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紅旗譜完整版視頻

1. 紅旗譜的電影簡介

電影片名：《紅旗譜》
上映：1960年

類 型：劇情片
出 品：北京電影製片
導 演：凌子風
編 劇：胡蘇 凌子風 海默 吳堅

2. 紅旗譜的內容簡介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在還沒接觸過這本《紅旗譜》的時候，覺得這本書肯定特別的無聊，講的很老很老的一些事。《紅旗譜》這部書主要講了三代農民的不同斗爭道路及其命運的歷史性的變遷，深刻的描述了中國農民在民主革命中尋找解放道路的的曲折歷程。其中，朱老鞏單槍匹馬，赤膊上陣，與惡霸地主馮蘭池斗爭結果卻家破人亡。朱老明最後也是傾家盪產而告終，朱老忠和嚴志和作為新的革命農民代表，他們吸取了教訓，在斗爭中找到了共產黨，終於走上了正確的斗爭道路。隨之，新一代的革命者也誕生了，他們在斗爭中逐漸成為了無產階級戰士。那個年代註定動盪不安，《紅旗譜》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和地域的基礎上，塑造了性格鮮明地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點的人物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尤為醒目，他是一個生活在20世紀初葉，新舊兩個時代交替時期的農民英雄的典型形象。

通過這部書，我也能學習到語文的一些知識，書中人物的形象鮮活，愛恨分明，通過對人物語言的描寫刻畫生動的展現了北方農民的豪放粗獷的性格特點。

通過對這本書的了解，也讓我對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對入黨有了更高的熱情，所以，我們應該多讀紅色經典，了解歷史，了解黨。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學習，培養自己堅忍不拔的個性，學會理解，學會忍耐，學會珍惜。緊緊擁護在黨的周圍，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努力。

3. 紅旗譜的劇集評價

電視劇《紅旗譜》的改編創作是成功的，它忠實於原著的基本精神，又做了合情合理的拓展，總體把握是比較好的，在歷史的涵蓋和人物的層面上比電影《紅旗譜》更為厚重豐滿，故事性更強，人物性格更為鮮明。該劇展示了上個世紀前期，以朱老忠為代表的冀中平原農民為反抗地主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和侵華日軍的奴役和壓迫，從個人反抗到跟共產黨翻身求解放的史詩般經歷，體現了共產黨人與廣大貧苦農民心貼心，為農民的翻身解放舍家棄業、捨生忘死的高尚情操，闡釋了中國農民「不跟共產黨走跟誰走」的歷史命運。在當前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人生觀、道德觀教育方面，該片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認識價值。
電視劇《紅旗譜》人物眾多，脈絡清晰，個性分明，演員表現認真投入，吳京安扮演的朱老忠和巍子扮演的馮貴堂，雖然角色反差對比很大，但都表演得真實可信，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沒有過分的戲劇誇張；幾個女主角，如春蘭、秀梅等，表演上力求歷史環境的真實，而沒有去追求時尚的現代感。另外，該劇的製作也比較講究，服裝、化妝、置景、畫面構圖和鏡頭光影色調等，吻合歷史的真實，渲染了時代的氛圍，主旨在增強故事人物的歷史厚重感，細節處理非常有特色，這些都增強了故事的感染力 。（央視審片組評） 朱老忠闖盪過江湖，拉過桿子當過土匪，乃是一位不斷自省、正在成長，身上有各種毛病的英雄好漢，而吳京安，彷彿一生下來就是一個有豐富的革命經驗，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老革命」、「老黨員」。所以，在他的身上，難覓朱老忠從一個無業遊民、流氓無產者，逐漸轉變成一個成熟的共產黨人的成長過程；他的身上，除了一團和氣，就是一身正氣，唯獨欠缺的就是朱老忠本應有的俠氣、匪氣和江湖義氣。
此外，吳京安認為朱老忠最鮮明的個性「不是完美，而是朴實」，事實上，朴實不過是農民這一社會階層，所具有的「共性」。這一對角色的誤讀，使他在朴實的「底色」上，下再大的氣力「著色」、「潤色」，也不過是塑造出了一個僅有朴實和憨厚的「大眾化」的「普通農民」。這不僅使這個紅色經典中的「大紅人」大為減色，還使原著中那個血氣方剛、肝火旺盛的血性漢子像是患了貧血一樣，顯得底氣不足、蒼白無力 。（金羊網評）

