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九四二觀後感100

1. 《一九四二》從這部電影中你看到了什麼，人性還是態度

《一九四二》是這樣一部特別的電影：在抗戰和民族災難之時，我們的黨和我軍將領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後的主角變成了國民黨極其及其軍隊。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這在以前內地的主流電影中絕少出現的。記憶中，這種我黨我軍在重大歷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讓位於國民黨的電影，還算是1986年的《血戰台兒庄》；《建國大業》在這方面也做了歷史性的進步，國共有了平分銀幕的機會，並難能可貴地對蔣介石進行了人性化處理；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抗戰的也只是國民黨軍官和戰士，但卻在身份上做了模糊處理，且只作為電影的時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雖然也表現了蔣鼎文等國民黨將領的麻木不仁，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但同時，你可以感受到蔣介石在內政外交上的無奈，他也需要向國際力量尋求庇護，也需要向地方財團尋求幫助，影片施與了這個我們傳統意識形態中的異端分子以同情。這種表現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正在逐步軟化，很多創作禁區正在被逐步打開，需要的只是時間。而這些正是在以馮小剛為代表的電影人逐步爭取下實現的。 這是一部「在路上」的電影，災民因飢荒而流徙。馮小剛和編劇劉震雲採取了災民、軍隊、政府、宗教、記者五條線索並行推進的敘事手法，讓這五類人面對飢荒，從而做出反應。從劇作的角度來說，19個主角，50個次要角色，這不論在戲劇，還是電影中都是大忌，何況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這對影片的戲劇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驗，風險性極高。事實也確實如此，多線敘事必然會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讓習慣於追隨幾個人物命運的觀眾無所適從，而且從成片來看，張涵予和蒂姆·羅賓斯飾演的兩個神父的線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我想，馮小剛在最初的故事設計中應該有更多的想法，但礙於整體結構，無奈剪掉了很多的戲份。

2. 求電影《一九四二》學生觀後感500字以上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上映一段時間了，電影《一九四二》嚴肅的主題，對歷史的追問，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性的關懷，構成一部極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品。專業人士一致認為《一九四二》將對中國電影歷史產生深遠影響，饒曙光說：《一九四二》在中國電影史上有標志性意義，只有我們的民族強大自信之後才能面對自己的災難，這部電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成人禮。路海波認為《一九四二》是一部溫暖的電影，「《一九四二》沒有悲觀，而是相信人性的溫暖，給人往前行進的力量，哀而不傷。小編特別為你整理了電影《一九四二》的優秀觀後感，帶你感受一下影片的精彩。
而你在觀看電影《一九四二》之後，是否也被影片中的內容和場面所深深觸動，說說影片中觸動你內心深處的點。
《一九四二》觀後感
1942年，河南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淪為戰區。那個時候的人們在國軍、日軍、土匪之間尋求生存。民以食為天，飢荒時期日軍放糧，而湯恩伯那潰不成軍的部隊卻以衛國之名義實土匪之行為。面對一個不保護自己的國家，本身國家觀念就不強的中國人在生存和民族大義之間大部分人選擇了生存。幫著日本人打中國軍隊。漢奸呼？非也。
再說，漢奸本來就只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概念罷了。
清朝亡了，我們可以活在中華民國，民國淪落成了一個小島，我們活在所謂的共和國。哪天共和國覆滅了，我們也依然活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是這片土地上的土著，只要是願意留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就擁有選擇活下的的權利和方式。
倉廩實而知廉恥，衣食足而知榮辱。我們都是正常人，若他人不負我，我何故負他人。
選擇給四分是因為很少能看到一部中國電影揭示戰爭的殘酷性。1942拍的比集結號好，馮導對大片的掌握已然越來越熟悉。劇本又是由劉震雲操刀，保證了下線。1942的特效和煙花技術團隊用的還是上次集結號那幫班底，這次棒子們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務，特效看起來挺不錯。
片中蔣介石說的那句：在這個世界上我最羨慕的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負擔。可以融合到民眾。說這段話的時機安排的恰到好處。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第一次轟炸那場戲。撕心裂肺的呼救，軍民互相為生存而打鬥。和烈士子女中打頭的那個小女孩的演技。
這部片子表達了很多，人在極端情況下的抉擇。在思考活下去的意義，為了什麼活？信仰還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還是就僅僅在活。生命到底是有多可貴、是有多卑賤。也在提醒政府存在的意義、政府之應所為。家庭的意義，家庭之可貴。承諾的意義，承諾之重遠高於生命。

3. 《一九四二》值得我們深思嗎

電影開頭，在蔣介石的抗日講話聲音中，主創人員的字幕出現；電影結尾，又專門用字幕交代了蔣介石一九四九年退居台灣。這從一個側面分析了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就是失了民心。這與官方的答案沒有區別，實際上也是最好的答案。但是對《一九四二》來說，究竟要表達的是什麼，是人性，政治，戰爭，還是歷史？或許所有的東西都有，或許什麼都沒有。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為我們苦難的民族立了一座碑，碑的模樣暫且不提，但碑文是精準的。電影實際上鋪展了四條線索：災民的逃荒經歷是展現「是什麼」，國民政府的應對是展現「為什麼」，記者白修德是「問題的發現者」，傳教士是「問題的追問者」。前兩者是主線，後兩者是輔線。如果再加上日本兵對災民的態度，那便是五條線索，五個立場。電影對國民黨的態度是比較中立的，給了蔣介石一個讓人敬又讓人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