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導演有關的論文

『壹』 電影論文

美國夢、樂觀主義——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反映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

【摘 要】電影反映人們的生活，思想觀念和價值觀。透過電影，觀賞者可以了解到不同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美國電影《阿甘正傳》中的主人公阿甘一生的傳奇經歷，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過這部電影，我們了解到了美國世代傳承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本文旨在分析《阿甘正傳》這部電影所反映的這些美國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包括美國夢和美國人的樂觀主義。
【關鍵詞】美國電影 《阿甘正傳》 美國夢 樂觀主義

20世紀以來的100年，世界傳播事業和信息產業飛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將人類帶入了信息社會。在信息時代，媒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報紙、雜志、電視、電影等是較為先進的信息傳播活動形態。其中電影也許是最具影響力的傳媒。電影就像一個微觀世界，表現出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和思想觀念。
在美國電影中，「美國夢」和「樂觀主義」是常被涉及的主題。那什麼是「美國夢」呢？最具代表的關於「美國夢」的電影就是《阿甘正傳》。《阿甘正傳》 (1994)是由羅伯特•澤梅基斯導演，湯姆•漢克斯主演的一部「愚人電影」(反智電影)。該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年的第67屆奧斯卡金像獎角逐中，《阿甘正傳》一舉獲得13項提名，包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剪輯和最佳視覺效果六項大獎，還奪得了當年全美10大票房影片的首位，並在有史以來最賣座的影片排行榜上名列第四，4年後該片又進入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百部電影之列。因此《阿甘正傳》可以說是美國電影史上一部愚人電
影的神話。

一、《阿甘正傳》簡介

福瑞斯特•甘（阿甘）出生在上世紀中葉、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的綠茵堡鎮，由於父親早逝，他的母親獨自將他撫養長大。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憑借跑步的天賦，他順利地完成大學學業並參了軍，隨後開赴越南戰場。在軍營里，他結識了「捕蝦迷」布巴和神經兮兮的丹•泰勒中尉。布巴在越戰中喪生，丹中尉失去了雙腿，阿甘則因為救人成了戰斗英雄。回國後，阿甘為了履行對布巴的承諾，買下了一艘破船開始捕蝦。一系列機緣巧合後，他不但化解了丹中尉的怨氣，還莫名其妙地累積了大量資產。不過，錢並不是阿甘所看重的東西。阿甘和女孩珍妮青梅竹馬，可珍妮有自己的夢想，不願平淡地度過一生……

二、《阿甘正傳》的主題

親情、友情和愛情一直是人類歷史上永恆的話題。圍繞著愚人文化這一背景，影片講述了發生在阿甘身上的親情、友情和愛情故事。阿甘自幼腿部殘疾而且智商低下，小鎮上的人都用異樣的目光看待阿甘，只有兩位女性關心、愛護他:母親給予了他偉大的母愛，珍妮則以純真的少女情懷溫暖著他的心。在母親心目中，阿甘不是負擔，而是上天對她的饋贈，她傾盡全力撫養阿甘，總有辦法找到最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他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遠無法知道你會嘗到什麼樣的味道」，「笨有笨的作為（傻人有傻福）」，並且為了能夠為他爭取於正常兒童同樣的生活學習機會，她甚至答應陪校長睡覺。
《阿甘正傳》表達了許多不同的主題，其中被導演反復強調的就是對生活永不放棄。這部電影不僅給人以情感上的教育，而且也是一部關於美國 20世紀50年代到1982年的社會史，非常值得一看。阿甘智商雖低，但他心地單純，信念堅定，做到了很多正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運動、戰場、商場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甘的人生歷程中穿插著美國戰後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貓王、披頭士樂隊、種族問題、越戰與反戰、水門事件、乒乓外交等等。阿甘的故事象一面多棱鏡一樣折射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發觀眾對自己生活的思考。
三、《阿甘正傳》反映的美國思想觀念和價值觀——「美國夢」和「樂觀主義」

從《阿甘正傳》中我們能夠想到人們追逐已久的美國夢以及樂觀主義。美國夢是上個世紀的神話，是許多歐洲人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的目標。美國地廣人稀，到處都充滿著爆富的機會。今天，美國夢依然存在，大量亞洲人和拉美人把美國看成是實現夢想的搖籃。那到底什麼是美國夢呢？雖然已有些許變化，但卻有一個永不變化的主題：或成為富人，或成為體育英雄，或成為著名演員，或有參觀白宮和得到美國總統接見的機會 ，或通過勤奮刻苦成為一家跨國公司的董事。怎樣來實現這些夢想呢？人們需要做什麼呢？人們應該成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者要有最高的智商嗎？誰能回答這些問題？看過《阿甘正傳》後你就能知道，有這樣一個人，他參與了幾乎所有的美國大事，他很富有，參觀過白宮，還是一個體育英雄。他的生活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告訴人們，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即使你的智商極低。他就是阿甘。美國是一個具有「未來取向」的國家，這也決定了美國人的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等價值觀。但在60年代，青年一代為了表達對美國社會的種種黑暗和越南戰爭的不滿和反叛，以及對現實和未來的迷惘與困惑.選擇的是一種逃避現實、追求享樂、否定理性、強調本能的幻滅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帶來的幻游和遠離現實社會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也就是影片中珍妮和她的「嬉皮士」同伴的生活方式。但低智商的阿甘與他們完全不同。也許他的智商使他無法了解珍妮和那個時代的青年所做的事情，但他身上一直洋溢著一種美國人所特有的樂觀向上、積極進取。
雖然阿甘的智商極低，但另一方面，阿甘又是聰明的。他參觀了一所退伍兵專用醫院，用他高超的乒乓球技藝來愉悅他們。與此同時，電視里正在報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消息。然而沒人觀看這個人類的世紀創舉，他們都被這個低能兒的球技深深吸引。此時科學是乏味的，體育更加偉大。阿甘相信，蠢人才做蠢事，傻人有傻福。這也正是電影導演對阿甘成功生活的詮釋。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蠢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這就是在美國成就一番事業，取得成功的砝碼。無論你是白人還是黑人，聰明還是愚蠢，你只需做到最好，然後取得成功。阿甘教給人們成功的鑰匙就是：你自己去決定你是做聰明人還是傻子吧。
美國人總是思考著未來的目標，他們說：「我們要把人類送到月球上去。」他們做到了。他們的國家在一片狹小的土地上由十三個殖民地建立起來，如今美國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美國夢是真實的，古巴人來到美國成為棒球明星；每天數以千計的墨西哥人越過邊境線尋找工作，尋求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做出決定，擁有自己的目標，一切都能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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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叄』 誰給我一篇關於電影的論文，范圍不能太大，1500-2000字左右，影視鑒賞課用的。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我想這種感覺跟現在猶太人回望二戰集中營毒氣室的感覺還不一樣，除了悲憤，更多的是屈辱，畢竟這是一國之都，沒有經過像樣的抵抗就輕言放棄，任自己的子民變成魔鬼刀俎下的魚肉，對於一個政府來說，是不可原諒的。
《南京！南京！》從一開篇就真實地讓我體會到了那個裸露在狼群的末日危城裡彌漫著的恐懼和絕望，被炮彈蹂躪的千年古城牆，棄守的軍隊踩踏著同胞的屍體潰敗，這種恐懼和絕望自始至終地攫取著我，從放棄抵抗到尋求庇護到任人宰割，我看到的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面對豺狼的正面全裸。那轟然倒地的中山像與後來日軍佔領南京儀式上的祭祀舞蹈形成鋒利的對比，失去了民主民生民權信仰恩澤的南京，在她裸露的軀體上只有一群野獸在蛇行，這個場面帶給人強烈的視聽震撼，前面劇情中有幾次日軍練習跳舞的情節，到這里才知道那並非閑筆，所有的摧毀都是預謀和准備好的，而且，可能一直到今天，他們一直在准備。
（如果拋開政治因素和民族情緒，跳舞這場戲真的很精彩，觀賞性極高，那兩個日本鼓手太牛NB了！）