4. 紅色經典電影兒童篇

電影：《紅孩子》
故事片（黑白）。長春電影製片廠1958年攝制。
劇情：
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離開江西革命 根據地，北上抗日。李家坳的赤衛隊 也在縣蘇維埃李主席的領導下，上山 打游擊。李主席的兒子蘇保及其小伙 伴虎崽、細妹、水生、金根、冬伢子 等，晚上悄悄離家去找紅軍，被細妹 的外公李公公找回。不久，靖衛團團 長黃靜波帶著白軍焚燒了李家坳，屠 殺了全村的老百姓。為了討還血債， 替親人報仇，孩子們組成了一支少年 游擊隊。他們勇敢、機智地奪槍支、 貼標語，消滅了不少敵人。在一次戰 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們在李 公公的領導下，混入靖衛團，巧妙地 救出了李主席，並打死了團長黃靜波 。嚴酷的斗爭使他們經受了鍛煉和考 驗，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茁壯成長起來 。本片於1979年獲全國第二次少年兒 童文藝創作二等獎。
主創：
編劇： 時佑平、喬羽 導演： 蘇里 攝影： 李光惠 美術：童景文 作曲： 張棣昌 主 演：陳克然 寧和 王和永 陸貞冀 關敬熙
電影《紅孩子》誕生記
在新中國拍攝反映戰爭年代的兒童片中，電影《紅孩子》以其明朗、生動、朴實、自然的風格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小主人公蘇保、細妹也成為那個時代英雄少年的經典形象。 1957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蘇里找到了好友、著名劇作家、作曲家喬羽，他說：「我想為孩子們拍一部戲，你能為我寫一個本子么?」喬羽爽快地答道：「好啊，你想拍什麼內容的片子呢?」「最好是反映戰爭年代紅小鬼的故事。」在此之前，蘇里曾拍了兒童片《哥哥和妹妹》，這次他想再拍一部關於「紅小鬼」的影片。對於蘇里的提議，喬羽欣然同意。其實，喬羽和蘇里兩人都有著濃濃的孩童情結，他倆也都曾是紅小鬼，對戰爭年代的孩子們有著異乎尋常的懷念與熱情。 喬羽接受任務後，經過一番認真的思考，將劇本內容定格在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紅軍北上後中央蘇區一群紅孩子們身上。那是中國革命最為艱苦的時期，也最能反映出那個特殊年代孩子們英勇機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為了挖掘創作素材，喬羽生平第一次渡過長江來到了蘇區體驗生活，走家串戶，聽當年「紅小鬼」們講述紅軍北上後他們那艱苦卓絕的斗爭故事。漸漸地，一個關於當年「紅小鬼」的故事在喬羽的筆下誕生了。 1934年，紅軍北上抗日後，江西蘇區的李家坳的赤衛隊在蘇維埃李主席的領導下，上山打游擊。李主席的兒子蘇保和細妹、冬伢子等一群小夥伴們懇求大人帶他們上山未成後，自行在一個山洞裡組成了一支少年游擊隊，與盤踞在李家坳的白軍和反動勢力展開斗爭。他們勇敢機智地奪槍支、貼標語，並在「李公公」領導下．浞人反動武裝靖衛團，巧妙地救出了被捕的李主席，還打死了追捕他們的敵團長黃靜波。在嚴酷的斗爭面前，紅孩子們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茁壯成長起來。 劇本寫好後．喬羽又為這部影片寫了日後廣為傳唱的主題歌《共產兒童團歌》。蘇里看了劇本後很滿意，並立即著手小演員的挑選。不久，來自各個學校的小演員們都到劇組來報到了，唯獨片中主人公小蘇保還沒個著落。正當他為此苦惱不已時，多年前在拍攝影片《祖國的花朵》中擔任角色的一位小演員陳克然突然閃現在了他眼前。陳克然長得很可愛，十來歲就進入遼寧人民藝術劇院話劇團，在片中的表演很是出色，何不讓他來試試呢?不過，多少年過去了，當年的小克然是否能勝任「紅孩子」的角色呢?蘇里心裡沒底，他為此專門趕到哈爾濱一探究竟。盡管好多年過去了，小克然也從當年小孩子長成了大孩子，但他身上的那股機靈活潑勁卻一點也沒變，這使蘇里感到很興奮，並特地請小克然在飯店裡吃了一頓香噴噴的清蒸鱖魚、紅燒豬肉，這在這那個緊缺年代算是頗為奢侈的了。或許是出於謹慎，蘇里並沒有向小克然說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小克然也以為蘇里請客純粹是出於當年拍片的緣故，直到兩個月後，蘇里派《紅孩子》副導演來接他去劇組，他才明白其中的緣由。 「小蘇保」歸隊後，為了使小演員們充分領略當年「紅孩子們」同白軍斗爭所表現出的英勇精神，蘇里帶領大家隨攝制組一起走訪了井岡山和瑞金等革命根據地，還到過毛主席和朱德會師的茅坪。為了讓孩子親身體會當年革命斗爭的艱苦，他還特地讓孩子們穿上當地兒童的服裝和鞋子，爬上了贛粵交界的嶺背山。盡管這一路行軍孩子吃了不少苦頭，卻也使他們接受了一次生動的革命歷史和愛國主義教育，並因此對自己在戲中的角色有了很好的把握。事實證明，蘇里「這一手」是很有成效的，經過鍛煉的孩子們拍起戲來也很是順手，拍攝過程顯得緊張而又快樂。