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和導演其他電影相同點

⑴ 如何評價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

大家好，我是傾情，很高興在這里回答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張藝謀的作品風格善於使用誇張的色彩風格，容易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而《紅高粱》正是其作品風格的最好體現。影片中，一片片紅色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紅色的嫁衣，紅色的高粱酒，紅色的高粱以及紅色的大太陽，無一不透說著生命力的頑強和人們對於生命的熱愛。但在謳歌生命的同時，影片背後同樣充斥了時代下沉重的涵容，是一部極具人文關懷的影片。 創作者採用了大量的紅色，謳歌了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人們對於生命的追求與熱愛，刻畫了生命之美與頑強，在原有的基礎上，烘託了氣氛，表達了創作者本身對於生命的高度贊揚。文章以紅色為線索,紅色的高粱酒正是人們生命活力的體現，其釀酒時的粗狂以及張揚的音樂，集中地反映了生命的活力。

《紅高粱》這部影片改自莫言的小說，而電影使得人物更加有血有肉，豐富起來，而影片大量使用的紅色，不僅象徵著生命與愛情，更是象徵著血腥與殘酷。影片訴說得感情真摯而又熱烈，難以用語言去表達清楚。《紅高粱》中所刻畫的情感既是喜也是悲。更可以說是一種縱橫古今的歷史感與責任感，同樣是一種希望和信念。 很高興今天在網路知道給大家答疑解惑，希望我的解答可以幫助到大家，也歡迎大家在這里和我一起討論。

⑵ 電影《紅高粱》之中將什麼和上世紀80年代的儀式感相適應

反思民族文化。

《紅高粱》中，張藝謀更注重於將民俗穿插於影片情節中，給觀眾展示了一部粗獷並且具有強烈生命意識的影片。電影中的部分旁白是這么說的：「蓋頭不能掀，蓋頭一掀必生事端。」

這一句旁白中紅色的蓋頭被掀了下來，就預示著「我奶奶」強烈的反抗意識。紅高粱在影片中有了自己獨特的靈魂，也為構建我國遼北民俗文化提高了辨識度。

《紅高粱》其實不僅僅是一個西北的故事，更展現的是一種民俗文化與精神，影片中涉及到性，「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盡情地「野合」也是新時期民俗電影的一項突破。

其實這種「野合」表達出來的性，將鄉土氣息表達得淋漓盡致，使影片獨具匠心，電影與小說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野合」的表達，張藝謀並沒有突出「性」，這樣就不至於使影片落入俗套，而採用「野合」的表現方法，更加喚醒人們生命自由意識。

女性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九兒與命運抗爭，敢愛敢恨。對於兩個人的越軌，導演並沒有過於精細的刻畫，而代之以紅高粱這種極具代表性的象徵符號來給觀眾展示一種人性的本能需求，從而不會使觀眾產生一種認為其骯臟的感覺。

影片中，余占鰲在野合行為開始前，迅速創造出一片聖地，這片踩出來的高粱聖地，也是對人性解放與本性回歸的一種象徵，更有一種高粱地中、天人合一的韻味。

影片中，導演將傳統民俗文化的象徵意象與民俗景觀相結合，使「性」的表現更加自然。影片用瘋長的紅高粱，代表我國民俗文化的紅色，也呈現出當時人民頑強的生命力與敢於反抗的精神。

影片中的民俗也並不完全是原本的民俗，導演根據影片的表達需要，對其中的民俗意向進行了簡單的加工處理，用影視藝術手法對民俗進行了整合，這樣既可以使民俗作為一種文化被民眾發現，給觀眾帶來較為鮮明的視覺感受，也可以把民俗作為一種觀念文化載體，展現其現實性。

劇情：

九兒19歲時，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開燒酒作坊的五十多歲的李大頭。按鄉規，新娘子要被顛轎的方法折騰一番，但不管轎夫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不吭聲。

九兒到了十八里坡後，與余占鰲發生了感情。不久，李大頭死了，眾伙計不想再幹了，九兒勸住了眾伙計，又撐起了燒酒作坊。

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伙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余占鰲看到九兒頭發凌亂，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余占鰲才罷休。

余占鰲在剛釀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沒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兒給它取名叫十八里紅。九兒的兒子9歲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燒殺搶掠。

九兒搬出被日本鬼子殺害的羅漢大叔當年釀的十八里紅給伙計們喝，大家鬥志昂揚地去打鬼子。九兒挑著做好的飯菜去犒勞余占鰲他們，卻被鬼子軍車上的機槍給打死。

憤怒的余占鰲和大夥抱著火罐、土雷沖向日本軍車。塵埃過後，余占鰲拉著兒子的手，掙扎地來到九兒的屍體旁。日食，九兒的兒子放聲唱起了童謠：「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