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法國歷史
史前文明
從最早的人類史開始，每一階段的法國在西方文明史上，都是響當當的角色。在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以及比利牛斯山區發現的史前洞穴壁畫，可追溯到兩萬年前，是歐洲最豐富的史前文化。
羅馬人
凱爾特人發展出強勢的「鐵文明」（ lron Age Culture）後，羅馬人為好勇鬥狠的凱爾特人灌輸了集體意識。羅馬帝國在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21年時佔領了法國靠地中海的區域，到了凱撒（Julius Caesar），才算真正征服了好戰的凱爾特人。韋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領導凱爾特人英勇抵抗，但凱撒仍然在公元前52年於勃艮第的阿萊西亞（ Alesia）獲得最後勝利。韋辛格托里克斯雖敗猶榮，成了民族英雄。隨後的「羅馬和平」（paxromana ）為該地帶來財富和繁榮。
法蘭克人
公元四、五世紀隨著羅馬帝國的衰敗，羅馬高盧人向弗郎奇亞（Francia）——法蘭克國王投降。法蘭克原本屬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居住在羅馬帝國外圍，被羅馬人稱做「野蠻人」。他們在日益衰敗的帝國中逐漸崛起。公元4世紀末和5世紀時，法蘭克族的一支墨洛溫人（Merovingians）佔領了法國北部，起勢力漸漸往南擴大。該族的統治者洛維（Clovis），選擇巴黎為首都，並於公元496年改信天主教，藉此向篤信天主教的南方拓展勢力。
夏勒馬涅大帝
公元8世紀，法蘭克王子夏勒馬涅登基，創建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統治的疆域包含了今天的法國和德國。公元800年，夏勒馬涅接受羅馬教皇加冕（是羅馬統治者結束後首位榮膺教皇加冕者）。隨著封建制度的分崩離析，又有外族的入侵，像義大利北邊的薩拉森人（Saracens）、中歐的馬格亞人（Magyars）、斯堪地那維亞的諾爾斯人（Norsemen，亦稱維京人Vikings），使得加洛林王朝註定要短命。公元843年簽定的凡爾登和約（Treaty of Vern），將帝國分成三個部分：東法蘭克的日耳曼王國、西法蘭克王國——日後成為法國的歷史核心，以及居中的洛賽瑞及亞（Lotharingia）。 公元987年，西弗郎奇亞（West Francia），後被人稱做弗郎奇亞，落入於格卡佩（Hugues Capet）手中，建立了卡佩王朝（Capet Dynasty）。他的後裔一直統治著這個王朝到19世紀。
卡佩的勢力范圍非常小，其直接統轄的區域僅有環繞巴黎的法蘭西島，這小小的基地，岌岌可危地被全法國封建諸侯的領地和戰爭帶包圍著。諾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Duke of Normandy）原為諸侯之一，在1066年的一次成功入侵後成為英格蘭國王。建立的英格蘭帝國，其疆域從蘇格蘭邊界的特威德河畔貝里克（Berwick-upon-Tweed ），到比利牛斯山。卡佩王朝靠著戰爭、外交、聯姻結盟或乾脆詐騙耍賴，抵抗了英格蘭的勢力和統治。
十字軍
從公元11世紀到13世紀，法國加入十字軍行列，搶救淪陷在異教徒手中的聖地。路易九世甚至因十字軍而死。卡佩王朝在13世紀勢力已達法國西南部，在教皇授權下，十字軍征討了所謂的異教派阿爾比派（Albigensian）。此時，法國國王統治勢力首次從北貫穿至南部的地中海區。
隨著卡佩王朝的君主勢力不斷增強，經濟活動也日漸繁榮興盛。資金相繼投入大教堂的興建，哥特式的教堂建築成為全歐洲模仿的對象。城市裡出現了大學。皮埃爾•阿伯拉爾（Pierre Abelard）和托馬斯•阿奎諾斯（Thomas Aquinas）任教的巴黎大學，旋即贏得響亮的聲譽。
百年戰爭
到了公元14世紀初，經濟開始衰退，而1348年爆發的黑死病則引發了經濟大崩潰。黑死病奪走了全法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某些地區甚至在幾個世紀之後，才慢慢恢復到疫情未爆發之前的水準。瘟疫帶給經濟空前的打擊。因勞動人口短缺，導致封建制度的衰落，領主被迫減輕農奴負擔。在這重要的時刻，因為索討法國領土不遂的英國，引發了「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War,1337—1453）。而一直要求自治的勃艮第竟與英國結盟。
法國在戰爭中老是很倒霉。例如415年著名的阿讓庫爾之役（Agincourt ），在強大的英國步兵攻勢下，大小戰役讓法王們丟盡了老臉。到了15時機初期，法王簡直毫無勢力可言，國家面臨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聖女貞德的號召下，於1429年或1430年時，法王終於抵擋了英國的攻勢。貞德雖犧牲於英國和勃艮第人之手，但法王查理七世將英國人趕回到英吉利海峽彼端，他和繼任者也平了勃艮第，夜1477年將其納入法國。接著普羅旺斯夜1480年加入；布列塔尼於1491年加入法國。