《南京！南京！》很大膽的一點是，陸川沒有按慣例用一條貫穿的個人命運情節線來組織全片，而且用的是一個參戰的日本兵角川的視角來審視和判斷所發生的一切。我徒勞地等待著男女主角命運的交集，但劉燁扮演的演員表上的男一號，中國軍官陸劍雄在影片三分之一處就死了，而這時高圓圓和范偉所扮演人物的故事還沒有真正展開，所以這部影片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男女主角，這里的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這座淪陷的城市。這樣做的結果是影片的紀實色彩大大增強，但卻部分剝奪了觀眾的觀影快感，因為這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情節高潮，節奏缺乏變化，兩個小時郁結在觀眾心中的壓抑和絕望沒有得到有效的釋放，以至於到後來因感官疲憊而產生了一絲麻木，從而削弱了影片本應具有的感染力。不過這是見仁見智的事情，據說現在的故事格局是經過幾番修改最後形成的，如果能接受這種敘事模式，雖然看下來有點累，但也很過癮。
而影片中有幾處人為設置的敗筆不得不說，一個是在中國被俘軍隊在接受屠殺時爆發出的口號，這一點我在任何史料中都沒看到過有這樣的記載，這應該是導演借人物之口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情緒了，但在這里讓人一下子就跳出影片的情境了，讓我覺得很別扭。還有就是影片的結尾，出現了劇中出現人物的生卒年，我們都知道這些劇中人是虛構的，就算是有原型也不是原名了，而這樣的羅列太莫名其妙了，也許只為了最後出現的那行字：「小豆子，一直到現在還活著。」這個小豆子是最後被角川釋放的兩名倖存者之一，也許導演是想借這樣的設計來表現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但這樣的設計實在是太刻意了，即使要傳達這樣的意義也應該用更電影化的手法來表現，很多人都還記得《辛德勒的名單》中的那一縷燭光和那個小女孩在黑白影像中的那一抹紅色吧？

其實這樣沉重敘事力求真實還原歷史的電影很忌諱的一點就是導演替觀眾去思考，很直白地把導演意圖強加在觀眾身上，還有一點就是人為地拔高人物。范偉扮演的唐先生是這部影片中塑造最豐滿的一個角色，千方百計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只為保護家人性命，甚至不惜與魔鬼交易，但我實在是看不出他有什麼理由和動機最後主動放棄生存的機會，至少影片中沒有給出充分的理由，也正由於此，他與妻子生離死別的一場戲盡管范偉和秦嵐的表演都很落力，但依舊感染不了我。還有就是角川這個軸心人物，我可以理解導演在這個人物身上賦予一些人性的光輝，其實這個人物前面的舉動都符合邏輯，包括他與日本慰安婦百合子的交往，對高圓圓扮演的姜淑雲的敬仰和成全，甚至到他放走了兩名戰俘，都可以視為是給為了救這兩人而死的姜淑雲一個交代，但讓他以自殺來為自己親歷的這場屠殺謝罪有點過了，據我所知這樣的事情並非沒有，但電影本身並沒有給我充分的說服力，我覺得這都是創作者在揠苗助長地拔高人物。

因此我覺得由於上述缺陷，《南京！南京！》很難被稱為是一部偉大的電影，但說它是一部優秀的具有較強藝術性的商業電影，則一點不為過，尤其是在技術層面上，陸川已經在盡可能的程度上做到最好了。

首先在置景服裝道具上，基本上無懈可擊。我看到了事先被反復炒作的劇組在天津和長春復原的南京城，殘垣斷壁，遍地瓦礫，極具質感，昔日繁華的六朝古都已經成為真正的人間地獄。陸川曾反復強調這是一部戰爭電影，但這部電影中真正的戰爭場面也就那麼十幾分鍾，但就是這十幾分鍾的巷戰也已經全面超越中國以前戰爭電影的拍攝水準了，凌厲的剪輯、逼真的聲效、一絲不苟的場面調度、靈活走位的斯坦尼康，將人物的反應、動機、戰術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最終呈現效果異常的慘烈。

為了追求忠實記錄的真實效果，片中大量運用長鏡頭，其中最典型的一場應該是唐先生被處決一場，從點煙、交談、槍殺、補槍一氣呵成，到最後兩名日本人在前景說話，後景一直是半吊著的已經死亡的唐先生，絕佳的構圖，而且我們知道後景中一直低垂著的是范偉而不是替身，因為鏡頭沒有換過。後面姜淑雲之死也是同樣效果。在那個命賤如螻蟻的時期，影片中所有的死亡表現得都很乾脆，沒有任何的拖泥帶水，一條生命被剝奪，就是這么輕易，輕易得讓人心驚。

