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的電影風格論文

⑴ 介紹你所熟知的導演的電影風格

對李安電影主題和風格研究，特別是對「父親三部曲」的研究，將中西碰撞以及家庭戲定位為李安的單一模式，對「父權」影響下的傳統文化探索。 對李安導演技巧的研究，對其電影表現語言的充分研究。 達成共識的、李安電影商業化傾向過重，也有人認為李安是將藝術和商業成功融合的導演。 最近許多人提到的影展導演即迎合西方人好奇而製作電影。 將李安與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比較，從中發現李安的特點。 李安的生活經歷影響了他的電影創作，與父親的沖突，使他的影片中經常發現父權的影子，生於傳統中國，又留學移民到美國，西方思想又使他對傳統產生懷疑。在兩種文化的沖突中，所編劇本自然要展現這些，並向深處挖掘家庭關系及其人性深處的東西。 適合時代潮流，再者生長在美國商業世界中，追逐票房成績是不可避免的。故在李安的電影中有這個痕跡，通過一些處理來吸引觀眾，具體細節請見第四節中對李安電影的具體分析。 總之，電影源於生活，特別與編劇和導演分不開，李安融二者於一身，自然自己的生活經歷影響了他的電影創作。 作為編劇的李安及其電影 前一節中我們從李安的生平中可以看到，李安的初次執導機會的獲得便是由於他自己編劇的《推手》。之後與人合作的《喜宴》、《飲食男女》，作為編劇的李安，無疑是其導演工作的基石。能將自己的思想更好地融入影片之中；不同於傳統中國的簡易情節編劇，李安在吸收西方的情節藝術的同時把中國獨具的儒雅氣質匯入其中。之後無論是對奧斯丁小說、還是王度廬小說、還是漫畫改編、還是劇本創作都漸趨成熟，編導一身的他更容易掌握分寸，表達自己的深刻生命體驗。 《推手》中將中西文化沖突挖掘到深處，為此類題材開先河。其後的《刮痧》等同類型影片無出其右者。將中國傳統的一種事物拿出來，體現在家庭中，進而引起人們對家庭、對社會的深思。 《喜宴》中表面上是探討同性戀話題，實際上還是中西文化沖突題材的繼續，也是對家庭、社會的繼續探討。 《飲食男女》則是從食、色這兩個人之本性入手，進而體現家庭成員之間在新時代中的不同選擇。 《理智與情感》的改編不可思議，西方的完全故事，由東方導演全權負責，將細膩、含蓄的西方愛情表現的幾近完美。 《冰風暴》是類似《阿甘正傳》但又全然不同於阿甘中的嬉笑中進展，而是較嚴肅的大時代影響下的兩個家庭的故事，更類似《美國麗人》。 《與魔鬼共騎》在美國南北戰征的背景下，講述年輕人的成長歷程，仍抹不去家庭和人這個冷調的底色，李安陷入一種單一的風格和表述中。 《卧虎藏龍》將在台灣曾投拍數次、小說拜讀者亦眾的作品改編，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生命體悟，以中西合壁的方式展現，情節處理亦有獨到之處。 《綠巨人》系漫畫改編的電影，不同於其他科幻電影，仍舊以探討人性深處為主。 總之，作為編劇的李安是成功的，這也有助於他的導演工作順利進行，既提高了效率，又不違心。

⑵ 如何評價肯尼思·洛納根導演的電影風格

以六項提名入圍本屆奧斯卡金像獎，雖然在風頭上似乎不及熱議的《愛樂之城》，然而《海邊的曼徹斯特》在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重量級獎項上被看好的程度卻絲毫不遜色，劇本自然也不例外。和《愛樂之城》的導演達米恩·查澤雷相似，擔當《海邊的曼徹斯特》導演工作的肯尼思·洛納根（Kenneth Lonergan）也正是影片的劇本創作者。

肯尼思·洛納根從中學起就開始練習寫作，本科在衛斯理安大學進行了導演和編劇的學習，後進入紐約大學研修編劇項目。在舞台和電影劇本寫作之外，肯尼思還為美國環境保護署和廣告商分別撰寫過演講稿和廣告劇本。從本科起到現在，肯尼思持續著舞台劇本的創作工作。而在他擔當導演的所有電影中，他也身兼編劇身份，甚至還僅僅以編劇身份參與過一些作品的製作，可以說是一位十足的創作型導演。

