愛、恨就真恨、敢愛敢恨、大生大死、氣勢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張藝謀導演對鮮艷的紅顏色是情有獨鍾，紅色自然成了電影《紅高粱》的主色調。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紅色被視為喜慶和美滿的象徵，後來紅色逐漸被人們賦予了積極、向上、正義、革命的內涵。而且，在美術繪畫領域，紅色也是彰顯個性與烘托氛圍的一種常用手段。
影片《紅高粱》一開始，映入人們眼簾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紅色，影片女主角“九兒”那象徵喜慶的大紅的嫁妝：紅蓋頭，紅褂，紅褲，紅鞋;還有那大紅的花轎;還有那火紅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讓觀眾心情為之盪漾的野合。這些火紅的畫面一開始就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給人們內心帶來了一次紅色的洗禮。雖然整部影片的色調多是紅色的，但並沒有讓觀眾感覺這是打破常規的矯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紅色的。另外，影片還把那種放盪不羈、肆無忌憚、自由激情和那歡樂愉悅氛圍與紅色的主色調巧妙地結合起來，在紅色基調的襯托下，“爺爺”和“奶奶”的凄美愛情故事姍姍而來。
整部電影由“爺爺”與“奶奶”的相遇、相知、相愛、互助的情感構成。他們通過與世俗觀念的抗爭，最終走到了一起，最後浴血奮戰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結尾，女主人公“九兒”和其他漢子們全都死了，“爺爺”和“爹爹”靜靜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相互凝視著對方，在血紅色的太陽光下相互凝望著，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現時，天空突然暗淡了下來，緊接著出現的還是一種血紅色。張藝謀導演巧妙把美術色彩在這部影片中用到了極致，畫面唯美，故事感人，無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對中華兒女的高度歌頌與贊美。影片歌頌了這片荒涼的土地，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愛情故事，並深深頌揚了這塊土地上的那種無拘無束的野性，更表達了對中華兒女不畏強暴、浴血奮戰到底的優良品質。全片表達的就是對原始生命勃勃生機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電影中，作者還是保留了大量的個人的風格及其自己主觀的認知.影片較多固定於同一個鏡頭，來刻畫人物的變化過程，吸引觀眾把心沉下來認真觀看。影片多通過近景來刻畫“奶奶”，當“爹爹”在釀酒缸里蹦來蹦去，不停地喊著“娘”時，“奶奶”臉上露出了會心的笑容。然後，“奶奶”注意到了遠處的一個身影，側影映在他身上，襯托出羅漢瘦小的身軀。太陽金色的光環繞在他周圍，暗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奶奶”焦急地追趕過去，“爺爺”一臉不解，逆光從其身後射來，凸顯他更加憂郁，好想看到了什麼似的，彷彿危機正在來襲，就像光似的壓在他身上，繼而鬼子的掠奪呼之而出。
電影《紅高粱》巧妙地將故事情節串連在一起，一個個油墨潑成的畫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殘陽染成了血紅色，那是被鮮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徵著凄涼的殘陽，是“爺爺”“爹爹”失去愛妻、母親後心口的傷疤，是作者對高粱地上中華兒女的歌頌。一塊高粱地被踐踏了，但是還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瘋長著，它象徵著中華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爺爺”身上那股野性。“爺爺”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獸的瘋狂，是中華男子漢所共有的特殊品質，更是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奮力反抗的基礎。影片呼籲人們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機的人生。
三、電影《紅高粱》的畫面鑒賞
色彩具有象徵性。人們在各種色彩摻雜的世界裡生活著，培養了很多視覺經驗。這些經驗與外來刺激相呼應，而情感則在其中慢慢升華，深刻地表達著人們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們的思緒。