文藝復興
1494年，法王查理十三入侵義大利半島，引發了義大利戰爭，一直持續到1559年。雖在義大利土地上開戰，但法國侵略的目的，卻是為了奪取統治德國，及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神聖羅馬皇帝」的名號。這場戰爭，或者可說是個僵局，為法國的經濟和文化帶來新局面。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為法王弗郎索瓦一世（Francois 1）工作。弗郎索瓦一世所推行的、雄偉華麗的宮廷文化的，對建築的影響很大。其中最傑出的作品首推盧瓦爾谷地（Loire Valley），散布各處的眩目城堡從較新的尚博爾城堡（Chambord）、舍農索城堡（Chenonceau）到亞傑廉城堡（ Azay-le-Rideau ），並對一些老城堡進行了擴建，如布盧瓦（Blois）。
宗教戰爭
文藝復興同時也帶來了宗教的改革。法國分裂成兩派宗教勢力，在公元1562年到1598年之間，新教徒（Protestants）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爭戰不下八次之多。這些戰役相當激烈血腥，尤以1572年的聖巴多羅謬慘案（St.Bartholomew`s Eve Massacre）最為慘烈。在巴黎，約有2700人遭屠殺，這個數字比之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公元1792年到1794年）革命法庭所處決的人數還多。在法國其他城市，死難者超過二萬人。直到亨利四世（Henry Ⅳ）——波旁（Bourbons）王朝的創始者，平了兩教派許多戰亂之後，以新教徒身份改信天主教，才將這場宗教戰爭畫上句號。公元1598年頒布南特詔書（Edict of Nantes），兩教派終於休戰。
亨利四世除了有寬容的宗教胸襟，也相當注重戰亂之後的社會福利。他的理想「每戶佃農家鍋里有雞」令人永遠深刻難忘，並為他贏得了「好國王亨利」（Good King Henry）稱號。然而自17世紀20年代起，樞機主教黎塞留（Cardinal Minister Richelieu）和馬薩林（Cardinal Minister Mazarin）相繼掌權，為了打敗哈布斯堡王朝，使法國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如此一來帶給法國社會相當大的壓力：在630年到1648年之間，人民稅賦較以往升高了三倍之多。窮人心生不滿，貴族不快，加上宗教摩擦，終於引發了暴動和叛亂。
太陽王
盡管危機四伏，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治仍在661年打下了基礎。路易十四獲得了多數支持，並開始他個人的統治。 「太陽王」統治時期是法國最長的一段歷史之一，這一時期毀譽參半。凡爾賽的豪華成了全歐洲羨慕的焦點。也是路易追逐歐洲霸權和建立殖民帝國，例如加拿大殖民地的基地。
本時期也是法國文化史上最富創意的時期。笛卡兒（Descartes）、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和莫里哀（Moliere）等大師輩出，在法國國力達到全歐顛峰之時，文化也成就了燦爛豐富的「偉大時期」（Grand Siecle ）。然而自17世紀80年代起，路易十四開始和英國及荷蘭作戰。1685年廢除南特詔書，對新教徒進行鎮壓，更加重了社會問題。
啟蒙運動
17世紀的文化成績，重心在凡爾賽；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則加入了中產階級，並融入了貿易和工業製造等活動。沙龍、咖啡館、學院、小說、期刊、報紙、共濟會（Masonic lodges）以及政治性社團等組織激增，發展出都市人文文化，並批判守舊頑固的貴族階級。這項法國啟蒙運動是國際性的，許多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哲學家加入，成為榮譽成員，美國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也是其中的干將。相比之下，改朝換代的戰爭變成原始和殘酷的舉動。
啟蒙運動鼓吹了自由和社會改革，這些都是君王們未曾盡力而為的。王室負債累累，雖然百年來經濟一直相當繁榮興盛。在外交上，與商業勁敵英國大唱反調，藉此維持歐洲各國間的平衡關系。這樣的政策從路易十四於1688年結束戰爭後，一直持續到1815年拿破崙被打敗為止。
然而整個世紀以來，法國的任何斗爭都失利，惟一例外的是協助北美脫離英國殖民的獨立戰爭（公元1775年至1783年）。戰爭的巨大花費使法國幾乎落敗，經濟的危機，加上18世紀80年代開始農產歉收，把法國推向比改革更激烈的境地—－革命。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播下了歐洲自由民主的種子。1789年所頒布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神聖地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口號，建立了理想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文化准則，之後更影響全歐洲的跟進。1789年到1799年的10年間，總共出現了五種類型的政權：舊君主專制、君主立憲、獨權共和（即恐怖統治）自由共和，以及最後拿破崙的軍事獨裁。