群眾演員的表現是考量一部大場面電影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即使是《投名狀》、《赤壁》這樣的超級製作，群眾演員穿幫的場面也比比皆是，有的還很嚴重（尤其是《投名狀》）。在《南京！南京！》中，人海場面有多處，我只發現了一個群眾演員笑場的穿幫鏡頭。小股日軍誤入小教堂一場戲，是將觀眾徹底拉入影片設置的絕望深淵的開始。數千中國人面對幾個驚慌失措的日本軍人舉起雙手，其實這幾千人一擁而上這幾個日本兵都能給活活踩死，但他們沒有，他們選擇屈服，這是一個喪失的反抗意識等待宰割的城市，這里的群眾演員表現出來的木然很到位，配合影片情境，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心裡的恐懼和茫然（典型的庫里肖夫實驗效應），可以說陸川對大場面的掌控能力還是很令人贊嘆的。

應該說看這樣的電影人人都應該是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備的，但看過之後依舊會有難以釋懷的壓抑。我覺得這部電影可貴的地方不是在於一味譴責侵略者的殘暴和獸性，它在試圖在更深的層次上探討我們為什麼會遭受這樣的一場劫難。

影片真正讓我動容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拉貝離開南京時面對難民們的下跪，盡管影片已經弱化了拉貝在這場屠殺中對中國人的救世主色彩，但他使得20萬人倖免於難畢竟是事實，對於一個已經完全喪失自保能力，僅靠求生本能苟延著尋找救命稻草的群體來說，值得反思的東西更多。所以最後日本人的祭祀之舞才會給我那麼大的沖擊力，那種陽剛、那種秩序、那種虔誠，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所不具備的。這里就說到另一個讓我感動的場面，這名為了換取過冬物資帶頭去充當慰安婦、並最後被日本人蹂躪至死的妓女，至少她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保護自己的城市和人民。
也許會有人看完《南京！南京！》後會譴責這電影如何美化了日本人，但現在單純地用民族主義情緒去解讀那一場屠殺應該是遠遠不夠的，屠城的事不止日本人干過，真正的國恥不僅僅是別人強加於自己身上的傷害，還有這個民族無法保護自己、面對屠刀只能喪失血性地正面全裸的羸弱。