出身於攝影師的張藝謀，電影畫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電影《紅高粱》中的畫面中紅色為影片的主色調。在中國，紅色既代表著喜慶、美滿，也代表著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畫面就是那片火紅的高粱地，鬱郁蔥蔥的高粱高過人頭，密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秋風襲來，掀起層層波浪，一陣陣清脆的搖擺聲;還有就是那血色殘陽的畫面，“九兒”出嫁，當花轎來到十里坡時，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後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個世界都染成了血紅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盤纏，娘，娘，上西南……”影片結束時，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人間，無邊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兒”躺在血泊中，安詳地死去了。暗紅的鮮血把太陽染成了血紅色，血紅的太陽燃燒著，把整個世界都燒成了紅色……這就是影片的結尾
張藝謀對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運用恰到好處，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血紅的世界。電影《紅高粱》既有唯美的觀賞性，更有很強的思想性，它的成功與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的准確把握息息相關。
影片中紅色為主要基調，色彩對於人們的審美觀有著特殊的視覺效應，它可以勾起人們悠遠的遐想，成功喚起人們的視覺體驗。
影片中還有很多唯美的畫面：“九兒”出嫁時的紅鞋、紅襖、紅褲及紅蓋頭，甚至花轎都是紅的;漢子們被烈日曬得發亮的古銅色皮膚以及他們肆無忌憚的光頭;日食時血色汪洋的紅，高粱地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綠……
四、結 語
在《紅高粱》中，導演張藝謀把視覺享受與造型藝術結合得淋漓盡致，幾乎每一個鏡頭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畫。造型藝術也被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人能夠如此把畫面拍攝如潑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還極為濃厚。那血色殘陽的紅色，既愉悅了人們的視覺享受，又象徵了一種不屈的生命力，一種要愛真愛、要恨真恨、敢愛敢恨、敢作敢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態度。兩者成功結合在一起，使人戀戀不舍，回味無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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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巽齋.漢字文化叢談 [M].長沙：嶽麓書社，1998.
[4] 賀友齡.漢字與文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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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初，在西歐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長篇小說《芳托馬斯》。32卷由兩個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創作一卷。合作延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來，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說改編成電影，放映後在歐洲引起轟動。
《芳托馬斯》的主角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叫芳托馬斯。他入室盜竊，誘奸婦女，搶劫銀行，無惡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貼滿緝拿文告。但是芳托馬斯狡詐異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他有高超的易容術，從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飛檐走壁；他精通縮骨術，能從極小的縫隙中飛身而過。他經常與警察玩貓捉老鼠的游戲。他化裝成紳士出入於酒店、旅館與賭場，時而與政要侃侃而談，時而與貴婦逢場作戲。總之，這是一個半魔幻半真實的風流大盜。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於向愚蠢的官僚機構挑戰，具有超現實的魔力。
《受威脅的兇手》就是芳托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的作品。關於馬格利特的介紹網上可查，不在此贅述。接著返回原畫上，整張畫面，二名手持簡單工具的偵探，一具赤裸女屍，一名穿著講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圍觀者。最初看到這幅畫時，腦中便充滿各種詭異的問號:誰殺了那名女子？留聲機旁邊的男子到底是誰？那兩名偵探為何手持如此簡單的抓捕工具？三名圍觀者到底看到了什麼？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寬松，若馬格利特真的是在畫芳托馬斯的話，留聲機旁邊的男子就應該是那位風流大盜了。剛剛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備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門口的兩名偵探正在等待時機，或許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對名聲大作的芳托馬斯不敢輕舉妄動，面部表情極其凝重。三名圍觀者目睹一切後，驚愕、憂郁盡顯臉上，一切一觸即發。而畫家更是將看畫人的視角至於這一切發生的最近處，整個場面令人緊張不已。