如果要問善良卻無能的路易十六，為什麼不做專制君王，卻讓自己成為嚴苛憲法下的統治者，恐怕他只能無言以對。路易十六的奧地利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 Marie Antoinette）極度反對革命，鼓勵國王依靠貴族，而不是依賴新政。
法王在政權鞏固過程中表現出的無能導致了法國向奧地利宣戰。路易十六沒有全力支持對奧戰爭，導致他在1792年被推翻，隔年元月被處決。當戰事越來越危急，原來建立的共和體制也漸漸走向獨權體制。
1793年初，法國幾乎和全歐洲宣戰。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雖倡導宗教的寬容，令人驚訝的是宗教竟成了斗爭骨幹。教會支持古老的君主專制，革命人士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反對宗教政治。
佔領和殖民帝國的瓦解
20世紀的法國遭遇了兩個沉重的打擊:第一個打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個是殖民地國家的紛紛獨立。
1940年德國納粹打敗法國，並佔領法國國土。先是佔領北半部的法國，到了1942年,全法國都被德軍佔領了。有人做了賣國賊，和納粹「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名將、猶太籍馬赫夏•貝當（Marechal Petain）奉命領導維希（Vichy）政府。
逃亡至倫敦的戴高樂組成了反抗軍，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聯合共產黨進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動。1944年猛軍登陸諾曼底，反抗軍也多有收獲，德軍節節敗退。戰後法國組成第四共和國，首次允許婦女擁有選舉權。然而「通敵合作」的痛苦仍記憶猶新，對國家忠貞問題時時縈繞在法國人民的心頭。
殖民地的瓦解過程同樣帶給法國痛苦。20世紀50年代初期，北非和法屬印度支那的獨立運動，引發了法國的軍事干預。1954年在中南半島的尊邊府之役（the battle of Dien Bien Phu），法國戰敗，印度支那回到共產主義的越盟（Communist Viet Minh）手中，並使得法國自遠東全面撤退。阿爾及利亞的內戰甚至還威脅到了法國的政治穩定。
阿爾及利亞的戰事帶來了政治危機，促使戴高樂東山再起，出任第五共和國總統，大權在握。戴氏讓阿爾及利亞獨立，撤回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者，藉以解決政治危機。但卻在地中海兩岸留下了怨憤。
五月事件
除了政治的紛擾，20世紀的後半期，法國仍舊存在著許多棘手的問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國竟然能維持政治的穩定。戴高樂執政期間，政論家認為只有極右分子才能統領第五共和國。而事實證明，在創始者去世後，該政權仍能夠延續下去。1981年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當選法國總統，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從此之後，執政權就在左右翼兩黨人士間交替。
法國政權首度出現危機是在1968年發生的既不尋常又無法歸類的「五月事件」（May Events）。學生、工人和自由派分子幾乎推翻戴高樂政府。在第五共和國成立40周年時人們回顧歷史，戴氏政權已成了18世紀以來，法國歷史上第二長命的政權，次於被低估的第三共和國。
歐洲聯盟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法國政治里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就是虎視眈眈的德國。自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這段期間，法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對德國充滿的敵意。但在大戰之後，兩國的有知之士推動法德兩國合作。1951年成立的煤鐵聯盟（Coal and Steel Union），開啟合作的大門，之後兩國成為推行歐洲各項聯盟的前鋒，包括倡導使用共同貨幣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這也是法國繁榮成功的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後，也展開了所謂「光榮的三十年」，法國經濟有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增長，因此有評論家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法國大革命。令人敬佩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空前的嬰兒潮，帶動了基本設施和服務業的發展，各種商品和休閑娛樂大量出現，新富現象向傳統的風俗和習慣提出了挑戰。