『肆』 卓別林電影的相關論文或者文章簡評

卓別林幼年喪父，曾在游藝場和巡迴劇團賣藝或打雜。1913年，隨卡爾諾啞劇團去美國演出，被美國導演M.塞納特看中，從此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頭戴圓頂禮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鴨子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首次出現在影片《陣雨之間》中。這一形象成為卓別林喜劇片的標志，風靡歐美20餘年。他奠定了現代喜劇電影的基礎，卓別林戴著圓頂硬禮帽和禮服的模樣幾乎成了喜劇電影的重要代表，往後不少藝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從1919年開始，卓別林獨立製片，此後一生共拍攝80餘部喜劇片，其中在電影史上著名的影片有《淘金記》、《城市之光》、《摩登時代》、《大獨裁者》、《凡爾杜先生》、《舞台生涯》等。這些影片反映了卓別林從一個普通的人道主義者到一位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的過程。卓別林以其精湛的表演藝術，對下層勞動者寄予深切同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進行辛辣的諷刺，對法西斯頭子希特勒進行了無情的鞭笞。1952年，他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被迫離開美國，定居瑞士。在瑞士期間，他拍攝了尖銳諷刺麥卡錫主義的影片《一個國王在紐約》。1972年，美國隆重邀請卓別林回到好萊塢，授予他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稱他「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卓別林贊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取得的成就。
卓別林最出色的角色是一個外貌流浪漢，內心則一幅紳士氣度、穿著一件窄小的禮服、特大的褲子和鞋、戴著一頂圓頂硬禮帽、手持一根竹拐杖、留著一撇小鬍子的形象。在無聲電影時期卓別林是最有才能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自己編寫、導演、表演和發行他自己的電影。從在英國的大劇院作為孩童演員登台演出到他88歲高齡逝世他在娛樂業從事了70多年的生涯。從狄更斯式的倫敦童年一直達到了電影工業的世界頂端，卓別林的一生是20世紀最引人矚目的一生之一，他本人成為了一個文化偶像。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眾生活的高高低低受到了有些人的高度贊揚，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嚴格批判。
編輯本段童年
1889年，卓別林出生於英國倫敦南部地區的一個演藝家庭，父母都是藝人。從他很小的時候開始他的父母就分居，查理與他的同母異父的哥哥西德尼·卓別林隨他們的母親生活。1896年他的母親失業，兄弟兩人被送入倫敦蘭貝斯區的一個少年感化院。幾周後他們又被送入一個收養孤兒的學校。卓別林12歲半時，父親酗酒去世，母親患精神病，最後被送入一個精神病院。當時西德尼和查理不知道他們還有一個被父親撫養大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後來這個兄弟在查理·卓別林在好萊塢的製片廠中工作。1920年查理·卓別林將他的母親接到美國，1928年母親在好萊塢逝世。因父親早逝，母親又患神經病，年幼的卓別林被送進貧民孤兒學校。7歲後，他離開了孤兒學校，成了一名流浪兒。他當過報童、雜貨店小夥計、玩具小販、醫生的小傭人、吹玻璃的小工人，還在游藝場掃過地。
早年的貧困生活啟發了他後來創造流浪漢的靈感；小胡須、細手杖、大號褲子及皮鞋，以及歪歪扭扭的正式晚禮服，暗示了在兒童天真的想像中的威嚴的成人，意在用一個天真無邪的形象重新塑一個下層階級的代表。17歲時，卓別林進入了當時非常有名的卡爾諾劇團。在這里，卓別林有生以來遇到了使他終生受益的良師卡爾諾，正是卡爾諾，把卓別林帶進了喜劇的最高行列。
編輯本段舞台生涯
1894年卓別林五歲時在倫敦的大劇院代替他的母親首次登台表演。他小時候曾生過一次大病，數星期躺在病床上，晚上他的母親在窗前給他表演外面發生的事情。1900年他的哥哥為他在在倫敦競技場上演的啞劇《灰姑娘》中扮演一隻戲劇性的貓的角色。1903年他獲得了一個新角色，後來不久他獲得了他的第一個正式角色，扮演《歇洛克·福爾摩斯》中的一個報童。直到1906年他扮演這個角色。此後他在一個雜技團里工作，次年在弗萊德·卡爾諾（Fred Karno）的喜劇團里扮演小丑。
編輯本段移民美國
根據美國移民紀錄查理·卓別林是於1912年10月2日隨同卡爾諾啞劇劇團進入美國的。當時卡爾諾啞劇劇團的成員還包括斯坦·勞雷爾，卓別林和勞雷爾在旅店裡分享一屋。後來勞雷爾回到英國，而卓別林則留在美國。當時電影導演麥克·塞納特看到卓別林的表演後在僱用卓別林。卓別林在那裡與喜劇演員瑪布爾·諾曼德合作。1914年到1923年間，卓別林拍攝了大量的短片，以精湛的啞劇技巧、完美的銀幕形象成為聞名世界的喜劇演員——事實上他可以說是第一名世界明星。卓別林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這樣他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電影。
在卡爾諾劇團，卓別林有很多機會可以去巡迴演出，他很希望能去美國。1912年，卓別林夢想成真，他在美國的演出非常轟動，以至於引起美國電影製片商的興趣。在最孤獨寂寞的時期，他一生中的轉折點慢慢到來。當時，啟斯東公司的老闆賽納特一眼相中了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青年，卓別林開始了嚮往已久的演員生活。
卓別林在啟斯東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多半是兇狠的、輕浮的、散漫的、狡猾的和醜陋的。這些人物符合啟斯東的「理想」，但和卓別林獨具一格的整套喜劇手法很不協調。卓別林曾說：我並不很喜歡自己的早期影片，因為在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一兩塊奶油蛋糕飛到人的臉上，也許還有點逗趣，可是，如果整個喜劇性僅僅依靠這種辦法，那麼影片馬上就會變得單調而索然寡味了。也許我並沒有能夠一貫做到實現我的意圖，不過，我是一千倍地更喜歡用一種俏皮的姿態、而不願用粗鄙和庸俗的行為去贏得笑聲。
卓別林基於他真正藝術家的天性，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幽默對生活基礎的特殊意義。他開始從早期的滑稽電影中擺脫出來，逐漸地把嚴肅的題材和喜劇片的傳統手法非常巧妙地結合起來。在卓別林對現實的諷刺影片中佔有特殊地位的、是他1918年拍攝的《狗的生涯》。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憂郁代替了嘲弄。通過這部影片，他放棄了濫用的低級趣味，而以發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純生理的笑；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爾洛，露宿街頭，處處受辱，當他從職業介紹所碰了壁狼狽地走出來時，茫然地看見門口的幾只狗正在爭奪一塊骨頭。這辛酸的一筆正是殘酷人生的真實寫照，也是童年卓別林的真實寫照。
1918年1月21日，卓別林自己的製片廠正式落成。這天，他興高采烈地穿上那雙舉世聞名的夏爾洛的大皮鞋，在未乾的水泥地上踏下一個腳印。
卓別林力圖通過電影反映出時代的特徵。他說，創作喜劇，其中的悲劇因素往往會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種反抗。
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迅速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此時拍攝的《城市之光》描寫夏爾洛愛上一個賣花的盲女，盲女卻誤以為他是百萬富翁。為了給賣花女攢錢治病，夏爾洛吃盡苦頭弄來一筆錢，賣花女眼睛治好才知道自己的恩人原來是個乞丐式的窮人。
提出的問題更為尖銳深刻的片子是《摩登時代》。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不顧工人死活，無限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甚至異想天開地發明「吃飯機」，連工人短短的午飯時間也不放過。由於夏爾洛整天在傳送帶旁操作，機械地重復擰螺絲的單調工作，因而神經失常，被送進醫院，然而等病治好了，他卻失業了。這部影片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在演技上也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譴責戰爭販子和軍火商的《凡爾杜先生》，描寫銀行小職員凡爾杜忠心耿耿地幹了二十年，受盡剝削，在一次經濟危機中被踢出銀行，為了養家糊口，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凡爾杜因殺人而被捕，判處死刑。他說：「殺了一個人就說這人是罪犯，殺了幾百萬人卻說他是英雄。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權勢就能獲得成功……」
為此美國政府掀起對卓別林的迫害。《凡爾杜先生》在美國許多大城市被禁映。1947年12月，卓別林在巴黎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向好萊塢宣戰」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他所遭遇的迫害。
1952年9月，為參加歐洲各國舉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禮，卓別林准備到歐洲旅行半年。他帶著家眷，當輪船橫渡大西洋時，收音機廣播了美國政府司法部的聲明，聲明說政府將拒絕卓別林再入境。船在法國停泊時，卓別林向一百多名記者發表了談話，他說：「我信仰自由，這是我全部政治見解……我為人人，這是我的天性。」又說：「我並不想製造革命，只是還要拍些電影。」
1953年初，奧娜代表她丈夫回美國出席聯美公司董事會，賣掉了卓別林在美國的全部財產，並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貴資料運往瑞士。從這以後卓別林下定決心不再返回美國。從此，他在日內瓦湖北岸、風景優美的維薇鎮定居下來。從定居瑞士起，卓別林就著手撰寫回憶錄。50年代末完成了40萬字的《我的自傳》，他以驚人的記憶回憶了自己艱苦奮斗的一生。
60年代和越戰的來臨，使卓別林在美國的命運再度被改變。1963年，他在紐約組織了自己的電影節。1972年，他在奧斯卡有史以來最熱烈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起立鼓掌聲中，接受了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奧斯卡特殊成就獎。1972年造訪美國期間，83歲高齡的卓別林說自己早已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
1977年12月25日，88歲高齡的世界傑出的喜劇大師與世長辭了。
編輯本段初探電影導演
1918年卓別林創建了他自己的好萊塢公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對自己的電影的藝術和經濟上的控制。在此後的35年中他使用這個獨立性創造了許多不朽的傑作，這些作品至今不失其娛樂價值和影響力。其中包括短喜劇《狗的生活》（1918年）和《發餉日》（1922年）。長的作品有《從軍記》（1918年）和《朝聖》（1923年）。此外還有他的無聲電影經典，其中包括《尋子遇仙記》（1921年）、《巴黎一婦人》（1923年）、《淘金記》（1925年）和《馬戲團》（1928年