可是畫家在這里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在已經發明了留聲機的年代，兩名偵探還手持木棒、繩網，意圖逮捕芳托馬斯如此這般的江洋大盜，畫家拿我們頑固。愚蠢的官僚機構開了一把涮。
老師也講到過，整幅畫人物的面孔全是馬格利特，聽到時很是迷惑。為何要將自己畫成所有人？是技術，用以構成魔幻感么？以哲學繪畫著名的畫家應該不止有這點想法吧？我這樣猜度著。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圍觀者是我，執法者也是我。畫家這么畫到底是為什麼？
畫家畫這幅畫的時候，立體主義，野獸主義已經在歐洲普遍流行，達達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正在蓬勃發展。隨著照相機的發明，畫家的繪畫對象，表現手法都發生了重大改變，藝術觀念經受著暴風驟雨般的洗禮，畫家本人也從一隻煙斗開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觀念和形象分離開來，挑戰了大眾的常識，發人深省。用繪畫把「是」與「不是」這個哲學問題表達出來。而以上各種主義發展到達達主義反傳統，反藝術之後，不論是藝術，還是道德都需要一種顛覆，杜尚用他的作畫顛覆了藝術形式，那馬格利特這幅畫就是對道德的一種顛覆。畫家崇拜芳托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機構於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畫職業上，畫家卻扮演著那兩名偵探式的人物，理性，專業；在現實生活中，畫家扮演著別人生活的圍觀者，或許自己也是受害者。一個人身上有多種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須譴責的，圍觀者是完全無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樣代表著絕對的善惡，而是隨著人性的膠合越來越曖昧不清。我們的自私，冷漠不再是無事者的無關緊要。因為一切都與自己有關。
這也正是體現了現代藝術的本質，對觀念的改變和詮釋。改變和詮釋建立在藝術家大量的思考上。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藝術氛圍回到了比利時，自己一個人思考，用畫筆去詮釋，雖然在美術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卻也畫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畫總以哲思出名，比例的誇大，主題的詭異，思想的深奧，擋住了大部分人的腳步，被印在鈔票上的《天降》，我倒覺得遠不如他《窗》系列那組畫來的動人，畫布遮擋住窗戶，畫上戶外的景象，真實是什麼？畫家用這組畫來拷問我們。與其說馬格利特是魔幻現實主義畫家，我到是偏向於把他歸為現實派的思想，魔幻的表達手法。他和達利不同，達利執迷於如何表達潛意識，但是馬格利特卻表達著現實，用魔幻拷問著現實。對於常規，大多數人選擇默認，而馬格利特卻用自己的畫筆拷問著這些大家默認的東西。
以哲人的身份畫畫，這就是我想說的馬格利特。
【參考書目】：
1. 《馬格利特：圖像的哲學》 劉雲卿 廣西大學出版社
2. 《現代主義繪畫解讀》 孫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劍橋藝術史-20世紀藝術》 羅斯瑪麗•蘭伯特（英） 譯林出版社
4. 《世界著名圖像的秘密》 張延風 百花文藝出版社
5. 《奢華的冒險-現代藝術的消解與重建》 張彬 北京大學出版社
6. 《二十世紀視覺藝術》 愛德華•路希•史密斯（英）
❹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
電影作為八大藝術之一，於19世紀末從歐洲傳入日本後，成為一項極具代表性的大眾娛樂，並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篇1
淺析岩井俊二青春電影的美學特徵
一、長鏡頭與交叉剪輯下意境的營造
從長鏡頭渲染下的青春純愛電影《情書》、《四月物語》，到交叉剪輯鏡頭下表現成長歷程和蛻變的《關於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風格和題材上都做了最極端的挑戰，在其“青春片”所營造的意境中，愛情的唯美，生活的殘酷，青少年心靈的困惑和壓抑，都是對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實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採用長鏡頭和快速交叉剪輯相結合的方式。在《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身著白色襯衫的少年戴著耳機靜靜地佇立於青綠的麥田中，沉迷於莉莉周的音樂世界裡。