男主角卡西·阿弗萊克也對肯尼思的寫作大為贊賞，他提到片中一場李情緒非常壓抑的戲，劇本上寫著「李拿著一大袋雜物」。讀劇本時卡西感到很困惑，壓抑的表現方式有很多，為什麼要拿個袋子？到了現場拍攝時，這一小細節的合理性才體現了出來。修理工李·錢德勒不是一個會尖叫、咬牙切齒或者扯頭發發泄的人。在那一刻，這個角色只是徹底地感到挫敗，整個人緊綳起來。手提著袋子的那一刻，卡西感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一切都變得極其自然了。他表示，「這是一個例子，我開始對寫作和肯尼思有了信心。這看起來是個特別小的細節，但正是這樣的細節才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再次恭喜肯尼思·洛納根導演！

⑶ 我想寫一篇關於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電影藝術的論文。應該怎麼寫呢從哪幾方面寫呢誰能幫幫我啊

好啊。那你說。。

⑷ 求關於中外電影風格研究的論文，急

從發展來看，中國電影事業比西方電影事業起步要晚幾十年。西方電影尤其是美國電影常常有一些不經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營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經意間一個細節讓你忍俊不禁。相比較而言，中國香港電影界的奇跡「無厘頭」電影可謂從頭到尾讓人樂翻天，這不僅僅體現在情節設計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環境的布置以及音樂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個人的淺薄認識，美國電影是「幽默」，香港電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無法評斷孰優孰劣。電影只是文化的一個縮影，不同風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從影片的題材上來看，西方電影的藝術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動畫片也是別具一格，常常讓人感慨：啊！原來電影還可以這樣！而中國電影在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內斂的韻味與風格，在國際電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過音樂與電影的比較，中西方文化的特點差異在我們腦海中都有了一個大概的印象，接下來，我們又探討了中西方文化的具體典型及其深層原因。在做這一部分內容時，我們查閱了相關書籍並充分利用了網路資源。一 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華民族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三面連陸一面靠海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從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強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誕生於半封閉大陸自然環境的儒家倫理，教誨人們重土輕遷，安貧樂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們在久遠的傳統中沉澱了一種封閉的惰性心理和慣性思維方法，保守，缺乏開放的意識；眷戀家園故土，提倡清靜無為；安於現狀，墨守成規，因循守舊，風險意識和競爭精神不強，時間觀念和進取意識淡漠。所謂的「山性使人塞，

⑸ 論文題——馮小剛電影風格演變的背後 該怎麼做

【正 文】 馮小剛的電影近年來一直是中國電影業界和世俗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大牌的明星陣容、成功的商業化炒作、詼諧幽默的城市娛樂風格已經是馮氏電影獲得成功的幾大重要元素。毫無疑問，馮小剛的電影是中國國產電影市場上最有票房號召力的品牌：1997年他的內地首部賀歲片《甲方乙方》的票房成績使低迷的國產片市場看見了曙光，該片北京地區票房達到1180萬元，全國票房達到2400萬元；之後《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到《大腕》、《手機》再到2004年的《天下無賊》，馮小剛的商業電影獨樹一幟，票房一路走好，且節節攀升，創造了中國電影的世俗神話。作為國產票房的一種有力支撐，馮氏電影得到了來自觀眾、業界、輿論界太多的關注和青睞，這種意義已經超出了電影本身的藝術魅力和價值含量。在人們對電影藝術的飢渴需求中，馮小剛貼著「賀歲」標簽的商業電影，成為大眾娛樂生活中的「狂歡」對象。