不過，最令孩子們感到難忘的是在拍戲中他們生平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1958年2月14日，盡管當時室外是天寒地凍，但攝影棚里卻是秋光一派：棚內的一條羊腸小道，兩旁綠樹成蔭，青草滿地，珠露欲滴，蟲聲唧唧……原來蘇里正帶孩子們拍攝《紅孩子》最後一場戲「黑夜奪槍」。正當大家聚精會神地拍片時，廠里突然派人來通知說：一會兒有重要領導來視察，到時你們復拍一場戲給領導看。由於平時來長影視察的領導人比較多，大家對此也是習以為常了，因而顯得很平靜。中午十一時左右，攝影棚門忽然大開，一位身材高大，身穿灰大衣的人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和廠長亞馬陪同下健步走了進來，「這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么」!意外的驚喜使整個攝影棚頓時歡騰起來。毛主席邊走邊揮手向大家致意，廠長亞馬在介紹了導演蘇里後，指著小演員們對毛主席說：「這就是我們的紅色兒童團員，請主席看看像不像當年瑞金的紅孩子?」毛主席端詳著化了妝的孩子們，笑笑說：「像，很像當年蘇區的兒童嘛!」又指著扮演白軍的演員說：「白軍也蠻像嘛。」大家聽了禁不住樂了。毛主席隨後又微笑著問小演員們：「你們是長春人嗎?」大家回答道：「我們是北京的。」毛主席又問：「你們都是哪個劇團的?」孩子們回答說：「我們都是學生。」看著孩子們依偎在毛主席身邊這一問一答的動人情景，在場的人們心裡感到暖乎乎的。當毛澤東走到一片樹林前停下腳步詢問扮演細妹的小演員一些問題時，攝影師們紛紛舉起了照相機。毛主席見狀笑著說：「你們把我也當電影拍了。」他那親切幽默的話語又引來一片歡快的笑聲。毛澤東沿著羊腸小道走進景區，指著用油紙做成的樹葉和用麻做成的青草問道：「真的能不能用?」廠長亞馬答道：「能用。」毛澤東又問：「那這場戲怎不到實景中去拍?」蘇里接話說：「因為季節關系，我們只能在攝影棚中搭景拍攝。」毛澤東幽默地說：「拍電影是允許弄虛作假的嘛。」 毛主席的到來給攝制組以巨大的鼓舞，決心一定將這出戲拍好，蘇里也因勢利導地教導孩子們把體驗生活時學到的東西在影片中表現出來。孩子們也很爭氣，一門心思撲在自己的角色中。小克然比其它小演員來得晚，一到劇組就要拍戲，但他虛心好學，下苦功讀劇本，仔細揣摩劇中人物心理、設計人物動作。蘇里對他也是指導有加，耐心給他說戲。好在他已有了幾年舞台表演經驗，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總算挺過了這一關。由於他在劇中出色表演《紅孩子》剛剛拍攝完畢，小克然就被調到了長影，並先後在《畫中人》、《羌笛頌》、《我們是一代人》、《孔雀膽》、《紅旗譜》中飾演了多個角色。 經過攝制組的努力，1958年，電影《紅孩子》終於與廣大觀眾見面了。影片上映後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影片的主題歌《共產兒童團歌》也隨之廣為傳唱，歷久不衰。
主題歌資料與介紹
共產主義兒童團團歌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兒童團的團歌，在革命戰爭年代激勵了一代少年兒童的成長。歌曲的曲調源於前蘇聯少年先鋒隊隊歌《燃燒吧，營火》，具有奧地利梯羅耳族民歌的風格，詞作者佚名。1957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根據共產兒童團的故事拍攝了影片《紅孩子》，再現了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少年兒童與白匪作斗爭的光榮歲月，《共產兒童團歌》作為影片主題歌傳遍了中國大地。中國少年先鋒隊的誓言：「准備好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時刻准備著！」就來源於這首歌。 准備好了么？時刻准備著， 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 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們呀，小姊妹們呀！ 我們的將來是無限好呀， 牽著手前進，時刻准備著。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國主義者，地主和軍閥， 我們的精神使他們害怕， 快團結起來，時刻准備著。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紅色的兒童，我們向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美麗的世界，在遠處召喚。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5. 《紅旗譜》故事簡介