『伍』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

隨著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電影已將觸角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休閑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篇1
淺析新女性主義下小妞電影的人物塑造

那麼“小妞電影。在這樣一個大環境里，看準了消費者的觀影需求，尤其是現代女性觀眾的內心需要，從年輕女性對愛情、都市時尚以及獨立精神(這也和“小妞電影”中最主要的元素想吻合)的追求再到通過電影的自身特質的展現，不斷迎合女性消費群體，找准市場定位，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符合年輕女性身份的“小妞”形象，也拍攝出多部口碑票房雙贏的“小妞電影”。

“人物是電影敘事文本的基礎和靈魂”，電影中的人物，是電影創作中的核心，也是作品的核心，更是是敘事的核心，是矛盾沖突的核心。電影中的人物是電影敘事的實現者，電影是通過人物性格的打磨以及畫面和聲音，進行對人物的塑造和對角色的詮釋，使得電影的敘事具有生命力，能夠讓觀眾通過人物走進電影。上世紀女權主義的三次浪潮，讓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追求要在各方面與男性看齊，而不是再作為男性的依附者。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反射，小妞電影逐漸走紅。小妞電影中的女主人公是生活工作在大城市的現代女性，具有經濟、情感上的獨立性，電影設定的軌跡一般是女主人公經過重生獲得了美好。

一、現代女性面對的生活壓力

現代都市年輕女性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生活節奏加快，情感越來越匱乏，人們越來越孤獨。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是身兼數種角色於一身，需要有工作、家庭兩不誤的奉獻精神，因此她們面臨著就業、競爭、感情和家庭等方面的多種壓力，而20歲到30歲的女性在工作和感情上的問題比較多。“小妞電影”恰恰是以這一群體為創作對象和主要受眾，很多剛剛步入社會和職場的年輕女性都會碰到工作和感情上的雙重壓力，因此她們和電影中的“小妞”們能夠找到共同語言，能夠在電影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時也能夠在幽默輕松的電影氛圍里得到放鬆，她們也就會在做觀影選擇的時候偏向於選擇“小妞電影”。“電影《慾望都市》在首映當天，女性觀眾的比例高達85%，而在25歲以上的觀眾群中，女性所佔比例為80%。影片在上映首周便以5000萬美元登頂北美票房榜，而3-4億美元的總票房幾乎全部由女性撐起。”

二、新女性主義下的尋找自我與成長

新女性主義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女性主義不僅要求變革法律制度、爭取女性的合法權利，而且呼籲突破父權制思想的壓迫，建構女性意識，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也就是說，現代女性從內心更希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渴望突破現實生活中的性別歧視，獲得自由，不再成為男性操縱的對象，強調男女性別平等。她們渴望進入社會，參與競爭，讓自己以一個獨立女性的身份在社會站穩，而不是作為男人的附庸，以男人為自己的生活中心。現代的新女性主義隨著社會的不斷開放，各種思想的激烈碰撞，也探索出解決性別沖突的一系列手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文學和影視作品(這里對文學作品不做贅述)。

在杜拉拉的職場奮斗過程中，她始終信奉著自己的職業理想，將工作永遠放在第一位。影片里有四處地方能夠體現杜拉拉追求獨立的精神：

一是杜拉拉在DB公司面試時迴避說出離開之前公司是因為性騷擾的原因，而是強調要追求自己的職業理想;

二是杜拉拉在公司內部競聘HR的時候，拒絕王偉一起出去散心的提議，而是說到“我還有我的職業理想”;

三是當王偉提出讓拉拉和自己一起當背包客的時候，杜拉拉搖搖頭，說到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工作;四是在公司年中年會的上，王偉評價杜拉拉更在意自己的工作和公司對她的看法。顯然，無論是從杜拉拉自己的口中還是從他人的角度，我們都可以看出杜拉拉對職業的追求和熱愛，甚至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不可撼動。

並且在好友海倫因為辦公室戀情曝光，主動離開公司，甘心做DB員工家屬的舉動，也可以襯托出杜拉拉的獨立個性，渴求和男人站在同一個高度。其實，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杜拉拉一個人身上，而是發生在擁有新型婚戀觀的新女性身上，她們認為“愛情不是依附，愛情是各自堅強獨立，在努力走到一起”，就像《非常完美》里的蘇菲在失戀時體會到的“女人只有找到自我，才能找到真愛”。都市裡的年輕白領們接受了高等教育，獨立個體的意識很強烈，反對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渴望成為職場精英，以至於成為“女強人”，在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時又失去了情感和家庭。情景再現，使女性觀眾找到自己的影子，她們找到了一個“發聲筒”，一個“反光鏡”，所以這樣一個能夠充分找到共鳴的電影類型成為廣大年輕女性觀眾的重點觀影對象，是可以理解的。

社會的發展推動了新女性主義的發展，女性開始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力。小妞電影作為新女性主義文化的反光鏡之一，用獨特的視聽語言表達了新時代女性的追求與嚮往。國產小妞電影起步較晚，存在著類型不明確、故事牽強等不足，目前小妞電影需要根據受眾和市場需求，塑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小妞電影。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篇2
淺析電影《大追捕》對暴力場面的美學處理

隨著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電影已將觸角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休閑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一場90分鍾的電影，可以是一場洗禮，洗盡觀者一身鉛華;可以是一台鬧劇，緩釋觀者緊綳的神經;可以是一次穿越之旅，帶領觀者體驗不一樣的人生……電影銀幕恰似一方神奇的所在，純白幕布上跳躍的影像就如同電影導演這位“自由的畫家”揮灑的不同風景，傳遞人生喜怒、世間倫常，帶給觀者心靈的感悟和視覺上的享受。電影就是這樣直觀的所在，即使於影像之外體悟到不同的思想內涵，那也是社會經歷和文化背景的映射，我們不得不承認，一位優秀的導演就是有那樣的能量，僅僅依靠視覺上的沖擊，就帶給觀者心靈的震撼，因此在場景上大做文章是一部影片優秀與否的重要考量。