一、馮小剛電影的精神品貌

娛樂的餃子皮，商業的餃子餡，以幽默調侃的方式抒寫著都市人的都市風情，這是馮小剛賀歲片的馮氏秘方。就商業運作來說，馮小剛幾乎成為中國電影界的一面大旗，在並不景氣的中國電影界，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夠為可憐的票房帶來生機和活力的恐怕就只有他的電影。從這個意義上，馮小剛在中國電影史上是佔有顯著位置的。所以在人們的眼裡，馮小剛成了一個「無法復制的楷模」，而這種成功在於他的性格，在於他的生活閱歷、在於他的人生練達——「周旋於是非的智慧，平衡於上下的韜略，提防明槍暗箭的辛苦，承受淺薄誤解的委屈。」（註：馮小剛著《我把青春獻給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在電影創作並不疏朗的生態環境里，他打的是擦邊球；在左突右奔的生存競爭中，馮氏電影的招牌已經掛起來了，而且回頭客越來越多。
我們來仔細看看馮氏電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獨樹一幟的娛樂風格。1997年馮小剛導演的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帶給觀眾的感覺是一種久旱逢甘霖，是一種不期而至的審美愉悅，人們懷著詫異的驚喜和寬容的心態面對著新鮮而又輕松的「賀歲片」。從此以後，每年的新年檔期，人們對馮小剛的「賀歲片」有了一份期待。到目前為止，馮小剛共拍攝了八部以「賀歲」為主題的商業電影，這些影片反映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和現實聯系很緊密的，關注的多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各階層人遇到的新鮮問題，而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調侃灑脫的人生態度更是迎合了觀眾的審美需求。《甲方乙方》用幾個看似荒誕的超現實故事完成了人們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夢想，老百姓的「住房夢」、「大款夢」、「明星夢」通過甲方、乙方的契約合同輕而易舉的實現，娛樂地化解了人們心中的渴望；《不見不散》中跨越祖國和大洋，劉元對李清的浪漫愛情，半宿命的「不見不散」讓有情人終能好人好夢；《沒完沒了》奇特的故事架構，更是演繹了一場驚險的感情游戲……這其中的輕松娛樂的風格讓馮小剛的電影在人們心中的位置一路飆升。

娛樂本身是沒有錯的，對於中國的影視藝術來說，能夠學會真正的娛樂是件好事，「一個拒絕娛樂性享受，勤奮於它的嚴肅藝術文化的人，將使生活不和諧。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娛樂的享受對藝術的享受是有害的，只是不同種類的享受罷了。」（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 馮小剛選擇娛樂的方式作為自己影片的精神氣質，既符合自己的創作風格，也符合觀眾的觀賞心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馮小剛的片子，的確有它存在的獨特意義。然而關鍵是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娛樂，作為電影藝術來說，我們是不能僅僅止於樂卻不知為何而樂的，僅僅停留在感官的快意中，對於精神世界的滿足是無益的。「好的藝術以娛樂藝術所沒有的方式和程度來擴充意識，而大多數時間中的大多數人，和有些時間的所有人，都願意使他們的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得到證實和滿足，而不願擴大和變化，這說明了為什麼好的藝術不能總是流行的」。（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這也是馮小剛電影能夠得到眾多青睞的原因，正因為他的影片迎合了觀眾的心理，完成了人們對自己「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的印證和確認，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心理認同，所以人們在他的影片里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釋放了現實生活中的苦惱與壓力，這是它的積極意義。然而如果從更高的一個層面上講，卻並沒有達到「擴充人們的意識」的目的，並沒有實現對人們精神向度的指引。在《手機》中人們看到的是周旋於三個女人之間的嚴守一的倉皇和狼狽，卻看不到對倫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清晰的理解和詮釋；在《天下無賊》中，人們看到的是導演為我們設計的飛天大盜劉德華和犯罪團伙頭目葛優的精彩表演，卻沒有富於價值意義的人生提醒。盡管馮導的用意是要給大家一些思考，不再是笑一笑了事，但是影片所傳達的精神追求的確有些跑偏的跡象，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精神的缺場、審美的迷失。特別是當某些人要把馮小剛的電影當作中國電影的主流電影，並且希望這樣的主流電影再多一些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仔細思考一下其電影的精神內核了，作為觀眾喜愛的導演，他是否能夠引領人們的審美趣味？他的電影是否能擔當起主流電影的這種責任？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松面對的問題。

馮小剛自己曾經這樣說，「我覺得我骨子裡有一種幽默感，不論自己創作還是看別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劇，我都能從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劇的東西。」（註：余馨、馮小剛，《與馮小剛談不見不散》，載於《當代電影》1999年第1期46頁。） 馮小剛骨子裡的幽默感的確融化到他電影的每個細節之中，給他的作品帶來了喜劇幽默的色彩，比較沉重的主題往往通過幽默和反諷的手法被化解掉了，影片中所呈現的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情懷。然而幽默和油滑也許只是一步之隔，把握不好就會是不同的結果，過多的迴避和調侃變成了對現實的一種遮蔽和逃逸。況且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化解掉的，也並不是都需要化解掉的，我們並不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都可以處理成喜劇的，生活中是不能沒有悲傷和苦難的，而一切最真切的表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我們需要學會面對，我們需要把一些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我們需要從沉靜的思考中體會生命的厚重感。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悲劇中悲傷的觀眾可由他所感到的恐懼與哀憐來「凈化」。如果不給以宣洩的話，河流就會泛濫和沖毀堤壩。如果人要生活得合情合理，那就有必要使他充分意識到人們或多或少感覺到的情感，藝術是實現這個命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藝術不能高揚和享有智慧的尊重的地方，這種文化是病態的。」（註：F.R.李維斯和Q.D.李維斯：《小說家狄更斯》，倫敦，1970年，第236頁，轉引自《審美價值的本性》[英]H.A.梅內爾著第44—45頁。） 我們的電影里不能只傳達出一種聲音，我們的精神需求也不僅此一種，如果說這樣一種形態是中國電影今天給我們的一道主菜，那不能不說這是我們電影藝術的一種遺憾。