雖然民意調查不時顯示出了人民對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憂慮，但絕大多數的人仍認為法國是最吸引人居住或旅遊的國家。巴黎，集政治與文化優勢於一身（像蓬皮杜中心the Centre Pompidou、巴士底歌劇院the Opera National de Paris-Bastille、奧塞美術館the Musee d』Orsay等），仍是全世界最出色的城市之一。其他省份的城市像里昂（Lyon）、蒙比利埃（Montpellier）、里爾（Lille）和尼姆（Nimes），也漸漸受矚目。在千禧年的前夕，地方主義、多元文化和兩性議題都讓政治和文化的視野更加廣闊。使我們能從各種角度去欣賞法國的風貌
『貳』 英國議會與法國三級議會誕生原因,區別,各自影響
英國議會與法國三級會議的比較
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伴隨著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英國在十三世紀末形成了等級代表權力機關——議會,法國於十四世紀初產生了等級代表權力機關——三級會議,兩國的政治制度由此而過渡到了等級君主制階段。但在此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議會和三級會議卻走上了不同的發展歷程,最後的命運也大相徑庭。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初步探討。
英國的議會是在反對王權的斗爭中由御前大會議演變而來的。御前會議是英國封建社會初期由國王召集全國最大的封建主組成的會議,主要是為國王提供咨詢、商討國事、決議重大決策等。御前會議又分兩種:御前大會議和御前小會議。御前小會議一般由少數大教士、大貴族和王室成員參加,經常召開;御前大會議除了小會議的成員外,還有直接接受國王封地的中小貴族參加,每年召開三次。
御前會議的存在,使英國王權受到一定製約十三世紀,封建主以御前大會議為陣地,聯合新興市民,反對國王濫用權力,先後簽署了《自由大憲章》和《牛津條例》限制王權。孟福爾又把市民代表正式納入議會,議會的成員和職能逐漸定位。1295年「模範國會」的召開標志著英國議會正式形成。此後,它不僅定期召開,而且職能不斷增多,至十六世紀已獲得了立法權、決定賦稅權、對政府的監督權及參與重大決策權等,成為英國上層建築中一個相對獨立的權力實體。對此,都鐸晚期著名的政論家胡克作了這樣的描述:「英國議會是本國所有政治權力賴以存在的基礎。」
中世紀末期,隨著王權的增長、專制制度的形成,英王通過操縱議員選舉、控制議長人選、蒞臨議會訓話等方式來影響議會,議會的權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議會的組織形式及功能卻仍然存在著,所有重大立法都只能藉助議會才能完成,國王只能利用、引導而不能繞開議會,議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著重大作用。斯圖亞特王朝建立後,無視這一事實,鼓吹君權神授,不容許議會對王權的限制,最終導致了資產階級革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中,專制王權被推翻,議會一時成為英國的最高權力機關。經過克倫威爾獨裁、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反復後,1689年的《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確立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議會由封建的等級代表權力機關變為近代的國家權力機關。隨著內閣制的形成和三次議會改革的完成,議會最終成為英國近現代的民主權力機關和政治制度的核心。法國的三級會議淵源於王室大會議,即國王與其直屬附庸之間以權利和義務關系組成的政治組織。