縱觀世界電影發展歷程，“暴力”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暴力場面在多種題材的影片中的展現長盛不衰，但由於其本身具有的社會功能和道德功能，導演在暴力場面的處理上逐漸歸於一種“美學”呈現，弱化了暴力場面的血腥和沖突感，在表現上趨於柔和的觀感和視覺的盛宴，影片《大追捕》在暴力場面的處理上就別具匠心。

一、打鬥場面的美學處理

由周顯揚執導的影片《大追捕》上映於2012年3月15日。該片圍繞兩宗相隔二十幾年卻被警方認定是同一兇手所為的兇案展開，通過警匪間撲朔迷離的故事將真相娓娓道來，其中暴力情節的存在一方面強化了影片情感的表達，另一方面也推進了情節的發展。片中共有10處暴力場景的呈現，其中最為精彩的當屬影片開端男主人公王遠陽在獄中與人打鬥的情景，四人搏命相爭、刀拳相向，本為血腥氣最為濃重的一場戲，卻被導演打造成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武舞大戲，堪稱視覺佳宴。

(一)色彩情感的運用

色彩情感是一種色彩心理反應，當人在視覺上接收了不同的光信息後，會經由思維並融合過往的經歷等而生發情感，感染人的情緒。影片導演周顯揚很巧妙地利用了色彩情感對暴力場面進行了美化，在降低了打鬥場面的血腥味的同時又完好地保留了暴力塑造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該片主要採用了昏黃的色調對暴力場面進行了渲染。黃色是一種明亮的色彩，通常給人以燦爛、輝煌、積極向上的感覺，而當黃色被降低色度，雖然會瞬間失去光彩，卻給人以沉重、肅穆的壓迫感，而用在王遠陽與人打鬥的場景中，則一方面弱化了具象斗毆場面帶給人的驚懼感，一方面加強了整個過程的恢宏氣勢，與浴室噴頭潺潺而下的水簾相得益彰，在光影的作用下，充滿暴戾氣息的浴室瞬間化作一個炫目的舞台，成為王遠陽四人的“斗舞場”，張揚而不牽強。

(二)形式化搏鬥場面的打造

電影中音樂的運用能夠在烘托氣氛、美化視覺效果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段低回婉轉、舒緩悠長的樂曲是治癒憂傷的良方，渲染影片氛圍，直抵觀眾心田;一段歡快優美、高亢悠遠的歌聲是快樂情緒的催化劑，促進觀眾情感的迸發，使其與影片人物同喜同樂。而在該片中，音樂始終貫穿於王遠陽與三人的打鬥過程中，弱化了喊叫聲的呈現，其中咄咄緊逼的節奏更是增強了整個場景的緊張感，使武舞形式下打鬥場面的戾氣以更加溫婉的氣勢直抵人心，引導人們以一種欣賞的眼光來看待整個過程，從而削減了這個暴力場面的道德意識。

影片開頭，水簾下王遠陽一張揚起的臉像是一個亮相，預示著“好戲”即將開場，果真，鏡頭一轉，映入眼簾的便是在王遠陽的徒手撕扯下一張猙獰的臉，鏡頭中王遠陽對對方的拳腳相向引來被打者的幫手，這些人的出現不是粗暴亂入，而是“踏水而來”，昏黃的燈光，濺起的水滴晶瑩剔透，像是給那隻腳穿上了水晶鞋，畫面絢麗奪目，如果時間停留在那一刻，觀眾該會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吧!但是“好景不長”，幾人廝打在一起，王遠陽扭曲的臉龐盡收眼底，此時一個慢鏡頭的運用，道盡了他被打的痛苦，而少去了凶暴之氣。王遠陽掙扎之餘用腳踹開了對面的人，此人倒地時還是一個慢鏡頭的處理，借著飛舞的水花，眼前又是一個優美的“舞蹈地面動作”，美輪美奐。與此景相同的處理還有被王遠陽打到暈倒而撞牆的人物形象，撞向牆壁的瞬間，都在慢鏡頭的處理中，與周圍晶瑩的水線構成了一幅優美的畫面。整個過程中，幾個人扭打的場景，都被呈現於全景鏡頭中，霧氣繚繞，水聲陣陣，健碩的身體線條，無一不為弱化場面的暴力氣息發揮了作用，給觀眾呈現了一出優美而壯闊的舞蹈大戲。

二、暴力虐待場面的美學處理

影片中有兩段對立且糾纏不清的關系，都與在音樂方面極負盛名的徐翰林有關，他是殺死養女徐依雲並偽造現場掩蓋真相最後嫁禍於人的兇手，又死在也有著他養女身份的徐雪的錯手推搡下。徐翰林與兩人的糾纏在於他看不得他的養女們與任何男人的交往，一旦發現，哪怕是眉眼間傳情，都要被他侮辱和大罵。影片中徐翰林的第一次暴怒源於他在接徐雪放學時發現有一個男生對徐雪微笑，雖然當時他並沒有什麼反常的反應，還友好地和徐雪就讀學校的校長談笑風生，但回到家後，他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對徐雪大肆唾罵，罵她不要臉、不知廉恥，言語之間盡是變態與不堪，完全不是一位父親應有的姿態。