二、迷失：思想的匱乏，審美的困惑

讓我們環顧一下整個中國電影所呈現的氣氛和風尚：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目前很多導演或者是娛樂搞笑，把搞笑的明星當成了喜劇的主將；或者極度追求形式化的渲染和鋪陳，奢華的明星陣容、宏闊的場面設計、看似大手筆的製作，實則是形式糟蹋形式的形式主義「狂歡」，觀賞之後，留在人們腦海里的只剩下色彩的絢麗、場景的宏大，對於人的思想和心靈都沒有任何的觸動和震撼，更沒有什麼審美可言。我們現在的電影越發變得輕飄飄了，成功的商業炒作，可觀的票房收入，然而，每每影片結束，當劇院燈光亮起的剎那，留在心裡的不是一份滿足的喜悅和思索，不是良久的審美回味，在看了、笑了之後，心裡是一種「不過如此」的悵然失落，彷彿又把電影還給了創作者。只知道笑卻不知道為什麼笑，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說，還是用這種方法先把觀眾拉回電影院再說，倒真的要看看在這種情景下拉回來的是什麼樣的觀眾，接下來是繼續迎合呢還是改變打法呢？來看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國內票房平平的金雞獎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以它溫暖的人性關懷，深刻的思想內涵，打動了海那邊的日本觀眾的心，而且創造了票房佳績——3.6億日元（合2000多萬人民幣）的票房，和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演霍建起告訴我們，其發行成功是因為日本方面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備，包括市場宣傳、出版小說、請主創人員去參加首映式等等，採取了滲透式的方法在藝術院線上映，從而逐漸擴大了影響。日本能夠對這樣一部看似沒有商業價值的影片進行如此全面的商業包裝，而國內卻沒有對這樣的影片在發行上採取任何攻略。這就不是我們有沒有好影片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待影片的態度問題，是我們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樣的電影並不是觀眾不需要，但的確在今天的電影氛圍下，當我們豁達地把思考和陶冶的機會讓給別人的時候，這種電影的欣賞環境被破壞了，觀眾的審美趣味沒有得到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引導。在打打殺殺中、在娛樂搞笑中，觀眾的審美習慣已經被扭曲了，正如有些專家說的，是「審美出現滑坡了」。看來如果我們不把重心放在電影主流價值的探討，不放在觀眾的引導上，我們的電影的不景氣是不可能靠幾個「大片」就可以扭轉乾坤的。當然我們決不是以此來否定「大片」謀略，其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對所有電影都是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義的，關鍵是「大片」究竟應該「大氣」在哪些方面，這才是探討的重點。

對於一部電影而言，如果其主題思想和審美情趣淺薄曖昧、低俗頹廢、少有積極向上的價值引導和精神訴求，無論它採取了怎樣精緻的形式和技藝包裝自己，它的作品本質仍然不會有好的品格。而好的形式的運用又的確可以讓意義上升到新的美學高度，如果僅僅是形式的完美，而沒有內容上的精神追求，形式所託舉的將是一個空盪盪的靈魂，那美的層次又從何談起呢？對中國電影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缺乏市場運作的成功謀略、投資方的慷慨解囊、高科技大製作，也並不是我們的電影人沒有足夠的想像和藝術創造，而是對電影的真誠和執著，這實際上是對生活的真誠和執著的缺失。那種曾經滋養了中國電影發生發展的超拔向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在今天的電影里被遮蔽了，我們說中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是有些營養不良了。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娛樂，我們需要笑聲，但笑得要有品位，要有文化內涵，而不是什麼樣的笑都可以，什麼樣的娛樂都推舉為大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我們生活的主流文化價值是這樣一種娛樂的精神，那我們和波茲曼的預言是不是就不遠了？「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註：[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頁。）盡管聽起來有些危言聳聽，但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要思考和琢磨一番，我們的電影到底需要的是一種怎樣的精神？