十一世紀之前,由於法國王權衰微、封建主勢力強大,封建主藐視國王作為其領主的權利,拒絕出席王室大會議,使王室大會議形同虛設。十一世紀後,藉助新興市民的支持,王權逐漸強大,封建主才逐漸回到王室大會議。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產生與發展,許多城市取得了自治,成為直接聽命於國王的附庸,其代表也開始參加王室大會議,但他們的地位並沒有固定。直到1302年,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在同教皇的激烈斗爭中,為了取得國內各階層特別是新興市民對自己的支持及徵收新稅,邀請教士、貴族、市民三個等級的代表開會,討論國家的財政和稅收、批准國王的賦稅,法國的三級會議正式形成。
法國的三級會議一開始獲得的只是賦稅的討論權,召開的目的是讓代表們履行作為封臣的納稅義務。十四世紀初,在對付教皇的斗爭中,法王成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三級會議全力支持國王,王權得以壯大。英法百年戰爭前期,法國被打敗、國王被俘,國王的權威下降,王太子被迫於1357年頒布「三月敕令」——三級會議定期召開,有批准賦稅權監督政府權等,三級會議的權力由此發展到了最高峰。遺憾的是這在法國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緊接著百年戰爭後期,面臨亡國危險的法國,國王成為民族精神的化身而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全力支持。
1439年,三級會議決定,國王可以不經三級會議的批准而徵收新稅,把自己的基本權力拱手讓給了國王。百年戰爭的最後勝利提高了法國王權的威望,國王趁勢進一步加強王權,以國王為中心的專制機構逐漸擴大,三級會議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縮小,幾年甚至幾十年才召開一次,到1614年後便停止了召開,國王控制了國家全部權力。1789年,在法國專制統治面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國王路易十六又揀起已經廢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力圖通過它克服危機、挽救法國。但三級會議無法起到協調矛盾、克服危機、促進改革的作用,資產階級為首的第三等級也無法利用它來反對王權。在這種情況下,第三等級拋開三級會議單獨開會,宣稱自己是代表全體國民的國民議會,要制訂憲法,限制王權。至此,法國的三級會議被徹底畫上了句號。
黑格爾曾指出:國家制度是各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它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同樣一種權力機關,在不同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可以演繹出完全不同的結果。中世紀英國議會和法國三級會議的不同命運同樣是英法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狀況導致的。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兩者形成背景的差異。英國中世紀早期的政治制度具有濃厚的原始民主性質,大貴族組成的賢人會議享有較多的權力。「諾曼征服」後,英國形成了比較強大的王權,御前會議代替了賢人會議,大貴族的傳統權力受到了抑制,但貴族們並不甘心,一旦王權衰弱或出現危機,他們就伺機反抗,聯合起來爭取自己固有的權利。英國議會正是形成於這樣一個王權出現危機的歷史轉折時期:十三世紀,英國國王不僅在與法王爭奪領土的斗爭中接連敗北,在與教皇的較量中也伏首稱臣,國王的權威大大下降,貴族們趁機爭取自己的權利。封建主、教士聯合對國王不滿的市民、騎士結成聯盟對抗國王、限制王權,這種斗爭促使了議會逐漸形成。而法國早期歷史上諸侯林立、王權弱小。城市興起後,市民為發展經濟,支持與他們同樣反對封建割據的王權。在封建割據阻礙社會發展的背景下,加強王權成為歷史的進步趨勢;在反對教皇、維護法國民族利益的斗爭中國王又成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國王為了取得和利用社會有產階層的財政支持,主動召集了三級會議。一言概之,英國議會形成於王權強大而又遭到削弱的歷史轉折關頭,限制王權是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呼聲,議會是社會各階層自下而上限制王權的結果;而法國的三級會議出現於王權弱小卻又需要加強、加強王權成為歷史進步趨勢的時代背景下,由國王自上而下組織召開的。這使議會與三級會議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即限制王權與加強王權。