在電影片尾處蓮見刺向星野的鏡頭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馬的鏡頭敘事手法不謀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訪中也坦率地回應了這個問題，“我很喜歡楊德昌的電影，但每個人對電影的出發角度不同造就了對電影理解上了差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聲，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樣是青春成長題材的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採用的是一種壓抑陰冷的含蓄表達，而《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則強調形式上的動感，熱情、誇張、充滿爆發力”。
二、弱化情節強化情緒的主觀表達
岩井俊二在中國內地的走紅，直接聯系著“青春文學”，這也是其電影創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說創作基礎之上。當然，“岩井文學”中不可避免的導入了導演本身的價值觀，相對於故事情節，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緒表達和心理變化。一方面，他帶著懷舊的情緒追溯逝去的時代，影片中對童年世界的懷舊成為成年人對青春的缺失的一種幻想性解決途徑。《情書》中沒有強烈的沖突情節，在兩條線索下的敘事時空中，通過兩個素未謀面女孩的書信聯系在一起，渡邊博子在寄託哀思中無意探尋出一段塵封多年的愛戀，女藤井樹在書信的來往中才發覺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發芽，只是隨男主角的離開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沒有在敘事的策略上突出對死亡的恐懼，而是通過情緒的升華給予了觀眾更多的思考空間。另一方面，他通過社會的角度來表達對青年成長和意識形態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觀眾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節中感受到主人公內在情緒的微妙變化，從而引發內心的思考。這也是“岩井文學”所衍生出來的弱化情節而強化情緒的“青春敘事”方式的建構。但是，此類情節弱、情緒濃的主觀表達方式並不適用於任何題材的電影，對其後期電影主題的表達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後人性的共通之處
“意象，指對存在於記憶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覺上的體驗。而電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導演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的融合，它是藝術創造過程中的產物”。寫滿藤井樹名字的借書卡、刻在鳳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運用極簡的影像風格，將青春的熱烈與生命的脆弱透過自然意象和虛擬意象表現出來，對青春期群體的人文關懷貫穿始終。
“《四月物語》中的落滿櫻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紅色雨傘是岩井俊二對青春短暫和熱烈的意象隱喻”。《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詞貫穿於影片的始終，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詞。同樣，《燕尾蝶》中所營造的並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徵著青春里慾望的深淵。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觀存在里，這也是他對“青春”充滿無限可能的另類闡釋。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著兩個女孩成長歷程中的蛻變。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紋身是她存在的證明，她來過，以一個飽受生活磨難的姿態，帶走了一隻蝴蝶的脆弱和美麗;鳳蝶，歷經世間創傷卻依然滿懷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長大成人的專屬記號。她們渴望飛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繭而出一刻隕落，岩井俊二採用這種獨特的青春意象，表達了他對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淪或者毀滅因其陰暗而被電影避之不談，但這卻是真實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試圖將成長中的青年從喧嘩虛幻的社會現象中抽離出來，從而理解現實的殘酷和真實世界的難能可貴。