面對徐翰林的質問，徐雪一句“沒有”就遭到了他的暴打，顯然這個回答並沒有讓他滿意，但接下來的情形則充分顯露了徐翰林的變態，他一方面對徐雪否認的回答產生質疑，逼她承認與那個男生有關系;一方面又阻止徐雪產生與其他男生在一起的想法，而且還摸徐雪的手，與她耳鬢廝磨，告訴她這么做都是為了她好。徐翰林對徐雪第二次暴怒發生在發現徐雪將電話號碼告訴了別人，在並未弄清這個電話到底源於哪裡時，就對徐雪一頓暴打，不問青紅皂白就辱罵徐雪太不要臉了。這兩個場景的處理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徐翰林的暴打還是辱罵，徐雪都沒有任何反抗，這無疑弱化了兩者對抗間的沖突感。此外，這其中還穿插了4個徐太跪拜佛前的場景，這是對徐翰林罪惡的救贖，也化解了影像的戾氣，緩和了觀眾的情緒。徐翰林與徐雪的第三次沖突其實是第二次沖突的續寫，徐太的口供道出了徐翰林死亡的真相，而徐雪也第一次對好朋友吐露心聲，承認是自己失手將徐翰林推下樓。第三個場景中，徐翰林的行徑更加惡劣，其下手之狠戾透著殺氣，徐雪被推向酒櫃，酒瓶瞬間倒落，足以見得徐翰林推搡徐雪力氣之大，而後徐翰林仍沒有放過虛弱倒向沙發的徐雪，這時徐雪開始反抗了，她拿起棍子打向徐翰林的腿，但此時導演則採用了近鏡頭，鏡頭中徐翰林的腿和後背成為主體，弱化了整個爭持場面的緊張氣氛。

徐翰林與徐依雲的沖突源於徐依雲想要帶著孩子離開家裡，她打電話求助男朋友王遠陽，沒想到這一切被本來因為酒醉熟睡的徐翰林聽到，他因此而暴怒，大力將徐依雲推向牆壁和鋼琴上，最後推到地上，徐依雲被地上的尖銳物扎到，然而這一切並不足以消解徐翰林的怒氣，他拽起徐依雲倒在床上，嘴裡說著讓她說話，卻狠狠地捂住她的口鼻，最終徐依雲死在他的手裡，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徐翰林撕碎徐依雲的衣裙，製造了她被奸殺的偽證，並報了警，打開門想讓王遠陽替他背死罪，此時應徐依雲要求來接她們母女的王遠陽趕到徐依雲的家，看到徐依雲被害的場景，他驚呆了，警察趕到，王遠陽成為這起謀殺案的嫌疑人。這一場景中，徐翰林對徐依雲動手的整個過程中，除了眼淚的控訴徐依雲沒來得及說一句話，沖突感因此而大大減少，另外，雨簾下徐翰林殘忍謀殺徐依雲的情境被模糊化，削弱了血腥氣的呈現，使徐翰林殺人的整個經過在情緒渲染上柔緩了些，更易於觀眾接受。

三、警匪暴力對峙場面的美學處理

影片中10個暴力場面中有5個是王遠陽與警察之間的暴力對峙。第一個是王遠陽接受審訊的過程，面對警方的暴力質問，王遠陽一聲未吭，被逼到忍無可忍，他的一句“不是我啊”卻遭到警方暴打，一腳將他從凳子上踢下來，揪住他的頭撞向桌角，但此時鏡頭並未直接對這一情景進行細致的刻畫，而是通過晃動的桌腿展現出來的，削減了血腥感。整個過程中音樂元素再次被啟用，肅穆低沉的樂曲似乎在為這個無辜青年鳴不平，銀幕上大片的黑色一方面透出回憶的味道，同時也加強了壓抑感，雖然視覺上觀眾並未看到更多王遠陽被打的細節表達，但從心理上卻已經感受到了他的哀怨，這是導演對該場面的處理之美。

王遠陽對警察實施暴力行為的第二個場景其實算不得一場真正的對峙，他來找阿螢並用衣服罩住她的頭卻並未給她造成致命的傷害，隨著後來的情節推進可以知道，他去找阿瑩的目的其實是想引導警察偏離真相，將罪責引到自己的身上，替親生女兒徐雪頂罪。王遠陽挾持阿螢走進房間，抵抗中的阿螢被王遠陽抱起掄到地上，過程中阿螢的腿掃向桌上的酒瓶等玻璃容器，瓶子散落摔下，是兩人沖突間力量的最好詮釋。阿螢被迫躺在王遠陽身上並掙扎時，鏡頭為觀眾呈現了阿螢的視角，一個被衣服蓋住的白色空間，壓迫感頓時倍增，加強了阿螢的情感訴說，無助而恐懼。

王遠陽與警察的第三次對峙是與整個案件的推動者林正忠的對決。林正忠是個“死腦筋”的警察，執著而倔強，為了探求真相不惜付出一切。林正忠懷疑王遠陽是徐翰林被殺案的兇手，意圖套出口供將他逮捕。林正忠在懲教所等到來報道的王遠陽，並將他帶到大嶼山，那個王遠陽與徐依雲曾經常常約會的地方。纜車上，林正忠對王遠陽循循善誘，試圖讓他承認因為恨徐翰林不同意他跟徐依雲在一起而起殺意，出獄後就殺了他，無奈20年牢獄中隱忍的生活已經讓王遠陽聲帶受損，他已經說不出任何話了，而他的手勢林正忠也並不理解。而後王遠陽猛然拿出刀子，與林正忠兩人扭打在一起，這一切在林正忠掏出手槍後結束，然而這並不是結局，顯然，此時王遠陽在獄中的苦練顯現出成效，林正忠並不是他的對手，林正忠頭部被打後，變得暈暈乎乎，王遠陽趁機對纜車底部開槍，並用力踩踏，最終他和林正忠掉下來摔倒在山林中，王遠陽一瘸一拐地逃跑了。在這場沖突中，肢體語言的表達淋漓盡致，但導演卻將場景選在了美麗的大嶼山，綠意盎然、遼遠開闊的視野帶給觀眾非常美的觀感，不失為一場視覺上的享受。

王遠陽與警察對峙的第4個和第5個場景源於同一事件，王遠陽面對的對立者同為警察，但他卻有不同的目的。金鍾大廈裡面，黑暗中王遠陽隻身打傷了兩名警察並拿走了他們的手槍，黑暗場景的設置，摒除了部分打鬥過程的暴力感，而警察的喊叫聲為這場爭斗做了說明。之後，王遠陽來到女兒身邊，將帶有徐雪母親徐依雲照片的項鏈戴在已經暈過去的徐雪身上後離開。而後，由林正忠帶隊的警察趕到，卻是王遠陽開槍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王遠陽將他們引到天台，天台上在槍聲中飛奔的王遠陽矯健的身影，又一次為畫面增色，添一抹美感。最後王遠陽站到天台邊上，林正忠趕過來，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他丟掉手槍，屏退身後的同事，向王遠陽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而他所敘述的王遠陽和徐依雲都是受害者，徐雪是殺死徐翰林的兇手這一線索的確就是真相所在，王遠陽聽完之後用已經壞掉的嗓子發出了咿咿呀呀的聲音，然而他最終說出了什麼，林正忠的理解對不對，都聽不到正確的答案了，為了替女兒頂罪並把這件事做到天衣無縫，王遠陽選擇了投進身後的萬劫不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意圖換來女兒的新生。深沉的父愛掩蓋了一切，包括暴力，包括隱忍，包括真相，這是導演的高明所在，也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父愛的偉大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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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求一篇關於影視剪輯的論文