三、回歸：人類心靈的守護

電影藝術的最高使命是審美地把握世界，要承載的是對人類情感的護衛、對生命意義的關照、對人類終極關懷的表達。在談到電影《鄉愁》的拍攝時，塔可夫斯基是這樣說起他的構想和開始的：「我對情節的發展、事件的串聯並沒有興趣——我覺得我的電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節。我一直都對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感興趣；對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態度的心理現象，探索其心靈世界所積淀的文化文學傳統，遠比設計情節來的自然……我的興趣在於人，因其內心自有一個天地；要准確表現這一想法，表現人類生命的意義。」（註：[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時光》，陳麗貴、李泳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9頁。）對人類共同的生存本質、生命意義和精神世界的表現和關照才是作家的真正使命。在電影中，創作者不僅要抒發對人生的感懷和社會的理想，更要表達對人類精神的追求與嚮往，對生命意義的探尋與追問。

有專家呼籲，現在人們心態浮躁、缺乏理想、「審美缺失了」。的確在「娛樂至上」、「娛樂至死」風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相應地受到了熏染，而中國的電影更是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那些只停留在追求感性的生動外觀、停留在追逐娛樂與消費的層面，不具備深邃的理性內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擔負起審美使命的。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電影藝術，它的確承載著娛樂大眾的功能，但這決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和最重要的功能，任何藝術如果只停留在感官上給人帶來刺激和快感，它就不是真的藝術。每個時代都有標領著那個時代的藝術創作潮流，或者引領中華民族審美潮流的一種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得到了發展，甚至於達到了高峰，必然基於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它必須吸納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審美成果就是哲學史層面的審美思維是否科學化。我們用這個標准來衡量一下今天的電影藝術，就可以確切地知道，它的差距到底在哪裡，如何科學地吸納我們這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將是電影走向何方的一個關鍵問題。
電影是20世紀人類訴說自己的最重要的語言方式，進入新的世紀，這種訴說方式應該是既有傳統精神的繼承又有時代脈搏的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電影首先應該是我們的電影，是應該貼著中國人精神標簽的電影。記得辜鴻銘在他的那本《中國人的精神》里是這樣說起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精神的：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流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那種意義上的情感。這種精神的傳達在我們的電影里是曾經有的，而且我們也非常珍視，這才是我們電影里所應該傳達的主流價值，它是和我們的民族精神相契合的。

今天，我們的電影在追求票房收入，這是對的，但它不應該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想著用怎樣的方式把觀眾拉回電影院時，我們更應該想到如何讓他們更長久地留在座椅上，那就必須把應該還給他們的還給他們——對於人類心靈的護衛和精神的慰藉，這才是觀眾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生命的意義。

其他相關：

http://www.lwlm.com/html/2008-08/101215.htm
民俗的影視整合及審美價值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⑹ 分析導演風格

吳宇森《喋血雙雄》，最終警察被殺手的情義打動，與之共生死。片尾白色祥和的教堂卻滿布血腥，體現吳高超的暴力美學底蘊。手機回答！見諒

⑺ 中國導演李安的電影風格

由於對李安的研究尚屬最近之事，圖書館資料完全空白，論文搜索也寥寥幾篇，但由於自己曾有意識自覺地關注過李安的電影諸如《推手》、《喜宴》、《飲食男女》這「父親三部曲」，《理智與情感》、《卧虎藏龍》和《綠巨人》，寫起來便胸有成竹，但系統地寫作還是有許多困難待解決的。

對李安電影及其導演風格的研究系最近之事，大致有以下幾條脈絡：

對李安生平與其電影中所體現的主題關系進行研究，特別是其父親的影響和赴美學習西方電影兩塊著墨不少。

對李安電影主題和風格研究，特別是對「父親三部曲」的研究，將中西碰撞以及家庭戲定位為李安的單一模式，對「父權」影響下的傳統文化探索。

對李安導演技巧的研究，對其電影表現語言的充分研究。

達成共識的、李安電影商業化傾向過重，也有人認為李安是將藝術和商業成功融合的導演。

最近許多人提到的影展導演即迎合西方人好奇而製作電影。

將李安與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比較，從中發現李安的特點。

⑻ 如果論文是寫電影風格應該寫哪些方面

同一個導演不同時期作品的風格。或者同一類作品不同導演的風格（包括同一地區的導演，比如歐美地區，不同地區的導演，比如中外）。

⑼ 徐崢導演的電影的藝術特色論文

電影文學類文章啊。你是什麼時間要？