第二,兩者本身的差異。法國的三級會議是王權加強過程中的一個事件,是國王主動召開的,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它沒有規定何時召開,多長時間召開一次,召開與否由國王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往往是在國王需要徵收新稅或需要各等級代表的支持處理一些重大問題時,才召開三級會議,會議的內容也由國王決定,會議完全操縱在國王手中。而在英國,議會是從傳統的權力機構御前大會議演變而來,在反對國王、限制王權的斗爭中,議會的權力及功能逐漸明晰,《牛津條例》還明文規定了議會必須一年召開三次及召開的時間。英國的議會一開始就是代表混合開會,雖然十四世紀後形成了兩院,但總的說來,議會是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國家政事的,國王與議會處於平行而又相互制約的地位,雙方可以討價還價,議會通過自己的斗爭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而法國的三級會議一開始就是三個等級分別開會,只有在向國王作出答復時才聚集在一起,從沒有形成一個整體,三個等級各有一票表決權,各等級之間界限分明、矛盾與分歧明顯,國王高居三級會議之上,往往利用三個等級之間的分歧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三級會議的主要職能是討論國家的財政和稅收,就國王的新稅發表意見,但並不是國王徵收新稅必須得到三級會議的批准。事實上,三級會議從來沒有取得表決稅案的大權,只是在討論稅收的同時,可以向國王提出一些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改革作為補償。參加三級會議的代表,可以說並不是在行使權力,而是遵照國王的命令,以盡「金錢援助」的封建性義務。而在英國,御前會議的權力是議會權力的淵源,《牛津條例》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對議會的權力范圍作出了規定,包括立法、賦稅及對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決策權力。議會代表通過不斷斗爭,使議會成為英國的最高立法機關、決定賦稅的唯一權力機關、對政府有力的監督機關。
第三,兩國政治傳統的不同。英法早期的歷史發展呈現了不同的風貌,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傳統。英國早期的政治制度具有濃厚的原始民主性,主要表現為氏族會議基礎上演變成的賢人會議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國王的一切重大決策必須由賢人會議通過,院的多數席位,控制了議會下院,使議會下院的力量和影響日益擴大。新興政治力量的興起,使議會尤其是議會下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增強,為反對國王的專製做了充分的准備。
十五世紀,法國的經濟特別是工商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法國資本主義向農業滲透的過程非常緩慢,農業中也沒有出現英國似的新貴族,新興的資產階級沒有同盟軍,勢單力薄,還不足以形成左右法國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與此同時,法國資產階級的成長是與王權的強大及國家重商主義政策的推行同步的:中世紀中期,市民在經濟上支持王權,王權從政治上為市民發展經濟服務,王權與市民互為聯盟;中世紀末期,在資本主義萌芽的過程中,以國王為首的統治階級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在國內對工商業實行保護、支持政策,在國外積極尋求海外市場,這些內外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密切了資產階級與王權的聯盟,使資產階級謀求政治獨立的願望微弱;十六世紀後,在價格革命和義大利戰爭的影響下,法國政府的開支不斷增加,為彌補財政虧空,大量增加國稅、發行公債,資產階級又紛紛充當國王的包稅人、債權人,從中獲得巨額利潤,資產階級與王權的聯盟更加密切。為了尋求政治地位,發了財的資產階級往往通過買官鬻爵擠入統治階級行列,成為「穿袍貴族」,這在滿足了新興資產階級參政心理的同時,進一步削弱了其實現政治獨立的激情,增強了對王權的依賴。這樣,法國資產階級既得到了國王的庇護與恩惠,也受到了王權的控制,他們與王權互為聯盟的最終結果是王權借資產階級的支持而強大,資產階級因王權的庇護而沒有成為堅挺的政治力量。對此,恩格斯曾指出:「王權和市民的聯盟發端於十一世紀,……直到這一聯盟幫助王權取得最後勝利,而王權則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他的盟友為止。」
同樣是城市興起、新興政治力量的出現,在英法兩國卻出現了不同的政治發展趨勢。「在英國,農村和城市融合的主要目的是對抗王權,而在法國,這種融合主要是通過王權促成的,因而造成了根本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結果」。