岩井俊二是一個主觀意識特別強的導演，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創作電影的理念是徹底極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強盜、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來展現大城市高速運轉中一群病態而畸形的社會底層人士生活的場景，但他並沒有將這種陰暗徹底的呈現，而是從他們蒼涼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處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動盪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著內心的純凈。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篇2
淺析日本電影中的中國古典文學
1.研究背景
電影作為八大藝術之一，於19世紀末從歐洲傳入日本後，成為一項極具代表性的大眾娛樂，並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特別是於上個世紀50年代，日本電影迎來了其黃金期。以導演黑澤明的《羅生門》(1951年)為首，溝口健二的《西鶴一代女》(1952年)，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1953年)等連續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縱觀日本電影的獲獎史，日本的時代劇，也就是極具日本風格的電影，獲得了國際電影界的歡迎。但是，很少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電影不僅從自己的“日本風”中取材，同樣也將外國文化作為素材，並加以改編。例如作為電影推廣初期的明治、大正時期，那時的觀眾所最為熟悉的外國文化，則是中國的古典文化。
2.不同時代中的以中國古典題材的日本電影
尚處於日本電影草創期的1911年，吉澤商店製作了《西遊記》。緊接著1912年，在西遊記廣受好評的情況下，再接再厲攝制了《三國志》。另外，還有很多例如《豹子頭林沖》(1919年、日活向島攝影所、小口忠導演)、《西廂記》(1920年、日活向島攝影所、田中容散導演)等一系列以中國古典作為題材的電影被持續不斷地搬上了日本大熒幕。
之後，世界格局發生了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電影主流也由無聲進入了有聲期。戰爭時期，日本電影又製作了一系列如《孫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導演)、《水滸傳》(1942年、岡田敬導演)、《鴉片戰爭》(1943年、牧野博導演)等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國策電影。
日本戰敗後的1950年代，日本電影進入了轉型期，邁入了黃金時代。《楊貴妃》(1955年、溝口健二導演)、《白夫人的妖戀》(1956年、豐田四郎導演)、長篇漫畫電影《西遊記》(1960年、藪下泰司、手?V治蟲、白川大作導演)等各種日本觀眾喜聞樂見的中國古典文學題材的電影，不但在日本上映，還進入了香港及東南亞等華語圈市場，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1970年代，電視取代電影，走進了日本的千家萬戶，成為了時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電視局製作的系列連續劇《西遊記1》和《西遊記2》，不但在日本受到廣大觀眾好評，甚至被中國中央電視台引進，走進了中國的千家萬戶。另外，於2007年製作的電影版《西遊記》(澤田鐮作導演)，以43.7億日元的票房，位居當年日本本土電影收入第四位。
3.從中國古典文學到日本電影
以《西遊記》為首，《三國志》、《白蛇傳》等以中國古典為原型的故事，經由日本導演、編劇以及演員的演繹，介紹給了日本的觀眾。但是，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有許多地方經過了改編，展現出了與原作頗為不同的風味。
將外國的古典作品翻拍成電影，將具有各種全新的可能性。並且，雖然原作是古典文學作品，但內容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故事隨著時代的發展，也一直產生著變化。例如《白蛇傳》，最初馮夢龍主編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後的結局，都與如今我們耳熟能詳地《白蛇傳》頗有不同。而日本電影選擇哪個版本的故事作為故事底稿，則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歷史故事也同樣，由於製作方所處國家和立場的不同，講述出的故事也會具有情節上的差異。上文中提到過的日本版《鴉片戰爭》這部電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類中國古典或歷史故事電影與原版的異同，可以從中發現其政治意圖及意識形態，因此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4.結論