寫作思路：可以從任何形式、體裁的影視作品， 都離不開剪輯這一藝術再創造過程這個角度出發進行闡述，中心要明確，語言要具有邏輯連貫性等等。

正文：

任何形式、體裁的影視作品， 都離不開剪輯這一藝術再創造的過程。剪輯決不是剪剪接接的簡單技藝性操作。一個合格的剪輯師， 應該在深刻理解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及導演總體構思的基礎上，富有創造性地對前期攝制的畫面素材和聲音素材加以整理取捨， 運用蒙太奇技巧進行有機組合，使之達到結構嚴謹、節奏張弛有度、具有較強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完整作品。

18世紀60年代―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革命的實現，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時代到機器大工業時代的過渡，原始資本開始迅速膨脹，這為電影電視產業夯實了基礎。1895年上映的《火車進站》，全長50秒，僅僅只是火車從遠處駛進車站的單一無聲鏡頭。隨著電影產業的不斷壯大發展，1927年有了有聲片，20世紀初期有了故事片，30年代出現了彩色電影，這樣電影產業才慢慢成熟起來。剪輯是隨著電影的發展而產生的，利用剪輯，把不同的單一鏡頭片段拼接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理解和感知，構成一組戲劇性的段落。

眾所周知，紀錄片要通過前期選題、中期拍攝、後期剪輯完成。紀錄片中期拍攝不同於影視故事片，故事片可以根據導演的分鏡頭腳本逐一拍攝，最後按照分鏡頭腳本稍加改動便可成片，這種剪輯觀念在分鏡頭腳本里袒露無遺，是一種顯現的剪輯觀念。

紀錄片的特徵就在於，所拍攝的鏡頭沒有分鏡頭腳本作為依據，剪輯觀念蘊含在導演的思想里。中期拍攝的時候就需要採集大量的原始素材以保證後期剪輯能順利完成，而且所有的素材都是在現場臨時採集的，這就決定了紀錄片拍攝的周期相對要比影視故事片長一些，素材的採集過程中往往一個動作過去就沒有第二遍的重復，這不僅要求攝影師拍攝時的捕捉能力，更要求導演具有邏輯性的剪輯思維，因此，這種剪輯觀念是隱現的。

電影開始發展以來，形成了兩種理論學派，一類是以愛森斯坦為首的蒙太奇學派，他認為將電影進行剪輯之後可以產生新的意義。第二類是以安德烈・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他從自己的攝影本體論中提出了與蒙太奇理論相對的長鏡頭理論，著重體現「空間的真實」。這兩種學派，其實都是建立在剪輯這門藝術上的，很多時候我們把它定位於第三度創作。

一度創作是文學劇本的創作，劇本的創作不同於抒情散文的筆法，他要求具有嚴謹的結構，豐富的戲劇沖突，立體化的人物形象，合理的情節敘事以及完整的情景，文學劇本是一部影片的基礎，只有堅實的基礎，影視作品才能繼續下去。

二度創作是導演拍攝的素材，這是建立在文學劇本之上，將文字轉化為鏡頭畫面的過程，要充分利用導演的調度安排和視角去詮釋文學劇本，這時候影片的雛形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三度創作就是剪輯了，剪輯要在感知文學劇本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導演的思想，將零散的鏡頭剪輯在一起，形成一種創新。要把握好影片的結構、速度，加之導演的先進世界觀，這是一項復雜龐大的工作，最終才能形成一部視聽語言准確、故事講述通暢、並告訴觀眾導演眼中的世界的優秀影片。

要研究紀錄片的剪輯效果，首先要從紀錄片的定義說起，所謂紀錄片，是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並對其進行藝術的加工與展現的，以展現真實為本質，並用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電影或電視藝術形式。而電影的含義則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畫面。

由此對比可見，紀錄片是現實生活的重現，這就奠定了紀錄片剪輯的風格。它不能像影視故事片那樣加入很多的剪輯特技，必須以反映現實生活為前提，形成一種質朴的剪輯風格。

最初的紀錄片是沒有剪輯觀念的，《火車進站》一鏡到底，紀錄片發展到現在，雖然必須保留著這種質朴的風格，但是在剪輯上也進行了較大的革新，《舌尖上的中國——腳步》一集中，對於白馬砍樹上樹采蜂蜜這個過程就使用了碎片化剪輯，增強了這個過程的緊張感。

因此，現代紀錄片已經摒棄了古老呆板的剪接模式，也拋棄了紀錄片由多數長鏡頭組成的觀念，開始走向技巧化和大眾化。現代紀錄片中不僅僅只有長鏡頭理論，也會運用蒙太奇效果。

紀錄片《陽光寶貝》中使用了對比蒙太奇，美日和非洲蒙古寶寶在生活條件上的鮮明對比，意在形成反差和沖突。在潘小揚的《小留學生》中多次運用了象徵蒙太奇，影片多次出現傾斜的道路鏡頭，是象徵日本經濟的下滑。

電視紀錄片《沙與海》中，導演將兩個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交織剪輯在一起，這兩件故事同時發生，但是卻發生在不同的空間里，這就是平行蒙太奇。紀錄片《幼兒園》裡面的「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的歌曲重復了四次，便是重復蒙太奇。

蒙太奇是電影電視作品中最常用的敘事手法，用來交待情節，展現事件，依據情節發展的時間流程、因果關系來分切組合鏡頭、場面、段落，引導觀眾理解劇情。現代紀錄片中也使用了這一手法，使得紀錄片的發展不再單一，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