清末某年秋天的冀中平原的鎖井鎮。大地主馮蘭池要砸掉48村防汛築堤集資購地48畝地的憑證——古銅鍾！滹沱河畔的千里堤上，柳樹林中，見義勇為的朱老鞏揮著明晃晃的鍘刀，赤膊上陣保護古鍾，嚴老祥也揮斧助戰。

馮蘭池砸鍾難以得逞，他請來地主嚴老尚調虎離山，騙走了朱老鞏，砸毀了古鍾。朱老鞏悲憤交加，吐血而死。他死後，馮蘭池又想斬草除根，逼死了他的女兒，逼得他15歲的兒子朱小虎離鄉背井去闖關東。

1931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入侵中國東三省。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敵寇的暴行激怒了中國人民，保定二師也掀起了如火如茶的學潮斗爭。江濤、張嘉慶站在斗爭的最前列。二師學潮涉及到全市，13 所學校罷課，要求停止剿共，槍口對外。

省府宣布解散學校，開除了數十名學生，並派軍隊包圍了學校，形式十分嚴峻。為了突出敵人的包圍，朱老忠、嚴志和給保二師送來了米面。但敵人提前沖破了學生的防線，血腥鎮壓了保二師學潮，學生死傷多人，江濤被捕入獄，張嘉慶受傷被關進教會醫院。

嚴志和因二兒子又被捕入獄，悲痛欲絕，想跳河自殺。朱老忠鼓勵他要挺住，為孩子的報仇。學潮失敗的第二天，朱老忠裝扮成三輪車夫，從教會醫院救出了張嘉慶。

(5)電影紅旗譜完整版視頻擴展閱讀：

孫犁的老家在河北安平縣東遼城村，梁斌的老家在保定市蠡縣梁家莊。兩人的家鄉同在冀中平原上，相距不足百里，是很近的老鄉。孫犁出生於1913年，梁斌出生於1914年，又是不折不扣的同代人。

1938年春，同在革命隊伍的兩個人初次相識。當時，孫犁到蠡縣去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梁斌正在蠡縣擔任冀中新世紀劇社社長。梁斌給孫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按孫犁的話說就是「朴實、厚重、爽氣」。

1940年，晉察冀邊區文協成立，主任是沙可，副主任是田間。孫犁被調到文協，一個人負責編輯文協的油印刊物《山》。當時的同事有康濯等人。

梁斌在《山》上發表過《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和《父親》等短、中篇小說，它們就是後來引起文壇震動的梁斌代表作《紅旗譜》的發端，朱老忠的形象在其中已初具雛形。

1941年，孫犁從晉察冀邊區的阜平回到冀中平原，參與編輯《冀中一日》。梁斌正擔任冀中文藝幹校副校長，兩人接觸機會多起來，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成為戰友加朋友。1943年的時候，為反抗日偽軍的「掃盪」，轉移到山西繁峙縣境的孫犁，還在戰爭間隙，翻山越嶺跑去看過梁斌一次。

抗戰勝利後，孫犁有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他想搞創作，就在1946年3月專門去了趟蠡縣。正擔任中共蠡縣縣委宣傳部長的梁斌為方便孫犁的寫作，安排孫犁住進了劉村。孫犁在這年的3月30日寫給康濯的信里。

這樣描繪了當時的生活：「因為梁斌同志的照顧，我的寫作環境很好，自己過起近於一個富農生活的日子，近於一個村長的工作，近於一個理想的寫作生活。」在蠡縣的三個月里，孫犁寫下了《「藏」》、《鍾》和《碑》等幾篇小說。

解放初期，孫犁在《天津日報》主持副刊工作。梁斌則隨解放大軍南下，先後任《襄陽日報》《武漢日報》社長。1953年6月，梁斌請了創作假，正式動筆書寫《戰寇圖》（即後來的《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三部曲），他每天伏案疾書十多個小時。

三十多萬字的《戰寇圖》初稿在一年後即告完成。對於當時的創作情況，梁斌曾有以下描述：「我的創作欲、靈感升到高潮，欲罷不能。

1955年夏季，梁斌到天津就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那時河北的省會還是天津。就這樣，梁斌花了兩年時間，到1956年年底，完成了《紅旗譜》的創作，1958年1月，《紅旗譜》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當即震動了中國文壇。而梁斌因身心透支，大病了一場。

《紅旗譜》的成功，孫犁從未對人說過自己曾在其中起過作用。要不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梁斌與同事談起這段感人往事，讀者們是無法知曉的。這裡面體現出的不僅僅是孫犁和梁斌之間深厚的友誼，也體現了老作家孫犁的高尚人品，以及梁斌的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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