因此，狹義上而言，本研究為日本電影研究，但廣義上而言，其實為媒體以及大眾文化研究。由於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可以說是歷來未被傳統研究所重視，因此，分析此類電影將可一窺日本電影的時代特徵、對外來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電影交流史。更是對日本電影史的一種補充，具有不可輕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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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媒介,凸顯文化內涵,同時也是一種話語。隨著人類技術的不斷發展,電影的發展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下文是我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談從《道熙呀》看韓國電影的女性主義色彩
一、罪案片橫行的韓國劇情片
韓國劇情片以題材深刻、犀利而敏銳地反映社會問題而聞名。知名的韓國劇情片有《熔爐》、《七號房的禮物》、《素媛》、《殺人回憶》等。反映的社會問題多為權力與暴力、兒童與性侵等，多以真實案例為原型，深刻揭露體制的弊端，權力的濫用，底層人民的苦難等。韓國罪案片多暴力、灰暗的鏡頭。
在韓國傳統罪案片中，掌握權力的通常是男性，受害者通常是女性，或者兒童、智障人士等。女性在傳統韓國罪惡片中，多以弱者、受害者的形象存在。
二、充滿女性主義色彩的《道熙呀》
傳統韓國影視作品中，女性更多是以家庭主婦或職業女性的形象出現。[1]韓國影視作品中，能夠看到男權社會的縮影。像《熔爐》、《辯護人》這樣反映現實題材的作品中，掌控權力的基本都是男性，女性只是男性特權下的附屬品或弱勢群體的代表。
而《道熙呀》這部影片中，李英男作為一名女性，擔任了派出所所長這樣一個擁有權力的角色，在構思與設計上充滿了女性主義。
《道熙呀》的英文版海報中，金賽綸與裴斗娜 *** 相擁。女孩倚在女人懷中，受傷的眼神呆滯地凝望著鏡頭，女人轉身回眸，似欲言又止。
正是這次相擁，揭露了道熙的傷口，觸動了李英男所長的心，同時也作為唯一一次「身體接觸」留下了可控罪證。受虐者與行善者之間產生了緊密聯絡，營救本身被介入曖昧行為，窺視事件的所長反被窺視。這使得本片區別於《熔爐》、《殺人回憶》、《七號房的禮物》等暴力、性侵題材影片，絕不單純是二元對立的痛苦指控，所呼籲的亦非男權社會規則的重整。
不同於以往女性題材影片，《道熙呀》這部影片體現著女性與權力之間微妙的關系。掌握權力的女所長並沒有因為掌權而逃脫命運的捉弄，相反，權力之外的受虐者道熙使用狡黠的謊言便將事態的發展掌控於股掌之間。這其中體現的女性與權力的關系值得玩味。
三、大人的偏見與孩子的惡
在傳統韓國劇情片中，孩子通常是單純、弱小、善良的形象。像《芭比》中的順英，《七號房的禮物》中的藝勝，《熔爐》中的受害學生金妍斗、陳侑利等。
《道熙呀》顛覆了傳統韓國劇情片中兒童的形象，道熙在片中的形象是亦正亦邪。陷害繼父時的道熙，向警察謊稱女所長摸她 *** 時的道熙，發現自己的謊言害所長被關起來時的道熙，讓我們看到了弱小的孩子背後的惡。這種惡不能說是與生俱來，但與她成長的環境有關。成長於粗俗、暴力的家庭環境，道熙從小就有強烈的自我保護和暴力的傾向。女所長剛進村子的時候，道熙看見她就跑;被同學欺負的時候，道熙只是低著頭不說話;女所長走近她的時候，可以看出道熙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強烈的不安全感使得道熙把自己偽裝隱藏起來。當所長的女朋友來找她的時候，道熙摔東西發脾氣，場面很暴力，不像是傳統單純、弱小的兒童該有的形象，這都體現了從小遭遇家暴的道熙骨子裡暴力的傾向。
但在大人的偏見里，女同性戀者對於一個女孩子的愛就是不單純的;孩子的證詞就是沒有謊言的。大人的偏見和孩子的惡是這部影片所表現的不同於傳統韓國罪案片的深刻之處。
四、女同性戀與憐憫
同性戀者作為「人類的背影」，是人類自身表達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補充角色，同性戀銀幕形象的變化既表明主流文化系統中的同性戀者處境的變化，也成為人類整體處境的一個折射。同性戀形象的銀幕演化過程恰是這一邊緣群體與主流群體逐步提高和完善跨文化交流的過程。
一則研究表明，美國《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報道同性戀者的數量從1940年代的2篇、1960年代的25篇，1980年代的95篇達到1990年代的151篇，數量呈上升趨勢;同時研究也發現媒體對同性戀者的描述多帶有偏見或詆毀色彩，以負面形象的刻畫為多。[3]
男同性戀者的婚姻在近些年來的報道和研究中比較受關注， 但關於女同性戀者的婚姻狀態的研究卻非常少。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相對於男性而言的低下。正如 Sara Karon所說： 不同性別、 種族以及民族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經驗和視角， 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在這個持續不斷的奮爭過程當中， 很明顯的是， 女同性戀者是相對缺席的， 女同性戀者的存在不僅是被邊緣化， 很多時候根本是被否認的。轉引自孫中欣、張莉莉，2007：386
當同性戀話題在歐美已經普遍光明時，在韓國依然是一個嚴峻的倫理問題。裴斗娜飾演的女同警察因為同志身份被下放到地方，遇見了喜歡她的小姑娘道熙。出於憐憫，女警察幫助道熙逃離家暴，擺脫痛苦的生活。然而世俗的偏見認為，對於一個女性同性戀而言，這種關愛已經超越了憐憫，是一種不能為世俗所接受的，畸形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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