第五,重大歷史事件對兩國的影響不同。1337-1453年的百年戰爭對英法兩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強化了法國的專制王權,削弱了英國大貴族的力量、強化了議會力量。百年戰爭期間的法國,民族精神至上,王權成為民族統一的象徵。戰爭的最後勝利反過來進一步提高了國王的威望,國王趁機加強王權,不斷強化專制機器。與此同時,法國的舊貴族積極參與戰爭,在戰爭中立了一定的功勞,戰後他們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成為王權的隱患,為對付他們,國王進一步發展專制機器,最終建立起了絕對專制的王權。
而在英國,為支持百年戰爭,討論賦稅成為議會的主要內容,議會通過控制稅收迫使國王讓步,不僅獲得了彈劾權、財政監督權,還獲得了參與重大決策的權力。不僅如此,1339-1340年英王愛德華在歐洲大陸作戰期間,議會還承擔起了後方供應和國內治安的責任,進一步提高了議會的地位。英國是百年戰爭的最後失敗者,戰爭結束後,英國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封建主因戰爭失敗而分裂,兩大貴族集團組成兩大陣營,為了爭奪國家政權互相斯殺。這場內戰使雙方兩敗俱傷,封建主勢力一蹶不振,國王轉而尋求新興資產階級的支持。亨利八世時成立的國王的咨詢機關——樞密院的成員大多是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地方官吏也多由他們擔任。這時的英國王權是建立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支持之上的,王權強大的基礎是王權與資產階級、新貴族的聯盟。一旦這一聯盟破裂,王權就會大大削弱,已經發展起來的議會就有戰勝王權的可能。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正是以議會為陣地最終戰勝王權的。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也對英法兩國的政治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英國的宗教改革是以議會的名義進行的,從十四世紀中葉起,英國議會連續頒布「有祿聖職銓敘法」和「蔑視王權警告法」等法律,限制教皇在英國的權力,1534年,議會又頒布「至尊法案」,宣布國王是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宗教改革使英國教會實現了民族化的同時,也使英國議會的地位進一步提高,議會成為唯一擁有最高權威的全國性代表會議,議會法成為真正的最高法律。
國王雖然是國家和教會的最高首腦,但正是議會通過的一系列法案才使國王的權威有了實際的保證,國王也極力維護議會的權力和地位。宗教改革後國王被明確宣布為議會的成員,成為議會的組成部分。1585年財政大臣威廉·塞西爾說:「上院貴族是議會的成員之一,代表全國平民的下議員也是議會的成員,女王陛下亦然。」可見宗教改革後,議會變成國王、上院和下院三位一體的機構,議會在一定程度上已居王權之上。
法國的宗教改革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的:1438年法王查理七世頒布國務詔書,規定法國宗教會議的權力高於教皇;1516年法王法蘭西斯一世與教皇簽定「波倫亞協定」,規定法國的高級教職由國王任命、教皇批准,教職人員對國王忠貞不二。通過這些,國王控制了法國的教會,實現了教會民族化的同時,教會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並成為專制王權的工具。
由上述可見,作為封建等級代表權力機關的英國議會和法國三級會議經歷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歷程,也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既與兩者本身的不同有關,更是英法兩國不同的政治、經濟及歷史發展的結果。通過對兩者歷史命運的關注,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中世紀中後期兩國的歷史及政治變遷,同時也加深我們對古今各國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認識。
『叄』 法國議會擁有對政府的監督權,表現在哪些方面
總的來看，除美國之外，西方等主要國家都實行議會制；法國情況有點特殊，屬於半議會制半總統制。在法國政體中，總統處於很高的地位，權力很大，但不能說法國是「總統制國家」，因為總統權力受到一些結構性因素的限制。其一，盡管總統任命總理並主持內閣會議，但憲法規定政府應對此負責，議會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限制政府的行為或追究政府的政治責任，從而使總統權力大打折扣。其二，議會對總統有直接和間接的監督權。其三，總統的重要文件、命令要由總理監督。這些限制使總統的實際權力受到很大制約，因此人們把法國稱為「半總統半議會制」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